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伊凡·克里玛：画家的故事

[捷克]伊凡·克里玛：画家的故事

　　今天早上，我决定到乡下去。天气预报说，今天是晴天。我妻子要工作到晚上，不知怎么的，我没有心情写作。最近，我感觉到没有什么可写，心内惶惶。所有的故事已经被讲完，或是拍成了电影，即使有一百个脑袋，我也找不到别人没有叙述过的新题材了。

　　冬天的时候，表妹请我们到位于M小镇她的木屋里度假。她是画家，美丽娇小，房如其人，同样小巧可爱。她搬到本国的另一端后，木屋就让给我们使用。木屋所处的位置并不理想，门口是一条繁忙的马路，整天车水马龙。不过，乘坐从我们屋后经过的那班列车，可以直达M镇。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带本书，带份三明治，走到火车站等待下一班列车。旅程只有一小时。表妹保证说，小屋最有意思的是周围的邻居。比如右面的邻居是一对有趣的年轻的吉普赛夫妇。

　　表妹的小屋里满是画，幅面很小，就像创造它们的主人一样。很多画描绘的是奇异的事物：怪物、巫师和吸血鬼驾驶着空气动力车，穿行在地道中，或从人家的窗子开进去，惊恐的情侣被吓得抖抖缩缩，依偎在一起。她的抽屉和书架上塞满了颜料、铅笔和碳棒。

　　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决定了，如果不能成为医生或作家，就当一名画家。我渴望用色彩反映世界。但生活并不如人所愿，战争使我失去了上学的机会，我见识的人类活动是劳改和大屠杀。这些正发生在我最具可塑性的年龄，对任何事物都好奇的时候。然而也就在战争期间，我被纳粹关押的时候，第一次拥有了四开本的画稿纸和一套水彩颜料。水彩颜料是最便宜的，有十二管不同的颜色，很快我就发现用不同的颜色可以调和成新的颜色。我画周围的事物：营房的墙壁和院子、排队领食物的队伍、火车运来拎着手提箱背着黄麻袋的可怜人、生产云母的犯人居住的木棚屋以及砖头垒就的碉堡。我没有视图的概念，但我注意到营房的墙壁在远处看似会合成一点，我依样画出来，看上去非常真实。这个发现使我兴奋，我于是只画房屋和墙，直到用完所有的纸。

　　战争结束后，我还以为自己能成为画家。营房退出了我的生活，比建筑更吸引我的是学校里女孩们的脸蛋。上社会学课或音乐课的时候，我没有这方面的才能，就在课桌下描画班级中的美人。我的绘画才能在班级里传开，不久，只要我能将完成的画稿送给她们，女孩们甚至愿为我摆出姿势——当然是穿着衣服。肖像画使我得以亲近女孩，还有什么比成为画家的梦想更令人着迷呢？

　　早上八点半，火车半小时后出发。自从下决心去乡下之后，我就有些心绪不宁。我锁了门，沿着街道朝火车站走去。行到一半，我看到了冯德拉克先生过去五年来建造起来的那座房屋。冯德拉克先生是位奇人，建房子所需的手艺他都会。他既做瓦匠，又是木工；既能苫屋顶，又能当电工；管子工和油漆工也是他一人。这些年来，我一直关注他，等待有天来个什么人替他干活，但甚至拉毛墙饰都是他一个人粉刷。有时他妻子会在场，但她很少干活，至多当个帮手。当然，他看出我在观察他；我们经常互致问候，聊上几句。他总是抱怨有东西不能用了。

　　离十字路口不远，有一只鸽子耷拉着脑袋蹲在人行道上，很奇怪在这个地点，鸽子怎么会蹲着不动。等我走近，发觉鸽子原来已经死了。我为它死在这条肮脏的人行道上而悲哀。它寂寞地死去，与我日后同样寂寞地死去有什么不同呢？这人行道与设置在医院的单人牢房有什么不同呢？那儿不允许牧师去见垂死的病人，也拒绝亲人的探访。

　　今天不合适谈死亡，似乎我们害怕死亡会威胁对生活的主宰。是因为没有太多的被亵渎的葬礼，还是因为太多的尸体没有举行葬礼就被抛弃？

　　以前的人们，为不得不杀死的动物致哀，为死去的同类裹上尸布，下葬时举行祈祷，至少也要举行一个仪式，因为他们希望离开肉体的灵魂获得安宁。我们的这个世纪，人们却经常挖出死者的尸体，抬着在人群面前游行。

　　体面的安葬，如同体面的生活，都需要最基本的人类同情心。安提戈涅①不顾自己的生命，以维护哥哥尊严为他下葬，很多世纪之后，她的故事仍旧感动我们，但我们对她的牺牲却感到诧异。我们不再认为，她的死不是为了争取尊严的葬礼，而是为了人类生命的尊严。当无数的兄弟姐妹被折磨，被毒打，被枪杀，被毒气毒死，像垃圾一样扔到随便挖的坑里，我们无动于衷地站在旁边；当他们的尸骨和骨灰被丢弃在荒野上，抛入河中，我们沉默地看着；当他们的呼救传来，我们充耳不闻。我们的这些行为，怎么能够使我们能够理解安提戈涅牺牲的意义。　　

