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应以引领时代为己任

　　●古往今来，文学被视为崇高，文人也因其作品的流传而受敬重，那是因为作家们立志为社会、为人民代言，勇于揭露丑恶、鞭挞腐朽，歌颂善良、正义和崇高

　　●人是需要精神抚慰的，作家的神圣使命恰恰是用他的作品来满足受众的需求。好的作品可以给人疗伤，可以给人以慰藉，使人有精神的皈依、心灵的寄托

　　●作家即使是这个时代的普通一员，也没有理由放纵自己。自甘堕落，那是你自已的事，如果你用作品去贩卖它，你就有对下一代谋财害命之嫌了

　　在我党九十年的历史上，以文化为主题，召开一次中央全会，并且作出历史性决议，这是破天荒的大事，它吹响了迈向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进军的号角，文化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作用日益彰显在新的起点上。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文化建设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句话，六中全会为文化强国制定了伟大的纲领。

　　文学，乃至扩大了的文化，当然是人类社会的精神财富，是对时代、社会和人生的思考，是文艺家对生活的解读、反思，是对道德、情操乃至人性的艺术的提炼、概括。

　　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里有这样一段论述：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我想，在梁启超生活的年代，还没有电影电视，否则这些新的文化传媒也一定会被他列为小说一样的地位。

　　也正基于此，鲁迅先生在看到围观斩首示众之麻木国民后，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要紧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所以我们的第一要务，是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我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值得欣喜与庆幸的是，我们党执政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不但使中国在国力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且使中华民族以昂扬向上的健康姿态立于世界之林，这种变化，小到吉林省，大到全国，值得大书特书的比比皆是。

　　我深有体会，文化的繁荣，得益于文化环境的宽松，有今天这种包容的创作氛围和环境，是文艺家们得以发挥其聪明才智之源，这是十七大以来文化繁荣的重要因素。

　　古往今来，文学被视为崇高，文人也因其作品的流传而受敬重。即使是文人自己，也向来自视清高，每每自命“清流”，这当然是与“浊流”对应而言，又常被社会认同。纠其原因，那是因为作家们立志为社会、为人民代言，勇于揭露丑恶、鞭挞腐朽，歌颂善良、正义和崇高，他们有理由“自命不凡”。有的作家主观意图并非要使自己成为道德楷模，但他们作品中着力塑造的真善美的人物却是公众的理想化身，哪怕带有臆造、拔高的理想主义色彩，却没有人反感。因为它反映了读者对进步、民主、自由和善良人性的向往，符合人类共同信守的文化道德标准和审美需求。

　　常有这样的例子，即便是无行的文人，或品行不端的作家，甚至是鸡鸣狗盗之徒，可他笔下赋予人物的往往是美好和崇高。这明显是一种分裂，文坛、艺坛绝不鲜见。这种看上去不符合逻辑的人格分裂，也从侧面印证人们审美文化需求倾向之大，也未尝不是公众给予作家的客观压力，使你不得不“就范”，不能不“从善如流”。否则你就是过街老鼠。

　　现在似乎有所不同了，有了可以结束“分裂”迹象，容忍丑恶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了。于是以丑为美，以垃圾为黄金的作品悄然而生，有人称这是“合理的逆反”，于是充满解构主义的作品纷纷出炉，他们解构崇高、颠覆崇高、戏谑人类公德，挑战美好情操，取代以丑陋的人性，甚至是动物性，仿佛这种丑恶的东西才是作家创作的本源和实质，并称之为“回归”。

　　姑且说它是“回归”，也是一种倒退向鸿蒙未化的“回归”。实用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毒害社会和人心的后果不是显现了吗？在电视屏幕上，有人公开宣称“宁坐宝马车里哭，不在自行车上笑”，这是对人类社会普遍认同的人生观、价值观、爱情观乃至审美标准的公然挑战和亵渎。

　　有一位作家写了一部描写纯真爱情的小说，却被恶评为“唐吉诃德大战风车”，有人还搞了个问卷调查，据说有80%以上的受访者择偶的标准顺序是：一有钱、二有权，至于相貌、年龄、品行都无足轻重。甚至有人说，只要有豪宅、名车，当“小三”、“二奶”又何妨？

　　也真就有为这种寡廉鲜耻者正名的作品相继问世！这样的文学还是大众文学吗？它还承载着教人向善、给人以光明、希望和精神愉悦的使命吗？六中全会回答了这个问题，要造就高层次领军人物和高素质人才队伍，必须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和作风建设。

　　古今中外，经典大师们的传世之作，尽管他们立意之初并不一定有着什么伟大抱负，也未必以匡扶天下为己任，刻意要引导道德潮流，但当你受了作品的触动、感染和冲击之后，你不能不承认，它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主流，作家是站在潮头的，他们所具备的文化和精神素质，那是绝对可以与政治家媲美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凡是伟大的作家，都是伟大的思想家，体现在他作品中的先知先觉的思想内核，就是时代变革的精髓。

