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凝：老丑爷

 

铁凝：老丑爷

先前，老三股分家时，只有两处没分：一处亩大的苇坑，一处亩大的枣树行。

老三股指的是我父辈的父辈。我父亲说。

老三股兄弟三人，虽家居冀中乡间，但名字文雅，他们以德字相排，即德惟、德吾、德馨——显然出自《陋室铭》。三“德”各得一子成为中三股。他们的名字再无排列，且不文不雅，逢丑便丑，逢俊便俊，名字是信口道来。老丑爷便是老大德惟的儿子。

老三股像是作为问题，又像是作为团结和睦的象征，把苇坑和枣树行遗留了下来。中三股以下的小三股们，称那地方为“老伙”的。

苇坑靠近村边，坑底平时旱得干裂，雨季才从村里排进些泥水。中三股也不关心那芦苇的生长。只到深秋，地光场净时， 他们才想起对于那芦苇的收获，也才会有一股派了“使者”，去串联其余两股。那使者一般都由小三股们充当。

“我就常去充当那使者。”我父亲说。

使者招呼起小三股，在坑里胡乱收获些谷草一样长短的苇秸，胡乱分作三堆，又由着各自的智慧胡乱拖回家中，和柴草堆放在一起，然后再和柴草一样慢慢填入灶膛。

三股们对于枣树行都是重视的。

每年端午过后，枣树行便活跃了起来，端午是枣树呈现出价值的标志。那时，枣子长到可以塞住鼻子眼，三股的女人们便在树下纺线、络纱，防备猪羊和孩子的糟蹋，仿佛守卫枣树的女便衣。七月七过后，枣树会得到更进一步的重视，这时女便衣换成了小三股的兄弟姐妹，他们是专职守护者。直到收获，他们的岗位责任制才被解除。收获的仪式也是隆重的，那时，老三股以下的所有男女老少，执杆拿棍一齐出动，鼓峥峥的枣子和树叶同时被梆在地上，人们就近敛成数堆。分配时也不马虎，总是先有用斗排出属于三家的大数，再用升分配零星。那分配的执法者便是老丑爷。

老丑爷执法总是要表现出些力量和才干的，他以那高大的身躯、铜钟样的声音赢得了这个职位。他先是走近各堆，信手抄起一把，内行似的掂量一下成色，然后亮起大嗓，招呼各股拿筐箩和布袋。然后就斗满升平地把散堆着的枣子排成三堆，由各股装入自己的家什。老丑爷行使职权时，其余两股的男人女人，都表现出了对他必要的尊敬。他们和气地接受着老丑爷的斗、升，和气地将分配所得背回家中。

小三股们却总是从老丑爷的力量和才干中看出些破绽。他们走近属于老丑爷的枣堆旁，互相捅捅说：“看，大荷包。”

“大荷包”是枣树行中的上品，体态、分量如青核桃，核儿才如寸冬大。此外，行内还生有属于中档的大串杆和属于低档的二串杆。打枣时大荷包落在大荷包树下，属于老丑爷的那堆，大都是从这里撮起来的。

除却枣树行里的大荷包树，老丑爷家还有一棵大荷包树，那是德字辈时从枣树行移来的。现在枣枝已扑散过房，秋天沉重的果实压弯树枝，扫着泥皮屋顶。

“那两股没移过枣树么？”我问父亲。

“移过。”父亲说，“都是大串杆和二串杆。”

尽管小三股们不断发现老丑爷在分配时的手脚，但老丑爷还是掌握着分配大权。他们的忿忿然终敌不过老三股遗传给中三股那一切从团结愿望出发的气度。他们便在老丑爷身上另打起主意，合伙去计算老丑爷家里那棵大荷包。当大荷包又扫住房顶时，小三股们常趁中午老丑爷歇晌，从房后爬上房顶，先吃个撑饱，再拣些肥大的塞进衣兜。但他们的动作再轻，老丑爷十有八九还是能被惊醒。还有他的老伴“老跟”，警惕性更高于老丑爷。小三股们常常想到，老丑爷是被老跟推醒的。这时老丑爷便在屋内大喝一声：“谁！”那声音立刻隔窗纸传出窗外，再升至空中。接下来便是老跟——老丑奶奶的声音。她不喊“谁”，却喊“谁呀？”喊完，爷和奶奶就一一出现在树下。他们行动之迅速，常常出乎小三股们的预料。小三股们为了不披露“自家人”的身份，便匍匐下来，通过空隙观察树下，奶奶和爷都光着上身，正朝房顶张望。老丑爷那两块多肉的颧骨涨得通红；老丑奶奶拿把蒲扇，一面拍打着身上什么地方，一面不停叫骂。但那骂声里并无脏话，只是些：