　　①安提戈涅是俄狄浦斯之女，不顾舅舅克瑞翁的禁令，为死去的哥哥营葬，结果被关入岩洞，自缢身亡。

　　庄严的葬礼和竖碑的坟墓显示，我们愿意保存一个人的个体身份。我们在墓碑上刻下名字和生卒年月，实际是试图延续从前存在的一个生命，一个无法重复的故事。当一个生命生存尊严的热情和自主权失去的时候，就没有了故事，只剩下恐怖的呼喊。

　　除了表妹，我还有几个画家朋友，凯勒尔就是其中之一。昨天他出人意外出现了，带来一瓶从南斯拉夫买的雷基酒①。他给自己倒了一杯，还要给我倒，我拒绝了。随后他就向我谈起南斯拉夫之行的失望。

　　凯勒尔是个消瘦、沉郁的人，蓄着艺术家式的茂密络腮胡。他脸上狂热的表情，是看到了世界末日的人具有的表情；他苍白的面孔，是白天睡觉夜间活动的人惯有的样子。他说话时，嗓音是那种沉静的哀鸣，声如冬天的寒风吹过夜晚的废园，这更加重了他控诉的腔调。“你知道黑山②这个地方吗？我到过很多展览馆，那儿给我的感觉最沉痛。”

　　我说对那个地方略有所知。

　　那儿真是一片黑色的山岭，他说，与世隔绝的山谷里散布着农民，酿酒种植户，偶尔还有牧户。有时，在这些山谷中，可以碰上一个小镇，建有清真寺、清真光塔和露天市场。有一个地方，从前是皇家的宫殿，人们建了一个大型艺术展览馆。“正巧我有空，外面也热得厉害，于是我进去看了看。到里面，我简直不敢相信看见的东西。随便瞧瞧，这儿挂的是布拉克、鲁奥、蒙克和恩斯特的画，那儿挂的是波洛克、哈同和瑞哈特的画③。竟然还有安迪· 沃霍尔④！再看看，我们的画家也赫然在列，从远处我就可以看出拉达、费拉和后期穆兹卡的画，他们还用整个一面墙展示麦德克鼎盛时期的画作⑤。我戴上眼镜，查看画的落款。你知道是些什么人吗？是叫维特科维奇、斯坦科维奇和托斯科维奇的人，还有一幅画署名姆德安，一幅署名丹尼科的。突然，我最害怕的事情出现了：我自己的一幅画也挂在那儿。我记不起画这幅画的确切时间，大约是五年前。但是，那幅画上的落款是卡夫里奇·科托维奇。”他继续抱怨道，“我以前在慕尼黑、华沙和布达佩斯见过人们挂仿制的画。但这次在黑山，给了我很大的震动。朋友，我跟你说，绘画这门艺术完蛋了。再也没有新的构思，每个人都在剽窃别人。一百个人都提出自己的新东西，却不知道都是一百年前的旧东西。一幅蒙德里安或纽曼⑥的作品能让人顶礼膜拜，两幅也没问题，甚至三幅都可以接受。但是如果看了一百幅这样的单色画，看上去就像油漆工画的了，每幅画上都是同样的黑色或白色水平线，给人的感觉就像被抛了起来，或是被从十三层楼上的窗户扔了出来。这是艺术的末日。绘画没有了内涵：既无思想，又无生活底蕴，也没有了创新，失去了精神，怎么看都像一个笑话。这些人是纯粹的骗子，只有那些不诚实的评论家称之为艺术。”

　　那天晚上，他走后，我翻出《传道书》。我早就发现，这本书无所不包。果然，书上有这样一段话：

万物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⑦

　　①近东、南欧等地的一种烈性酒。

　　②黑山原为前南斯拉夫的一个省，南斯拉夫解体后，与塞尔维亚共同组成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

　　③布拉克(1882-1963)，法国画家，立体主义画派代表之一；鲁奥(1871-1958)，法国画家、版画家，画风受表现主义影响；蒙克(1863-1944)，挪威浪漫派画家；恩斯特(1891-1976)，德国表现主义画家；波洛克(1912-1956)，美国画家，抽象表现派主要代表；哈同(1904-1989)，德裔法籍画家；瑞哈特(1913-1967)，美国画家和艺术理论家。

　　④安迪·沃霍尔(1927-1987)，美国画家。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流行艺术运动发起人和主要倡导者。

　　⑤以上四人均为捷克现、当代画家。

　　⑥蒙德里安(1872-1944)，荷兰画家，抽象艺术运动风格派代表；纽曼(Barnett Newman,1905-1970)，美国画家，由极简主义转向抽象表现主义。

