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奔：当代文化传播之“变”——观“中华文明的路标”之汉武帝有感

当代文化传播之“变”——观“中华文明的路标”之汉武帝有感

文\王奔

时间来到了汉朝，“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是毛主席对古代有为之君的高度概括总结，汉武帝的历史地位可见一斑。时至两千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自称汉人，写着汉字，说着汉语，称流行的古装为汉服，管钦佩的人叫作汉子等等，无一不体现着汉文化对中华文明成为系统的具有传承性民族特点的根基。

这里笔者惭愧，一向自诩喜欢历史，但对汉朝除三国时期外所知不多，乃至雪师讲课时提到的历史事件，方知自己过去张冠李戴，但想来也不太要紧，著名学者马未都先生曾经说过：历史没有真相，只残存一个道理，重要的是，我们以史为鉴，取长补短。

雪师讲到中华文明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那便是汉武帝掌权后，一改“文景”以来的黄老无为，与民养息的国策，改为外尊儒术内用法家，开创强汉远诛的大一统格局，当然历史的必然性有多方面的原因，如果没有“文景”积攒下的国力，没有前朝上代指导思想片面带来的失败教训，汉武帝的光辉伟业也未必能在他手上实现，这里引起笔者思考兴趣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变？不变会怎么样？如何变？

因笔者对汉朝所知不多，所以只能举其他例子，佛法传来中国的时候，就是汉朝时期，其实更早前就有交流，这里我们顺从历史习惯，当时有人提出要效仿宗主国印度，修行人日中一食，树下一宿，以乞食为生等等，有识之士提出：中国的气候较之印度寒冷，日中一食，树下一宿无法维持人的正常生存需要；印度有以乞食为尊的传统婆罗门民俗习惯，中国则以乞为鄙下，后又有了著名的百丈禅师依照道理、文化、风俗进行了丛林改革，对佛法中国化、本土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再说佛经，佛法在汉语言的系统下，很大一部分依赖佛经的翻译与传播，由于佛法传到中国来时，中国以老庄为基础的“道”文化，已经有了相对成熟的基础与文字体系，所以佛经的翻译、用词等方面都借用了中国本土的“道”文化。

观历史总结经验易，用当下开创未来难。中华文明的宝贵文化走到21世纪的今天，应该说，最精华的核心世界观与方法论都继承了下来，当然枝枝叶叶有所流失。所谓传承就是传播和继承，实话说，中华优秀文化除了当下的红色文化以外，传承的不甚理想，无论是佛道、武术、中医、星卜、玄空等等，在中国本土传播得不好，传之海外则更难，这当然和它本身金字塔尖式的高屋建瓴的性质有关，同时没有普世性的打好基础。在妄想的自我安慰下，笔者愚以为，如果小学语文课程安排常用繁体字，初中语文儒家进课本，高中语文道家进课本，大学语文佛家进课本，从小学到大学的体育课程站桩是训练与考试科目，这虽简单，但也做不到，这虽简单，但也远远不够。

目前现有的一些变通，可以给我们很好的启迪引路，比如雪师倡导并实施的“一书三品两文化”，比如据说德格在做的《大藏经》白话文翻译项目等等，早在几年前，国家部委整合，将文化部与旅游部合并为文旅部，当时笔者错以为国家不重视文化，将两个弱部合并，随着这几年的实际情况看来，国家是有意要将文化输出、文化交流、文化软实力铸造成为中华文明复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传播无非庙堂、民间两种途径，民间行为可能更主动、更丰富，只要有好的政策和平台，从广义上看，文化就是老百姓的生活，它起源于民间，由民间自发传播、发展、调整，最终还作用于民间，变成老百姓更新的、更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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