“你家里没有啊，专来糟践俺家的。”

“看我不上去！上辈子还在一个锅里抡马勺哩！”

……

她一边说，一边推搡老丑爷： “你上去，看看那是谁。上呀！”随着她的推搡，她那吊在肚子上的两只长奶，在抿腰裤的裤腰上不住掴打。

老丑爷不上，也不再喊“谁”，两块颧骨涨得更红。他只是一味地倒退着朝房上张望。小三股们早已趁着奶奶和爷爷的推搡，溜下屋顶。

老丑爷拣起他们遗弃在地上、被认为不合格的果实，在手上蹭蹭，一个一个摆上窗台。

老丑爷的窗台上，还是不断增加着“不合格”的新枣。

老丑爷和老跟注重大荷包，却不注重其他，包括自己的后代。因此小三股的哥们儿中没有老丑爷的后代。老跟并非不能生养，过门不久添过一个也有着两团胖颧骨的子。那儿子几个月时得了惊风，请了个医生让发汗。六月天，老丑和老跟拿床被将儿子盖严，被子三边再压以枕头。半天过后查看汗情，仍不见汗，便决心再捂半天。当再次查看汗情时，才发现他们捂住了一个死儿子。那时老丑爷和老跟也不悲痛，老丑爷用个荆筐将儿子背入祖坟，溜边掩埋。后来两人似有过默契一样，一辈子不再生养，且对于那些小三股们，也常作些不屑的神色。

没有儿女的拖累，老丑爷和老跟奶奶日子过得自由、散漫。两口人的口总是好糊的，况且他们还有六亩水田，一头大驴。耕地、下种时，只要在六亩田中拿上苗，人和驴便闲散起来。水田不比老丑奶奶的肚子，种子撒下去，地里总会有所收获。许多年来，老丑爷的家景还能把上小康，那小康之家却只锻炼了老跟用白面拌疙瘩的炊事本领。遇到二人对疙瘩汤腻烦时，老丑爷便到后街饭铺端烩饼。他用个大海碗捧着热气腾腾的烩饼，也不避人，走回家来夫妻同享。

饱暖生闲事。那时候可以用饱暖来形容老丑爷的家境，但他们并不生闲事。因为闲事大多是贬义。他们只有嗜好。老跟的嗜好是摸纸牌，摸起牌来能忍饥挨饿。那时老丑爷就不必再把烩饼端回家来，一人泰然坐入店中用餐即可。

老丑爷的嗜好较老伴高雅。他年幼时在城里上过“高等”，不仅能读懂通俗文学的《施公案》、《彭公案》，且能读懂半文言的《三国演义》。老丑爷的读是为了讲，讲便成了他的嗜好。他的口才和表现能力无论如何都是可以和当今的专业评书演员相匹的。他精选出来的段子情节紧凑、跌宕有致，讲述时再搀些当地方言，确实能使听众进入一个理想的境界。各种年龄层次的乡亲常把老丑爷挤在一个角落“激”他，受“激”便是老丑爷最最得意的时刻。他将情绪稍加酝酿后，张口便可出奇制胜：“话说圣上丢了三桩国宝，就给施大人施不全下了一道圣旨。圣旨下，施大人一跪跪在地溜平，大太监把圣旨唰一打开说：‘施不全听旨，找着三桩国宝，高官捡做，骏马捡骑；找不着三桩国宝，居（举）家犯抄，河（活）灭九族，连你施不全的官职一抹到底。’”

圣旨的原意或许书中不曾记载，但经过老丑爷精心杜撰，便成了这个段子中的精华。能否一口气道出，更是考验讲书者功夫的所在，老丑爷每次都是一口气读完的。然而这个段子却不是老丑爷最喜爱的段子，他只需稍施小技便可收到意想的效果。他最喜爱的段子当属关云长挂印封金，直到过关斩将。那是由他的真情实感谱写而成的，当然，也不是任何一个场合都能将他激得开口。那要看听众的层次和相应的环境气氛。那时他仿佛关公的化身，他那高大的身躯，有些弯曲的双臂，那多肉的涨红着的颧骨，那铜钟样的声音都一齐调动起来了。人们不只一次看到他声泪俱下地讲完，用两只飞出棉絮的袄袖撮着眼睛，半天才能归于平静。