　　⑦《传道书》是《圣经·旧约》中的一卷。

然而不论在《传道书》编成之前还是之后，人类对同一风格的模仿都是那么不厌其多。尽管塞内卡、苏埃托尼乌斯、契诃夫、怀尔德、伯尔、迪伦马特、格林和德姆尔①等人的作品，使我失去了最后一点希望，讲述全新的故事，我还是赞赏他们。我赞赏他们永不放弃地在语言的海洋中寻找，不停地讲述每一滴海水中还不为人所知的故事。像我一样，他们从早到晚踮脚站立在海洋中，至少让眼睛和鼻孔浮在水面之上。

　　①塞内卡(前4-65)，古罗马哲学家、政治家和剧作家；苏埃托尼乌斯(69-104)，古罗马传记作家；契诃夫(1860-1904)，俄国作家；怀尔德(1897-1975)，美国小说家、剧作家；伯尔(1917-)，德国作家；迪伦马特(1921-1990)，瑞士剧作家、小说家；格林(1904-1991)，英国小说家；德姆尔(1878-1961)，捷克作家、诗人。

　　起初，我以为自己将成为画家，不留心生活中的故事。我有油彩、画架、画框和画布，努力画下看见或想象到的一切物体。到如今，我见过真正大师的作品，有仿作，也有原作，他们的艺术成就并没有让我泄气。我画的人物很像真实的人，白桦林也栩栩如生，我满意地认为自己可以与大画家比肩。

　　那时我交往的女友爱诗、爱绿水、爱公园僻静的角落，也爱凡·高，特别是他的《向日葵》。她十八岁生日来临之际，我突发奇想，要亲手为她画一幅《向日葵》，代替家里的那幅仿制品送给她。

　　我展开画布，开始作画。时间有限，我决定免去草图，直接画。我从花瓶画起，落下画笔之前，我以为模仿凡·高内力充沛，挥洒自如的画路，不是难事。然而，事实并不遂人愿，我画的向日葵毫无精神，花瓶的比例也不对。午夜时分，小我七岁的弟弟探头张望已经被我变成画室的厨房，见我绝望地试图修改花瓶，将我一把推开。立志当科学家的他，对艺术不以为然。他在画布和那幅仿制品上画了许多方格，然后，非常精确地在小方格内将线条和色彩一一填补。第二天，我把他画的那幅向日葵送给我女友。我得到了本不属于我的赞扬，而我当画家的梦想从此破灭。好像突然之间，我没有了作画的想象力，失去了作画的动力。我说不清楚自己缺少什么，从此将画箱废弃在地下室，直到今年春天，我再也没有画过一幅画。

　　还只是星期五的早上，列车上就已经挤满了身穿军用工装裤和灰色牛仔衣的青年男女，到乡下去过悠闲周末。我终于找到一个座位，对面坐着三个年轻人，一个女孩横躺在他们三人的腿上。座位上方的行李架上，破旧的帆布包里露出一瓶瓶啤酒。到达他们的乡下棚屋——如果他们有一座的话——这个女孩也许会做红烩牛肉，然后他们开始喝啤酒，酒酣耳热，他们也许将弹起吉他，放声唱歌，喝足啤酒的人也许跟女孩做爱。女孩的头发凌乱，漂白的头发遮掩着她没有表情的脸。今天早晨，或很可能是昨天晚上，她用暗红色的唇膏涂过嘴唇，她指甲上的指甲油则已经剥落。她的手脏兮兮，劳动布的衣服也不干净。男孩子们像大男人一样说着粗话，她咯咯笑着。其中一个男孩碰了她的胸，她挥手拍开，不过她仍旧躺在他们腿上。

　　二十年前，我有兴趣结识他们。那时我已经停止作画，但我对外部世界的探求热情并没有泯灭。就在那时，我开始写作，有一种了解别人的渴望，在任何地方，我都能发现新异有趣的故事。我急切地、忐忑不安地投入淹没我们的海洋。

　　《传道书》上记载过这种入迷的心态：

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愚昧人的嘴，吞灭自己。他口中的言语，起头是愚昧；他话的末尾，是奸恶的狂妄。愚昧人多有言语，……著书多，没有穷尽。　　

　　如果他明白……

　　也许有人根本没有时间探察那将要淹没我们的海洋。我想到有这类人，是在星期六或是星期天，看见冯德拉克先生穿着蓝色外套在他的房屋里外忙活。他的外套旧得发白，有时我听见他在屋子里面吹口哨。我想问他独自一人建造那么大的一所住宅累不累，不过最终还是羞于启齿。上个月，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邀请我进屋，参观他的工作成果。门厅的地板上铺着平整的亚麻油地毡。暖气安装得无可挑剔，窗户严丝合缝，墙壁平展如镜，墙角中规中矩。我问他从哪里学来这些技艺，他说自己从前在广告公司当过平面设计师。我向他讨教，他却未说出个所以然来。我想他不是保守秘密，只是不知道如何表达。他倾注一生的精力建造这所房屋。他跟我谈起不同形状的烟囱、挑选瓷砖的诀窍。我注意到，没有一扇窗户开在临街的墙上，而都朝着花园开。刚上了阁楼，他让我稍等，自己跑下楼去。我听见一扇门打开，瞬间屋内响起教堂的音乐，我辨别不出这音乐来自何方。冯德拉克先生久久没有回来，我下了阁楼，想找到他，称赞房屋的音响系统。下了楼，我发觉音乐来自地下室。我进了地下室，看见水泥地上矗立着一架管风琴，广告平面设计师冯德拉克先生穿着那件退色的外套，坐在琴边，弹着巴赫的乐曲。“我来让屋里温暖一些，”他说。

