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把中国文化定位成世界文化花园中的一朵,欣赏别人而不丧失自我,这才是我们应有的正确态度。
“国学圈”为啥盛产装神弄鬼的江湖骗子?
文\方朝晖
嘉宾简介:方朝晖,安徽枞阳县人,哲学博士,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暨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曾赴美国哈佛大学进修,担任韩国首尔大学、台湾佛光大学等校客座教授,专攻领域为中国思想史。
采访:袁训会、王淇
以下系采访全文:
只有国学研究者自身加强修行国学才不至粗俗化
◎袁训会:应该讲,从1990年代以来,执政者就开始逐步重视国学,也一直提倡复兴传统文化,但是国学作为一种存在,在现实层面却比较尴尬,现在一讲到国学很多人就会想到于丹讲的那种鸡汤式国学,影响很大;再就是很疯狂的,主张要恢复跪拜等各种礼仪之类的国学。
但显然在今天这样一个现在中国人普遍接受西方化生活方式,如果国学不能从各个层面和现代性做一个打通,这种尴尬境地恐怕还会继续保持。
●方朝晖:你讲的确实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国学发展到今天,确实应当好好思考和反省这个问题,因为如果从事国学研究的这些人自己不能正确面对这些问题,还是被民族主义继续被绑架下去的话,国学研究很难真正有意义。
我想首先要从宏观或者历史角度来看,1990年代国学兴起以来,时间只有20多年,也不是很长,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内,经过文革那样的伤残以后出现一些不健康的东西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另一方面来讲,从事国学研究的人要有一种反省意识。现在国学的尴尬局面很大程度上是从事国学的这些人本身有关系,他们自己在精神世界方面,在灵魂深处究竟达到什么样的状态,达到什么样的境界,是决定国学将来能不能走出目前困境的最主要的原因。
我觉得这里有两个东西对国学的健康发展很重要。第一,从内的角度来讲,国学研究者自身在精神上信仰方面达到什么程度。古人没有一个抽象的国学概念,他们是儒家、道家或佛家,而核心都是以修行为基础。国学本身是修行的学问。修行就意味着不是成天到晚拿本书去上课、去著书立说,去发论文,或讲理论。国学最重要的东西是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反省、自我面对,包括静坐、自省、待人、接物等等。古人看一个人有没有学问,首先看的是你和家人、领导、朋友、亲戚等的关系怎么处理的,这些都是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具体的东西。为此需要修行。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以修行为基础的国学,在今天尤其在儒学圈子里还很不够。也许可以说道家和佛教还保持了修行传统。搞儒家的人现在主要都是大学或者教育体制、科研机构里的老师,这些老师所在机构的任务是做研究,从事知识化生产。今天很多从事国学研究非常优秀的学者,都没有办法摆脱今天科研制度和教育体制所加给他的科研任务、教学任务和出版任务,即使他情感上认同国学,甚至自称自己就是一个儒者、儒生或儒家,也没有办法像古人那样完全以修行为主。也就是说,这些人在日常生活当中没有锤炼出一套真正有效的修行程序和方法。
我有时候想,我们也许应该通过重建书院等一类道场的方式,以修行为主,在修行基础上教书育人,直接把主要任务回到自我修炼上去,修炼到什么样的程度能够决定我们自身达到什么样的境界,而且决定我们最终建立什么样的信仰。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和这个时代一样的浮躁,没办法真正认识自己心灵的误区,从而容易把国学粗俗化,仅凭自己的一些概念式理解来倡导国学。
从事国学研究一定要跳出国学看国学、跳出中国看中国
