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坛》：生态危机与女性创伤：雪漠《白虎关》的隐喻书写

2023-09-11 05:39 来源：www.xuemo.cn 作者：邹淑琴莱丽古丽·艾合麦提浏览：8197034次

生态危机与女性创伤：雪漠《白虎关》的隐喻书写

邹淑琴莱丽古丽·艾合麦提

（作者单位：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摘要：雪漠的小说《白虎关》通过生态危机与女性命运的对照书写，以现代物质主义侵蚀下的西部乡村所遭际的生态危机隐喻女性命运的悲剧性，从自然与女性的双重视角，反思了西部乡村的文化封闭性，展现了雪漠对西部乡土文化的思考。

雪漠的小说创作多围绕“西部”“乡土”“农民”“大漠”等关键词，其中，小说《白虎关》在展现西部乡村女性人物悲惨命运的同时，也将小说人物形象的活动环境——白虎关的自然生态危机呈现了出来。白虎关原本是沙湾村附近大沙河的一段河床，随着河流改道直至断流，这里日渐荒凉，几乎与沙漠连成一片，最后却因“靠本事致富”的双福在这里发现金矿又热闹起来。金矿使白虎关周围的土地和人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就如小说中农民老顺所发现的：“先前的好些东西都开始变了。”① 作者在小说的女性人物塑造和乡村叙事中或明或暗、或隐或显地透露着作者对一方生态的担忧。吴琳在《美国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与实践》中认为女性压迫和自然生态破坏之间是有着相互联系的，“生态危机的解决和女性解放相关联”②。面对当前人与自然界关系恶化以及遍布全球的生态危机，她认为通过女性与自然之隐喻在压迫女性与破坏自然生态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密切联系，从而用全新的视角来探讨生态危机与女性创伤产生的文化根源。在《白虎关》中，雪漠将女性角色的塑造放置在白虎关周遭生态逐步被破坏的现实背景中，通过对女性创伤和生态危机的隐喻书写，突出表现西部偏远乡村女性的悲惨命运，也向读者呈现白虎关自然生态的日渐溃败。雪漠在《白虎关》中将女性与自然生态原始、天然的属性联系起来，一方面，借女性人物的视角来观照外在自然生态及其变迁，另一方面，则通过深挖女性人物的精神生态，来表现女性人物的苦难和自然生态所遭受的破坏，从而将生态危机与女性创伤关联起来，构成两者的隐喻关系，进而凸显西部偏远乡村生态遭遇现代化之后发生的分裂与变异。

一女性凝视：书写自然生态的另一视角

雪漠小说《白虎关》所讲述的故事发生在腾格里沙漠边缘一个叫沙湾村的地方，这里西临祁连山脉，东接大漠，在一片荒原的褶皱处生活着苦难深重的人们。沙湾村的周围净是沙漠，色彩单调而乏味，因此，雪漠在《白虎关》中并没有选择鲜活的语句来直接描写自然环境，而是通过小说中女性人物对自然生态的凝视与思考来呈现一方地域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的变迁。其中，小说人物莹儿、月儿、兰兰被塑造成离大自然最近的三个女性角色，作者通过呈现她们对自然环境的凝视来书写自然生态环境。