　　几天后，他累倒了，终于接受了别人的服务，这些人还配备着一辆搬运车。他的家具很平常，全都用旧了，甚至有些划痕。那天夜晚，街上罗马焰火筒快乐地喷发出彩色火花。

　　那伙小青年在我之前下了车。关于他们的小说和文章已经出现，他们成为采访和描写的对象，当然，不是在我们国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犯罪学家研究这些年轻人，并用理解、遗憾和厌恶的口气谈论这些年轻人。各种人都想捕捉或至少能够勾画出他们的脸谱。我建议对他们有兴趣的人可以看看相关的文学作品。

　　我感觉我们面临一种境况，我们不仅消耗了大量的石油、矿藏、水资源和清新空气，而且挖掘完了故事，没有什么构思可算作新颖的了。

　　作家们不承认这个现实，绝望地想写出惊人之作。他们描写少年英雄被活埋，只有头露出地面，乌鸦围在他周围，准备啄他的眼珠；他们写父亲让未成年的女儿与山羊交配；他们写强奸十六岁的处于急救中的女病人带来的英雄快感；他们写闪电毁掉了一个人的男根，用这种童话刺激读者。这些作家以为自己叙述的是新故事，或最低程度上是一种新的恐怖和丑陋的形式。他们忘记了古老的俄狄浦斯或坦塔罗斯的故事①，自认为是创新。他们没读过苏埃托尼乌斯的作品，也不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索尔仁尼琴、科西奇或库尔卡② 这些作家博览群书，此类不读书之辈，多如过江之鲫。小说哪能靠恐怖或丑陋掀起波澜，哪能以变态和淫秽吸引读者。不过他们自己仍然是渴望安定生活的人，知道没有尊严的生活不是真正的生活。我有些担心这些人的数目正逐渐减少，就像真正的工匠和他们的学徒、行走或是骑马的旅行者、托钵僧、海员和商人正逐渐消失一样。对此我了无惊诧：芸芸众生，谁能挡得住滚滚红尘，踮起了脚尖也无济于事。

　　①俄狄浦斯是希腊神话中人物，杀父娶母；坦塔罗斯是宙斯的儿子，因泄露天机，被罚立在齐下巴深的水中。

　　②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俄国作家；索尔仁尼琴(1918- )，前苏联小说家，197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科西奇(1921- )，塞尔维亚小说家；库尔卡(1942- )，捷克作家、学者。

　　我到表妹家的时候，她那位吉普赛邻居正在院子里晾衣服，冲我微笑。

　　冬天，表妹回家，我第一次来到这里，她的芳邻也在晾衣服。我们从未见过面，她朝我挥手致意，于是我也向她挥手。她耸耸肩，像是在说：太迟了，你应该早点来。然后她又灿烂地笑了，像是加了一句：不过，让我们想想看，有没有其他办法。她仅仅十八岁。

　　随后，我看见了她的丈夫。他蓄着浓浓的八字须，啤酒肚吊在皮带上，一双大手，看上去令人胆寒。

　　表妹见我津津有味地观察那小两口，告诉我说，那男的叫山多尔，在集体农庄干活；那女的叫玛丽亚。他们很小就结婚了，那时她才十五岁。现在他们生了两个女儿。表妹说，很遗憾你没赶上他们的婚礼。说完，她从木盒子里拿出一幅画，画的是几位苗条美丽的女孩，走出汽车，参加舞会。我认出有一个就是隔壁年轻的邻居。

　　“为什么你那样画她？”我问。

　　“她乐于此道，”表妹说，引起了我更大的兴趣。

　　我在木屋里过夜，第二天早晨，我看见山多尔盛装打扮，急急忙忙赶列车去了。

　　列车刚开走，一个穿着灰色衣服风流倜傥的男人来到篱笆边，年轻的妈妈从屋里跑出来。我听不见他们谈些什么，不时听见她大声而放荡的笑声。

　　“山多尔深夜才回家，”表妹说，“到那时一切又会恢复正常。”

