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札记：幽默里总有“一线光明”

 

契诃夫札记：幽默里总有“一线光明”

文\佩尔内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he）夫（1860年1月29日－1904年7月15日）是俄国的世界级短篇小说巨匠和俄国19世纪末期最后一位批判现实主义艺术大师，与莫泊桑和欧·亨利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是一个有强烈幽默感的作家，他的小说紧凑精炼，言简意赅，给读者以独立思考的余地。其剧作对20世纪戏剧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诗人的家业

　　“人应该是有信仰的，或者是在探索信仰的，否则他就是个空虚的人。”

　　“聪明人喜欢学习，笨人才好为人师。”

　　亚历山大－阿姆菲捷阿特罗夫在谈论契诃夫时说：他是一个“谨慎、多思和对问题作长时间思考的人，他可以一连几年默不作声地酝酿着自己的构思，一直到这个构思成熟为止……”

　　尤里－特尼扬诺夫在谈到维列米尔－赫列布尼科夫时说：“他没有‘诗人的家业’，他有的是‘诗人瞭望台’。”这位诗人把自己的手稿装在枕套里随身携带，他既无住处，又无卷房，他不问世事，漫不经心，他在创作上“没有家业”，同契诃夫截然相反。

　　契诃夫以其沉默的认真和严格的态度对待事业，而且这不仅是一种信念坚定的严格态度，它还是一种精细的态度，几乎是会计式的态度。他在1898年7月2日写给画家勃拉兹的信里说：“我过着会计式的生活。”

　　契诃夫的日记和托尔斯泰的日记不一样，它不是以成百上千的页面来计算的，而是以几页几页来计算的。他在1896年这一年内只记了两三页日记，1897年稍微少一点，1898年的日记则更加少一些。而最后几年的日记都只有几行字。可以说，作为内心所需的经常记事的一种形式的日记契诃夫是没有的。

　　给列夫－托尔斯泰生前最后一年当秘书的布尔加科夫在谈论作家的日记时说：

　　托尔斯泰好像在研究和考察自‘我’的生活，说得确切一些，他是在研究自‘我’的基础上，勾画出人的真正的内心生活，这种内心生活不仅对别人，而且对于本人来说也时常是一种隐秘的生活。

　　列夫－托尔斯泰的这幅肖像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一幅与契诃夫相反的肖像。在契诃夫的日记中，“我”几乎是以第三者身份出现的。他在写“我做了这件事和那件事”的时候，语气是那样的平稳、冷静和认真，好像是他已经完全脱离了自己一样。我讲述自己，只是因为这件事是发生在我身上，而不是发生在别人身上。在契诃夫的日记中，你不会像在许多其他著名作者的日记中那样明显地感到自我描写和客观地叙述别人之间有什么原则区别。

　　他在面对自己一个人写日记的时候，反而比在给别人写信时候更有克制力。

　　“我不能写我自己，”契诃夫承认说。（1894年1月15日致M.O.缅希科夫的信）

　　与契诃夫交往密切的人的通信录：康－阿列克谢耶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阿维洛娃，列－安德烈夫，伊－布宁，谢－佳吉列夫，弗－柯罗连科，维－康米萨尔热芙斯卡娅，亚－库普林，康－科罗文，莉－米齐诺娃，伊－莫斯克温，弗－聂米罗维奇－丹钦科，阿－彼什科夫（高尔基），伊－列宾，谢－拉赫马尼诺夫，瓦－谢罗夫，列－托尔斯泰，达－谢普金娜－库佩尔尼克……

