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塔·米勒：一只苍蝇飞过半个森林

 

赫塔·米勒：一只苍蝇飞过半个森林

 

他已经死了。也许他还活着。人可以默默无闻地活着。

我知道他再也不来了。

每当铁皮咯吱作响的时候，每当我看见白色的树皮或者看见某人手中拿着一块手帕的时候，我就会浮想联翩，我就会想起我没有看见的某种事物。也许我应该想那些映入我的眼帘的事物，但是我不敢想。谁能告诉我必须想多久才能牢记那幕惨剧呢？怎样做才能从我的脑海中抹去对它的记忆呢？

我不知道我应该看外部世界的白树皮还是应该潜沉于内心世界之中。

我在工厂里当了三十四年的女工。我上夜班，黎明时回家。

我的居室十分冷寂。每当我上夜班的时候，居室里的地毯就长满了绒毛，黎明时桌子居然深深地陷在绒毛之中。所有的家具都在昏睡。

每只桌脚都渐渐沉睡，我怎能在夜里安睡呢？夜晚我逃离了居室，去工厂上班，与螺丝钉为伍。别的女人在家中与丈夫耳鬓厮磨，而此时我则在工厂里为这些女人做善事。

拂晓时我下夜班。在回家的路上我仰望苍穹，皓月悬浮在大树的上空。树叶还在昏睡。夜空布满了灰尘，树叶非常疲惫。冬季光秃秃的树木也很疲惫，秃木显得异常沉重。

拂晓时明月高悬在公共汽车站上空——卷烟厂的上空则高悬着一轮朝阳。同一片天空上的两个星体居然比脚趾还小。冷月开始变暖，它驶离树木，朝我迎面飞来。朝阳开始变冷，它飞入树林，飘到我的脑后。

冷暖颠倒了，但是这种颠倒并不是因为我的缘故。每天清晨我走出一日之始。太阳睡眼惺忪地望着我的后脑勺，前面是我的脸，我的脸彻夜未眠。苍天弯着腰，天穹上飘着羊毛，在城里我们也可以看见天的脊背。

黎明时出现了两排脚趾，它们分属于两双不同的脚。有两个人的生活原本可以浮现在我的脑海中，这两个人并存于世，相距遥远。但是我并没有想起这两人。我的上腭感觉到了螺丝钉的焦渴，这种焦渴令人想起破旧的天鹅绒。当我看见那两个脚趾般的星体时，我突然想起了那幕惨剧。我在心中默念道：现在你居然想起了此事。

每天清晨在回家的路上我都想起了那幕惨剧。那幕惨剧如鲠在喉，我必须将它咽下去。

每当我进家的时候，我的居室还在昏睡。屋中无入的时候，居室除了昏睡还能做些什么呢？如果有人在居室里走动，或者坐在居室中，或者四处探查，看家中的财物是否还在，那么居室将呈现出另一番景象。

我不知疲倦，归途和晨风只是勤奋工作中的匆匆过客而已。回家后我上床睡觉，我的床一直在昏睡，我的枕头一直在昏睡。从夜晚到黎明，床边的桌子在地毯的绒毛中越陷越深。

我在工厂上夜班，回家之前我总是要喝一瓶牛奶，这已成了我的习惯。我把牛奶瓶放在嘴边，然后一饮而尽。牛奶就像雪水一样清凉，冲走了我脑海中的螺丝钉。喝完牛奶之后，我在工厂的厂房里来回踱步。我抬起脚，像水罐一样走来走去，水罐里，一根长棍子顶着个舌头。

我躺在床上，渐渐沉入梦乡。然而这睡梦并不是我自己的睡梦。我的床比我睡得更久，更深沉。在昏睡中我梦见我身穿一件无色透明的连衣裙。假如有人透过连衣裙看见了我的身体，那么这件连衣裙肯定是由玻璃制成的。但是并没有人看见我的身体，要么我没有穿连衣裙，要么他人无法透视我的身体。

每当我做梦的时候，我就梦见我们站在城郊的土豆田里。我身穿连衣裙，土豆苗则绽开着淡蓝色的花。他用一只手牵着我的手，用另一只手指点着连绵的山峦。群山嵯峨而苍白，山麓居然和山峰一样瘦削。我说：那不是山，而是房屋的墙，你的画像就挂在屋墙上。他说：墙下面是矿山。我反驳道：是坟墓。他说：是矿山。我心中暗想：是坟墓。