首先，在小说《白虎关》中，作者展现了上个世纪末西部偏远乡村依然普遍存在的“换亲”现象，这一地方民俗给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莹儿和兰兰带来了无法逃脱的苦难。小说中的莹儿和兰兰为了给自家哥哥娶亲而被父母包办婚姻分别嫁给了各自的兄长，从“清凌凌”的女儿变成了“浑浊”的媳妇，开始了悲剧的婚姻生活。雪漠在小说《白虎关》中安排了大量莹儿在大漠中排解情绪的情节，突出表现了大自然对一个苦命女人的慰藉。莹儿与小叔子灵官因大自然而结缘，他们一起在大漠欣赏落日的恢弘，一起被沙生植物发达的根系所感动，一起在荒凉的自然环境中感慨生活的无趣，在对大自然的别样领悟中，莹儿和灵官产生了爱情。后来灵官出走，留给莹儿无限思念时，莹儿又时常走进大漠遥望沙海，或者仰望星空，远眺落日，借自然的生机或萧条来激发出许多感慨，从而排解内心的思念。而且，莹儿在面对沙洼里窜来窜去的老鼠时，也不觉得害怕，反而觉得这些生灵俏皮可爱，突出表现了莹儿与大自然的亲近之感。在莹儿的视角下，大自然仿佛是一位温柔的母亲，在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中，莹儿的生命意识被唤起。中国文人不乏对理想生存空间的设想，小说中的莹儿虽然在家庭生活中饱受磨难，但是在大自然的疗愈下又能恢复活力，因此在已经成为母亲的莹儿看来，理想的生活就是自己能与孩子盼盼一起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不再被当作一个物件任家人摆布。而人与自然的理想关系就是和谐相处，就是乡民在农闲时结伴去沙漠里采黄毛柴籽补贴家用，而不是与自然为敌去肆意砍伐沙生植物和抽取地下水。

其次，雪漠在《白虎关》中塑造的另一位女性角色兰兰，在她眼里大自然同样是能给予自己心灵以慰藉与指引的所在。兰兰为了给哥哥憨头娶亲自愿去白家换亲，放弃青梅竹马的恋人花球嫁给了恶习缠身的白福，丈夫白福又为了能生养儿子，把乖巧懂事的女儿引弟哄骗到沙湾，最后被冻死在大漠里。在生活中屡遭不幸的兰兰总喜欢去大沙河，在干涸的河边回忆“那时的大沙河还有水，有草，有清亮的石子”③。那时的大沙河就像青春动人的兰兰一样，富有勃勃生机。而如今兰兰遭遇了婚姻的不幸再次来到故乡的大沙河时发现不仅自己变了，大沙河也变了：“水没了，草死了，树少了。”④尽管少时的大沙河已不复存在，但沙枣树却像一个慈祥的长者，在贫瘠的土地上支棱起几片残叶等待着她，教给她活下去的“诀窍”，正如她眼中顽强的沙枣：“这沙枣，不像别的树那样娇气，根扎深一些，叶缩小小些，节俭着水分，就活下来了。”⑤早年，沙枣树的果子解了兰兰的饥饿，如今，沙枣树的花香又一次温暖了兰兰受伤的心，启发她在苦难中再把根扎深一点，活下去。在兰兰的视角下，大自然不仅给人们以物质的滋养，还给予精神上的鼓舞，就像大沙河畔的沙枣树与当下的自己有许多相似之处，粗糙的表皮，带刺的枝干，坚韧的品格，顽强的生命力。兰兰看透白福的真面目后没有因为父母的劝说和婆家的威胁而打消离婚的念头，也没有因为惧怕村里人的指指点点而选择妥协让步，而是选择靠自己挣出一条路来，尽管这条路最后将她带入空门。在兰兰对大沙河与沙枣树的凝视过程中，受伤害的女人和被破坏的自然环境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映衬的关系，引发读者思考造成女性悲剧命运与生态危机的根源是否具有同一性。

最后，被诸多读者认为塑造的最出彩的女性角色月儿眼里，沙湾村的自然环境是萧条破败的，她想离开这里去往大城市。小说中，月儿是一个青春靓丽、个性鲜活的女子，对村子外面的世界充满渴望与憧憬，但浩瀚的大漠和绵延的祁连山挡住了她追求理想的去路。月儿为了能去大城市参加花儿演唱比赛，从而能找机会留在城里，就跟莹儿学唱花儿。但是月儿始终唱不出天籁般的花儿，在莹儿看来这其中的根由是月儿对大自然的冷漠，是月儿心中缺失了对大自然的热爱。因为从月儿的视角观察大自然会发现大漠是荒芜的，村落是丑陋和凄惨的，麦草垛和刨食的鸡是索然无味的，目光所及都毫无生气可言，大自然像一个牢笼一样困住她追求梦想的脚步。当月儿和莹儿一同在沙丘上唱花儿时，面对同样的自然之景，却生出不同的情感，莹儿感慨大自然见证了她的爱情时，月儿却悻悻地说：“瞧，这就是家乡。”⑥她嫌弃家乡的贫瘠和闭塞，一心想要褪去自己身上黄土的底色。多年以后，尽管大漠依然荒凉，沙湾村依然贫瘠，但是，当月儿从城市带着身心的伤痛回来之时，这片土地依然如母亲般接纳了她，给予她理解与安慰，最后，身染梅毒的她选择在大漠自焚，被她漠视的大自然依然接纳了她病入膏肓的生命。