　　不久，女人披着一条宽大的羊毛披巾，带着两个孩子，和那男人走了。

　　没料到，中午时，丈夫回来了。我碰巧看见他从火车站匆匆赶回家。他两只大手里攥着两个包裹。他敲了一会儿门，见没人开门，就自己拿钥匙开了门。透过两堵墙，我也能听见他喊她的名字。他喊了几声，一声大过一声，最终咆哮起来，听不清楚说些什么。至少我是这么感觉的，或许他只是在更远处的房间叫喊。

　　我开始预想接下来可能发生的故事，自由、毁灭和魅力，这些都会被激情一扫而光。我开始担忧这激情会变成失去控制的暴力。

　　一会儿，山多尔出了屋子，脱去了整齐的服装，换了一件红色风衣。他拉了一架雪橇，我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天知道他准备拉雪橇派什么用场。

　　我惊讶地看着他拉着雪橇走向山坡，孩子们正在雪地上玩耍。我不久也看见红色风衣从山上滑下。

　　刚入夜，我看见他在酒吧里，女老板给他端来啤酒。我听见他扯着嗓门说笑，和其他人逗趣。有人说：“山多尔，你的衣服有点儿难看。”

　　我们的吉普赛人喝了口啤酒，说：“你们听听我做了怎样一个梦。”他开始讲自己的梦：一名军官派他到火星去，命令他用双脚走回地球。“那个狗杂种只给我三天时间，我不得不飞跑，结果渴死了。”他喝干了啤酒，狠狠地加了一句：“我还得把这个梦写出来。”

　　表妹说，由于邻居年纪太小，结婚前，先要去接受婚姻心理咨询。在那里，他们学习如何建立婚姻关系，还被提醒注意梦的含义，因为梦是被压抑的潜意识。他们得知，如果梦没有得到释放，就会使人做下傻事。山多尔想不到潜意识有那么大的能量，同意将梦写出来，时常给心理医生诊断。不过山多尔除了梦见食品和军队的事，不常做其他的梦。“有时我借给他一些有怪物的梦，”表妹最后说，“他为我劈柴，作为回报。”

　　事情就这样，我意念中的吉普赛小两口的故事还没有机会诞生，没了下文。就是莎士比亚也没法下手，写出这个故事。要是黛丝狄蒙娜坚持奥赛罗去咨询婚姻心理医生，莎士比亚恐怕也没辙。

虽然从那里找不到写小说的素材，我还是接受了表妹的好意，使用她的木屋。乡下风光无限，夜晚的雾闻来都是甜的。

　　我进了小屋，闻到了一股熟悉的油漆、涂料和松节油的气味。

　　我没在屋内逗留，拿了一本写生簿和蜡笔，向田野走去。九月的天空，晴朗无云，林木覆盖的山峰在地平线上的烟雾中闪着微光，大地上，是斑斓的黄色和褐色。我穿过一片供游客周末度假的小屋，勤劳的主人正忙活着，小屋和园子收拾得井井有条。空气中满是秋天的花香，成熟的果香，还有新油漆的气味。没走多久，我发现有些小屋住的是火车上碰见的那些年轻人。从那里散发出木头烧焦的味道，一个女孩正往水桶里泵水，像极了火车上坐在我对面的那个女孩。我向她打招呼，她转身看我，眼睛像是哭红了，或是被烟熏的。她对我注目片刻，点了点头，继续泵水。

　　小屋后，草地绵延到树林边，那里有一条铁路穿过平矮的山谷。我走到林地，选择一个适宜作画的角度。我开始写生大地，我妻子也喜欢大地。她说大地代表了我个性中较少矛盾、更多愉快安详的一面。

　　阳光洒在大地上，不远处的一座山矗立在天空下，山脚下的池塘波光粼粼。池塘边一排柳树枝叶垂在水面，一条窄窄的沙路蜿蜒而来。路两旁有低矮的灌木丛，一棵老梣树立于其中，树上结满了红黄色的果子。我在一块晒热的石头上坐下，开始描画远处山峦的轮廓。

　　昨天，凯勒尔回顾在黑山的博物馆之旅时，说：“除了已经过世的海盖杜希奇，真正吸引我的是老格涅拉利奇①。看了他画的猫坐在窗台上，前面是几个苹果和洋葱，你会自言自语：这个家伙创意真独特，他的画有真正的原创精神。他不用精巧的构图，他只是画客观世界内的事物。他还有一幅画，画的是拔光毛的小公鸡挂在竹篙上。你能想象得出比这更雄辩的构图吗？还有什么比一只拔光毛的鸡更能代表耻辱的生活？这是一无所有的人的构图，没有了上帝，没有了希望。格涅拉利奇自己不知道这些，他仅仅知道画的是自己山村里的一只光秃秃的公鸡。你说，刻苦作画还有什么意义？老实地承认我们没有那种天赋，不是更好吗？你告诉我。”他瘦骨嶙峋的手向我挥动着，又说，“天底下谁还有那种天赋？”