冬夜漆黑无边，老丑爷在他的小屋里，面对如豆的油灯，用他的声音他的泪，用他那投印在黄泥墙上的巨大身影，为乡亲创造出一个神秘、生动的世界。人们忘记了身上的寒意和家中的空锅，和他一起诚心为古人担着忧愁。

老跟反对他讲“挂印封金”，她说那要伤身的。她常常突然出现在老丑爷的面前，轰开观众对丈夫说：“还讲，能当吃当喝？你这也算是为‘嘴’伤身。”

人们回味老跟的话，这才想起老丑爷为关云长付出的心血，仿佛做了一件对不起这二老的事。他们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双手抄进袄袖，摸黑回家。

老丑爷并不在意老跟的斥打，仍然愿意听到听众讨他的撺掇。英雄无用武之地就等于不是英雄。

老丑爷并非没有将施不全、关云长和吃喝联系起来过。那是一九六〇年。那时，当他彻底和疙瘩汤、烩饼决裂后，曾下决心下海入梨园，赶集上庙会摆书场，谁知终因对于“一天等于二十年，举国都已进入共产主义”的精神准备不足，受到县文化馆的干涉而告终。他没有新段子献给那个时代，之后也没人再撺掇他讲书了。后来加上那个枣树行也被砍伐一空，老丑爷和老跟就像和这个地球割断了联系。只有他们院里那棵“大荷包”不知用什么办法保留了下来。夏天中午时，人们偶尔还能听见老丑和老跟为孩子上房摘枣发出的呐喊。那自然已不再是小三股们。老丑爷声音照样洪亮，但细心人能听出那是缺少底气的。

我只见过老丑爷一面。那年我回到了老家，受到了乡眷们的特殊待遇，连请我吃饭各家都要“排队”。

老丑爷不在排队之列，但我总要去作拜访的。

那棵“大荷包”果然还在，树皮黝黑，树叶却繁茂。据说枣树生长慢，形状难变。我猜它和我的父辈——小三股偷枣时没什么两样。只是老丑爷的房子比我想象中的要小得多，听人讲是被老丑爷“吃”去的，先吃外面的辰砖，再吃些檀梁，最后只剩下一个形状不明确的角落，像蹲在地上的一个立体锐角。老丑爷就从那个角中走出来，把我让进去。

角中仅有一炕，炕前一口空大的深锅，炕沿上坐着一位白发老婆儿，头发打着绺儿，脸上皱纹繁多，很细碎。这当是老丑奶奶了。老丑爷身板虽显佝偻，但高大的身躯和这个三角地带仍然显得很不协调，一头雪样的发茬，将颧骨衬得更红。我免却“老丑”和“老跟”，只叫过爷爷和奶奶，他们亲热地叫我“妮儿”。这是老家对姑娘们的昵称。

“妮儿，你看你爷爷。”老丑爷说。

他不愿使我看穿他们的不景气，但这又是无法掩饰的现实。

我一时不知说些什么，只是出于礼貌问问他们的生活和身体。

“好。”老丑爷说。

“好。”老丑奶奶说。

幸好屋里刹那间就挤满了人，半大姑娘居多，大都是老三股的后代们。人们多年不听老丑爷讲书了，这次趁我来，他们一定要撺掇他讲一段给我听。

我不想加入这撺掇，总觉得老丑爷是我的长辈，况且这房子、这炕、这口锅……但是撺掇的人更多了。除年轻人外，堵着门的还有不少长者。人们一面撺掇着老丑爷，一面观察着我的眼色，那眼光像是对我说：因了你老丑爷的存在，你应该兴奋；又像是说：你不是作家吗？和老丑爷总有些职业的联系吧。

我不知老丑爷的热情是怎样被激起来的，一切迹象证明，他是蠢蠢欲动了。他在那唯一的旧木圈椅里局促不安起来，颧骨绯红，眼里跳跃着火花。人们感应到了那火花的不同一般；面对一个远道而来、被称为作家的晚辈，老丑爷终究又忘却了“为嘴伤身”，也忘却了一九六〇年被县文化馆轰出县城的“前科”。

