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我为什么远离了文学？

 

熊培云：我为什么远离了文学？

 

　　最近抽空收拾书房，找到一个旧日记本。这是一个不大的本子，只写了前面二三十页的内容后面就荒废了，时间跨度为1994年5月到8月。我几乎彻底忘记了它。昨晚在图书馆看书时喝了些浓茶，半夜醒后全无睡意，索性通读了一遍。

　　那年我二十一岁，差不多已经走出了内心的苦境。日记写得蜻蜓点水，读起来还是算是比较轻松的。有时候甚至像个伟人，一天只记上一两句话。偶有涉及某个只有一面之缘的人物，我现在完全记不起来。

　　不过细读下来，里面还是记录了我年轻时的几件重要的事情。比如我的老师叶振华先生突然失踪了一个多月，我四处打听他是否平安。因为辅修了法律，我报名参加了律师资格考试，不过后来还是放弃了从事法律这个行当，等等。

　　深夜，翻看自己二十多年前的日记，仿佛在听一位久违的故人在说他的遭际。而我印象最深的是六月十日的那一篇。它在一定程度上为今天之我解开了一个谜团，即大学毕业后为什么我一直没有写小说。如果不是刻意去想，这件事我也差不多忘了。而我曾经那么热爱文学，为此我在中学和大学都办过文学社，按说不至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文学失去兴趣或者热情的。

　　当天的日记是这样的：

　　我的文学路是越走越艰难了。艰难于我并不陌生，而且我也不害怕。只是这种艰难让我黯然神伤。Z编辑（隐去姓名）自己也承认他们编的《××文学》没有质量，编完了他们自己也不会理的。而他为此能过上（每月）五百大毛的日子，主编也乐哉游哉。没有建设什么，他们的现存任务只是一种维持，所以他们的生活也不会有多少磨难。而刻骨铭心的磨难，恰恰是我珍惜的。流浪的脚步，驿动的心都会记下一切。

　　“我们这是党刊，不能有低沉的调子。”很久以前我便听过他这样挽救我的话，这次他真的要挽救我了。他语重心长，也许我们只能做生活上的朋友，后来我想。

　　“假如我年轻时有你这样的灵性，我不会只是一个平凡的编辑的。所以我还是劝你珍惜下你的才华，随一些大流，先得弄点名气，才能有所影响。而现在，即便是给你发了，除了给我们工作带来不方便，引起麻烦外，还会有什么呢？我们每年受30万俸禄，说白了……一切得听婆婆的。”

　　“我建议你先造几篇简单的东西吧。模仿着写。”说到“造”字时，他脸似乎有些红。见我正盯着他看，他猛地尴尬地笑了起来，然后挪了挪身子，“简单些，我一定帮你发的。”

　　哎，这简直是在杀我，这简直是一个阴谋，使我平庸，老Z啊老Z，你是要我凤凰涅槃变成鸡啊！

　　法语考完后，发觉只要好好学会达到中级水平的。努力吧，法国是艺术之国，是罗曼o罗兰的故乡。晚上情绪糟糕，将为什么选学法语的原因告诉了老六，文学上的伤感似乎已经淡了些。

　　文学是我的一种抒情方式，正如对未来的情人说我爱你一样，来自生命的直觉和内心的喜悦，而不是卑怯的企求。我的路到处都是，我没有绝望的时候。

　　J‘enverrai une lettreà mes parents. Il fait du vent.*

　　接下来是隔天的日记：

　　周末，宁静的夜。我买了第三盘《命运》，这盘钢琴曲我会听一辈子的。总是感觉听到它时，我内心一切都宁静下来。我仿佛坐在天国的船上，每个音符都是阳光中的荡浆，如羽滑翔。

　　sol-sol-sol-mi

　　贝多芬说，“命运是这样地来敲门的。”

　　这两天的日记勾起了我很多回忆。我的大学生活乏善可陈。上面提到的稿子，是我十九岁时写的中篇小说《火焰》（奇怪这几天我在找它，竟然找不着了）。有个细节我此时慢慢想起来了，我去《XX文学》杂志社，是因为前面提到的恩师叶振华先生看了我的小说，他觉得很不错，于是将我介绍到天津文联他的一个朋友那里，也因此辗转认识了Z编辑。我很感谢他没有将我这个涉世未深、藉藉无名的学生拒之门外。不过由于小说不合要求，未能发表。

　　后来的故事是我把小说里的主人公彻底给写死了，就是自杀的那种。据说歌德把维特写死了，歌德自己活了下来。我想我也是如此吧。我苦闷的生活的确也随之结束了。

　　这是我二十岁前后的一段经历。再后来，当然还有一些其他或大或小的原因，比如作为长子需要率先担起老家的责任，我慢慢地疏远自己有关文学的梦想，而去做一些立竿见影的事情。毕竟那时候还年轻，人生有很多种可能。就像水漫过石头，文学的道路不通，我还有其他很多选择。只是，人生的紧要处的确只有几步，而这一别就是二十年过去了。

　　说回那段经历，其实至今我也不清楚Z编辑那段推心置腹的话对我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我想简化一下他的意思大概是这样的：你有才华，但你必须改变，否则你的理想是无望的。对于一个不谙世事的年轻人而言，这种推心置腹也许是致命的。它让我仿佛看到全中国都站在他后面，都在非常诚恳地对我说：“年轻人，要么按中国的规则来，要么就放弃吧。”而我当时认为改变自己就意味着我将失去自我与理想，所以我拒绝又同时接受了这种无望。

　　我知道，那时我真正的无望是——为什么中国的文学杂志不鼓励作家们按照自己的内心去写作？

　　不幸的是，我也因此信以为真，暂时选择了放弃或者延后自己对梦想的追逐。

　　而这种无望，在最近有关方方小说的批判中我再次看到了。想起上世纪三十年代胡秋原、苏汶等人对文学独立性与主体性的坚持，以及鲁迅、瞿秋白等“无产阶级文学派”对他们的攻击。八十年过去，这个国家发生什么变化了呢？当年的那场笔战尚属民间争论，可谓见仁见智，而现在仿佛变成了“官民之争”，一种胜负已分的格局。

　　好了，我不想展开说政治性的话题了。不是我惧怕，而是政治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没有那么重要。我甚至希望把它降到微乎其微的地步。我不能说方方写出了我理想中的小说，但我知道此刻我和她的差距。无论方方个人和小说遭遇了怎样的批判，她终归是完成了她自己想写的小说。而我的写作，始于当年的那次失望，至今还没有真正开始。当然，因为这场事后张扬的搁置，我对自己的人生怀抱着一些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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