在小说《白虎关》中，雪漠巧妙地安排了三个女性角色，借她们的眼和心去看去感悟大自然，通过女性角色的视角来观照外在的自然生态。在叙述三个女人不同的悲惨命运时，大自然也伴随着她们鲜活生命的凋零而一起凋零。傅修延在《讲故事的奥秘：文学叙事论》中说“叙述中体现人格特征的主要手段只能和生活中一样，展示人物的行动，让读者从中获得人格特征”⑦。小说中的这三个典型女性角色，她们要么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倾诉衷肠，要么在大自然中寻找慰藉和生存下去的力量，甚至将大自然当成自己的“葬身之地”，这一系列行动都凸显出这三个女性人物亲近大自然的人格特征。雪漠在小说的自然书写中融入了自己的生态观和生态意识，使得其叙事策略和方法都带有生态元素，以女性人物的生存状态与自然环境的变迁为主线展开，不仅表现了大自然引发的哲思，也体现了作者对人、对自然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

二苦难与危机：女性与自然境遇的相似性

女性人物——莹儿、兰兰、月儿——是小说《白虎关》中一条重要的线索，牵引出白虎关生态环境的变迁以及生态危机的日益恶化。作品中大漠与山峦绵延出广阔西部的宏伟叙事背景，生之艰辛、死之无奈的生活，在呈现西部乡村女性生存困境的同时，也凸显出白虎关周围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

首先，小说中的女性角色莹儿被作者塑造成了一个离大自然最近的人，在小说的叙事过程中，作者将她的苦难安排在自然生态变迁的背景之下，突出表现女性角色与自然生态的联系以及某些相似的特征。莹儿的丈夫憨头因肝癌去世以后，她本想继续待在婆家养育自己的儿子，但是婆家和娘家又开始打这个丧夫女子的主意。为了保住儿子憨头的唯一血脉和解决家里老二的娶妻问题，婆家要求莹儿改嫁小叔子猛子，老实本分的农民老顺也惊喜地说这个办法“能省下一疙瘩钱呢！”⑧而莹儿的娘家人也为了给嗜赌成性、殴打兰兰、杀死女儿的哥哥白福再定一门亲事，也对莹儿软硬兼施，为了让莹儿嫁给在白虎关淘金发财的屠户赵三，莹儿的父母竟无视媒人徐麻子强暴她。在娘家人眼里，心地纯良、勤劳能干的莹儿远没有丧尽天良的儿子重要，亲生父母无视她的痛苦，就如白福无视自己亲生女儿引弟的性命，她们姑侄的命运何其相似。在一次娘家人设计逼迫莹儿的饭局里，她终于明白无论是看似好心的公公婆婆还是生养自己的亲生父母，都只是把她当作一个给儿子讨媳妇的工具而已，所以她逃出来了，但她又不知道逃向哪里，最后只能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大自然回应她以一场大雨。在那干旱少雨的西部农村，一场大自然的甘霖，洗刷了莹儿所有委屈与痛楚，也洗出了她不一样的心肠——为自己的命运搏一回，那场大雨也浇灌出一个农村女性的自我主体意识，那是大自然所富有的特殊力量，尽管她想要的命运依然是安安稳稳地把儿子拉扯大，还没有醒悟到要逃离或反抗这苦难的命运。于是，莹儿不再靠娘家和婆家过活，而是牵上骆驼深入大漠，去盐池驮盐给自己挣“赎身钱”——给哥哥娶亲的钱，想通过自己的劳动换得一份“安稳守寡”的自由。在穿过大漠前往盐湖的途中，莹儿和兰兰不仅和豺狗子进行了生死较量，也亲眼目睹了大自然所遭遇的创伤。儿时的草场只剩下被牛羊啃食殆尽的草根裸露在地表，到处可见羊或者骆驼触目惊心的残骸，以前辽阔的盐湖因为上游修建水库导致流进的水量变少而面积大减，各种挖盐的井架耸立在盐湖边上，仿佛湖边站了一排排“侵略者”。尽管莹儿想在盐湖挣得赎身钱的努力最后还是在盐场男性工人的搅和下以失败告终，但是被大自然唤醒的灵魂怎甘于被苦难摆布，莹儿最终在与赵屠户结婚的那天选择吞食鸦片结束自己的生命，以示自己对无情命运的最后抗争。濒临干涸的盐湖不能再像过去一样馈赠给莹儿和兰兰们以丰富的资源，再也不能帮助她们暂避悲惨的命运。作者将莹儿的苦难和盐湖周遭生态环境的恶化结合起来，凸出表现女性人物的苦难和自然生态所遭受的戕害，从而将女性的命运和自然生态的命运关联起来，体现女性与自然的相似处境。