●方朝晖:第二,从事国学研究的人一定要能够跳出国学看国学、跳出中国看中国。这也就是所谓全球视野。知识面很窄,知识结构封闭,就没办法真正理解其他文化的优秀和长处。好比我是一朵美丽的兰花,原先以为全世界所有的美丽都集中在我身上。但走出去我看到了世上还有那么多美丽的花儿,各有特色,竞显芬芳,甚至比我更美丽。但是,欣赏别的花儿,并不等于放弃自我,我的任务是以自我为本位吸收别人、最终成就自我。
如果我完全放弃自我,硬要把自己培养成桃花或杏花,我也就死亡了。把中国文化定位成世界文化花园中的一朵,欣赏别人而不丧失自我,这才是我们应有的正确态度。我给外国留学生上课时,学生来自于全世界几十个国家,面对他们,你发现他们身上很多优点,比如守信用,严谨,严密等等。这都是从他们自身的传统中塑造出来的,不是中华传统塑造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半点中国文化中心主义情结,或者以吹捧中国文化多么伟大神奇为主旨,就没办法把课上好,不可能让学生真正满意。只有以一种完全开放的心灵和他们进行对话,不预设任何前提,才能形成良好的互动,最后你可能会发现与哪个国家的人交流都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我讲这个例子想说明,今天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万国时代,而不是帝国时代,每个文化当中都有很多优秀的传统需要我们去尊重。人最大的局限性就是难以突破长期以来所逐渐形成的世界观、文化观。长期浸染在自己民族传统自身,只看到它的优点,就没有办法真正理解人家文化的优点。一个人的过去包括他的经历、教育、知识结构等,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以及对其他文化的心态。
比如我认识的很多西方汉学家,至少通三门以上的外语,日文、汉语加上自己的语言,同时可能还会学德语、法语或者希腊语、拉丁语。这些人学生阶段就要掌握这么多的外语,否则就没办法毕业。博士论文要参考大量的日文或中文文献。他们的知识结构,以及对其他文化的参与和理解程度,都比没有这种训练的人强得多。而在中国,这方面的要求就松多了。从事国学研究的学生未必需要掌握那么多外语。知识视野的限制导致对其他文化的优点和成就缺乏发自内心的认同。
神化、绝对化国学是内心脆弱的表现
●方朝晖:另一方面,由于儒学是治国平天下的学问,如果从事儒学的人对西方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现代学科的知识缺乏深度了解,也很难谈什么“治国平天下”。我以前的专业是西方哲学,对这个问题有特别强烈的感受。如今大家对西方文化、外来文化也抱着多学习、多了解的心态,但是只有真正理解其他文化的魅力和内在活力,对外来文明的永恒意义和不朽价值有深刻和清醒的体验,才能真正拓宽我们的视野。
回到你刚才所讲的问题,现代人生活方式上已经高度西方化了,或者在全球化的浪潮里已经趋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掌握了更多的其他学科或文化,就能以一种更加被全世界人接受的方法来阐述国学。如果你没有真正理解人家文化的优点,就无法以一种合乎现代人生活方式的语言来阐释,很容易给别人以原教旨主义的错误印象。在这种情况下,你也很容易日益陶醉于自说自话,不断地把你所讲的道道神化、绝对化,仿佛只有把国学塑造得无比伟大和崇高,才能抵抗别人的怀疑。这其实是内心深处非常脆弱的表现,打肿脸充胖子。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学国学或者儒学今天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怎么样以现代人能够接受的语言,包括怎么样利用现代其他学科的知识和资源,结合现代人生活方式来真正激活它。从这个角度说,于丹那种心灵鸡汤式的做法还是有意义的,至少比象牙塔里纯粹学究式的研究更加灵活,以一种更加喜闻乐见的方式表达对古人思想的理解,比起完全原教旨主义的自吹自擂、自说自话也好一点。当然,那种浅薄或歪曲、刻意迎合大家趣味的国学是要不得的。
相比国学研究者江湖术士更能满足百姓的心理需求
◎袁训会:通过您刚才的讲解,实际上真正地理解国学,对知识和修行的要求都很高,刚才没说,现实中国学还有一种尴尬,那就是各种各样的国学收费课程大受欢迎,而且费用也不低,国学在很多人那儿似乎成了一门生意。
