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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离我们的时代和文学很近

2011-07-06 09:23 来源:《文艺报》 作者:王安忆等 浏览:64897786

那个时代的 知识分子 突然睁开眼睛

  □王安忆

  作家和评论家不太相像,评论家总是解释很多现象,而作家正好相反,总是喜欢提出问题,总是会对很多事情产生疑问。这里,我就谈谈我自己发现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在探访萧红故居时,我一直在想:那个时代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个时代很奇怪,似乎所有的知识分子,受过教育的人,突然睁开眼睛,对自己的生活感到不满意。比如萧红,其实在我看来她的生活也是很正常的,母亲去世,继母对她不够好,我想这个不够好恐怕也是有限的,但是她就非常愤怒。这种经历也曾在张爱玲身上发生过,母亲出走,父亲娶了一个继母,对她很不好。那个时代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了,人的命运忽然之间就都有一种觉醒,对现实的生活很不满意,就产生了一种“厌乡症”,直至出走。这时,正好发生那么多大事情,很合乎他们的愤怒。

  第二个问题,我感觉,当时的这些作家,他们在启蒙的时候,却有一种和启蒙的紧张关系。张爱玲自己绝对否认“五四”对她有影响。其实她自己是很受“五四”影响的。萧红的《呼兰河传》是一本优美的书。在《呼兰河传》里面,我也感到一种紧张关系,她所描写的那些个人生活,都是不自觉的,都是没有自觉性的,都很悲惨。但是她里面又流露出一种乡愁,分明是一种眷恋。尤其是写祖父的时候,写她们那些乡人、乡党的时候,我就感觉里面有一种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有时候偶尔会在鲁迅的小说里面发生。鲁迅的小说《一件小事》里面,这些人物都是他要去启蒙的人,可是就在这么一个瞬间,鲁迅变得很温存,他带着很温存的心情去写他们。鲁迅病得很重的时候,对现实生活,对日常生活是很批判的,但他却在病中,忽然让许广平把灯开开,说要东看看,西看看。我觉得像“五四”时候的作家,他们处在紧张的关系里面。在偶然的情况下,忽然之间她会发现这样一个事情:他(她)要启蒙的人,又反过来启蒙他(她)了。

  第三个问题,我想到女性在“五四”运动里面的命运。我感觉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革命总是和爱情联系在一起的,这在“男女关系”上面表现得非常突出。

  那个时代,这些男性都已经完成封建社会给他们的义务,他们都是娶过老婆的,包括鲁迅,但新时代的女性都愿意把自己的爱情和婚姻全都托付给他们。当然也有一些例外,比如说冰心、林徽因,她们是家境、家世比较好,背景比较好,所以受到家庭的保护。那么,这种“五四”女性的命运,肯定在她们的小说里面有不同的反映。

  第四个问题,我认为,现代作家写小说的时候,中国的现代小说并没有成形,萧红他们那一代作家可以说是现代小说的雏形。我不太建议大家去研究中国的现代小说、当代小说和古代的《红楼梦》《三国演义》有什么渊源。古典小说和现代小说写得不太一样,现代写的小说,其实是从西方过来的那一派。“五四”这代人在写小说的时候,其实是没有摹本的,即使有摹本所依,也是比较差的。我的问题反过来,当时他们写这样的小说,怎么样走到今天,变成今天的成规的,这也是我一直疑惑的问题。

  她依然活在 当今的时代

  □李敬泽

  萧红在我的感觉中,是那么年轻,如今也都诞辰100年了。我想,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表明,尽管现代作家有那么多光辉灿烂的名字,但是真正能够像萧红这样,在她诞辰100年的时候,依然能够活在这个时代,活在文学读者的阅读当中,依然能够让这个时代,爱文学的、有审美判断能力的读者们,依然爱她,依然能够被她强烈地触动,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所以,有的时候,我感觉理论不用看,就看直觉,比如说有些作家,150年前的作家,或者是100年前的作家,写的文章,现在要投给《人民文学》,假设说是现在作者写的,我不会发。我知道它只有史的价值,没有现在活生生的价值。但是假如说有一个匿名的作者给我寄一份《呼兰河传》,我依然惊为天人。萧红这个作家有多厉害,从这就能够看得出来。包括她对当代的作家,也仍然有非常大的启示。