　　契诃夫的“诗人的家业”是由以下一些手记本构成的：

　　第一本手记（1891—1904）　　

　　第一本手记（1891—1896）　　

　　第一本手记（1897—1904）　　　

　　第四本手记　　　

　　写在一些单页纸片上的短记　　　

　　日记（1890，1896—1903），以及契诃夫在其父亲的日记本中所作的一些记载（1893，1895，1896，1898）　　　　　　

　　通信录（1894—1904）　　　　　　　　

　　记载为病人开列药方的手记本　　　　　

　　园艺手记　　

　　事务札记　　

　　保管札记　　

　　图书目录　　

　　写在单页纸片上的非创作性短记及其他材料

　　1897年，一个大学生问契诃夫是怎样写作的：

　　安东－巴甫洛维奇微微一笑。

　　——通常我是先打草稿，然后一次誊清。但是我对每篇小说都作了长时间的准备和思考，尽量把一切细节都预先想像清楚……

　　“不能在自然界的作品和艺术作品已经形成的时候才去研究它们，”歌德在捍卫他的“观察形成过程”这一主张时写道，“应该在它们的产生过程中去捕捉它们，以便对它们有所了解。”

　　在另外一个地方他又写道：“关于形式的学说也就是关于变化的学说。”

　　作家并不是以现成的形象进行思维的，这些形象在产生的过程中是相互影响的，它们相互争议，而且还常常自己同自己争议。

　　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任何札记都是极为重要的。作者好像是以札记这一事实本身来证明，他需要记下这一点，它好像是一个“毛坯”，是一个还短缺的细节，是一个尚未明确的构思，或者相反，是一个结尾。

　　如果你仔细阅读契诃夫的短记原稿，你就会感觉到它们缓慢的、不是一眼就能看到的，但又是不可遏止的“流动”，感到它们的自我运动，向着完整性发展的运动。

　　契诃夫的手记本，这不仅仅是几本手记本，这是契诃夫本人。

　　〔附录〕一个研究者在考察普希金的草稿时，曾对诗人在创作《魔鬼》时的工作作了如下评述：“最使人惊愕的是，在写作的过程中，一些诗句极力要成为不同于最初构思的东西。”海明威在谈到创作短篇小说过程中题材、情节和形象的变化问题时说： “随着情节的发展，一切都在变化。这就产生了运动，这种运动也就创作了小说。”

二、给滑稽小说用的题材

　　“向穷人行乞比向富翁行乞来得容易。”

　　“有人曾经为一个谦逊的人举行纪念活动。大家趁机表现自己并互相吹捧。他们只是在午宴快结束的时候才察觉到，受庆贺的人没有来，忘记请他了。”

　　

　　1903年3月一个读者写信给契诃夫，向他提供了写“短篇小说的题材”：市参议院的一位议员骑了一匹消防队的马去参加婚礼。他命令消防队员把马牵回去，然后再回来帮助他接待客人。消防队员把马放在消防车棚里，但他忘了把马具卸下来。他锁上了门，又去举行婚礼的地方。马儿“显然是站厌了，它在马厩里走动起来，马颈圈碰翻了点着的煤油挂灯，灯被打碎了”。起火了。居民们都跑来了，但门锁钥匙被消防队员带走了。警察局长（一位肥胖的动作不灵活的老爷）也正在婚礼宴会上，当人们敲起警钟报警时候，他竟一动也不动。

　　“这是一桩非常特别的事件：消防队的马把消防车队烧掉了！我对当地的居民说，这一下他们倒扬名全俄国了，这是火灾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件。居民们平静地反驳我：‘不，在我们这里以前也有过这种事情，就在这个地方……当时还有一个瞭望台呢，就连瞭望台也给烧毁了。’”

　　契诃夫的形象思维是始于某个出发点的，始于最初的动力——奇闻。这不单是滑稽的事件，可笑的故事。不是笑，而是讥笑。不是公开的讽刺口吻，不是作家在讥笑生活，更确切些说，是生活对人物的嘲讽。

　　对于青年时代刚走上文坛的契诃夫的幽默，格－阿－比亚雷有很精辟的论述，他说：

　　这里谈的不是受欺者和欺人者，而是一种特殊的生活风貌，不是令人愤慨的可怕或是极不公平的生活面貌，正确地说，是一种令人忧郁的可笑面貌。

　　而在成熟的契诃夫所作的札记中，幽默里总有“一线光明”，总有一种超越笑料的东西。这是一种特殊的轻松喜剧性，在它的背后可以感到生活的滑稽闹剧性。

三、恰恰不是所需要的东西

　　1901年8月31日契诃夫在写给奥－列－克尼碧尔的信中说，他的思想是“很紧凑的”：“刚刚说出两三个词，就要加上一个句号了！”