其次，一心向往外面大城市的月儿却在城里经历了一生最大的痛苦。曾经有水、有草、有树的白虎关，随着金矿的开发，吸引来了不少城里来的新事物，投机者、发廊妹、淘金者等来自城市的“新鲜事物”像一股旋风一样刮进白虎关，彻底改变了这个地方，其中变化最大的是这里的人和自然生态。因为挖金矿需要用树枝编扎木笼以防沙窝坍塌，白虎关周围的红柳、黄毛柴、梭梭、榆树等植物被大肆砍伐。为了方便挖矿，掘金者抽出地下水，导致地下水位下降，农田的灌溉成了问题。为了谋取暴利，投机者将更多的青壮年劳动力“诱拐”至白虎关当“沙娃”，去替淘金者以身犯险，致死时被胡乱给点钱打发，造成土地无人耕种而荒芜。同样，跟随投机者一起来到白虎关的不止挖矿的机器，还有腐蚀当地年轻人的歌舞厅、发廊等。年轻美丽的月儿原本以为在这片“新天地”里可以找到与之前不同的人生，但不幸的命运并没有放过她。她眼睁睁地看着本来就不怎么葱郁的村庄和田野变得更加荒芜，取而代之的是热闹非凡的灯红酒绿，繁华热闹过后，年轻美丽的月儿被外地来的淘金者欺骗，身染梅毒，改命的希望彻底幻灭。亲身经历白虎关所有变化的月儿虽然后来嫁给了彼此相爱的猛子，拥有了短暂的幸福时光，但那来自“外面世界”的伤害却不能痊愈，就像“外面世界”给白虎关的自然生态造成的伤害一样，荒芜的土地成为田鼠的乐园，沙漠逼近狭窄的村庄，人们眼看着耕地退化成荒漠却无动于衷。

莹儿和月儿，小说中这两个以死亡为结局的女性角色，尽管她们对大自然的感触不同，一个亲近一个疏离，一个求存一个求死。莹儿在大自然中感受到了生命的力量，使她重燃了生命的希望，同时，她也为大自然受到的破坏感到惋惜与痛心。而月儿却冷眼看着自然生态发生的变化，对自然的危机持一种漠视的态度，她不关心土地是否荒芜，不在意一点一点消失的沙生植物，认为只有繁华的世界才是值得追求的，只有大城市才是自己的最终归宿。可现实总是残酷的，因“城市梦”而遍体鳞伤的月儿最后也选择在沙湾村边的大漠自焚，在大自然的怀抱里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两位典型的女性角色的最终结局都是主动结束自己的生命，暗含着自然危机的结局也将是一种毁灭，不仅表现了作者对西北农村女性生存处境的同情和关怀，也表现出作者对西部大地生态危机的担忧。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作者找不到西部偏远乡村女性逃脱苦难的途径，也寻不到解决当地生态危机的有效方法，唯以角色的死亡来表达一种绝望和愤懑。正如她们两个想要努力改变命运却以失败告终时，作者借莹儿之口表达了对女性角色的苦难和自然生态的危机无法终结的遗憾：

