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姆·奥布莱恩：士兵的重负

2020-12-19 09:19 来源：www.xuemo.cn 作者：蒂姆·奥布莱恩浏览：22843423次

蒂姆·奥布莱恩：士兵的重负

吉米·克罗斯中尉带着一位名叫马莎的姑娘的来信，她是新泽西州芒特塞巴斯蒂昂学院三年级学生。这些信并不是情书，但克罗斯中尉却始终把它们当做情书，所以，他把这些信件折好，用塑料布包上，一直珍藏在背囊的底层。下午晚些时候，一天的行军停了下来，他总是先挖好散兵坑，然后用水壶里的水洗洗手，接着小心翼翼地把那些信打开，用手指尖捏着信，借着最后一缕余晖在浏览中想入非非。他总是想象他们在新罕布什尔州怀特山中搞几次浪漫的野营。有时，他会用舌头舔舔信封的封口，因为他知道马莎是用舌头舔封口把信封上的。说到底，他想要马莎像他爱她那样地爱他。遗憾的是，这些信的内容大多是唠家常，至于爱情，无迹可寻。他几乎毫不怀疑马莎是处女。她在芒特塞巴斯蒂昂学院主修英文，她在信中令人愉快地谈到她的教授、室友和期中考试，还谈到她对英国诗人乔叟的敬仰和对英国女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爱慕。她常常引用诗句，但从不提这场战争，只是说，吉米，多保重。这些信有十盎司重，每封信的结尾都署有“爱你的马莎”，但是，克罗斯中尉明白这句“爱你的”仅仅是一种署名方式，而不是像他有的时候所希望的那样。黄昏时分，他又小心翼翼地将这些信件放回背囊。他似乎有点儿神不守舍，可还是慢慢地站了起来，因为他要到士兵中去巡视，要检查警戒区的情况，然后，在天完全黑下来时，他才回到自己的散兵坑里，仰望星空，探求这样一个疑团：马莎可曾品尝过伊甸园的禁果？

他们携带的东西主要是必需品。在这些必需品或准必需品中，有P38罐头起子、小刀、燃料片、手表、身份识别牌、驱蚊剂、口香糖、糖块、香烟、盐片、急救包、打火机、火柴、针线包、军用付款凭证、C口粮（C口粮(Crations)，美国军队地面部队的一种听装日用口粮。通常每份有一听基本主食、一听水果、一小袋点心、一小袋可可粉、糖、奶油粉、咖啡、一小包香烟、两块口香糖和手纸。）和两三壶水。加在一起，这些东西重十五到二十磅之间——这要看每个人的消费习惯和新陈代谢的速度。亨利·多宾斯个头儿大，他带的口粮就多；他还特别喜欢在称为“甜姐儿”的蛋糕上面抹果酱，所以，他还带了桃子果酱。戴夫·詹森很讲究野外卫生，他带着牙刷、洁牙线和他在澳大利亚悉尼休假时私下拿的几片小香皂。特德·拉文德胆小，一直带着镇静剂，直到四月中旬的一天，他在申溪村外，被子弹击中头部。所谓必需，也是标准作业程序所要求的：他们所有的人戴着有内衬和伪装套的钢盔——五磅重。他们带着标准的作战服，但很少有人带内衣。他们脚上穿着丛林靴子——二点一磅重——而且，戴夫·詹森带了三双袜子和一盒肖勒医生牌的足药粉，以防战壕足。特德·拉文德阵亡前一直带着六七盎司的上乘毒品，这也是他的必需品。米切尔·桑德斯，无线电报话员,带些避孕套。诺曼·鲍克带着一个日记本。拉特·基利带着漫画书。基奥瓦，一位虔诚的浸礼会教徒，带着一本他父亲送给他的有插图的《圣经》，这位老父亲在俄克拉何马州俄克拉何马城的主日学校教书。而基奥瓦，为了防止厄运，还带上了他奶奶的“不要相信白人”的嘱咐和他爷爷狩猎时用过的轻便斧。必需决定一切——由于陆地埋有地雷并设有陷阱，所以，标准作业程序要求每个人要穿一件尼龙铠甲防弹马甲——重六点七磅。热天，马甲显得沉多了。因为谁都有可能突然死去，所以，每个人至少带一个大的压缩绷带，通常放在钢盔的帽檐里，容易拿到。由于晚上气温低，加上雨季潮湿，每个人都要带一个绿色的塑料披风，可用作雨衣或铺地布或临时帐篷。由于加了内衬，这个披风差不多有两磅重，但每一盎司重都是值得的。例如，四月份，特德·拉文德被打死时，他们就是用他的披风把他包起来，抬着他走过稻田地，然后，把他抬上直升机运走的。

他们被称为步兵。

带东西意味着负重，就像吉米·克罗斯中尉带着对马莎的爱跋山涉水。hump这个英文词，作为不及物动词时，是“行走或行军”的意思，但是，作为“负重”的意思时，就不再是不及物动词了。

几乎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珍爱的照片。在克罗斯中尉的钱包里，有两张马莎的照片。第一张是柯达彩照，上面写着“爱你的马莎”，而克罗斯心里对这句话的含义非常清楚。她靠着一堵砖墙站着。她的眼睛是自然的灰色，她目不转睛地看着照相机，双唇微微张开。夜里，克罗斯中尉有时会琢磨到底是谁给她照的这张照片，因为他知道她有几个男朋友，因为他非常爱她，而且他看到了拍照者映在砖墙上的身影。第二张照片是从芒特塞巴斯蒂昂学院一九六八年年刊上剪下来的。那是一张动态照——女子排球赛——马莎的身体与地面平行，双手伸出，焦点对准了她的掌心，没有说话，呈现出坦诚和竞争表情。脸上看不到汗水。她穿着白色运动短裤。她的双腿，他认为，几乎完全是处女的腿，干爽洁净，左膝屈曲，仅有一百多磅的身体重心落在上面。克罗斯中尉记得曾经触摸过她的左膝。一个黑暗的剧院，他记得，电影的名字是《邦尼和克莱德》，马莎穿着粗花呢短裙，当电影演到最后情节时，克罗斯触摸到她的膝盖，马莎转过身来，用一种遗憾、庄重的方式看着他，使他马上把手拿了回去。但是，他将永远记得触摸到她的粗花呢短裙和短裙下面膝盖的感觉和电影中杀死邦尼和克莱德的枪声，多么令人不安、多么迟缓、多么压抑。他记得曾在宿舍门口与她吻别，他想，那个时候，他本应该更勇敢一点，把她抱到楼上她的房间里，把她绑在床上，一整夜触摸她的左膝——他本应该冒这个险。每次看到这些照片时，他都会想起一些他过去本该做却没能做的新事情……他们带的东西部分是由他们的军衔、部分是由他们的野战专业所规定的。