　　①海盖杜希奇(1901-1975)，格涅拉利奇(1914-)，两人均为前南斯拉夫画家。　　

　　《传道书》可以回答这个问题：“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

　　我猜想，面前的这片大地已经被画家画过，摄影家也让这片大地永恒地定格在照片中。我自己把这片大地当作立体画派或是超现实主义画家眼中的大地，也许不画梣树，而画上一只死鸽子。我幻想自己看到的色彩完全不同于照相机摄入的色彩。为什么？如果我真的是画家，也许能体会到我的朋友凯勒尔的绝望心情，发现自己无法超越别人的心情。我很幸运，那幅失败的《向日葵》，至少在作画这门艺术上，使我永远免去了发明新创意的责任。总之，看到自己画的梣树至少有点像地上的那棵梣树，我可以自得其乐。哪一天我再次看自己的这幅画时，此刻的愉悦或许还会降临。

　　火车汽笛的长鸣声传来，随后我听见车厢的咣当声，好像就在我身后不远。

　　我有时想，一味猎取新颖是病态表现，可以说是自我破坏。我们声称接近了偶像的艺术水平，认为这种进步就是新的，以前没有达到过，必定胜过从前。不论科学技术和社会组织领域，还是艺术领域，求新总被认为是才智的体现。如今，人们只需要离校的证书或一个月的培训，再加上十足的傲气就可以立足于世了。如果我们少把心思花在用新的角度观察新的方式表达上，转而关注我们的视角和表达是否对他人有益，这样可能更好些。

　　我身后的树丛中发出树枝折断的声响，我扭头看去，只见一个穿着劳动布裙子和衣衫的女孩走过来。乍一看，她就像我今天看见的两个女孩——火车上的和水井旁的——双胞胎姐妹。她看见了我，停住了脚步，盯着我看了片刻，突然转身跑下山谷，铁路就经过那远方。她的眼睛好像也红通通的，大概是红色的雾使我看什么都是红的。

　　把这个女孩画进画中会很好看，我可以画她靠在梣树上，红通通的眼睛注视着我。她的神情会是怎样的呢？近来，女孩们脸上越来越没有表情了，我越来越多地遇见面无表情的年轻女孩。

　　前些日子，在一个医生的候诊室里，我从桌上拿起一本杂志，读到了这样一段话：“线路的延伸是电气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科学发展和技术变革需要孜孜不倦地学习知识……”

　　语言丧失了意义——我甚至不敢说丧失了美感，被无数的扩音器传到乡村，钻进我们的房屋，钻进我们的心灵，钻进我们的思想，直到我们窒息而死。在我们苦难的尽头，我不敢说能找到哪怕一个勇敢的女孩将我们尊严地埋葬。

　　如果我们不能交谈，怎么可能得到真正的团结。

　　不久前，凯勒尔的一个诗人朋友悬梁自尽了，他把诗人的诗拿给我看。诗是这样写的：　　

　　1……今天

　　2……今天上午

　　3……今天午前

　　4……今天中午

　　5……今天午后

　　6……今天傍晚

　　7……今天黄昏

　　8……今天夜晚

　　9……啊，就在这时

　　10……事情发生了

　　这是他的绝命诗，他认为只有用这些空洞的语言，才能够战胜毒染的波涛，他建造的是一只筏子，航向他人的心灵。但他意识到乘着这只筏子的他没人理解，于是他放弃了。人们把他安葬在一个巨大的墓穴里，了结了。

　　汽笛又在远方响起，我没有在意。

少数人发觉生命中的藩篱后，感到绝望。他们认定，必须超越这个束缚，否则生命就毫无意义。其他人是怎样的呢？那些从未听见生命的召唤，从未聆听希望的细语的人，又该怎样活下去呢？扩音器咆哮着，颜料涂抹出呆板沉闷的画面。

　　火车的汽笛在耳处突然拉响，尖利的鸣声长久不停，同时传来刹车声。我听见，或许是我认为自己听见一声短暂而撕人心肺的尖叫。随后是沉寂。我看不见，但可以感觉到火车停下来了。

　　我站起来，似乎站立能够让我更好地判断出了什么事。大地还是一片沉寂，附近有只啄木鸟啄起木头来。尖叫声显然是我的幻觉，因为从山谷那么远的位置，人的声音不可能传过来。更不可能在汽笛声中传来。

　　我坐下来，收起铅笔，把画稿放进写生簿，朝铁道走去。

　　火车还停在那儿，原来是一列货车。

　　我站在山岩边，眺望铁路线。从我的位置可以看见三个男人弯腰搬一具女子的尸体，尸体的头没了。三个男人小心翼翼地不让女孩蓝色衣衫和裙子上的血迹沾染到自己身上。我转过岩石尖角，就能下到铁道边，但那又有什么意义呢？我帮不上任何忙。

　　一个男人爬进机车，拿了块浅色的破布下来。他抖开破布，盖在尸体上。布块不大，只盖住了尸体的上半部分。三个男人说了几句话，声音传到我耳边，但我没听清楚他们说的是什么。两个男人蹬着脚梯进了机车，剩下的那个男人一动不动地站在尸体旁，好像动弹不了似的。机车上的两个男人冲他大喊，让他上车。见他还是不动，两人下车架着他的胳膊，费尽全身力气将他推上了脚梯。过了一会儿，火车开了起来。