那起伏着孕育了无穷神秘的大漠呀，那和煦的夹着熟悉气味的漠风呀，那局促低矮而又美丽无比的村舍呀，那扭曲着身子却又充满无限生机的沙枣树呀，别了！⑨

尽管她们像大自然一样孕育过生命，饱经沧桑却也尚存勃勃生机，但在闭塞的地域环境和以男权思想为中心的伦理观念的限制下，依然无法逃脱悲剧的命运，无法改变自身的他者地位，只能寻求死亡以示反抗。

三小说中女性角色与自然生态的隐喻

乔治·莱考夫和马克·约翰逊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对隐喻做出的解释是：“隐喻的本质就是通过另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当前的事物。”⑩他们认为隐喻不再是一种单一的语言学问题，它更重要的是人类对世界万物现象的一种认知和思维方式，更进一步说，隐喻这一语言现象背后有深层次的文化根源。由此，小说《白虎关》中的女性人物与自然生态之间建立了的隐喻关系，作者不仅将女性角色的生命体验与自然环境的细微变化融合在一起，凸显女性角色在叙事中的隐喻意义，借此向读者呈现各类生态创伤和环境危机，由此表达作者对生态现实的反思，也通过自然生态危机的严峻性来凸显西部偏远地区女性社会地位的不平等问题，从而反思这一闭塞地域的文化对人们认知和思维方式的影响。

“一个完整的隐喻往往是由‘本体’和‘喻体’构成。”那么一个完整的隐喻当中，“本体”和“喻体”之间又是如何建立联系的呢？很明显，这二者之间联系的根据是其相似性，即隐喻话语中“构成隐喻的基础被称作‘喻底’（ground） ”。因此，在通常情况下隐喻要包括“本体”“喻体”“喻底”这三个要素，“本体”指要被比喻和说明的事物，“喻体”指可以被用来比喻“本体”的“他物”，“喻底”是“本体”与“喻体”之间存在的相似性，并且“喻底”是隐喻关系得以成立的基础，而隐喻使用者的思维与认知方式影响和决定隐喻话语的使用。但是在《白虎关》的小说叙事中，女性人物和作为生态环境的自然是互为“本体”与“喻体”的，可以说是“女性化的自然”和“自然化的女性”，作者借二者之间的相似性，不仅说明女性人物所面临的生存困境，还要说明自然生态所遭遇的危机。而小说中女性人物与自然之间的相似性主要包括两个大方面，其一是两者的生理或物理特征，其二是两者的社会属性或社会地位，如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位置，以及自然生态在人们观念意识中的属性。总之，女性与自然生态的相似性源于地域文化和生活实践的经验，这两者之间的相似性建立了小说中女性人物和自然生态之间的隐喻关系，具有丰富的隐喻意义。