●方朝晖:现在整个国学是泥沙俱下,精芜并存。国人对国学的渴望,我觉得应该一分为二来看待,一方面有些人在国学当中确实感觉到古人有些做人处世的方式方法、管理智慧、修养格言有道理,希望从事国学的人能够给他们一些教益。毕竟是信仰荒芜,精神贫乏,特别是在已经有了钱,物质生活条件得到了充分保障的情况下,希望在精神上能够得到一些滋养,欲望的过度膨胀最终也没有给自己带来内心深处的安逸和幸福。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社会在推动国学方面有时候比专家、知识分子、学院派作用更大。
但是另一方面,正因为是社会推动的,就很难保证不出现渣滓。中国人自古以来有一种信神信鬼的传统,希望得到庇佑,相信算命、八卦,通过这种方式给自己带来某种好处。有一些人自己挣了钱,得到一些东西以后生怕丢掉和失去,有一种不安全感,希望从神灵那儿找到保障。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从事国学研究的人迎合大众趣味,开始装神弄鬼。很多人讲八卦算命,自己并不懂多少,更重要的是自己都不信,但因为能挣钱,就开始做起来,结果乌烟瘴气,留下非常不好的印象。
◎袁训会:有的时候学者不够用,空白区就出现了很多江湖术士。
●方朝晖:恰恰是江湖术士比学者更加大行其道,因为他们非常精通和掌握百姓心理,及时满足他们的心理需求。我曾经看到有一些江湖骗子,一点学问都没有,但是号称能够算命,讲一堂课就好几万。
我主张发古人之意而不是发古人之形式
◎王淇:不知道老师您怎么看改造古礼来实现对现代生活的规范?
●方朝晖:我主张发古人之意而不是发古人之形式。我身边很多爱好国学的朋友都在穿汉服或唐装,非常好看,我从不反对。但我基本上不穿汉服或者唐装,也可能是因为迄今为止没找到穿得让我满意的。但是我想说明,我不需要通过穿不穿汉服或唐装的方式把自己和其他的现代人区别开来。国学是为了让现代人生活得更好,而不是让现代人变成古代人。当然,也许将来有一天我能找到适合于我的汉服或唐装,那时我也可能接受,但我大概也不会天天穿,到处穿,因为我不希望把我和我的听众区别开来。
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是多样化的,你不可能用一个格式固定起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汉服或唐装诚然很美,但不等于可以替代其他一切形式的服装,也不等于除此之外人们不当选择多种风格的服装。
如何为陌生人设计“新礼”是时代任务
●方朝晖:我本人对礼学缺乏专门、深入研究,但我深信礼是训练怎么待人接物的一种规矩,从小接受这种训练,在行为方式上会有所区别。礼应该让人更加自律,更懂得尊重人,否则不能说懂礼。从这个角度说,深入研习古礼,把古礼的精神吃透,也许可以返本开新,研制新礼。但是另一方面,今天的环境与古代也有区别,完全靠古礼是否能能够解决当下中国人的无礼现象也是个问题。因为古礼主要调节的是熟人之间的关系,而今天中国人的无礼,主要表现在陌生人居多的公共场合,比如坐公交车、挤地铁、过马路、公共服务场所等地。
现代社会和古代社会最大的区别就是陌生人之间的往来大幅增加。古代人聚族而居,在家族地盘里,有时商店、学校、医院、集市等五脏俱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行礼主要在熟人之间。你仔细分析儒家讲的礼,如冠、婚、丧、祭、乡饮酒、射等礼仪,都是在熟人之间甚至亲人之间行礼。朝、聘、飨、燕之礼也通常在熟人、或可能变成熟人的人之间进行。尽管古礼中也有为陌生人关系而作的,但其大部分内容似乎是适用于熟人的。
然而现代人则主要生活在充满了陌生人的城市里。对陌生人的冷漠就表现在公共场合,反正你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在公交车上相遇,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再见了,伤害到你我心里不会愧疚。所以每个人都以自我为先,争先恐后地争夺。由于中国文化的“差序格局”,中国人对于与己没有关系的人容易冷漠。