作为一名中尉排长，吉米·克罗斯带着罗盘、地图、密码本和一把点四五口径的手枪，上满子弹重二点九磅。他带着一个频闪闪光灯，还带着对他的士兵生命负有的责任。

作为无线电报话员，米切尔·桑德斯带着PRC25型无线电接收/发射机，俗称“杀手”，带电池重二十六磅。

作为战地卫生员，拉特·基利带着一个帆布包，里面装满了吗啡、血浆、疟疾药片、外科胶布、连环漫画以及战地卫生员必须带的所有东西，包括M&M的产品，用于一些特别难对付的伤口，总重约二十磅。

作为机枪手，大个头的亨利·多宾斯携带着一挺M60机关枪，不装子弹时重二十三磅，但是，几乎总是装满子弹的。此外，他还在胸前和肩上挂着十到十五磅的子弹袋。

作为一等兵或者四级士兵，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普通步兵，携带M16气动攻击步枪。这种武器不装子弹重七点五磅，装上二十发满仓的弹夹时重八点二磅。根据诸多因素，如地形地貌和心理状态，这些步兵携带十二到二十个弹夹，通常装在布子弹袋里，至少又增加八点四磅，最多可增加十四磅。如果有的话，他们还要带M16步枪的保养工具——通条、钢刷、枪膛刷和枪油（一种由亚麻籽油、葵花籽油和杏仁籽油合成用来擦枪的油。）——所有这些约一磅重。这些步兵中，一些人携带M79手榴弹发射器，不装弹药重五点九磅，可以说是一种轻武器，只是弹药重，一枚手榴弹重十盎司，通常要携带二十五枚。但是，胆子小的特德·拉文德在申溪村外被打死时，却带了三十四枚，他也是被过量的负重压倒的，弹药二十余磅，加上防弹衣、钢盔、口粮、水、卫生纸、镇静剂等其他所有东西以及那种无可估量的恐惧。他死得也沉重，没有扭动，没有翻腾。基奥瓦，目睹了事情的经过，他就像看一块落下的岩石、沙袋或类似的东西那样——砰，倒下——不像电影演的那样，被打死的人还四处打滚，任意地旋来转去，然后大头朝下地倒下——不像那样，基奥瓦说，那个可怜的家伙只是直挺挺地倒下了。砰，倒下。其他什么也没有。那是四月中旬的一个晴朗的早晨。克罗斯中尉内心很痛苦，他责怪自己。他们拿下拉文德身上的水壶和弹药，还有所有沉重的东西。拉特·基利下了定论，那个家伙死了，米切尔·桑德斯用他的无线电向上级报告一名美国士兵阵亡，请求派一架直升机来。然后，他们用死者的披风把他包了起来，抬到一块干爽的稻田地里。在采取了安全措施后，大家都坐了下来，吸着死者留下的毒品，直到直升机来。克罗斯中尉一人独处。他仿佛看到了马莎那年轻光洁的脸，他在想他爱马莎胜过一切，胜过他的士兵，因为他深爱马莎，无法停止想念……直升机来了，他们把拉文德抬了上去。随后，他们烧了申溪村。他们一直走到傍晚，然后挖散兵坑。那天晚上，基奥瓦不停地在说你怎么就非得去那儿，事情发生得怎么就那么快，那个可怜的家伙怎么就像大块混凝土一样掉下来。他说，砰，倒下——像水泥一样。除了三种标准的武器——M60、M16和M79——他们还带着任何能当武器用的东西或者任何适用于作为一种杀人或保持自己生存工具的东西。他们有什么带什么。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情况下，他们携带美制M14自动步枪和M15科尔特自动步枪；瑞典制造的冲锋枪和速射自动手枪；缴获的苏制AK47自动步枪、中国制造的武器、便携式反坦克火箭筒和苏制西蒙诺夫卡宾枪；黑市上贩卖的以色列制造的乌齐冲锋枪；美制点三八口径的史密斯韦森手枪、六十六毫米的反坦克火箭、机关枪、消音器、包革金属棒、刺刀和C4塑料炸药。李·斯特伦克带着一个弹弓，他说这是最后诉诸的一种武器。米切尔·桑德斯带着指节铜套一种打人武器，套在指节上，握拳时铜套向外。。基奥瓦带着他爷爷的薄缘轻便斧。每三四个人带一枚克莱莫杀伤地雷一种爆炸时产生方向性扇形面杀伤碎片的地雷，用于杀伤地面人员。——加上引火装置重三点五磅。他们都携带碎片杀伤手榴弹——一枚重十四盎司。他们都至少带一枚M18彩色烟幕弹——重二十四盎司。一些人带着催泪毒气弹或称催泪弹，一些人则带着白磷弹。他们带上所有能带的东西，不仅如此，他们还带着一些东西，包括一种对事物可怕能量的无声恐惧。在四月的第一个星期里，拉文德死前，吉米·克罗斯中尉收到马莎寄来的一个好运气护身符。它是一个普通的小鹅卵石，椭圆形，像个微型鸡蛋，摸上去很光滑，呈奶白色，带有橙色和紫色的斑点，至多有一盎司重。在随寄的信中，马莎写到她是在泽西海岸线发现的这块卵石，确切的地点是在海水涨潮时陆地接触到潮水的地方。在那里，海水和陆地上的东西亦合亦离。正是这个又合又离的特征才驱使她拾起这块卵石，并把它放在胸前的口袋里藏了好几天。她没有感到胸前口袋里的卵石有一点点重量，然后，她用航空邮件寄给了他，作为她向他表露的最真实情感的一个信物。克罗斯中尉觉得这很浪漫。但是，他很想知道她真实的情感究竟是什么。而且，她说的结合又分离意味着什么。他很想知道在泽西海岸的那个下午，当马莎看到那块卵石，弯腰把它从地质构造中拯救出来时，海潮浪涌是怎样的情形。他想到了赤脚。马莎是位诗人，具有诗人的感情，她的脚是棕色的，什么装饰也没有，没有涂趾甲油；她的眼睛像三月的海洋冷漠灰暗。尽管伤感，可他还是很想知道那天下午谁和她一直在一起。他想象一对身影沿着狭长的沙滩移动，在那里，物体又聚又离。那是幻觉的嫉妒，他知道，可是他情不自禁。他非常爱她。行军中，在四月初炎热的日子里，他嘴里含着那块卵石，用舌头来回翻弄着，品尝着海水的咸味和潮气。他的思绪在游荡，他很难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在战争上。有时，他向他的士兵喊叫，让他们纵队展开，让他们睁大眼睛，可随后，他自己却不知不觉地做起了白日梦，就像真的那样，他和马莎都光着脚，沿着泽西海岸行走，什么也没有带。他感到自己心旌摇曳。太阳、海浪、微风、所有的爱和愉快……他们的负重还由任务决定。