首先，小说《白虎关》中作者用女性人物来隐喻自然生态时——女性化的自然，以自然生态为本体、女性为喻体，以女性与自然生态之间的相似性为“喻底”，就是联想到女性的生理特征与大自然具有相似性，并且关注到女性与自然生态的生养功能，使得自然被赋予女性化的特征。当作者用“母亲”这个角色隐喻“自然生态”时，就把“母亲”这个角色投射到“自然生态”这个概念中，赋予自然或大地以女性性别。小说中的莹儿就是一个典型的母亲角色，她给儿子取名“盼盼”，因为孩子是她惨淡生活中的唯一盼头，作者通过书写一个母亲的苦难来让读者更深入地体会自然生态的溃败，从而引起强烈的感情共鸣。“母亲”这一角色就像一个供养者，母亲用乳汁哺育孩子成长，等孩子长大，母亲又要承担起养育与教育的责任，而大自然在人们的观念中也像一个伟大的母亲，如人们常说“大地母亲”“母亲河”“地球母亲”等。在雪漠的小说《白虎关》中，大自然就像母亲一样提供给人类生存的各种必要资源，就连寸草不生的大漠，也能挖出一口井来供牧民和牛羊饮用，长出黄毛柴、芨芨草等植物供乡民补贴家用，养出狼、鹰、狐狸、黄羊、骆驼等动物与人们为伴。但作为大自然儿女的人类却很难以平等和谐的观念对待自然生态，在人类一味地索取与掠夺中，自然生态变得千疮百孔，而自然作为人类的“母亲”却在痛苦中默不作声，表现出母亲的隐忍与博爱。小说《白虎关》中女性化的自然主要通过展现女性作为母亲的正面形象来赞美自然生态对人们生活的贡献，自然生态作为活的有机体、养育者母亲，她给予万物以生命，并不求回报地养育和守护万物。

其次，在《白虎关》中作者用自然生态隐喻女性人物时——自然化的女性，是认识到小说中自然生态与女性都受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戕害，而自然生态和女性遭遇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二者在人们思想观念中的位置，即人们如何看待自然生态与女性在现实世界中的存在方式和意义。在利益的驱使下，淘金者和投机者不仅在上游修建堤坝、抽取地下水导致耕地退化，还肆意砍伐本就稀有的树木，严重危害了白虎关一带的自然生态环境。而在父权制社会中，在乡村传统伦理思想的束缚下，女性在婚姻上没有自主选择权，甚至在生存方式方面也没有发言权。在闭塞的村庄里，像莹儿和兰兰这种为了给自家兄弟解决婚姻问题而被父母用来“换亲”的悲剧屡见不鲜，女性因其生理和心理特征成为一个家庭“养儿引孙”的工具。在父系社会中，人类热衷于征服、占有和压迫大自然，就像小说中父亲、兄弟对母亲、姐妹的压榨与索取一样，将自然生态与女性当作自我实现的背景与资源，这就导致了家庭和社会对女性和自然生态的压迫与掠夺，以及女性的从属地位。但作者并没有将女性的苦难简单地归咎于父权或男权思想，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将自然生态和女性的危机与苦难都指向了自然生态与女性在人们价值观念中的位置，从而表达出生态危机和女性苦难的根源就是人们不能正确认识自然生态与女性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忽略了二者的主体性。在小说《白虎关》的尾声，莹儿的爹妈为了给儿子白福二次娶亲，强迫先前已经为白福换过一次亲的莹儿在丧夫后再嫁给丑陋粗鄙的暴发户赵三。作者在呈现这段情节时将父母兄弟包办的这场婚姻比作柏木打造的棺材，虽然华丽却是人间地狱，莹儿吞下鸦片后发问：“为什么我爱鲜花，却没人送我春天？”春天和鲜花是美好大自然的象征，渴望在自然生态中自由生长的女性却因世俗的种种枷锁而枯萎。

雪漠的《白虎关》描绘了世纪之交中国西部农民真实的生活图景。从传统走向现代是 20 世纪中国社会不可逆转的进程，当作者写到日益觉醒的乡民，如为了阻止淘金者偷伐红柳而日夜值守在红柳墩旁边的老猎人孟八爷、为了追寻另一种“活法”而出走的灵官等，除了欣喜，更多的是担忧与反思——如何应对现代生活中粗鄙、恶俗的价值观所造成的人文生态的恶化。《白虎关》中无论是女性化的自然还是自然化的女性，作者都不只是简单地描摹西部农村的风景画，更是书写了现代生活进入偏远闭塞的西部农村之后令人心痛的景象，但“在新的价值体系建立过程中，阵痛是不可避免的，是必然要发生的”􀃊􀁉􀁖。而在这时代的阵痛里首当其冲的是最为脆弱的女性和自然生态。