“这云长自从挂印封金、离开曹营后，保护二位皇嫂就上了路。再者，那赤兔马日行千里……”

这当然是一个高规格的开始。人们立即雀跃了，眼里都跳跃起火花。再下面当是“过关斩将”了。

我有幸听完了老丑爷的段子，他的选材、取舍、叙述才能果然不凡。但我心中却充溢着几分凄凉。那故事我最多只听进了三分之一，其余时间只是走神。我无意中还发现，就在和那盘不方不正的土炕濒临着的窗台上，散落着几颗大枣，那便是大荷包吧？也许是灶膛的烟火将它们烘烤得时间过久的缘故，它们并不是我脑子里旧有的那种大荷包。它们显得干瘪、瘦弱，和所有枣子没什么两样，它们使关云长过关斩将的形象，显得也不那么英武了。

有人喊我吃饭了，人们也四散开去。老丑爷从椅子上站起来，伸出两条弯曲着的胳膊，说：“妮儿，在……这儿吧。”意思当然也是吃饭。我再次看看炕前那口黑洞洞的空锅，只是说以后吧，我还有机会回来。

这时老丑爷麻利地爬上炕，从窗台上收敛起一把枣，一面往我口袋里塞，一面说：“大荷包。”

我把手斜插进衣兜，从那棵大荷包下走过。干硬的枣枝将蓝天割成无数无形的块，我回头望望二老，映衬他们的便是这面被枣枝割得细碎的天空。

我离开老家不多日，就传来老丑爷去世的消息。他一生从不得病，也从未吃过药，人们说是无疾而终。中三股的这一股，算是永远地消失了。

老跟依然活着，没有人再去骚扰那棵大荷包。活着的人再无机会听老丑爷讲书，夜也不复那样漆黑、神秘。晚上，人们都坐在电视机前去看世界，从那玩意儿里，连七名宇航员离地几十秒就丧了生都能看到。

铁凝：老丑爷

铁凝  经典短篇小说选读  今天

作者简介

铁凝，1957年生于河北赵县，当代著名作家。现任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协主席。著有长篇小说《玫瑰门》《大浴女》《笨花》等。曾获第一、二届鲁迅文学奖。由其小说改编的电影《哦，香雪》获第41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大奖。部分作品被译成英、俄、德、法、日、韩等文字出版。2015年获颁法国文学与艺术骑士勋章。

老丑爷

铁凝

（原载《百花洲》1987年第4期）

——《长河落日篇》之四

 

先前，老三股分家时，只有两处没分：一处亩大的苇坑，一处亩大的枣树行。

老三股指的是我父辈的父辈。我父亲说。

老三股兄弟三人，虽家居冀中乡间，但名字文雅，他们以德字相排，即德惟、德吾、德馨——显然出自《陋室铭》。三“德”各得一子成为中三股。他们的名字再无排列，且不文不雅，逢丑便丑，逢俊便俊，名字是信口道来。老丑爷便是老大德惟的儿子。

老三股像是作为问题，又像是作为团结和睦的象征，把苇坑和枣树行遗留了下来。中三股以下的小三股们，称那地方为“老伙”的。

苇坑靠近村边，坑底平时旱得干裂，雨季才从村里排进些泥水。中三股也不关心那芦苇的生长。只到深秋，地光场净时， 他们才想起对于那芦苇的收获，也才会有一股派了“使者”，去串联其余两股。那使者一般都由小三股们充当。

“我就常去充当那使者。”我父亲说。

使者招呼起小三股，在坑里胡乱收获些谷草一样长短的苇秸，胡乱分作三堆，又由着各自的智慧胡乱拖回家中，和柴草堆放在一起，然后再和柴草一样慢慢填入灶膛。

三股们对于枣树行都是重视的。

每年端午过后，枣树行便活跃了起来，端午是枣树呈现出价值的标志。那时，枣子长到可以塞住鼻子眼，三股的女人们便在树下纺线、络纱，防备猪羊和孩子的糟蹋，仿佛守卫枣树的女便衣。七月七过后，枣树会得到更进一步的重视，这时女便衣换成了小三股的兄弟姐妹，他们是专职守护者。直到收获，他们的岗位责任制才被解除。收获的仪式也是隆重的，那时，老三股以下的所有男女老少，执杆拿棍一齐出动，鼓峥峥的枣子和树叶同时被梆在地上，人们就近敛成数堆。分配时也不马虎，总是先有用斗排出属于三家的大数，再用升分配零星。那分配的执法者便是老丑爷。