某天清晨在回家的路上，我看见有个男孩站在卷烟厂的拐角处，他手持一把红色的左轮手枪。当男孩举起左轮手枪时，我居然无动于衷。就在这时一阵风沿着长长的院墙吹了过来，吹得工厂的铁皮招牌咯吱作响，招牌上画着一个闪光的喇叭。

如果不是风把铁皮招牌吹得咯吱作响，那么我就不会注意到清晨居然有一个手持左轮手枪的男孩站在卷烟厂的拐角处。

风在吹，一股扬尘向上飞起，形成一个漩涡，漩涡比披肩略小一些。画有喇叭的铁皮招牌发出了短促的咯吱声。这些景物使我想起了他。这句话我几乎脱口而出：风在吹，铁皮招牌在咯吱作响，风在吹，树木簌簌作响，风在吹，风吹得我的头发向上飞扬，但是它并没有吹落树叶，这些景物和他毫不相干，而你居然在此时想起了他。

我没有看见邮递员。黎明时他从不从我身边走过，黎明过后我也从不从他身边走过。时至今日我都不知道他的长相。我永远不想看见他，因为我觉得他每天都会带来一条消息，一条好消息或者一条坏消息，他并不是因为我的缘故才带来消息的，他带来消息完全出于自愿，即使我不存在，他每天也会走上这条邮路。送信对他来说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可是我从未见过他把装有消息的信件塞进邮箱的开口。他没有必要来看我的笑脸或者看我的哭相。也许他忘了把信件装进背包而只是背着空空的行囊虚度时光。我并不知道他的背包里有没有信件。

流年已洗去了好消息和坏消息之间的差异。我长期独居，对世事早已麻木不仁。

仲夏时节每三个花园里就有一个稻草人。我懂得稻草人的制作法：首先把两根树枝钉在一起，使其成为一个十字架，然后将较长的树枝插进地里，在插入处的周围垒起石头，稳住树枝，给树枝的顶端戴上草帽，然后给较短的树枝穿上外衣，给较长的树枝穿上外裤。制作者拿来一件黑衣，把黑衣套在十字架上，塞满稻草，然后给黑衣系上扣子。

有天夜里我溜进花园，把稻草人的黑衣从十字架上剥了下来。当我剥掉黑衣之后，构成十字架的树枝露出了白色的树皮。我只是想脱掉稻草人的黑衣，并从树枝上摘下稻草人的草帽，因为几个星期以来每天清晨我都路过花园，花园里的稻草人引起了我的联想，我觉得他就是稻草人的原型。黎明时邻居们还没有起床，花园里长满了夜一般冰凉的覆盆子，覆盆子红彤彤的果子滚到了路边，它们时刻准备着流血。干瘪的芸豆在晨风中摇摇晃晃，丁当作响，明亮的豆壳中好像装有石头。

我把塞满稻草的黑衣扔到了花园的小路上，于是稻草人消失了，只剩下露出白色树皮的两根树枝，黑衣从此与他脱离了干系。树皮也与他无关，我绝不会从树皮联想到他的皮肤，这种联想纯属自我欺骗。

但是当我看见白树皮的时候．我就感到全身冰凉。

我坐火车去另一个城市的时候，必须忍受无聊。车厢外面涌动着来自天宇的波浪，田野和树木一晃而过。铁轨在歌唱。有些乘客在交谈。我也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当铁轨发出轰鸣的时候，交谈者立即陷入沉默。在行驶的火车中无法进行长时间的交谈。即使有人在讲述他一生的故事，也是长话短说。

交谈结束之后，车厢里一片寂静。

每当我们谈论囚犯的时候，我们总是提到火车和铁轨。但是火车和铁轨并不是我所思考的对象。有一个男人在火车上谈他自己的婚姻，他说他无法忍受他的第三任妻子，他从不去找他的第二任妻子，他喜欢去他的结发妻子的家，他每周去一次，他请求他的发妻准许他在她的家中过夜，他的发妻给他留了一张床。他讲完之后四周一片寂静。寂静不是我所思考的对象，独自歌唱的铁轨也不是我所思考的对象。所有这一切也许和他有关，但是它们在我的头脑中无法激起关于他的联想。