如果在山区执行任务，他们要带蚊帐、大砍刀、帆布帐篷和大量人工合成的饮料。

如果任务似乎特别危险或在一个他们认为不好的地方，他们就带上所有能带的东西。在某些地雷遍布的作战区，到处都是脚趾雷和称为“跳跃贝蒂”的跳雷，他们轮流携带一个二十八磅重的探雷器。这种设备带有耳机和大的检测板，所以要挂在人的双肩和后背的下方，操作起来很别扭，常常因为土里的碎弹片而显得毫无用处，但是，不管怎样，他们还是带上它，一方面为了安全，一方面为了安全的幻想。

如果执行埋伏或其他夜间任务，他们带上各具特色的零碎东西。基奥瓦总是带着他的《圣经》和穿着走路无声的“莫卡辛”鞋（北美印第安人穿的通常用鹿皮制的无后跟软皮鞋。）。戴夫·詹森带上含胡萝卜素高的夜视维生素。李·斯特伦克带着他的弹弓，他声称，弹药绝对不成问题。拉特·基利带着白兰地酒和M&M公司生产的糖块。在特德·拉文德被击中之前，他一直带着星光镜，加上装镜子的铝盒子，有六点三磅重。亨利·多宾斯带着他女朋友的连裤袜，并把它围在脖子上作为一种安慰。他们都带着幽灵。夜幕降临，他们将一路纵队行进，穿过草地和稻田，来到埋伏地域，在那里，他们悄悄地埋上克莱莫杀伤地雷，然后躺下，在等待中度过星夜。其他任务更复杂，需要专门的设备。四月中旬，他们要执行搜索和摧毁朱莱以南申溪地区内精心修筑的地道设施。为了炸毁地道，他们带上一块一磅重的季戊高爆炸药，一个人带四块，总共六十八磅。他们带上电线、雷管和电池动力的引爆器。戴夫·詹森戴着耳塞。通常，在炸掉地道之前，上级命令他们先对这些地道进行搜索，他们认为这是不好的消息，但是，一般来说，他们只是耸肩表示无奈，然后执行命令。亨利·多宾斯个头儿大，搜索地道的任务也就没有他的份儿了。其他人以抽签的方式决定。拉文德死前，这个排十七个人，不管谁抽到十七号，就要卸下携带的装备，拿着手电筒和点四五口径的手枪，头朝前地在地道里爬行。其他人则呈扇形编队担负警卫。他们背对着地道出口坐着或者跪着，听着他们身下地面的动静，他们想象地道里面到处都是蜘蛛网，每个角落都有幽灵，一切都会出现——地道四壁在紧紧地压挤——手电筒在手上似乎都极为沉重；地道的视觉，最严格地说，一切都从四面八方压缩过来；甚至时间也是在步步紧逼；你不得不以扭曲的方式前行——用胯部和肘部，一种被吞噬的感觉——你会感到自己在担心一些古怪的事情：手电筒要没有电了吗？老鼠携带狂犬病吗？如果你大叫，声音会传出多远？你的同伴会听到你的喊声吗？他们会有勇气把你拖出去吗？在某些方面，虽然不是许多方面，等待本身比地道更糟——想象就是一个杀手。

四月十六日，当李·斯特伦克抽到了十七号时，他笑了，嘟囔了几句，然后快速钻进了地道。上午很热，一丝风也没有。不祥之兆，基奥瓦说。他看了看地道口，然后越过一块干涸的稻田向申溪村那边望去。一切都是静止的。没有云彩、没有鸟，也没有人。等待的时候，他们抽烟，喝饮料，没有什么话题，大家不禁同情李·斯特伦克，同时又为自己感到幸运。人有得，就有失，米切尔·桑德斯说，有时，你只好等下一次了。这是一句老生常谈的话，然而，没有人笑。

亨利·多宾斯吃了一块热带巧克力。特德·拉文德把一片镇静剂塞进嘴里，就走开小便去了。

五分钟以后，吉米·克罗斯中尉走到地道口，俯下身子向黑暗中仔细看了看。有麻烦了，他想——可能出现了坍塌。这时，他又毫无意识地一下子想起了马莎。那些压力和裂痕，那种快速的垮塌，他们俩活活地被埋在所有的重量下面。稠密的爱，压碎的爱。他跪在那儿，观察着那个洞，尽力把注意力集中在李·斯特伦克身上和战争上，集中在所有的危险上。但是，对他来说，爱情的力量太强大了，他像是瘫痪了一样，他想在她的肺里沉睡，呼吸她的血液，然后窒息。他要她是个处女，然后不再是个处女，马上。他想了解她，知道她那些隐私的秘密：为什么喜欢诗？为什么那样悲观？眼神为什么灰暗？为什么喜欢独处？不是孤独，而是独处——自己骑自行车穿过校园或在食堂里找个没有人的地方坐下——甚至参加舞会时，她都跳独舞——正是这种独立性才使他充满了爱情。他记得曾经有一个晚上，他把这一点告诉了她。她只是点了点头，然后转移了视线。后来，当他去吻她的时候，她接受了他的吻，却没有回吻，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没有胆怯，没有处女那样的眼神，没有激情，若无其事。