　　契诃夫的简练笔法与他认为生活是短促的这一思想是一致的。他的简练有多种节奏，它把文学和生活在统一的感知中联系起来，它有助于我们理解契诃夫札记的结构：“匆匆写下几行字”，同时人物的一生也就在我们眼前过去——跑过，甚至是飞过。

　　“卖清凉饮料的商人有一些王冠瓶签。某君感到懊丧和委屈，他因商人夺走王冠而痛苦。某君诉苦，他见到人就讲，他寻求报复的时机等等。他由于痛苦和奔忙而致死。”

　　“某君一生进行反对愚昧的斗争，他研究一种疾病和它的病菌，并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这一斗争，贡献了自己的一切力量，突然就在他临死前不久，发现了这种疾病是根本不传染的，是完全没有危险的。”

　　“一个年轻人，他收集了一百万张邮票，他睡到邮票上，开枪自杀了。”

　　“某人一生所说的和写的都是关于仆人的堕落情况，关于怎样才能纠正和管束仆人的方法。他死的时候，大家都不理睬他了，守候在他身旁的只有他的男仆和厨娘。”

　　“死是可怕的，但如果意识到自己将要永久地生活下去，永远也不会死去，那将会是更加可怕的。”

　　医生认为Z的心脏有病。Z就大大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从此不喝酒，不结婚。十一年后，他发现，原来他的心脏竟是完全健康的。

　　“Z非常高兴，但他已经不能恢复正常的生活了，因为他已习惯于同鸡在同一个时间上床睡觉，他已习惯于慢步行走，不谈论疾病的话，他就会感到无聊。只是他恨起医生来了，不过如此而已。”

　　在契诃夫看来，完蛋了的一生并非衣衫褴褛的一生，不是悲痛万分的一生，而是毫无意义地、浑浑噩噩地白白度过的一生。对他来说悲剧并不在于死亡、损失和震惊，而在于日常生活长河的每一滴水中。

　　“他既不需要戏剧性的感叹，也用不着描写自杀和狂喜，”达－谢普金娜－库佩尔尼克在谈到契诃夫时写道，“但他好像是对一个被遗忘了的老诗人康－斯卢切夫斯基的诗句作了诠释：　　　　　　　　　　　　　　

　　一滴水中充满着悲剧，也充满着难逃的劫数。”

　　“恰恰不是需要做的事情”——这句话好像在提示每一个阅读契诃夫作品的人：不单单懂得“不是需要做的事情”，而且要理解恰恰“不是需要做的事情”本身，即那种与人所需要的、人所幻想和向往的事情根本对立的事情。　

　　

四、种子和植物

　　契诃夫说：“生动、真实的形象创造思想，而思想并不创造形象。”

五、带叭儿狗的女人

　　“不要归罪于环境，”契诃夫是通过中篇小说《姚力奇》这样说的，而不是直接以作者的身份，“你们周围的庸俗和冷漠丝毫也不能说明你们本人的庸俗、冷漠和心灵蜕化是情有可原的。”

　　谢缅特科夫斯基写道：“按契诃夫的意思，问题不在于环境，而在于人们本身。只要这些人还是契诃夫所描写的那样的人，那就不能期待在社会生活或国家生活中他们会有重大的成就。”

　　对作家来说最可怕的悲剧是平庸。摆在契诃夫及其主人公面前的基本抉择并非生或死，做或不做，不是美或丑，甚至也不是贫或富，而是人或套子、热诚或冷漠之间的抉择。

　　“愉快活泼地说：有幸向您介绍，伊凡－伊凡诺维奇－伊兹格耶夫是我妻子的情夫。”