  我们现在的小说没有“废话”。我最近和很多作者反复谈这个问题,现在的小说“废话”确实没有了。但是我们反过来也要问一问,我们认为不废的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使得我们认为,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应该想的,或者是不想的,什么东西是有效的,我觉得萧红在这方面依然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启示。我认为,萧红不是一个百年的、经典的作家,她是一个至今仍活在当下的作家。

  大的慈悲与 大的自由

  □韩少功

  在小学的课本上,学过萧红小说的片段“火烧云”。那时候并不知道是她写的,但是“火烧云”在我儿时的记忆里面就很深。就我的感觉来说,萧红有两个词可以概括,大的慈悲和大的自由。

  从大的慈悲方面看,萧红有阶级意识,也有民族意识,但她的作品大大超越了这样一些政治上的立场和观念。特别是对贫贱的小人物,对一草一木、一鸡一犬、一山一石都充满了同情,她会花很大的篇幅,用很大的热情,用自己特别割舍不掉的一种情怀去写这些。在一般的写作教程里面,会列为闲笔的东西,却成为她创作的主体,反而很多小说家主要的东西,在她这会成为闲笔,所以说主要的兴奋点是不一样的。她文字里对天地人间的关怀,特别让人感动。萧红不会写口号式的、标签式的东西,她一落笔就是满心的热爱,就会喷涌而出。所以说这种大慈悲的东西,特别能够让人感触到,也是能够让她有持久影响力的一个原因。

  所谓“大的自由”,第一,她不依附,也不屈从,或者是盲从于某些政治潮流。她的政治是从生活感受和生命感受中自然流露出来的,不是用标签、用口号这种东西贴上去的。所以,在这一点上,萧红是难能可贵的。她是纯粹的,是有艺术理想的,非常的天真,也非常的顽强,坚持自己的艺术理想。

  而且,有些文学的成规也阻碍不了她。比如说她的《呼兰河传》,叫小说可以,叫散文也可以。这种天马行空的写法,是需要勇气的。她完全不在乎小说应该怎么写,戏剧应该怎么写,诗歌应该怎么写。像这样的一些文学成规,完全不在她的眼中。这一点,在中国这样一个有深厚的大散文传统的国家,特别有意义。

  寻找更高的诗意

  □阿  来

  斯宾诺莎有一个发明,叫自然神性,是讲在文艺复兴以后,西方人的宗教观念开始崩溃的时候,他们总得信仰些什么东西。斯宾诺莎说有一个替代,这时候我们说热爱大自然,或者是从大自然派生出来的一个东西,其实跟《呼兰河传》有点相像。

  首先这部小说里有一条始终在流淌的、闪闪发光的、蜿蜒曲折的河流。这既是一个地理存在,也是一种情感状态。重要的是,围绕这个河流,派生出来民俗、文化的东西。我觉得,萧红在处理这些东西的时候,并没有将其规定成一个民俗,而是把它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我们会简单地把它归结成一种诗意,但是如果仅仅是谈诗意,可能很难把这部作品感动人、打动人最本质的东西传达出来。我感觉里面包含着一种更高的诗意,或者说哲学上神性的因素。

  我经常想,为什么中国文学,突然一下就把一些来自浩大自然界背景中的东西变成了一个符号系统,比如梅花象征什么,荷花象征什么。而在叙事文学当中,一开始就是紧绷的、阴谋一样的个人关系,这大概从四大名著就已经开始了这样的景象。读过《呼兰河传》之后,我感觉,它有一点溢出中国传统小说概念的地方。