老丑爷执法总是要表现出些力量和才干的，他以那高大的身躯、铜钟样的声音赢得了这个职位。他先是走近各堆，信手抄起一把，内行似的掂量一下成色，然后亮起大嗓，招呼各股拿筐箩和布袋。然后就斗满升平地把散堆着的枣子排成三堆，由各股装入自己的家什。老丑爷行使职权时，其余两股的男人女人，都表现出了对他必要的尊敬。他们和气地接受着老丑爷的斗、升，和气地将分配所得背回家中。

小三股们却总是从老丑爷的力量和才干中看出些破绽。他们走近属于老丑爷的枣堆旁，互相捅捅说：“看，大荷包。”

“大荷包”是枣树行中的上品，体态、分量如青核桃，核儿才如寸冬大。此外，行内还生有属于中档的大串杆和属于低档的二串杆。打枣时大荷包落在大荷包树下，属于老丑爷的那堆，大都是从这里撮起来的。

除却枣树行里的大荷包树，老丑爷家还有一棵大荷包树，那是德字辈时从枣树行移来的。现在枣枝已扑散过房，秋天沉重的果实压弯树枝，扫着泥皮屋顶。

“那两股没移过枣树么？”我问父亲。

“移过。”父亲说，“都是大串杆和二串杆。”

尽管小三股们不断发现老丑爷在分配时的手脚，但老丑爷还是掌握着分配大权。他们的忿忿然终敌不过老三股遗传给中三股那一切从团结愿望出发的气度。他们便在老丑爷身上另打起主意，合伙去计算老丑爷家里那棵大荷包。当大荷包又扫住房顶时，小三股们常趁中午老丑爷歇晌，从房后爬上房顶，先吃个撑饱，再拣些肥大的塞进衣兜。但他们的动作再轻，老丑爷十有八九还是能被惊醒。还有他的老伴“老跟”，警惕性更高于老丑爷。小三股们常常想到，老丑爷是被老跟推醒的。这时老丑爷便在屋内大喝一声：“谁！”那声音立刻隔窗纸传出窗外，再升至空中。接下来便是老跟——老丑奶奶的声音。她不喊“谁”，却喊“谁呀？”喊完，爷和奶奶就一一出现在树下。他们行动之迅速，常常出乎小三股们的预料。小三股们为了不披露“自家人”的身份，便匍匐下来，通过空隙观察树下，奶奶和爷都光着上身，正朝房顶张望。老丑爷那两块多肉的颧骨涨得通红；老丑奶奶拿把蒲扇，一面拍打着身上什么地方，一面不停叫骂。但那骂声里并无脏话，只是些：

“你家里没有啊，专来糟践俺家的。”

“看我不上去！上辈子还在一个锅里抡马勺哩！”

……

她一边说，一边推搡老丑爷： “你上去，看看那是谁。上呀！”随着她的推搡，她那吊在肚子上的两只长奶，在抿腰裤的裤腰上不住掴打。

老丑爷不上，也不再喊“谁”，两块颧骨涨得更红。他只是一味地倒退着朝房上张望。小三股们早已趁着奶奶和爷爷的推搡，溜下屋顶。

老丑爷拣起他们遗弃在地上、被认为不合格的果实，在手上蹭蹭，一个一个摆上窗台。

老丑爷的窗台上，还是不断增加着“不合格”的新枣。

老丑爷和老跟注重大荷包，却不注重其他，包括自己的后代。因此小三股的哥们儿中没有老丑爷的后代。老跟并非不能生养，过门不久添过一个也有着两团胖颧骨的子。那儿子几个月时得了惊风，请了个医生让发汗。六月天，老丑和老跟拿床被将儿子盖严，被子三边再压以枕头。半天过后查看汗情，仍不见汗，便决心再捂半天。当再次查看汗情时，才发现他们捂住了一个死儿子。那时老丑爷和老跟也不悲痛，老丑爷用个荆筐将儿子背入祖坟，溜边掩埋。后来两人似有过默契一样，一辈子不再生养，且对于那些小三股们，也常作些不屑的神色。