　　当今的作家，还有多少人具备这种良好的素质？还有多少人追求和向往这种神圣？

　　一个作家，一旦与时代脱节，就失去了时代精神，必然空虚，文章苍白无力也就是自然的了。有的人，本来是驰骋文坛的现实主义大家，曾几何时，他的作品变成了浮光掠影的、萎顿的、无聊的、阿猫阿狗的东西，无病呻吟，展示丑陋。至于热衷于写暴力、扭曲人性、大谈“诗就是驴叫”，标榜“写作为了赚钱，和摆地摊没两样”……更让人费解的是，他们已失去了对生活的火热情感，用一种灰暗的、世界末日的心态来看待人生，大写兽性、人不如兽，理想啊、正义啊、时代使命啊，统统成了他们嘲弄的对象。杜甫、白居易诗歌中渗透的关注人生、忧国忧民情怀，他们认为十分可笑，鲁迅也被称为“伪君子”，甚至骂他是“汉奸”。一切都颠倒了，在他们看来，世界一片漆黑，文学岂能瞥见光明？很难想象，这种心态下还能有佳作问世。

　　这也是六中全会提出强调增强风险意识和忧患意识的原因，高尚的文化催人奋进，没落腐朽的文化可以腐蚀瓦解我们的灵魂。所以六中全会才强调党必须牢牢把握意识形态的工作主导权，掌握文化改革发展的领导权。

　　当然，在举世瞩目的成绩面前，似乎也还有提高和改进的空间。

　　如果说，文艺家是育人者的话，我以为“育人者应先受教育”，这个课题，只有中央有魄力推进。

　　首先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问题。在大量涌现的健康向上的文学作品主流下，不可讳言，也涌动着暗流。有些陈腐的、从棺材里拉出来的没落文学，甚至是连资产阶级革命都抛弃了的垃圾，包括汉奸文学，都卷土重来，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了。于是充满解构主义的作品纷纷出炉，他们解构崇高、颠覆崇高、戏谑人类公德，挑战美好情操和公序良俗，代之以丑陋的人性，甚至是动物性，奇怪的是，这样的作品还受追捧，还能得奖。

　　人是需要精神抚慰的，作家的神圣使命恰恰是用他的作品来满足受众的需求。好的作品可以给人疗伤，可以给人以慰藉，使人有精神的皈依、心灵的寄托。

　　过去我在长影时，拍一部电影，平均周期八个月，剧本确定后，光导演带主角去体验生活就不少于一两个月，除了工资，他们没有任何报酬，那是一种严肃的创作精神。没有人反对明星拿酬金，但一切都为酬金而不惜牺牲艺术、丢失人格的行为就让人不耻。17年前，我的一部电视剧用过一个演员，当时酬金是每集500元，现在是每集30万，涨了600倍。难怪有那么多青少年做起“明星梦”，副作用就太明显了。如不加以规范，它最大的危害可能是把下一代人美好的追求染上了铜臭。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门窗打开，新鲜空气进来，垃圾也漂了进来，这是不容置疑的。在物欲横流的时代，改头换面的腐朽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都陆续粉墨登场。在文学圈子里，为其张目的各种旗号的文学流派也都应运而生。

　　解决这些问题，除了作家自身自省、自我净化外，也应当有外力干预，这就是文艺批评，还有大众监督，不能让文艺批评失语。文学的滑落，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文学批评的失语是有很大关系的。不是没有勇气发出自己的声音，就是拜倒在世俗脚下，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研讨会一片无耻吹捧声。中央三令五申，反对有偿新闻，可买版面自我吹嘘作品已是公开的秘密。文学的两翼折其一翼不可，两翼俱损，还怎么奋翮腾飞？

　　我觉得中央有了好的政策，还要有制度，还应当有监督，不使流于形式。真正有震慑作用的还是党和政府，奖惩不可废，提倡的要大张旗鼓，反对的也要雷厉风行，这是积极的引导，这与横加干涉不是同一概念。既然好的作家、艺术家是社会进步力量、健康精神的代言人，就应得到政府的保护和支持，反之，则应抵制，这种抵制是以民族利益为出发点的，对作品不对人，对毒化未来一代的坏作品不能姑息。