那个男人从皮包中取出一块手帕，手帕是刚熨过的。手帕才是我所思考的对象，我于是自言自语道：现在你终于想起了那幕惨剧，现在你终于想起了他。

那男人揩干净了嘴角，然后把手帕放回皮包。

火车在开往下一个城市的途中，铁轨旁有一些小火车站，火车站后面有小村庄。那个男人睡着了，他的脸颊紧贴着窗玻璃。火车还在向前行驶，当它在前面一个小火车站停留的时候，我想下车去透透风。我想穿过候车室走进村庄。观赏农家的篱笆和小窗，在村子里买点东西，买点能边走边吃的东西，比如一块小面包或者一个苹果。

但是当火车停在某个小火车站的时候，我并没有打算下车。那个用过手帕的男人在睡梦中能感觉到火车到站了。他能感觉到火车刹车时的震动，并且能觉察到铁轨已停止了歌唱。我发现他用紧闭的双眼寻找火车站，他的眼球在转动，但是眼睑却没有苏醒，他的眼睑太沉重了，以至于他无法睁开眼睛。我发现他的眼睛停止了转动。他紧闭着静止的双眼，最终没有看见火车站。我静静地坐在座位上，根本没想站起来，然后向前迈出第一步。但是当火车再次向前行驶的时候，我又想在下一个火车站下车，这种想法毫无来由地在我的头脑里转来转去。

我知道：正因为我不愿意下车，所以我才想到下车。我所要的只是想到下车而已。那个男人刚熨过的手帕原本和其他事情毫无关系。但是手帕却成了我的思考对象，于是我自言自语道：现在你终于想起了那幕惨剧，现在你终于想起了他。

我必须去那座城市。中途下车的想法像洪水一样把我冲走了，洪水也没有把他带回来。即使我在陌生的小村庄里待上一整天，邮递员也不会送来任何关于他的消息。

每座城市都比刚熨过的灰边手帕大，每座城市都比他实在，可是他却离我更近。

那时我还清楚地知道什么是好消息，什么是坏消息。

有时我会把好消息和坏消息弄混，结果一切都颠倒了，不再是原来的样子。只有时间才能让它恢复原样。

清晨，每当我掸枕头的时候，我心中暗想：假如我不是一位单身女子，那么我现在会掸两个枕头。我把枕头搁在敞开的窗子上。就在旭日东升之前，晨风十分凉爽，城市污浊的空气尚未弥漫在空中。这时我发现外窗台根本没有放两个枕头的空间。此时的晨风并不凉爽，因为太阳早已高悬在另一条街道高大的树木之上。晨风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吹凉两个枕头，因为中午正朝着我们快步走来。

我把盛有自来水的咖啡壶放到火炉上。烧开水时我自有分寸，水壶只装有两杯水，太多的水简直是浪费。每当我把第二杯水倒进壶里的时候，我暗自思忖：假如我不是一个单身女人，那么我需要四杯水。沸腾的水泡在壶底独自歌唱。我把第三杯水放在水壶的上方。每次我都把第三杯冷水放在开水的上方。但是我从不把他的冷水倒进水壶。我总是把第三杯冷水倒进洗涤槽。第三杯冷水下面是我伸出的手指。我让杯中的冷水顺着我的手指缓缓流淌，第三杯水倒光了之后，瓷杯又可以装第四杯水。我让第三杯水在我的手指上缓缓流淌，我感觉到了水的持续浸润，于是我误以为这是第四杯水。

做饭的时候我常把装有土豆的篮子拿进厨房。我取出一个大土豆，开始削皮。然后我又取出第二个土豆，让它在我的手里转动。我暗自思忖：假如我不是一个单身女人，那么我就会给两个大土豆削皮。但是我从不切第二个土豆，我只是削去土豆芽，然后把它放回篮子里。