克罗斯中尉眼睛盯着那个地道，但他的心却不在那里。他和马莎被埋在了泽西海岸的白沙滩下面。他们被紧紧地压在了一起，他嘴里的卵石就是她的舌头。他笑了。朦朦胧胧地，他意识到了寂静的环境和沉闷的稻田，但是，他还没能使自己考虑到安全事宜。他的心已不在这里了，他只是一个参战的年轻人，正在热恋之中。他二十四岁，他情不自禁。

又过了一会儿，李·斯特伦克从地道里爬了出来。他咧嘴笑着站了起来，尽管浑身脏兮兮的，可毕竟活着。克罗斯中尉点点头，闭上了眼睛，而其他人则拍着斯特伦克的后背，开着玩笑，说他是从死人堆里冒出来的。

拉特·基利说，蠕虫，刚从坟墓里出来的蠕虫。该死的还魂尸。

大家都笑了，感到无比的放松。

鬼城，米切尔·桑德斯说。

李·斯特伦克发出了一种滑稽的鬼叫声，那是一种悲叹，但却非常高兴，紧接着，他又大声高兴地呻吟了一下。就在斯特伦克还在大声哀叹时，特德·拉文德在他撒尿回来的途中被击中了头部。他躺在地上，嘴张着。牙齿被打碎了。左眼下方肿了起来，有黑色淤伤。颊骨没了。哦！他娘的，拉特·基利说，这家伙死了，这家伙死了。他不停地说，似乎不可理解——这家伙死了。我是说真死了！他们的负重在某种程度上有迷信的影子。克罗斯中尉带着他的好运卵石。戴夫·詹森带着一条兔子腿。诺曼·鲍克，在其他方面是个非常温和的人，带着米切尔·桑德斯作为礼品送给他的一个大拇指。这个大拇指深棕色，摸上去有弹性，最多重十五盎司，是从一具尸体上割下来的——那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他们是在一个灌溉渠道的底部发现这具尸体的，浑身严重烧伤，嘴里和眼睛里落满了苍蝇。男孩穿着短裤和拖鞋。他死的时候，带着一个大米干粮袋，一支步枪和三个弹夹。

你想听我说吗，米切尔·桑德斯说，这里面有一种明确的寓意……他握住了那个死去少年的手腕。他安静了一会儿，然后，他拍了拍胃部，接着，他用基奥瓦的狩猎斧头割掉了男孩的大拇指。

亨利·多宾斯问这是什么寓意。

寓意？

你知道。寓意。

桑德斯用卫生纸把大拇指包了起来，递给了诺曼·鲍克。没有鲜血。他带着微笑用脚踢了一下那个少年的脑袋，看着苍蝇散去，补充说，这很像老电视剧中的那个人物——游侠。拿着枪，然后环游四方。

亨利·多宾斯想着寓意。

咳，好，他最后说。我知道这是什么寓意了。

这就是战争，老兄。

去他妈的吧！他们携带联合服务公会提供的文具以及铅笔和钢笔。他们携带斯特诺罐装冻胶燃料、安全别针、照明弹、信号弹、卷线、刮胡刀片、口嚼雪茄、线香和笑脸佛陀小雕像、蜡烛、圆珠笔、星条旗报、指甲刀、心理战传单、阔檐军帽、大砍刀——甚至更多的东西。补充给养的直升机一周来两次，带来绿色军用饭盒装的热食品、大帆布袋装的冰啤酒、汽水饮料和装在两个塑料水桶里的四加仑水。米切尔·桑德斯带了一套用于特殊情况的迷彩服。亨利·多宾斯带着海盗旗牌杀虫剂。戴夫·詹森带着空沙袋，晚上装满沙子增加保护性。李·斯特伦克带着晒黑油。有一些东西他们带的是一样的。他们还要轮流携带PRC77型便携式保密无线电机，加上电池重三十磅。他们分担着记忆的重量。他们带着其他人从来没有带过的东西。他们还经常相互带着伤员或者病号。他们带着象棋、篮球、越英词典、军阶符号、铜星奖章和紫心勋章、上面印有行为准则的塑料扑克牌。他们带着疾病，包括疟疾和痢疾。他们带着虱子和各种癣菌病，带着蚂蟥和稻田的水藻，带着各种各样的腐烂和发霉。他们带着那块土地本身——越南，那个地方、那片土壤——一种橘红色的粉状灰尘覆盖了他们的靴子、作战服和脸庞。他们带着天空，带着引力，带着整个大气层。他们带着潮湿、季风、真菌和腐烂发出的臭气——他们带着所有的一切。他们像毛驴一样不停地行走。白天，他们遭受狙击手的射击；夜里，他们遭到迫击炮的轰击。然而，这却不是战斗，只是在没完没了地行走，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毫无目的，没有输赢。他们只是为了行军而行军。他们顶着炎热，弯着身躯，艰难地走着：速度缓慢，缄默无语，没有思维，只有血液和骨骼。他们就是步兵，用他们的腿在坚持着：翻过丘陵，穿过稻田，过河流，又爬上丘陵，再进入稻田。他们在负重前行，仅此而已：一步，一步，又一步，没有选择，没有意愿。因为行走是机械的，是生理现象，而且，战争完全是一种摆弄姿态的事，所以，负重前行也就包含了一切：一种惯性、一种空虚、一种迟钝的渴望、迂腐的智能、麻木的良心、暗淡的希望和呆滞的人体知觉。他们的原则在他们的脚上。他们的算计是本能的。他们没有战略感和任务感。他们搜索村庄却不知该寻找什么，他们没有任何顾忌，踢翻大米缸，搜老头和孩子们的身，炸掉地道，有时还放火烧村，然后集合向下一个村庄行进，接着另一个村庄，在那里，一切又将重新上演。他们带着自己的生命。各种压力是巨大的。下午早些时候，天气炎热，他们往往摘下头盔，脱下防弹背心，光脚行走，虽然这很危险，但可以减轻重负。行军途中，他们常常处理掉一些东西，比如：扔掉干粮、引爆炸药和手榴弹。这完全是为了舒服，而且也不会造成不好的结果，因为到了晚上，物质供应直升机会带来更多相同的东西。一两天后又是如此：新鲜的西瓜、成箱的弹药、太阳镜、羊毛衫等——东西应有尽有，丰富得令你吃惊——就连七月四日独立日燃放的烟花爆竹、复活节的彩蛋都在其中。那是美国战时运送物资使用的大运输箱子，里面装满了科技品、工业品、罐头食品、哈特福德武器库的武器弹药、明尼苏达州的森林产品、机器车间的产品、广阔无垠的麦田和玉米地的产品。他们像货车那样载着东西，不同的是他们是用肩扛、用背驮。他们有很多的秘密不得而知，有很多谜团解不开，对于越南也莫衷一是，但是，至少有一点是永远可以肯定的：他们很清楚他们要带什么。直升机把拉文德带走后，吉米·克罗斯中尉率领他的士兵进入了申溪村。他们焚烧了一切，射杀了所有的鸡犬，彻底捣毁了这个村庄。他们呼叫炮火轰炸，眼前是残垣断壁，一片废墟。然后，他们在炎热的下午一连走了几个小时。黄昏时分，当基奥瓦解释拉德文的死因时，克罗斯中尉这才感到自己已经在打晃了。