没有儿女的拖累，老丑爷和老跟奶奶日子过得自由、散漫。两口人的口总是好糊的，况且他们还有六亩水田，一头大驴。耕地、下种时，只要在六亩田中拿上苗，人和驴便闲散起来。水田不比老丑奶奶的肚子，种子撒下去，地里总会有所收获。许多年来，老丑爷的家景还能把上小康，那小康之家却只锻炼了老跟用白面拌疙瘩的炊事本领。遇到二人对疙瘩汤腻烦时，老丑爷便到后街饭铺端烩饼。他用个大海碗捧着热气腾腾的烩饼，也不避人，走回家来夫妻同享。

饱暖生闲事。那时候可以用饱暖来形容老丑爷的家境，但他们并不生闲事。因为闲事大多是贬义。他们只有嗜好。老跟的嗜好是摸纸牌，摸起牌来能忍饥挨饿。那时老丑爷就不必再把烩饼端回家来，一人泰然坐入店中用餐即可。

老丑爷的嗜好较老伴高雅。他年幼时在城里上过“高等”，不仅能读懂通俗文学的《施公案》、《彭公案》，且能读懂半文言的《三国演义》。老丑爷的读是为了讲，讲便成了他的嗜好。他的口才和表现能力无论如何都是可以和当今的专业评书演员相匹的。他精选出来的段子情节紧凑、跌宕有致，讲述时再搀些当地方言，确实能使听众进入一个理想的境界。各种年龄层次的乡亲常把老丑爷挤在一个角落“激”他，受“激”便是老丑爷最最得意的时刻。他将情绪稍加酝酿后，张口便可出奇制胜：“话说圣上丢了三桩国宝，就给施大人施不全下了一道圣旨。圣旨下，施大人一跪跪在地溜平，大太监把圣旨唰一打开说：‘施不全听旨，找着三桩国宝，高官捡做，骏马捡骑；找不着三桩国宝，居（举）家犯抄，河（活）灭九族，连你施不全的官职一抹到底。’”

圣旨的原意或许书中不曾记载，但经过老丑爷精心杜撰，便成了这个段子中的精华。能否一口气道出，更是考验讲书者功夫的所在，老丑爷每次都是一口气读完的。然而这个段子却不是老丑爷最喜爱的段子，他只需稍施小技便可收到意想的效果。他最喜爱的段子当属关云长挂印封金，直到过关斩将。那是由他的真情实感谱写而成的，当然，也不是任何一个场合都能将他激得开口。那要看听众的层次和相应的环境气氛。那时他仿佛关公的化身，他那高大的身躯，有些弯曲的双臂，那多肉的涨红着的颧骨，那铜钟样的声音都一齐调动起来了。人们不只一次看到他声泪俱下地讲完，用两只飞出棉絮的袄袖撮着眼睛，半天才能归于平静。

冬夜漆黑无边，老丑爷在他的小屋里，面对如豆的油灯，用他的声音他的泪，用他那投印在黄泥墙上的巨大身影，为乡亲创造出一个神秘、生动的世界。人们忘记了身上的寒意和家中的空锅，和他一起诚心为古人担着忧愁。

老跟反对他讲“挂印封金”，她说那要伤身的。她常常突然出现在老丑爷的面前，轰开观众对丈夫说：“还讲，能当吃当喝？你这也算是为‘嘴’伤身。”

人们回味老跟的话，这才想起老丑爷为关云长付出的心血，仿佛做了一件对不起这二老的事。他们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双手抄进袄袖，摸黑回家。

老丑爷并不在意老跟的斥打，仍然愿意听到听众讨他的撺掇。英雄无用武之地就等于不是英雄。

老丑爷并非没有将施不全、关云长和吃喝联系起来过。那是一九六〇年。那时，当他彻底和疙瘩汤、烩饼决裂后，曾下决心下海入梨园，赶集上庙会摆书场，谁知终因对于“一天等于二十年，举国都已进入共产主义”的精神准备不足，受到县文化馆的干涉而告终。他没有新段子献给那个时代，之后也没人再撺掇他讲书了。后来加上那个枣树行也被砍伐一空，老丑爷和老跟就像和这个地球割断了联系。只有他们院里那棵“大荷包”不知用什么办法保留了下来。夏天中午时，人们偶尔还能听见老丑和老跟为孩子上房摘枣发出的呐喊。那自然已不再是小三股们。老丑爷声音照样洪亮，但细心人能听出那是缺少底气的。