人们在谈论囚犯的时候总是提起土豆。但是我的土豆与囚犯无关。我原本可以想起监禁营里的熟土豆的，但是我的脑海里并没有产生这样的联想。我把玩着手中那个削了皮的大土豆，我知道：他的大土豆今天已经逃脱了被切割的命运。只是在明天他的大土豆才会被削去外皮。

我心中暗想：两个土豆中我只煮一个土豆，而留下另一个土豆，半年下来，留存的土豆能供他一年食用。数年之后，留存的土豆将多如繁星，这令人想起城郊广阔的土豆田。我知道，如果他看见了城郊大片的土豆田，肯定会满心欢喜。

我总是吃得很快，从未仔细品尝土豆的味道，只是为了吃饱。我坐在椅子上，眺望窗外的街景。有时我手里端着盘中餐伫立在窗边，望着窗外的行人。有时我只是站着，或者叫喊，或者环顾四周，或者默默无语。

因为我能够自由地观察行人，所以我可以吃得饱。

行人在窗外行走，站立，或者四下张望——我觉得他们并不那么陌生。从楼上看去，他们显得十分渺小。我无法从面部辨认出他们是不是我的熟人。

我只是略微咀嚼了一下就把食物吞进了头部，向上吞咽是我的饮食习惯。食物盖住了我的头脑。我的眸子开始变暖和了，我转动了几次眼睛，温暖淹留在我的眼中。

有两个刑满释放的男人最爱吃土豆，但是他们在进监狱之前并不喜欢吃土豆。每当我用餐的时候，我总是在想这两个男人为什么爱吃土豆。其中的一个男人说，一块热土豆就是一张温暖的床。另一个男人则说，嘴里的一块热土豆就是突然来临的夏季，又可以忍受数周的寒冷。他接着说道，如果他现在看见了飘扬的红旗，听见了嘹亮的军号，那么他就会发疯。

和他一样，这两个男人也在埃纳克热窝服苦役。他们俩在煤矿里采煤。那里的矿山有如两个季节，一个白，另一个黑。这两人都不认识他，因为他在汽车制造厂，而他不能和任何人交谈。

他是劳改犯。

火车上有一位女乘客在埃纳克热窝的工厂工作了五年。她告诉坐在她对面的那位妇女：她们的工厂下面有一个汽车制造厂。工厂的地面上有一个树冠般大小的洞口。每天她都通过洞口俯视地下的汽车制造厂，她看见了他，他正在抬头仰望。两人无法交谈，因为她在上面的工厂受到监视，而在地下汽车制造厂劳改的他也受到了监视。

每次她都装作系鞋带的样子，以便向下观察汽车制造厂。她的鞋子又小又紧。

如果这双鞋子没有系鞋带，那么她会感觉更舒适。这双鞋子上的鞋带并不是真正的鞋带。所谓的鞋带只是粗麻袋上的线，麻线鞋带只能用一天，第二天就会断。每天清晨去工厂上班之前，她都会给鞋子系上麻线鞋带，这样她每天至少可以到树冠般大小的洞口去一次，她可以装作系鞋带的样子向下俯视汽车制造厂的那个男人。

有时她从洞口把一个大土豆扔进地下汽车制造厂。有时她走到树冠般大小的洞口边，结果她发现地面的洞口边有一个大土豆，这土豆是那男人从汽车制造厂扔上来给她的。

这位女乘客接着说道，一个热土豆恰似两只手上的手套。温暖给一只手的手指盖上棉花，寒冷给另一只手的手指缠上铁丝。她说她患有萎缩性胃炎，一个大土豆就能吃饱。一个大土豆将她萎缩的胃填饱了之后，哭泣就像涟漪缓缓地朝她涌来，她痛哭流涕，泪水有如沙粒从沙漏中落下。她身材瘦削，可以说瘦骨嶙峋，但是在工厂里她却能搬起铁块。当她在木屋中哭泣的时候，泪水居然擦伤了她的脸颊，似乎泪珠已化作了石子。女乘客凄然说道，当她吃饱了之后，她瘦骨中的灵魂备感孤独，她就像死神一样茕茕孑立。