他忍着不哭。拿起五磅重的掘壕工具，开始在地上挖散兵坑。

他感到羞愧。他恨自己。他爱马莎胜过了爱他的士兵。结果，现在拉文德死了。这件事，就像他胃里的一块石头，他不得不带着它度过剩余的战争岁月。

他能做的就是挖坑。他把掘壕的工具当做斧头，左劈右砍地挖着，心中爱恨交加。后来，当天完全黑下来时，他坐在自己的散兵坑里，泪水终于涌了出来。他哭了好一阵，一方面，为拉文德的死而伤心，但更主要的是为了马莎和他自己。因为，马莎属于另一个世界，她是新泽西州芒特塞巴斯蒂昂学院的一名三年级学生，一位诗人，一个单纯、圣洁的女孩；因为，他意识到马莎并不爱他，而且永远不会。“像水泥一样,”基奥瓦在黑暗中嘀咕，“我向上帝保证——砰，就倒下了，一句话也没说。”

“我已经听过了。”诺曼·鲍克说。

“一个浑小子，你知道吗？朝气蓬勃，生命力正旺的时候，却被夺去了生命……”

“是的，说得对。够了吧。”

“咳，不过你得明白，那家伙就——”

“我知道了，老兄，像水泥！那么，你怎么还不把你的臭嘴闭上？”

基奥瓦难过地摇了摇头，看了一眼吉米·克罗斯中尉所在的掩体，他正坐在那儿凝视着夜空。空气沉闷潮湿，闷热的浓雾笼罩着稻田，一片风雨之前的宁静。

过了一会儿，基奥瓦叹了口气。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他说，“中尉非常痛心。我是说，大哭了一场——那是他真动感情的方式——不是装的，没有一点虚假成分，一种真正的重大责任感的伤痛。他在乎这一点。”

“是的。”诺曼·鲍克说。

“你怎么说都行，他那个人的确在乎这一点。”

“我们都有责任。”

“不仅仅是死者拉文德的事。”

“是的，我想也是，”鲍克说，“不过，请帮我一个忙。”

“闭嘴？”

“你是个聪明的印第安人，闭嘴。”

基奥瓦耸了耸肩，把他的靴子脱掉。他还想说点什么以减轻睡觉的负担，但他没说，而是翻开了《圣经》，把它放在脑袋底下当枕头。雾气使一切都显得虚无缥缈。他设法不再想特德·拉文德的事，可事与愿违，他还是想：事情怎么发生得那么快，倒下就死了，根本不像剧本描绘的那样，除了惊奇，你就很难有其他的感觉。这件事似乎让人无法忍受。他希望他能够感到某种悲痛，甚至气愤，可是，这种感情就是上不来，他找不到感觉。多半是因为他自己还活着，他应该知足了。他喜欢把脸贴在《圣经》上，闻书的气味——皮革、墨水、纸张和胶水，他都喜欢。他喜欢聆听黑夜的声音。他甚至喜欢疲劳，疲劳也会让人感到某种舒适。他享受着没有死的乐趣。基奥瓦躺在那儿，羡慕吉米·克罗斯中尉发泄悲痛的能力。他想分担吉米的痛苦，想关心吉米·克罗斯所关心的。然而，他一合上眼睛，想的全是“砰——倒下”的情景，感觉到的全是脱下皮靴的惬意、围绕他周围的浓雾、潮湿的土壤、《圣经》的气味和奢华的黑夜舒适。

不一会儿，诺曼·鲍克在黑暗中坐了起来。

“见鬼了，”他说，“你想要说，就说呀，告诉我呀！”

“别提了。”

“不，老兄，继续说。我讨厌一样东西——那就是一声不吭的印第安人！”大多数时候，他们泰然自若，带着一种尊严。然而，有时他们却惊恐万状：他们本该大喊大叫或想要大喊大叫，却不能；他们身体抽动，呜咽声声；他们手捂着脑袋，嘴里说着上帝；他们满地扑腾，胡乱开枪；他们畏缩不前、低头哭泣；他们乞求噪音停止，否则就要发疯；他们向自己、向上帝、向他们的父母做出愚蠢的承诺，希望不要死去。他们所有的人都产生过这种惊恐，只是方式不同。后来，疯狂扫射结束，他们总是像噩梦初醒一样，眨眨眼，窥视一番。他们总是摸摸自己的身躯，感到羞愧以后，立刻装作没事人一样。他们总是强迫自己站起来，就像慢动作那样，一帧一帧地，世界总是呈现出惯有的逻辑——先是万籁俱寂，然后是风，接着是阳光，后面是声音。这种逻辑是活着的负担。这些士兵要一点点地使自己承担起这些，先是个人，然后是集体，再一次成为士兵。他们要修复眼中的裂痕。他们要核对伤病员、呼叫直升机、点烟、尽力微笑、清嗓、吐痰、开始擦枪……过了一段时间，有人将摇着头说，真格的，我差一点儿拉裤兜子！其他人会笑，言外之意是这不好。但是，这家伙根本就没拉裤兜子，事情不会那么糟糕的。无论如何，没有人拉了裤兜子还说出来，谈论它。他们眯着眼睛在闷热的强光里行走。不大一会儿，他们可能就什么话也没有了，他们点着一根大麻叶制成的烟卷，逐个传着吸几口，一边吸，一边抑制着羞辱和可怕的东西。但是，马上会有人咧嘴笑着或眉飞色舞地说——爽、爽，就差让我成仙了，快了！