雪漠在《白虎关》的后记中说：“人类正复仇般地作践地球。”􀃊􀁉􀁗正是出于这种独特的生命体验与感悟，作者将创作目光聚焦在了同样被“作践”的女性与自然生态之上，利用二者现实处境的相似性来批判和反思悲剧产生的根源。在作者雪漠看来，莹儿、月儿、兰兰等女性没有走出命运的困境，其主要原因是缺乏主体意识。作者在小说后记中说：“她（莹儿）之所以没有走出命运，就在于她的心仍是一片黑暗，灵官给她带来的那点光，很快就被黑暗淹没了。”􀃊􀁉􀁘尽管她们一度有过自我意识的觉醒，但只是局限在沉默与妥协之间，如兰兰选择隐身金刚亥母洞，莹儿和月儿则选择默默死去。她们的主体意识是不健全的，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乡村传统伦理思想长期束缚着她们，另外，与外部世界的长期隔绝与疏远，使得西部乡村女性不能全面而又正确地认识自身的价值，因而无法建构起强有力的自我主体意识，她们总是从父母、兄弟姐妹、男人等他者身上寻求自我实现，把当一个好母亲、好媳妇、好女儿作为自己的最高追求，导致她们被当成工具时也不知如何反抗。总而言之，《白虎关》中的女性人物在历史文化的阴影里必然会遭受群体性的摧残和挤压，不能自己“发光”的女性要么在黑暗中沉默，要么在黑暗中死亡。而自然生态之所以遭到严重的破坏，也是因为封闭、原始的西部乡村所特有的文化土壤。当白虎关因上游修建水库而裸露出地表时，投机者双福就瞅准这里会有金矿，因为白虎关上游的双龙沟就有不少人发了财。已经在城市赚得盆满钵满的双福并没有习得城市中的“文明”而变成一个有现代意识的人，依然目光短浅、心胸狭隘，因此暴发户双福并没有有效地开发本地矿产资源来造福乡民，而是低价收购农田，并且砍伐红柳、梭梭和榆树，造成白虎关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从而导致耕地被破坏，沙湾村的乡民也比以往更加贫困。无论是走出去见过世面的双福，还是留守在乡村的乡民，都还没有形成先进的生态观念，仍把自然生态当作一个可以肆意掠夺的对象，故而资源的优势演变为一场生态危机，打破了以往平静的日子。

对于女性化的自然和自然化的女性，雪漠在《白虎关》中都没有回答二者如何能摆脱被动的、被控制的、被奴役的命运的问题，只是让幸存的兰兰遁入空门，借老猎人孟八爷之口感慨生态环境的恶化，意味深长地暗示生态危机的拯救之道——改变人的“心”，而这又显得缥缈且难以实现。尽管作者在小说中书写母亲、妻子以及姊妹的苦难，试图用女性角色的苦难唤起人们对“心”的思考，从而改变每个人的“心”，即改变人们对自然生态和女性价值与意义的认识，正视女性和自然生态所面临的困境，重新定义和建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这一切都显得苍白无力，这也暗喻了如果女性和自然在乡村社会传统观念中的地位以及人们对这两者的态度得不到修正，危机和苦难都将无解。正如白虎关的大漠、河流、土地与人们生存方式被人与自然之间新的作用形式所改变一样，人们对生态、生命、女性等社会实在与宇宙实在的认知也在发生改变。“有机隐喻的力量源于其整合社会实在与宇宙实在的理论结构。”􀃊􀁉􀁙生活在西部闭塞乡村的女性在生存与精神上遭受的困境喻示着自然生态的各种遭际，从而突出人们所面临的生存和生态的双重压力，而女性与自然之间的隐喻则给我们一种希望，那就是重新以现代的观念去审视和定义女性与自然在社会与宇宙中的位置，让人们加深对生命的理解与思考。同时，这二者之间的隐喻关系对广大读者进一步理解自然生态危机产生的根由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以引导人们对生态环境有更多关注与思考。

注释：

④⑤⑥⑧⑨13、14、15、16雪漠：《白虎关》，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1 页，第 18 页，第 18 页，第 18 页，第 53 页，第81页，第543页，第478页，第583页，第562页，第5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