  萧红为我们 提供了一个 丰富的文学世界

  □贺绍俊

  我们今天来读萧红,越读越发现萧红的文学世界的确是非常丰富的。由此我想到一个问题,其实我们现代文学的传统也是非常丰富的。今天我们慢慢地再去想一下那个时代,会觉得那个时代其实是非常活跃,非常充满生命力,也非常自由自在,各种思想都能够迸发出来的一个文学时代。

  曾经我们只是把萧红放在“左翼文学”这样一个大的框架里面去认识。实际上萧红的文学世界远远比我们所理解的更加丰富。比方说,夏志清对张爱玲、钱锺书、沈从文的研究,就开拓了我们文学叙事的空间,让我们从单调的文学叙事中走出来。我们的文学史叙事把“左翼文学”变得过于的单调,过于的单一。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今天探讨萧红的文学世界,是非常有意义的。萧红的文学世界是一个非常广阔的、最具文学精神也最触及文学本质的世界。每一个真正去从事文学的人,都会在这里相碰撞。比如说萧红,我会想到很多关键词,而且我感觉很多研究者,也似乎都会触及到这样的关键词。比如说女性、贫民、自由、诗性、善良。很多东西都涉及到文学的本质,而不仅仅是一种文学个性的东西。

  可能很长时间,我们在讨论文学的时候,更多的是从非文学的角度去讨论文学,忽略了真正文学本质的东西,而这种文学本质的东西,在萧红的身上表现得非常突出,这跟她的个人身世有关系,跟她的性格有关系。她是一个非常爱好自由的人,她的贫民出身,也使她没有一种文化的约束,而是带着一种民间的潇洒风范。萧红身上保有最可贵的童真,这种童真使她能保留文学的纯真性,然后用她的文字表达出来。

  我们对萧红 所知甚少

  □季红真

  我是为萧红的事来哈尔滨的,前三次都是来考察,来搜集资料,每一次我来都非常非常的惭愧。

  第一我写《萧红传》的时候是仓促上阵。为了搜集资料,我走访了很多人,当时梅志先生都还在。我搜集来的资料和口头的东西,给我一个反差极大的印象。

  当时我就有一个基本的原则:把不懂的东西全部存疑。比如说陷在旅馆里,她是欠400还是欠600,我就把几种说法都放那儿,因为我没有能力考证,但是我绝对不能够轻易接受任何一个人的说法,因为我们受的学术训练就是这样的。《王阿嫂的死》讲的是,一个产妇,丈夫被地主虐待死了,然后地主踢了她一脚,她早产了,生下孩子她就死了,孩子5分钟以后也死了。生存和死亡联系在一起,现代主义文学两个基本的主题是什么,一个是溃败,一个是死亡。我是想把萧红剥离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作家来考察,我不否认那些潜在的作家对她的帮助和影响,但是她作为一个作家,她独立的这一块儿,她怎么成长,要搞清楚。

  第二点让我惭愧的是,到哈尔滨以后,结识了很多萧红的研究者,他们的工作做得深入和细致,让我汗颜。其实哈尔滨学者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研究萧红了,找她的亲属。另外,在版本校勘方面,他们做的工作也让我特别感动。新近出版的《萧红全集》就把原发的刊物全部找出来了,仔细校正。我们和萧红隔着一个汉语的现代化运动、规范化运动。为了适应这个运动,她的很多作品被编辑改了,说语法有错误。

  实际上,我们对萧红所知甚少,我们讨论的所有问题,都是萧红的外围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我们没有接触到。她是从乡土的角度,民间的视角来写历史。她一直生活在多种意识形态体系之中,她的伟大之处,在于能在多种意识形态体系之中,完好地保持自我,不被意识形态所异化。

  为什么说我们对她所知甚少。关于萧红,最重要的部分,我们到现在都搞不清楚。不搞清楚,就无法解读她的文本。《生死场》里面,“罪恶的五月节”,有两桩杀子的故事。五月节是中国四大鬼节,四大忌日。她上中学的时候,大量地搜集中外的美术作品,肯定看见过列宾的《伊凡杀子》这幅名画,这两个孩子死在五月节,带有祭品的性质。而且关于她的生日,她们家隐瞒她不是五月节出生的,因为五月节是鬼节,五月节出生的孩子是鬼魂投生的。《生死场》里头,还有两个孩子是被家长弄死的,这也是野蛮的人祭风俗。《生死场》从一开始写就充满了仪式。所以萧红从写作之初,就进入了最前卫的文化思潮。