因此,我觉得今天礼学遇到了严峻的挑战。在恢复古礼的同时恐怕还要研制新礼。比如说,我有时想,能不能首先为陌生人设计一些礼。比如汽车司机之间怎么以礼相待。有时候高速公路上长达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堵着,就是因为前面两个人之间很小的摩擦,把成千上万辆车子都堵在后面。前面两个人没有半点愧疚,只知道争谁的责任更大,完全不考虑影响了几千人,因为对陌生人觉得无所谓。所以能不能把汽车司机之间的行为规范确立起来。
再比如排队。中国人喜欢插队。有个学生从法国留学回来告诉我说,他坚持像在法国那样的守规矩排队,结果每次都是排到最后一个,实际上他排到最后往往都没人了。感觉在中国谁要守礼就只有死路一条。这种情况怎么改,要有一部分人开始做起,影响整个社会风气改变。中国是社会风气决定一切,社会风气力量最大。可以借鉴台湾的例子,最早台湾人和大陆人一样乱丢垃圾,但是一些宗教组织带头从小处做起,搞垃圾分类和定点投放,通过媒体放大宣传和社会各界反响以后,在整个台湾形成了习惯风尚,对环境治理产生了很好的作用。我觉得提倡公德比重建古礼效果要大一些。所以礼制的重建也要与时俱进。
当然,上述想法是否可行有待检验。也许礼学专家更有资格发言。
一个民族的意识形态是历史形成的而不是人造出来的
◎袁训会:现在也有不少研究者主张用国学或者说传统文化来重构我们的意识形态,我不知道您在这一块有没有一些相应的思考?
●方朝晖:今天从任何既有意识形态出发来确立重构意识形态的做法,可能都不会被人们广泛认可。因为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已经看惯了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之争,他们为各种意识形态之争付出的代价太惨重了。换言之,今天打着某种意识形态旗号的人,无论如何能言善辩,如果一开始就从某种既有的意识形态立场出发,而不是从人性的普遍公理和文化的本质特征出发,恐怕都不会有出路。因此如果我们抛弃一定要从儒、道、释、耶之中,从左、中、右以及各种主义中选一个的思维定式,从超越一切意识形态框框的、全体人共同接受的公理的角度来寻找中国未来意识形态,也许会有更大的收获。
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民族的意识形态是历史形成的而不是人造出来的。比如我们都知道从宋明理学在长达六、七百年间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成功案例,但可能较少知道从唐代以来有多少人为儒学复兴作出了巨大努力。按照包弼德的看法,从初唐四杰到唐宋古文运动,从宋初大儒到北宋五子,从王学、洛学和蜀学的斗争到道学的兴起,从朱子的集大成至元初理学登上统治地位,这期间有将近七百年的漫长发展演变过程。因此,我觉得我们不要着急,但是当然这不是说意识形态不需要人为建构,而是说我们需要分析时代历史发展的趋势,然而再加判断不迟。
在我看来,如果要为中国建构意识形态,不妨先探索一下如下几个问题,比如什么能成为今天中国人的最高价值、一切价值之源?战国人提出过“道”,宋人曾提出过“天理”,今天我们能提出什么?其次,什么能成为今天中国人普遍接受、确实对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有积极引领意义的最基本的价值观?比如,你如果不喜欢十八大所提出的那二十四个字,你能提出什么替代品?可不可以说就是公平、正义呢?再次,什么是中国社会有效的权威和制度模式?我们能否真正借鉴现代社会科学方法开展研究,作出有意义的说明?
中国的现在或未来需要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并不是某个人、某个“学派”说了算的,需要我们深入地了解和认识我们这个文化。它的成长和发展究竟有什么规律或特点,受什么东西制约。在这些东西没搞清楚之前,也许没必要轻易地主张任何意识形态。比如,为什么儒家能在中国历史上长盛不衰?为什么中国文化形成了儒、道、释为主体的格局?在表面上兴衰着的各种思潮背后,究竟有什么深层的力量在支配着这个文化的走向?在这一切都没搞清楚之前,最好不要心急,过于宏大的建构是没有用处的。
雪漠文化网,智慧更清凉!www.xuemo.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