　　我该怎么办？我抬头望着天空，轻声祈祷，希望老天能给我出个主意。

　　我走回小屋，把画展开，盯着看了一番，然后抓起来揉成一团，扔进废纸篓。我听见远处救护车的鸣笛，也可能是警车。

　　我画的不错，但心里有抹不去的空虚感，觉得我的画全然无用。要是我早点知道那个女孩想放弃生命，那就好了。然而，就是知道，我又该怎么做呢？有人竭力想说点什么，但没人听见。我只想说出或重复这样一句带来希望的话：“不要行恶过分。也不要为人愚昧。何必不到期而死呢。”①

　　① 引自《传道书》第七章十七节。

　　墙上表妹画的那些画中的怪物对我龇牙咧嘴，我无法在这里待下去了。

　　门外，那位爱笑的邻居家的篱笆边，站着几个妇女。“你听说了事故没有？”她们朝我喊道。

　　我出于幼稚的炫耀心理，顺口说出曾看见铁路上的尸体。我还说，自己可能是最后一个看见那姑娘的人。

　　她们立即要我讲见到的所有细节，那个女孩的长相，她们说，目前谁都还认不出死者。我也令她们失望，这个女孩跟其他女孩相比，没有任何突出的特征。她很普通，没给我留下一点印象。

　　你认为她是村子里的人，还是附近度假区的人？你肯定从未见过她吗？

　　我说，不知道，我肯定以前没有见过她。随即我又大声说，这一点我也不十分肯定。我说不清她的长相，怎么能说从未见过她呢？

　　她们很失望，即使这样，她们还是劝告说，我有责任去警察局声明自己是现场证人。

　　我谢了她们的建议，但我知道，无论如何，她们都不会允许我埋葬她。

　　回到家，妻子迎接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她说下班回家时，在街上碰见一辆救护车，整个下午她都有不祥的预感。她害怕我出了什么意外，结果是我们街上最近刚造完房屋的那个出毛病了。

　　“他怎么啦？”

　　心脏病，她说，那个不幸的人劳作过度。“你今天怎么过的？”她问我，“去采蘑菇了？”

　　突然，我感觉今天经历的事恍如一梦，令人怀疑是否真的发生过。我不愿谈论这些古怪的事了，妻子会睡不着觉的。

　　我说蘑菇还没长起来，我画了一幅画，但画得不理想。

　　入夜，妻子上了床，门铃不期响起。

　　门口站着一位老妇，头上包着头巾，显然从乡下来。这么晚来打搅我，她显得不安，努力让我回忆起她，说是在M镇的商店里见过面，她还数次看见我背着画夹，甚至有一次画过她家的木屋。

　　我什么也记不得了，但还是点着头，把她让进屋内。

　　她坚决不坐下来，站着说，不敢占用我的时间。人家告诉她，我最后见过那个被火车撞死的人，说到这儿，她脸上的表情不自然地变化着。她说每个星期五女儿从学校回家，今天却没回来，学校里也找不到人。为此，她来打听些事。

　　我安慰说，她女儿一定会回家来，我帮不上什么忙，因为我几乎没看那个卧轨女孩几眼。

　　那没关系，她说，她带了张照片。如果我见过她一定会从照片上认出来。她开始在手提包里翻找，却怎么也找不到。她越来越急，越急越找不到，最后终于失望地停下了。

　　我说，照片没带来更好，因为那只会加深我本来就不敢确定的印象。但她没必要慌张，她女儿会回家，或许她在朋友那里玩，即使她一个星期都没回来，也可能是在哪里流浪。

　　“她肯定在什么地方，你不要急，”我的劝解没有底气。

　　“那我该怎么办呢？”

　　“好吧，如果你一定认为那是你女儿，你就去看看。”

　　她说，已经去看过了，没有人能认出是谁。谁都认不出来！“刚开头我认为是我女儿，但发觉腿比我女儿的长。你是见过尸体的，血肉模糊，认不清了。”妇人哭了起来。

　　我说，这个女孩不可能是被火车意外撞死的，她的女儿事先有没有这方面的苗头。

　　“谁知道呢？”她抽泣着说，“你知道现在的女孩都是这样子！她们不把生命当回事，甚至不知道为什么活着！”她又开始在包里找照片。“请问你能不能跟我走一趟？我开车来的。”

　　“没有用的，即使看了照片，我也不敢肯定。你去看尸体的时候，他们没给你看死者的衣服吗？比方说，你女儿是不是穿了劳动布的裙子？”

　　“如今的女孩穿的都差不多，你说是吧？你不是见过尸体吗，都被血浸透了。那衣衫好像不是我女儿的，但现在的女孩总是交换衣服穿。你不是一个画家吗，是吧？”她突然问，“你能不能把你看见的画出来？”