  那个时候,人类学已经开始形成了。萧红在上海时,鲁迅完成了《神话》,就是他的《故事新编》,都是在这个学科影响之下的。我们对萧红所知甚少,除了对她的身世所知甚少之外,对她作品的解读也非常的皮相。所以,这也是我觉得特别惭愧的一个原因。

  我为她的灵性 而折服

  □叶广芩

  来到萧红故居和纪念馆,站在老房子跟前,我想,萧红如果可以活到今天,100岁了,那她将是一个多么精彩的女作家,是一个多么幸福的老祖母。每每读到她的一些文字,我都为她的灵性,为她的文字而折服,感叹这位姐姐走得太早。

  萧红是反封建的一个勇士,但是在生活上,她却是一个弱者。文学将成功送给她的同时,生活却将她蹂躏得痛苦不堪,31岁就走完了人生的路程。她叩问人生,在背靠悬崖的时刻,仍旧坚守着女作家的尊严;她追求写作的舒展,严峻的拷问,用自己的心灵和灵魂;她向往幸福,用她果敢的行动表现了她追求阳光明媚的温暖世界,尽管这个世界对她非常的遥远。艰难的人生磨砺,超群的悟性,精美的文字,萧红为我们开辟出一片独特的精神空间,这个是属于她自己的艺术世界,这个空间令人唏嘘再三,回味无尽。

  现在人心变得浮躁而功利,随着人情社会逐渐的坚硬和冷漠,我们不禁要问,萧红走远了,那坚守人性深处的爱之渊源的灵性也会随之流失吗?那人心最温柔、最温暖的善良情怀也会随之远去吗?我们用什么才能将他们唤回呢?这是一个任何人都期望回答的问题。好在黑龙江人记得萧红,记得这个远离的女儿,记得她从异乡又奔向异乡的苦难,这是萧红在天之灵也能够感到慰藉的。家乡毕竟是家乡,我们要感谢生活,无论这生活是好是坏;感谢生命,无论是短是长;感谢写作,无论它是高还是低。

  不要割裂她的作品

  □格  非

  在大学里面,有博士生、硕士生不断地做萧红研究。我发现,有一个不可理解的问题,他们在研究《生死场》的时候,一般不会研究《呼兰河传》,反过来也一样,我跟学生也讨论过这个问题。10多年前,我补看了萧红,我先看的《生死场》,然后看的《呼兰河传》。我感觉两部作品,在题材和主题各方面都是有承继的。其实《生死场》里面写到的生死是非常难的,那个生死变得非常的狰狞,但是到了《呼兰河传》里面,就变成了日常化。

  《呼兰河传》最奇妙的地方,一个是它的视角,它的视角特别的独特,它由一种全知视角,过渡到一个由我带入之后的限制视角。同时也有一种俯瞰性的角度,把自己带入,然后来描述芸芸众生。我感觉她跟张爱玲比的话,她更加的健康,更加的大方,而且有一种悲悯感,这都是我特别喜欢的。再有一个,我感觉萧红的语调特别美,她的语言有淡淡的反讽。这里的反讽,你不觉得是对那些愚昧的人的讽刺,而是带着一种温情。这些东西都是萧红身上非常好的品质,所以我不太主张把作品割裂开来。实际上读她的短篇,我的脑海也能够浮现出一个比较完整的萧红形象。

  我个人甚至觉得,她死得比较早,但这并没有损害她的创作,就像莫扎特、舒伯特、门德尔松死的时候30多岁,可是他们的作品确实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萧红也一样。你不能想象舒伯特再活30年,会创作出什么样的音乐。所以,在我看来,萧红已经写出了她能够写出的最好的作品。