他们的身上呈现了人生百态。有些人带着一种愁眉苦脸的无奈，另一些人则带着骄傲、带着军人的严格纪律、带着善意的幽默、带着男子汉的气概。他们害怕死去，但他们更怕把这种心理暴露出来。

他们找笑话逗乐子。

他们使用难懂的俚语来表达他们可怕的软弱性。他们用greased这个词表示遭到射杀，用offend、lit up、zapped while zipping这些词来表示被打死。这不是残酷，只是舞台表演，他们都是演员。有人死了，这并不表明他完全死去，因为用一种奇特的方式，似乎可以把这个人物编成剧本；因为他们把自己的台词绝大部分都记住了，有嘲讽体裁也有悲剧体裁；因为他们用其他的名字来称呼它，好像为了把“死亡”这个现实本身给封闭起来并毁掉。他们用脚踢尸体，用刀把手指割下来。他们说步兵行话。他们讲述特德·拉文德提供镇静剂的故事，讲述大家没有感到这个可怜的家伙是人，因为他安静得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这里有一个道德规范问题。”米切尔·桑德斯说。

他们在一边等待直升机来运走拉文德，一边吸着这位死者的毒品。

“道德规范很明显。”桑德斯一边说，一边眨着眼睛。

“远离毒品——这绝非笑话，它们每次都在毁掉你的时光。”

“的确如此。”亨利·多宾斯说。

“注意无线电台，联系上了吗？谈正经事——什么都没剩，只有血液和大脑。”

他们把自己逗笑了。

他们会说，那是天意，并且一遍遍地说——那是天意，我的朋友，那是天意——似乎重复本身就是泰然自若的一种行为，是疯狂和近乎疯狂的一种平衡，知道那是天意而没去，那才叫酷，随遇而安吧。作为人类，不能改变的谁也改变不了，一切都是绝对的、主动的、完全安排好的命。

他们是坚强的人。

他们带着可能会死去的那些男人身上存在的所有感情包袱：悲痛、恐惧、爱情、渴望——感情是无形的，但是，这些无形的物质却有着自己的质量和特定的引力，它们是有形的重量。他们带着羞辱的记忆。他们带着人类几乎不能抑制的共同秘密——懦弱。在许多方面，这是所有负担中最重的，因为，这个负担是从来不能放下的，这需要完美的平衡和完美的态度。他们带着自己的声誉。他们带着士兵最大的担心——羞愧。男人杀人，死去，因为他们不那样做会感到难堪。最先使他们走向战场的动因根本不是主动的，没有光荣或名誉的梦想，只是为了躲避逃兵役的耻辱。他们并不是死于羞愧。他们爬地道，当尖兵，冒着枪林弹雨前进。每天早晨，尽管有许多未知因素，但是，他们都是先动动腿脚。他们在忍受，他们一直在负重前行。他们没有屈服那种明显的替代方法——眼睛一闭，倒下。的确，松懈下来非常容易，跌倒在地、肌肉不再绷紧、不再说话、不再动弹，直到你的伙伴把你抬到直升机上，让它轰鸣而上，带你离开这个世界。然而，却没有一个人那样做。确切地说，那样做不是勇敢，倒下绝不是英勇。相反，那正是他们非常害怕成为的——懦夫。

一般来说，他们会把这些事情埋藏在心里，表面保持着一副尊严。他们对病号呼叫嗤之以鼻。他们讥讽那些开枪自残脚趾或手指而停止服兵役的人——假男人、胆小鬼！他们的话说得尖刻、嘲讽，却带有嫉妒或敬畏的意味。即便如此，他们眼神后面的影像已经暴露无遗了。

他们可以想象枪口对准身体的情节。太容易了：扣动扳机，打掉一个脚趾。在那种急剧快速的疼痛之后，他们将被救治后再撤到日本，接着便是住院，躺在温暖的病床上，还有漂亮的日本女护士陪伴。

他们梦想成为自由的鸟。

夜里站岗时，他们凝视黑暗，他们被大型运输机带走。他们感到一下子飞了起来。飞了！他们呼喊着。然后是加速度——双翼和引擎——一位面带笑容的空姐——但是，它不仅仅是一架飞机，它还是一只真正的飞鸟，一只闪着耀眼光芒的银白色大鸟，羽翼丰满，一双巨大的爪，发出尖叫。他们在飞翔，重量都掉下去了，再也没有什么要他们承载的了。他们放声大笑，紧紧地抓着什么，他们感觉到高度和冷风扑面而来，他们越飞越高，他们在想，一切都结束了，我飞走了！——他们赤身裸体，轻盈自由——一切都那样轻盈，惬意明快，轻如流光。当他们飞过云霄，越过战争时，没有了责任、没有了引力、没有了羞愧感，地球的一切障碍都没有了，只是大脑里有一种氦的声音，肺里有一种急速旋转的沸腾——对不起!他们大喊。对不起了，他妈的，我摆脱了，我毫无知觉，我在空间巡航，我飞走了！——这是一种休闲的，没有拖累的感觉：骑着光波，驾驭着那银色的自由大鸟，越过群山和海洋、越过美国、越过农场、沉睡的大城市、公墓、公路和麦当劳的金色拱门；这是飞行：一种逃跑、一种坠落，从地球的边缘旋落，远离了太阳，穿过了无垠寂静的真空，那里没有一点负担，一切都毫无重量——飞了！他们尖叫。对不起，我飞走了！——所以，夜里，他们不完全是在做梦，他们把自己完全放松，他们被带走，他们真正地飞上了天空……在特德·拉文德死后的那个早上，吉米·克罗斯中尉蹲在他的散兵坑里，烧毁了马莎的信件。然后，又烧了两张照片。雨一直在下，烧起来很难，但是，他使用了燃烧片和斯特诺罐装燃料，拢了一小堆火。他用身体罩着火，用手指尖把照片放到小小的蓝色火苗上面。

他认识到这只是一种姿态——愚蠢，他认为。虽说这也是一种多愁善感，但主要还是愚蠢。

拉文德已经死了。你是不能烧掉责任的。

还有，那些信已经融化在他的脑海里。即使是现在，没有照片，克罗斯中尉也能看到马莎穿着白色的运动短裤和黄色的T恤衫在打排球，看到她正在雨中行走……

火熄灭后，克罗斯中尉穿上雨披，开始吃他的罐头早餐。

没什么可神秘的，他断定。

在那些烧掉的信中，马莎除了说“吉米，保重”外，从来没提到过这场战争。她是局外人。她在信上写下了亲爱的，但那不是爱，所有婉转的甜言蜜语和写作技巧都不重要。处女不再是个问题。他恨她——是的，他恨。他恨她，又爱她，这是一种令人煎熬的爱恨交加的爱情。