　　我绝不赞同空洞说教、为政治贴标签或图解政策。我们的文艺创作走过弯路，有过惨痛的教训。那时候审美价值是不能提的，唯一的标准是阶级斗争，今天回头看，令好多作家觉得赧颜，曾经红极一时的名家、名作，成为后来人们的笑柄。那时的写作是把自己装在框子里、套子里，用人物形象去阐释某种政治甚至是政策，还美其名为“写中心、画中心”，是时代最强音。这是作家的悲哀，文学的痛，其实并非他们没有才华，只是人格被扭曲了，思想被格式化了，开出的必然是变异的花朵。也不必为此妄自菲薄，谁也不是神仙，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思想、道德的强制性标准，你的作品有过偏颇，你的人格有过缺失，都不要紧，谁也摆不脱时代的胎记。但勇于面对，敢于忏悔才是智者。巴金和夏衍都曾对自己在文革中当过“驯服工具”而懊悔，巴金甚至自批“变成了任人宰割的牛”，关键在于“觉今是而昨非”，他才能写出《随想录》以儆后人。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思想、道德和处世准则，不管怎么变，人类社会总是在进步的，中国亦然。

　　优秀作品对国家、民族产生的积极影响是不可估量的。那么作家还要不要有与时代相匹配的文学理想、道德追求和时代审美精神了呢？必须承认，传统的理想、道德常常被边缘化了，于是文学理想开始沦落，它是沉渣泛起的没落道德的影子而已，又反过来加速它的腐化。过去称作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现在还有光环吗？

　　譬如对人性、民生的关注、关怀，有的作家往往是缺席的，倒不如网民来得清醒和激昂慷慨，网上浸透着正义的言论、主张，尽管有时失之偏颇或失度，但却代表着民心、民意和时代的意志，也可说是代表着时代主流意识的，我不知道它进入了多少作家的视野？进入了多少作家的作品？这样的时代，你还在写私人化的“喁喁私语”和“卿卿我我”，无视当下瞬息万变的社会，对此无动于衷，你事实上已被时代抛弃。

　　作家即使是这个时代的普通一员，也没有理由放纵自己。自甘堕落，那是你自己的事，如果你用作品去贩卖它，你就有对下一代谋财害命之嫌了。

　　文学应不应该理想化？理想是对时代元素的提炼，理想绝不简单地等同政治，更不是奉命文学，而是对进步人类、民族精神的发扬光大。作家没有理想，他的作品就没有灵魂，作家不关注时代，他的作品就是抽走了灵魂的僵尸。所以全会才指出，在当今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作用也更加突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任务也更加艰巨。

　　相比之下，审查也存在薄弱环节，有些低俗的、宣传腐朽人生观、价值观的作品反而大行其道。群众追捧不是标准，喜欢低俗黄段子的也大有人在，这也在提倡之列吗？所以，我们的文艺不能就低不就高，不能迁就一些人的胃口，而恰恰应吊他们的胃口，用崇高来吊胃口，久而久之，使受众的欣赏水平、道德取向发生变化，这是短时间看不出成效的工程，却是民族兴旺的千秋大计。回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像保尔·柯察金那样的小说人物，曾鼓舞了多少青年为理想献身，我们今天的文艺，没理由放弃作品的教化功能，要理直气壮。

　　作为党和政府，对文化事业已经有了相应的扶持政策，领导也是得力的。如何保证文化传承过程中，文艺家们所担负的教化和提高民族素质的功能，由隐性变为张扬，还有完善的必要。为保证唱响民族的主旋律，不妨在开拓文化市场、推动文化产业化的进程中，保留“中央军”，省以上均应如此。我们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西方最大的不同，是文艺有党的领导，而非自流。与之相匹配的应是允许有一部分体制内的作家、艺术家、刊物和出版社存在，招之能来，来之能战，这是贯彻我党方针大计的一支基干队，也是引导广大文艺家的样板，如果全部推向市场，那我们的特色也就模糊了。六中全会决议中强调加大公益文化事业的投入，很有必要。从广义上讲，一些纯文学刊物、部分国粹戏曲品种、学术期刊等，也属于公益类文化范畴，与图书馆、博物馆有相同的功能。它们以党的利益、民族的福祉高于一切，这还不够“公益”吗？因此，从中央到地方都保留一点“嫡系部队”。

　　国家富了，加大文化的投入是必然，这也是中国特色决定了的。应当设立扶植文艺的基金，对国家提倡的和有突出贡献的文艺家、优秀作品给予扶持，使之成为与文化市场、文化企业并行的手段，以确保主旋律永远唱响。要增强机遇意识、忧患意识，抓住机遇、用好机遇、认清挑战、战胜挑战，虽是就全国而言，对文艺界也有指导意义。

　　《易经》的最后一卦叫“未济”，指没有完成，表示大千世界还有缺憾，尚待完善。面对人类文明、国家进步、民族复兴，作家、艺术家所能感知的一切，能表现的一切，也都是“未济”，文学艺术的繁荣前景留给有使命感和责任心的作家艺术家预留了美好的空间，六中全会为我们开拓了更广阔的前景。

　　作者简介：张笑天，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一级作家，吉林省书协名誉主席、吉林省文联名誉主席。代表作《开国大典》、《重庆谈判》、《太平天国》、《前市委书记的白昼和夜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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