  执著于对 文学的坚守

  □张燕玲

  我感动于萧红,不仅为她短暂一生的颠沛流离、食不果腹的彻骨荒凉,更为她对文学世界的满心温暖,以及她对文学的执著追求、纯粹的文学精神与孤绝的文学品质。她的文字和感情生活形成反差。温婉的文学下是一颗坚硬热烈的心,生活柔弱下也同样孕育着不妥协的精神。

  她的人生是矛盾与分裂的。一如她的名字“萧”与“红”,灿烂与凋零相生相应。她跟萧军两个人,当时取名叫“小小红军”——二萧,出发点是一种集体意识,但她天性是不喜欢群体政治的,她终生渴望爱与自由,也终生在男权文化中受难与自我放逐。即使在最落魄时,她热烈的心也总是扑向不那么适宜她的爱,甚至在新爱中生旧爱的孩子,命运奇崛,爱与自由总是在她抵达时,又无情地远去。她说:“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她一生所承受的不幸、屈辱和痛苦,一方面,来自她的“爱人”,而他们大都是与她一样处于进步文化阵营中,一起追赶新文化运动大潮过来的人。另一方面,是中国的文化土壤所致,因为社会制度与文化的历史震动,已深化到性格的内在分裂,萧红既渴望传统的家园,有追求自由精神,抗争专制,就必然是在夹缝中生长。因此,四分五裂的中国女性的灵魂,无力对抗人类的愚昧,因而充满悲剧与苦难。“我想飞,但是我同时感受到我会掉下来的。”萧红是从女性的经验洞察历史,追问女性生存的价值与意义,并寻找民族精神的健康力量。她作品感人至深的是女性的文化处境极其悲剧命运。

  萧红是自觉的文体探索者。她曾经一再地提出有各式各样的生活,有各式各样的作家,就有各式各样的小说。就是对于她崇拜的鲁迅先生,她也怀有超越的艺术抱负。她认为,有出息的作家不应该屈从于权威,艺术上要走自己的路。她以艰苦的实践,完成了文体的创造性建造。

  同是旷世才女,滚滚红尘中的张爱玲生活安逸,笔致妖娆而阴冷,气局狭小尖锐,文学世界寒意沁骨,那是一种怀旧家庭的人生悲凉。自由独立的萧红生活惨烈,笔致素朴天成,气局宏大奇崛,文学世界温暖深切,纯粹执著,那是一种紧贴大地,关于百姓生与死的大悲凉。

  今天,这样纯粹的作家已经很少了。于是,不禁要问:该坚持时自己是否坚持?我们如此执著变化,是否思考过不变的东西?我想,不变的是萧红这种纯粹的文学精神,不变的是我们对专业精神的坚持,也许这也是今天我们纪念萧红的意义所在。

  我为什么 喜欢萧红的作品

  □[美]葛浩文

  我是怎样看上了萧红的作品,特别是《呼兰河传》的呢?我总结了四点:首先,文字,简单朴素,不华丽。比如说“火烧云”,看得很顺,很容易。连我这样中文很差的人,还可以看得很顺,这是语言的问题;其次,她本来可以作为一个好画家,我看了她的插图,看了她画的那些东西,她可以当一个画家。读她的作品,特别是《呼兰河传》,闭着眼睛都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那个地方,那些人。我相信,你看、我看、他看、大家看,结果差不多是一个样子,一个画家就是有这样的能力,她就是一个画家,她是用文字绘画的一个好作家。

  第三,题材跟风格不同,她的每个作品都是不一样的。《生死场》《呼兰河传》《马伯乐》都各具特色。比如《生死场》。《生死场》写得不成熟,但是多看几次后,收获就很大了。她把农村的生活写得非常详细,可以看出一个农村生活的情况。同时,她从一个农村女人的角度来说明战争是怎么一回事。女人们无法亲眼看到,外界消息都是从外地来的男人那里得知的。那个年代,这恐怕就是女人认识世界的一条路径,因为她们都躲在家里。