那天早晨，阴雨绵绵，视线模糊。一切交织到了一起——阴霾、马莎和越下越大的雨。

毕竟，他是一名军人。

吉米·克罗斯中尉有了笑意，他拿出地图，使劲摇摇头，似乎要甩掉脑子里的一切。然后，他伏在地图上面，开始计划这一天的行程。十分钟或者二十分钟后，他要唤起全体人员，他们要整装西进，去地图上显示的那个绿色的吸引人的地方，他们要重复他们一直做过的事情。雨可能会增加一些重量，不过，这可以把积攒到其他天下雨的数字减掉一天。

他对爱情很现实。在他的心中又增添了新的坚硬无情。他爱她，但又恨她。

别再抱什么幻想了，他告诉自己。

从此以后，他想马莎时，只会想到她属于别人，他不再做白日梦。这不是芒特塞巴斯蒂昂，是另一个世界，这里没有悦耳的诗句和年终考试，这是一个由于粗心大意和极端愚蠢就会死人的地方。基奥瓦说得对。砰——倒下，人死了就不会复生。

一瞬间，克罗斯中尉仿佛在雨中看到马莎那双灰色的眼睛正盯着他。

这很悲哀，他想，这些事情是军人内心必须承载的，这些事情是军人要做的或不得不做的。

他想向她点点头，却没有。

相反，他走回到地图那里。他现在决心坚定地履行职责，决不玩忽职守。他知道这无助于拉文德，但是，从这时起，他的举止要像一个军官。他要处理掉他的鹅卵石吉祥物。要么吞掉它，要么用李·斯特伦克的弹弓把它射飞，要么沿途一丢了事。行军途中，他要实施严格的野战纪律。他要谨慎小心：派出侧翼警戒，避免零散和聚堆，保持队伍行进速度和间隔的适当。他要坚持清洁武器，他要没收拉文德剩下的毒品。晚些时候，他或许还要集合士兵，直接训话。他要对特德·拉文德的死做检讨。对于这件事，他要勇于承担责任。他要精神抖擞地看着他的士兵，用一种镇定、冷静的语调，一种没有讨论和商量余地的尉官口吻颁布新的标准作战程序。他要告诉士兵们，从即刻开始，行军途中不再抛弃装备。他们要整顿军容，他们要从自身做起，协调一致，保持清洁和良好的工作秩序。

他决不容忍松弛。他要显示出力量，要与士兵保持一段距离。

当然，士兵中会有人发牢骚，或许更糟，因为他们未来的日子似乎更长，他们的承载似乎更重。但是，吉米·克罗斯中尉提醒自己，他的职责不是被爱戴而是领导，他要免去爱。现在，爱不算一个因素。如果谁吵架或抱怨，他会立刻用指挥官的正确姿态让他闭嘴，挺起胸膛。他可能稍微点点头，也可能耸耸肩，然后说，继续前进。他们将再一次拿起装备，站成一列纵队，向申溪以西的村镇挺进……

爱情

战后许多年，吉米·克罗斯来到马萨诸塞州我的家里看我,一整天,我们一边喝咖啡、抽烟，一边谈论很久以前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过去的一切，我们一辈子都忘不掉。厨房的桌子上铺满了旧照片，可能有一百张。有拉特·基利、基奥瓦、米切尔·桑德斯……一张张非常细嫩、年轻的脸庞。我记得，有那么一瞬，我们的眼睛停留在特德·拉文德的照片上，过了一会儿，吉米擦去泪水，对于拉文德的死，他从来就没有原谅过自己，这件事将永远挥之不去。我点点头，告诉他，对于某些事情，我也有这样的感受。然后，很长时间，我们俩谁也没想到有更多要说的。我们决定，不喝咖啡了，换张笑脸，改善一下情绪。不大一会儿，想到曾经做过的那些疯疯癫癫的事，我们又笑了起来。亨利·多宾斯把他女朋友的连裤袜像围脖那样戴在脖子上的情形，基奥瓦的莫卡辛鞋和狩猎用的短柄小斧子，拉特·基利的漫画丛书。到了午夜，我们俩都有点兴奋不已，我觉得这时问问马莎的事情是不会有什么伤害的，只是我拿不准用什么措辞来说——就泛泛地问了问——但是，吉米·克罗斯中尉惊奇地抬起头。“你真是作家类型的人，”他说，“记性还那么好。”然后，他微笑着说了声对不起，转身去了客厅，回来时拿来了一张镶着镜框的小照片。这是一张打排球时的照片：马莎飞身接球，她的手掌是镜头焦点，非常清晰。

“记得这张照片吗？”他问。

我点点头，跟他说，我感到惊奇。我以为他已经把它烧了。

吉米一直面带微笑。好一会儿，他直直地盯着这张照片，两眼发光，接着，他耸耸肩，“嗯，是的——我把它烧了。拉文德死后，我不能……这是一张新的，是马莎亲手给我的。”

他们后来见过面，他说，在一九七九年的大学学友聚会上。什么都没变，他仍然爱着她。大多数时间，他们待在一起，他们先吃盛宴，然后翩翩起舞，之后，他们在校园里散步，讲述各自的生活。马莎已经是路德会的一名传教士，是一个受过护理训练的护士。但是，护理不是主要工作，她曾在埃塞俄比亚、危地马拉和墨西哥传教。她说自己没结过婚，可能也不想结了，她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当她说这句话时，她的眼神似乎转向了一边，这使得吉米一下子想到，关于她的事情，他以后不会再知道了。后来，当他握住她的手时，她无动于衷。再后来，当他告诉她，他还爱她时，她没有停下脚步，也没有回答，过了几分钟以后，她看了看表，说天色不早了。他陪她走回住处。好几次，他想请她到他房间去，但是，他没有，而是笑着跟她说，当年就是在这个学院里，他几乎做出了非常勇敢的事情来。在看完电影《邦尼和克莱德》之后，就在同一个地方，他几乎要把她抱起来，把她带到他的房间里，把她绑在床上，把手放在她的膝盖上，一整夜放在那儿——他差一点儿就做到了。马莎闭上了眼睛，她双臂交叉放在胸前，好像突然很冷，身体有点打战，接着，过了一会儿，她看着他说，她很高兴他没有那样做。她不明白男人怎么能做那些事情。什么事？他问她。马莎说，男人做的那些事。然后，他点点头，明白一切都过去了。第二天吃早饭时，她跟他说对不起。她解释说，那方面的事，她是不会做的。他说，他理解。后来，她笑了，并把这张照片给了他，叫他不要把这张再烧了。