　　我说，我不是真正的画家，无论如何，我画不出一个只瞟了一眼的人。最后问了一句：“她戴耳环吗？”

　　“她没有耳环，除非她从哪儿偷来。”

　　“她有什么胎记吗？”

　　她摇头，说：“你不是见过她吗？你是最后一个看见她的人。”

　　“我真的很想帮忙，”我说，“但确实不记得她的长相了。”

　　“你真的不随我去了？”她朝门口走去，喃喃自语，“我该怎么办呢？就这么等下去吗？”在门厅，她停住了，扭头跟我说：“如果真是她，我就要准备葬礼了。”

　　我都忘了还有这回事。

　　她觉察到我的犹豫，又问一遍：“你真的不能试试……”

　　我让她进了起居室，然后我进了房间，找了一张纸。火红的梣树在我眼前舞动，火车上那个女孩没有表情的脸怎么也抹不去。院子里撒满了月光，几片流云飞掠过天空，天气变化了。风吹过屋檐，发出呜呜的响声。我闭上眼，脑海里浮现出用桶打水的那个女孩。树枝飒飒，在风中颤抖着。

　　事情怎么会是这样？该是医生、警察、女孩的妈妈自己去确定死者的身份。

　　楼下的铁路上，熟悉的火车汽笛又被拉响。树枝吱嘎作响，我猛一转身，她就站在那儿，离我几步之遥。缠结的头发耷拉在她的前额和左耳。左耳上戴着一个大耳环。那是塑料的，或许是陶瓷的？她红通通的双眼分得很开，眉毛很短，好像被拔了三分之二，没有任何表情。她的鼻子圆溜溜的，嘴巴与过大的下巴相比，显得特别的小。前突的下巴是她脸上最有特征的地方，其次当然是眼睛，富有特征的不是眼睛的颜色，倒是眼中的神情，那是一种绝望的焦急。    那眼睛看见的是一片血红的海洋，一片即将淹没我们的海洋。我惊异地看着眼前的景象，简直不敢相信。我怎么会想到这张脸？这张脸从哪儿冒出来的，与真实的人有什么关系？是这位来访的老妇让我形成了这张脸的构图？难道我不仅仅是表达了自己潜意识中的焦急？我把手里的纸塞进一叠废纸堆里，回到起居室。“非常抱歉，”我说，“实在记不得了。请你回去吧。也许你女儿已经在家等你了。”

　　“你真的这么认为？”

　　我送她出门。

　　“谁来啦？”妻子问我。

　　“一个客户，”我回答说，“她希望我为她作幅画。”

　　“在今天晚上？”

　　“有些人很奇怪的。”

　　“你瞧，”妻子说，“我一直就说你的画不错，人家也这么……”

　　“知道啦，”我打断她的话，说，“不是这么回事，明天再跟你说。”

　　“我一直在想街那头的那个男人，”妻子说，“他花了多少年的时间造房屋，现在房子造好，人却……”她顿了一下，又说，这种事也多啊，有人尽力想取得什么，常常在目标实现的时候，自己也倒下了。

　　或许世事如斯。完成了一项事务，却没有力量继续下一项，这是可怕的。我想象冯德拉克先生某个夜晚爬上了他新房屋的顶层，过去五年来，他一直过得明智，过得充实，海水没有淹到他。而当他爬上楼顶的时候，他看见了一直逃避的海洋，现在，他没有办法逃避了。波浪漫上了他的耳朵，这一刻，他的心精疲力竭了。

　　人不应该为自己建造一间房屋，如果开始造了，也不应该完成最后一步，因为在那一刻，他将彻悟。

　　《传道书》这样说：

　　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修造园囿，在其中栽种各样果木树……

　　后来我察看我一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的劳碌所带来的成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

　　某些情况下，人们甚至在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化成空无之前，就停止了劳碌。他们扫一眼海洋，明白了自己游不过去。波涛在他们身边汹涌，他们呼救，晓得无人听见，最终放弃。所以他们跑进树林，看见一条铁路，躺在铁轨上等待。那就是他们的故事——生命中惟一一次并且无法重复的故事。有时只在顷刻之间。

　　谁将埋葬她？这个问题困扰着我。

　　我渐入梦乡。如果死去女孩的身份没有查明，我将在铁道旁的空地上立一块石碑。我看见自己将她的面容，或我想象中的她的面容刻入花岗岩。至少要这样。

　　我又想起了那只死鸽子，今天早晨放弃了生命的鸽子。我捡起了它，它不用躺在沥青人行道上了。我捡起来的时候，灰色的羽毛从它的身上缤纷落下，如秋天的落叶。我不知该如何是好，因为我不愿意把它赤裸着扔进垃圾桶。于是我拎着它来到路边的一丛长得很高的青草旁，把它安放在草丛里，看着草叶将它包藏，似乎要掩盖它的赤裸。

　　《传道书》还这样说：

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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