苏东坡的不合时宜
一天酒后,苏东坡捧着肚皮,问身边的人:“你们谁知道这里面装的是些什么?”一女仆说都是诗文,东坡摇头;另一女仆说尽是机关,东坡又摇头。他的爱妾朝云回答:“是一肚皮的不合时宜。”东坡微笑颔首。难怪得到了博学才高的苏学士垂青,朝云自有其不俗之处,一句话便说到了苏东坡的骨髓里。
苏东坡少年得志,21岁进士及第,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看得主考官欧阳修赞叹不已。要不是欧阳修误以为这篇文章出自自己的学生曾巩之手,点第一名怕引起别人的猜疑,苏东坡就成了状元了。当时,欧阳修是名满天下的文坛领袖,得到了他的赞誉,苏东坡在顷刻之间名扬遐迩。
苏东坡就是头顶如此耀眼的光环登上历史舞台的。他步入仕途的路走得太顺了,不免有些义气昂扬,桀骜不驯。更要命的是他抱定读书人的良知与操守不放,不会在波涛汹涌的宦海见风使舵,更不屑那些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行径。连他也觉得自己“受性刚褊,黑白太明,难以处众”。王安石变法,他持不同政见,多有诗作讥讪。“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山中食无盐。”这是对新盐法的嘲弄;“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在半城中。”这是对青苗法的讽喻。待司马光入朝担任要职,要彻底废除新法,他又站出来反对,说新法有不少可取之处,应当“校量利害,参用所长”,不可全盘废掉。
这样不合时宜的品格与境界,注定他要在政治生涯中四处碰壁,也注定他要成为宦海中一片沉浮无助的漂萍。他的一生时起时落,但大部分的时光是在贬谪与流放中度过的。他的首次贬谪,是元丰三年(1080年)的二月,因为“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今湖北黄冈)。这一年他45岁。在黄州,他名义上是团练副使,实则受到了监视管制,不能签办公事。甚至初到黄州的时候,连住所都没有,他只能住进寺庙,和僧众一起吃饭。
精神和肉体的磨难,给了苏东坡思想上的滋润。如果说苏东坡早期的诗文大多是才情的挥洒,那么,他后期的艺术作品则是思想光华的绽放。在寒峭简陋的僧房里,在奔流不息的长江边,他冷峻地思考着历史和人生。面对时空的无限,他感觉到了自身的渺小和无奈;在追仰曹操、诸葛亮、周瑜等英雄豪杰的同时,又感悟到人生的虚幻和荒诞。在黄州,他写下了令人低徊的前后《赤壁赋》,写下了千古不朽的《赤壁怀古》,写下了凄冷肃杀的《寒食帖》……晚年的苏东坡,回首一生,不无感慨地给自己下了这样的评语:“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黄州、惠州(今广东惠阳东)、儋州(在今海南),都是他的贬谪之地。
如果苏东坡的人生之路一直如他早年一般,春风得意,一帆风顺,那么,中国文学的花园里便不会再有“淘尽千古英雄”的长江之水;不会再有“徘徊于斗牛之间”的东山之月;中国书法的长卷上,也不会再有激情充沛的寒食笔墨。
苏东坡以其切身的体会说过这样的话:“秀语出寒饿,身穷诗乃亨。”没错!仕途蹭蹬,人生坎坷,是文人的不幸,却是文学的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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