“没关系，”吉米最后说，“我爱她。”

在他来访的剩余时间里，我没有再提起马莎。但是，在离别时，我们走到了他车跟前，我跟他说，我想写一本有关这方面事情的小说。吉米想了想，对我笑了笑，“为什么不呢？”他说，“可能她会看到这本小说，并且还会来要——希望总是有的，是吧？”

“是的。”我说。

他上了车，把车窗摇了下来，“把我塑造成一个好人，行吗？勇敢、英俊的那类人，顶呱呱的排长。”他犹豫了一会儿，“求你，别提有关……的任何事。”

“是的，”我说，“我不会。”

成为敌人

七月下旬的一个早晨，我们在G登陆区附近巡逻时，李·斯特伦克和戴夫·詹森动手打了起来。为了一点无聊的事——一把折叠刀不见了——可他们却打得非常凶。你来我往地打了一会儿，身材高大且强壮得多的戴夫最终勒住了斯特伦克的脖子，使他动弹不得，然后，戴夫不停地狠劲击打着他的鼻子。没有停手。斯特伦克的鼻子发出了一声清脆的断裂声，像鞭炮一样。可是，到了这份上，戴夫仍不住手，连续且快速凶狠的直拳，拳拳中的。我们几个人好不容易才把他拽开。架是打完了，但斯特伦克不得不被直升机送到后方区，治疗他的鼻子。两天后，他回到我们中间，鼻子上包着一块金属夹板和许多纱布。

如果在任何其他情况下，这事也就到此为止了。但是，这是越南，小伙子们都拿着枪，戴夫·詹森开始担心了，脑子里主要想的全是这件事。他们之间没有威胁，没有发誓报复，只是一种无言的紧张，这使得戴夫特别小心。巡逻时，他非常谨慎，跟踪斯特伦克的行踪。他在警戒区的边缘挖自己的散兵坑，保持自己的背后得到保护，他避免两个人可能凑到一起的情况。最终，当这种状态持续了一个星期以后，紧张开始引发问题的出现。戴夫无法松弛下来，他觉得自己像在打两场不同的战争。没有安全的地方，到处都有敌人，没有前线和后方之分。夜里，他很难入睡，总有一种惊吓的感觉，一直警惕着，听黑暗中有没有什么怪动静，设想一颗手榴弹滚进他的散兵坑，或者感到耳旁有把刀。对他来说，好人坏人没有区别。甚至，在相对安全的时候，我们其他人都很放松，戴夫却总是后背靠着石头墙坐着，武器横放在膝盖上，用敏捷、不安的眼神注视着斯特伦克。他控制不住的时刻终于到了。什么东西一定已经崩溃了。一天下午，他开始用他的枪向空中射击，嘴里大喊着斯特伦克的名字，直到整个弹夹的弹药打光才停下来。我们都紧张地趴在地上。没人敢接近他。戴夫开始重新装子弹，但是，他却突然坐下，双臂抱头，不再动弹了。两三个小时过去了，他就一直动也不动地坐在那里。

但是，奇异的事情还在后头。

当天夜里，他借了一把手枪，握住枪管，像用锤子那样把自己的鼻梁打断了。

接着，他穿过警戒区来到斯特伦克的散兵坑旁边。他让斯特伦克看他把自己鼻子打的样子并问他们之间的一切是否扯平了。

斯特伦克点点头，“是的，扯平了。”

但是，第二天一早，斯特伦克忍不住大笑起来。

“那个人疯了！”他说，“我偷了他那该死的折叠刀！”

成为朋友

戴夫·詹森和李·斯特伦克没有马上成为好朋友，但是，他们确实学会了相互信任。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他们经常一起执行埋伏任务。他们在巡逻时互相掩护，共用一个散兵坑，夜里轮流担任警卫。八月下旬，他们签订了一项协议：如果他们其中的一个人严重受伤的话——譬如到了坐轮椅的地步——另一个人要自动地想办法做个了断。据我所知，他们是认真的。他们立了字据，签了名，还请了两个人当证人。十月份时，斯特伦克不幸踩到了一枚人工设置的迫击炮弹，右腿从膝盖处被炸掉。他滑稽地向前挪了小半步，像单腿跳那样，然后倒向一旁。

“啊呀，该死的！”他说，“该死的，唉，该死的！”

他不停地说了一会，好像他已经把一个脚趾齐根砍掉。后来，他感到惊慌失措。他想站起来跑，但是，没有腿跑了。他重重地倒下了。右腿的残肢正在抽搐，骨头碎片还在上面，鲜血像抽水泵的水那样喷射出来。他惊呆了。他伸出手，好像要按摩那条没有的腿，然后，就失去了知觉。拉特·基利马上给他缠上止血带，服用了吗啡并输上血浆。

除了等直升机外，大家能做的只有这些。在我们清理出一块降落场后，戴夫走过去，跪在斯特伦克身旁。这时，斯特伦克的残肢已经不再抽搐。当人们在质疑斯特伦克是否还活着时，他睁开了眼睛，看着戴夫。

“哦，我的上帝，”他呻吟着，挣扎着要移动，“啊，我的上帝……不要杀了我……”

“放松。”戴夫说。

斯特伦克似乎昏昏沉沉、神志不清，他一动不动地躺了一会儿，然后把手伸向了腿，“真的，没那么严重，不那么可怕。嘿，真的——他们还能把腿缝上的——真的！”

“是的，我打赌他们能。”

“你是这么想的？”

“是的，我是这么想的。”

斯特伦克面朝天空皱着眉头。他又一次昏了过去，然后又醒了过来，“不要杀我。”

“不会的。”戴夫说。

“我是认真的！”

“是的。”

“但是，你必须承诺，向我起誓——起誓你不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