　　“N知道了妻子不贞。他很气忿，很痛苦。但他拖延着不说，他保持着沉默。沉默到最后是他向妻子的情夫Z借钱用，但他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正派的人。”

　　契诃夫把自己的一个通俗喜剧本寄给亚－伊－苏姆巴托夫－尤任时写道：“……在看了莎士比亚笔下的漂亮恶棍之后，再看我描绘的这种渺小的卑贱的混蛋就感到太乏味了。”

　　生活就是爱情的毁灭。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作者的这一完整的思想在契诃夫的作品中则分成为许多碎片。不是整个生活，不是刀剑的致命打击，不是宗族之间的敌视，不是血腥的内讧，不是根深蒂固的成见，也不是盲目的仇恨，而是，用今天的话来说，千百件芝麻绿豆般的琐事。

　　莎士比亚的气魄不适用于中篇小说《三年》的主人公。对契诃夫的许多人物来说，崇高的爱情是与他们不相称的。

　　据一些人的回忆，契诃夫在回答人们向他提出的“您是怎样写作的”这一问题时说：“似乎我不是直接照搬现实的，但有时不由自主地会让人猜出我于无意中所描写的景致或地方。”

　　《克里米亚信使报》的编辑这样描述过契诃夫在雅尔塔的生活：“周围是一片空虚。要想和某个人亲近起来，找到一个称心的圈子和结交一些程度不同的挚友——这时在人和地方都可以做到的，但挚友在雅尔塔却办不到……这里没有演员，没有画家，没有音乐家，也没有作家。”

　　“他有两种生活。一种生活是公开的，这种生活大家都看见，都了解，当然这是指有必要看和了解的人。这种生活充满了相对的真实和相对的欺骗，完全像他的熟人和朋友们过的那种生活。他还有另外一种生活，它是秘密地进行着的。由于某种奇怪的，或许是偶然的巧合，凡是他以为重要的、有趣的、非干不可的事，凡是他出自真诚而又不欺骗自己的事，凡是构成他生活的核心的事，他都是背着人偷偷地干的。而他的谎话，他那为了遮掩自己免露真情的外壳，例如他在银行里工作啦，在俱乐部里的争论啦，他常说的‘劣等人种’啦，他同妻子一起参加纪念活动啦，——这一切都是明摆着的。他以己度人，他不相信眼见的东西，而且一贯认为每个人真正的最有趣的生活是在如同夜幕一般的秘密的帷幔下进行的。每个人的私生活都是靠秘密来维持的，因此也许部分地是由于这个缘故，文明的人才焦躁地奔忙着，以求个人的秘密得到尊重。”

六、实质和细节

　　契诃夫就E.M.沙芙罗娃的作品给她写信说：这些作品，“恕我直言，完全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我只记得小说的骨架，但它的细节和那决定着任何一篇小说命运的实质则完全不记得了。”

　　在这里，小说的实质是和细节同时提出的。没有实质和细节，剩下的就只是光秃秃的骨架了。

　　文艺作品的完整性就是要在细节中展示实质，而不是通过个别事实和图解所能展示的，也不是作家先有一个现成的思想，然后用具体材料显露出来，这种做法的例子俯拾皆是。

　　艺术家是以形象进行思维的，而不是以实例、插图和直观材料进行思维的。

　　契诃夫在五年之后就沙芙罗娃的一个短篇小说写的信中说：

　　“这是一篇精彩而动人的、有才气的作品。但和您通常的写法一样，情节展开得稍嫌缓慢，因而这篇小说在某些地方也显得较为松散。请您想像一下，倘若水从一个大池里以很细的水流向外流，那么眼睛就会看不见水的运动。再请您想像一下，倘若池塘的水面上有各种东西——木片、木板、空桶、树叶，由于水流动得太缓慢，所有这一切也似乎是停滞不动的，并且聚集在小溪口上。您的小说也是这样：运动很少，细节很多，它们都堆积在一起。”