那位妇女对我讲了女乘客的故事。她是在火车上听女乘客讲她的经历的，这列火车开往另一座城市，它行驶的路段恰好也是我有时乘火车所经过的路段。

女乘客比那位妇女后上车，她住在小火车站后面的某个小村庄里。那位妇女没有注意到女乘客是在哪座小火车站上车的，因为女乘客上车之后并没有马上就讲她自己的经历。她上车之后坐了很久才开始讲她的经历，她说话的速度越来越快，因为飞驰的火车越来越接近她要去的那座城市。女乘客没有说出自己的姓名。

在火车上对陌生人讲这种令人心寒的故事，这已属轻率之举。她原本没打算讲她的经历。在她讲故事的时候，大家都全神贯注地侧耳倾听，她感到很害怕，真想把说出的每句话都咽回去。大家都不知道女乘客哪来的勇气讲这种故事。这已违背了她的本意。

女乘客说道，有一天她看见树冠般大小的洞口旁有一个大土豆。她装作系麻线鞋带的样子，弯下腰来拾起土豆，趁机俯视地下汽车制造厂。当她用手握住土豆的时候，她发觉有根线捆住了整个土豆。接着她看见有一道切痕环绕着土豆皮。她把土豆藏进口袋里，通过洞口俯视地下汽车制造厂。她没有看见那个男人。就在他原先站立的地方放着一个无盖的圆桶，桶里装着发光的黑色机油。机油映出她的脸，脸的影像虚无缥缈，只有眼睛清晰可辨，脸颊则枯瘦如残花。饥饿感在机油中时隐时现，她吓得直往后退。

黄昏时女乘客回到了木屋，她咬断了捆住大土豆的那根线，土豆立即一分为二，在两瓣土豆之间有一张纸。纸上写着一行字：“社会主义劳动小组”。在这行字的右边有一块模糊的斑点，这块斑点藏着一条信息，斑点处也许写着这个囚犯的姓名。再后面写着“妻子”，又是一块模糊的斑点，斑点处也许写着他的妻子的姓名，或者乡村的地址，或者门牌号码。

土豆的淀粉腐蚀了纸上的字迹。女乘客煮熟了那两瓣土豆，然后开始吃土豆。她非常清楚：她吃的是一条信息，她把一个人的姓名、一座村庄、一幢小屋吞进了肚子里。

女乘客说道：第二天她再也没有看见地下汽车制造厂的那名囚犯了。他肯定没有死在地下汽车制造厂，因为就在那个土豆被切成两半的前一天，她还看见他活生生地站在洞口下面。

假如我在正确的一天、正确的时间乘火车去另一座城市，假如那位女乘客在同一天、同一时间乘同一班火车去相同的城市，假如她在某个小火车站上了火车，假如坐在她周围的陌生人的脸上露出了友好的表情，以至于她违背自己的本意轻率地讲她自己的故事，那么也许我能遇见她。

也许我真的在正确的一天乘坐了正确的火车，而那位女乘客也在同一天乘坐同一列火车，但是她却上了另一个车厢，并且违背自己的本意再次讲了她自己的故事，而我恰恰不在这个车厢。

虽然我知道我和她巧遇的事也许只有一次，但是想和她相见的想法还是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也许我应该天天都去坐火车，我应该每天在不同的小火车站下车。也许我应该连续几天出门在外，这样邮递员就有更多的时间把装有好消息或者坏消息的信件塞进邮箱里了。也许我应该问清楚所有小火车站的先后次序。

但是就在我下车的同时，我要找的那个女人或许刚上火车。或者当我找她的时候，她已经变成了那位女乘客。

或者下车之后我在村庄里观赏农舍的篱笆和小窗，她却在飞驰的火车上违背自己的本意讲她自己的故事。

我从未受到过监视。后来我成了一家金饰品工厂的女工。我觉得金饰品工厂的工作既清洁又轻松，因为金饰品工厂的黄金并不多，而卷烟厂的螺丝钉则多如牛毛。有一个从俄国回来的男人告诉我：俄国人称煤炭为黑黄金。也许我是因为听了他的话才去金饰品工厂工作的。有一位警察每天都到金饰品工厂来三次，他的职责是用笔记下哪位顾客带来了多少黄金和黄金被加工成了什么样的饰品。每天早晨、中午和晚上他都要作记录。黄金通常被制作成挂有光滑十字架的细项链或者被制成粗项链，粗项链上挂着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像。官方既不许可，也不禁止金饰品工厂制作十字架项链。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像使我想起了花园里的稻草人、钉在一起的十字形树枝和塞满稻草的黑衣。