  第四,最有趣的是她的叙述观点,特别是《呼兰河传》。小说头两章,采用全知全能的视角,写呼兰河的人、地方、天气,写得非常动人,特别是描写那个“冷”,你要多穿一件衣服才可以读得舒服。第二章,跳大神。慢慢叙述视角变了,突然到来的小女孩成为叙述视点,说她的所见所闻,有二伯、冯歪嘴子,特别是团圆媳妇的,最悲惨的一段。当然,其中并没有完全依赖小女孩子的叙述视点。这样写小说,确实是独一无二的好作家才能完成的。所以,在美国,20世纪40年代初写的小说,隔了60年,隔着太平洋,再给那些给宠坏了的研究生、大学生看这本书,他们自然就非常感动,很能认同。一个美国大学生,在21世纪读完这本书,他的感受跟我几十年前的差不多,我相信跟诸位几十年前看萧红的作品也差不多。

  超越时空的 永恒价值

  □冯毓云

  萧红创作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首先表现为在诸神缺失的“贫困时代”,萧红以其天才灵动的艺术直觉本真地展示了被遮蔽“存在”的此在世界。萧红笔下的此在世界完全是一种不加修饰的、原生态的本真展示:万事万物,一切都依据天时地利自然而然地活着、生长着、死亡着。

  萧红创作的永恒价值还在于她追寻“远逝的诸神的踪迹”。她的原生态叙事构筑了人的生命在时空维度上“此在”与“存在”的悖论性的巨大张力,即原生态的此在既遮蔽了“存在”的价值,亦澄明了通达“存在”的意义。

  《呼兰河传》中有位值得注目的形象,就是生活在后花园的“我”——萧红童年的化身。“我”天性自由,将一切愚昧堕落统统置于自由的天平上加以审视、评判甚而颠覆。“我”既是萧红终其一生、追求自由的理想化身,亦是普天下人类“诗意栖居”的归宿。小团圆媳妇是被扼杀自由的殉葬品,她和“我”这两个人物都是儿童的身份。这种巧妙的人物结构关系不能不说寓意极其深刻。

  萧红的写作 超越了时代

  □叶  君

  萧红是我的情结,也是研究中国现当代的这些学者和研究生们、老师们的一个情结。在学术研究上,对萧红的学术价值和文学价值,一直处在一个认知的过程当中。萧红是一个左翼女作家,但是又不仅仅如此。比如说她的巅峰之作,像《呼兰河传》《马伯乐》《小城三月》这样非常精致的作品,不是左翼作家可以概括得了的。但是有一个很旧的观念,好像不把她看成是左翼作家,就贬低了萧红一样。

  我感觉萧红身上其实有一种任性的性格,这也表现在她的待人处事上。有时候她也不太善于处理自己所遭遇的这些关系,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爱情或恋情的这些关系,实际上她是一个很简单的女人。我感觉萧红体现在写作上的这份任性,就在于她远远超越了她的时代,这也是萧红能够跟今天读者进行对话的一个重要原因。萧红对作家的认识,我感觉超出了同时代的作家。萧红在1938年7月的一次座谈会上,说了一段在今天看来很令人吃惊的话,她说:“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是现在的,或是过去的,作家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

  她认为小说应有自己的小说学。小说应该写得像巴尔扎克一样,或者像契诃夫一样,但她不信这一套。任何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小说学。她的小说几乎每一篇都有自己的一个风格,都有变化,不愿意重复自己。即便是写散文,《回忆鲁迅先生》在回忆鲁迅的文章里面,也是最好的。

  更重要的是,在上世纪40年代,国破家亡,救亡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之下,萧红强调作家的岗位意识。当时很多作家写标语,写口号。萧红认为,一个作家对这个时代的贡献,应该是写出最好的作品。她一直在寻找着一个时空,一个安宁的时空,能够写出自己的作品。

转载:http://www.chinawriter.com.cn/bk/2011-07-06/545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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