我只见过老丑爷一面。那年我回到了老家，受到了乡眷们的特殊待遇，连请我吃饭各家都要“排队”。

老丑爷不在排队之列，但我总要去作拜访的。

那棵“大荷包”果然还在，树皮黝黑，树叶却繁茂。据说枣树生长慢，形状难变。我猜它和我的父辈——小三股偷枣时没什么两样。只是老丑爷的房子比我想象中的要小得多，听人讲是被老丑爷“吃”去的，先吃外面的辰砖，再吃些檀梁，最后只剩下一个形状不明确的角落，像蹲在地上的一个立体锐角。老丑爷就从那个角中走出来，把我让进去。

角中仅有一炕，炕前一口空大的深锅，炕沿上坐着一位白发老婆儿，头发打着绺儿，脸上皱纹繁多，很细碎。这当是老丑奶奶了。老丑爷身板虽显佝偻，但高大的身躯和这个三角地带仍然显得很不协调，一头雪样的发茬，将颧骨衬得更红。我免却“老丑”和“老跟”，只叫过爷爷和奶奶，他们亲热地叫我“妮儿”。这是老家对姑娘们的昵称。

“妮儿，你看你爷爷。”老丑爷说。

他不愿使我看穿他们的不景气，但这又是无法掩饰的现实。

我一时不知说些什么，只是出于礼貌问问他们的生活和身体。

“好。”老丑爷说。

“好。”老丑奶奶说。

幸好屋里刹那间就挤满了人，半大姑娘居多，大都是老三股的后代们。人们多年不听老丑爷讲书了，这次趁我来，他们一定要撺掇他讲一段给我听。

我不想加入这撺掇，总觉得老丑爷是我的长辈，况且这房子、这炕、这口锅……但是撺掇的人更多了。除年轻人外，堵着门的还有不少长者。人们一面撺掇着老丑爷，一面观察着我的眼色，那眼光像是对我说：因了你老丑爷的存在，你应该兴奋；又像是说：你不是作家吗？和老丑爷总有些职业的联系吧。

我不知老丑爷的热情是怎样被激起来的，一切迹象证明，他是蠢蠢欲动了。他在那唯一的旧木圈椅里局促不安起来，颧骨绯红，眼里跳跃着火花。人们感应到了那火花的不同一般；面对一个远道而来、被称为作家的晚辈，老丑爷终究又忘却了“为嘴伤身”，也忘却了一九六〇年被县文化馆轰出县城的“前科”。

“这云长自从挂印封金、离开曹营后，保护二位皇嫂就上了路。再者，那赤兔马日行千里……”

这当然是一个高规格的开始。人们立即雀跃了，眼里都跳跃起火花。再下面当是“过关斩将”了。

我有幸听完了老丑爷的段子，他的选材、取舍、叙述才能果然不凡。但我心中却充溢着几分凄凉。那故事我最多只听进了三分之一，其余时间只是走神。我无意中还发现，就在和那盘不方不正的土炕濒临着的窗台上，散落着几颗大枣，那便是大荷包吧？也许是灶膛的烟火将它们烘烤得时间过久的缘故，它们并不是我脑子里旧有的那种大荷包。它们显得干瘪、瘦弱，和所有枣子没什么两样，它们使关云长过关斩将的形象，显得也不那么英武了。

有人喊我吃饭了，人们也四散开去。老丑爷从椅子上站起来，伸出两条弯曲着的胳膊，说：“妮儿，在……这儿吧。”意思当然也是吃饭。我再次看看炕前那口黑洞洞的空锅，只是说以后吧，我还有机会回来。

这时老丑爷麻利地爬上炕，从窗台上收敛起一把枣，一面往我口袋里塞，一面说：“大荷包。”

我把手斜插进衣兜，从那棵大荷包下走过。干硬的枣枝将蓝天割成无数无形的块，我回头望望二老，映衬他们的便是这面被枣枝割得细碎的天空。

我离开老家不多日，就传来老丑爷去世的消息。他一生从不得病，也从未吃过药，人们说是无疾而终。中三股的这一股，算是永远地消失了。

老跟依然活着，没有人再去骚扰那棵大荷包。活着的人再无机会听老丑爷讲书，夜也不复那样漆黑、神秘。晚上，人们都坐在电视机前去看世界，从那玩意儿里，连七名宇航员离地几十秒就丧了生都能看到。

（原载《百花洲》198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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