金子并不比铁好。我从来也不想偷黄金。如果需要的话，我经常偷铁。铁制的螺丝钉在城里可以卖出好价钱。

早春时节城里的冻土还十分坚硬。就在这时一个小乡村的妇女送来了一只耳环，耳环用揉皱的报纸包着。她还送来了一只细如棉线的、折断了的眼镜腿，眼镜腿铰链上的小螺丝钉已经脱落了。

这位妇女的年龄和我相仿。

我想讲的不是室外的冻土，也不是眼镜腿，而是耳环。耳环上镶嵌着三颗黛绿色的宝石，三颗宝石的下方尖端相交在一起，上方尖端则相互分离。我把耳环放在手里，然后伸直手臂，使耳环与我保持较远的距离，这时耳环上的宝石处于向内倾斜的状态。绿宝石发出刺眼的强光，我不得不闭上双眼。我的眼睑感觉到了绿宝石的存在。

这三颗宝石的尖端相互分离，它们的形状使人想起三叶草，想起冻死了的三叶草。我本来可以幻想宝石里有两个共存的生命，在这两个生命之间有一块时光之石。但是我的脑海里并没有产生这样的幻想，我不愿意自我欺骗。我没有想他，或者说我想他的程度还不够强烈，所以此时我无法说，现在你又在想那幕惨剧了，现在你又在想他的悲惨遭遇了。

人们在谈论监禁营的时候经常提到冻死的三叶草。但是在我的头脑中三叶草与他无关。冻死的三叶草神不知鬼不觉地落进了我的眼睛里。尽管警察已经进了工厂，三叶草还是顽固地待在我的眼中。

夜晚的厂房并不幽暗，因为没有灯光的厂房比绿宝石还要明亮。

那位警察在傍晚时走进了金饰品工厂。他把耳环和眼镜腿放在天平上称它们的重量。眼镜腿上的小螺丝钉滑进了他的指甲心。他用锉刀的尖端挖他的指甲心，小螺丝钉于是掉进了天平。他开始称它的重量，天平上的指针始终指向零，最后终于指向一。

登记完小螺丝钉的重量之后，他命令我们脱光衣服、一丝不挂地接受检查，因为他说有人偷了黄金。我们不得不在桌子的上方晃动我们的头发，然后他用一把细齿的梳子从上至下梳理我们的阴毛。

天平上短缺的分量早已落进我的眼睛里。我的眼里藏着绿宝石。

我在金饰品工厂只工作了两个月，我想回到卷烟厂去拧我的螺丝钉。

有时我会为我自己歌唱。我唱道：我的人生如顶针。这不能算真正的歌曲，但我就是爱唱它。我们可以默默地歌唱，正如我们可以默默地说话。

当我在厂房里轻声哼唱的时候，我听不见我的歌声。但是当我在家里默默地哼唱“我的人生如顶针”的时候，我居然听见了我的歌声。我从不唱“他的人生如顶针”，我也不说这句话，我只是想想而已。

一枚顶针和另一枚顶针，只不过它们分别套在两只不同的手上。我的手快五十八岁了，而他的手只有二十岁。

有时我唱道：我的人生是一段经过句。唱完之后我就陷入沉默。我的嘴的前面有一个闪亮的喇叭。

一只苍蝇飞过半个森林。

然后呢？

一只苍蝇飞过整个森林。它飞过下一个森林，飞过另一个森林。

然后呢？

楼梯间里的电梯有时向上行驶。上升的电梯发出刺耳的声音，我屏息静听，发觉并没有人从电梯里走出来。我走向楼梯间，打开电梯门，发现电梯里只有一盏黄色的小灯，小灯发出眩目的亮光。从此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时间要走很久才能从眼到达嘴。

假如明夜他站在电梯里，那么我只是一个陌生人而已，就像一个陌生的街角。也许我只是一次飘忽不定的约会，而他则恰如一件令人惊恐的幸事。我和他之间横亘着一条时光之河。我认为我已经对他说出了我们相见的时间，却永远无法说出相见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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