　　契诃夫所作的比喻形象得揭示了文艺作品中实质和细节之间不可分割的相互联系。“各种细节”反映着“水的总的运动”，如果水流缓慢或者停止流动，那么细节就会“堆积”起来。

　　一年之后契诃夫给阿维洛娃写信说：

　　“……整个小说在无数的风景描写中完全消失了，这类描写堆砌起来，从小说的开头一直拖到半中腰。”

　　托尔斯泰的原则是：丰富的细节；契诃夫的原则则是：细节的丰富性。

　　画家罗伯特－法尔克在与学生们交谈时说：

　　“绘画时应该小心谨慎和严肃负责，每一笔都要与整个画面和这幅画的全部色彩相协调。你们是否听说过，人们是怎样给钢琴定音的吗？你们也应该这样给自己的油画‘定音’。”

  　　……

　　契诃夫的作品和在他之前的所有作家的作品不同，作品的“细节是与……情节不相干的”。

　　马尔夏克常常抱怨说：

　　“当你阅读某些文学研究者和评论家的著作时，你会感到他们的手上似乎都戴着那种只有大拇指分开的手套，所以有些小的细节他们就抓不住了。” 　　　　

　　契诃夫的细节是质朴、含蓄的，但它决不是不偏不倚的，它要么处于冲突的这一方，要么处于冲突的另一方；或者它好像是在考验内心的分裂。

　　契诃夫在去世前不久写的一封信中说：“……和在生活中一样，在艺术中没有任何偶然性的东西。”

　 《三姐妹》中维尔申宁说：“在我们之中未必有人具有如此正确的观点，以便能把多余的东西同那真正必需的东西区别开来。” 　　　　　　　　　　　　　

　　也许，关于契诃夫的描写笔法、细节和“一笔油彩”的偶然性是容易迷惑人的这一点说得最妙的是列夫－托尔斯泰。他在自己的著名评述中写道：

　　“乍一看来，好像一个人不加任何选择地，信手拈来什么油彩就在那里涂抹，好像涂上的这些油彩相互之间也没有任何联系。但是倘若你离开一段距离后再看，一个印象就产生了……” 　　　　　　　　

　　科－伊－丘科夫斯基不止一次地说： “人们研究的是诗，而不是‘主题’。” 　　

　　作曲家们谈到了德－德－肖斯塔科维奇——他问自己的一名学生：你为什么久久完成不了自己的协奏曲？那个学生回答说：我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这个作品的音乐主题。肖斯塔科维奇不以为然地说： “要写的不是主题，而是作品。”

七、一些历史材料和文献介绍

　　捷尔曼认为：

　　“契诃夫仅从1891年，也就是从他第一次到西欧去的时候起，才开始使用手记本，而在这之前他全靠自己的记忆。”　　　　　　　　　　　

　　亚－伊－库普林引用契诃夫母亲的话说：

　　“安托沙上大学的时候，在早晨喝茶的当儿，他会突然沉思起来，有时候眼睛直勾勾地望着你，我就知道他出神了，什么东西都视而不见。过了一会儿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飞快地写些什么。写了一会儿，他又沉思起来……”

　　亚－谢－拉扎烈夫－格鲁津斯基：

　　“……本子里用很小的字体记载着契诃夫所想到的各种题材、明察秋毫的思想，以及警句和格言等。” 　　　　　　　　　　　　　　

　　成熟时期的契诃夫的创作周期——从最初的札记到最后的定稿——是一个很长的周期，从几年到十至十五年（例如，短篇小说《主教》的创作过程长达15年之久）。

　　A.伊兹马伊洛夫：

　　“对于作家来说，有什么能比他在自己的创作实验室里，穿着工作服出现在读者面前更为不利的呢？但我们看到了处在这种状况中的契诃夫，我们崇敬地躬下了身子……”

　　“把自己的札记本藏得远一些吧！若要赤身裸体地出现在读者面前，就得做歌德；若要心平气和得把自己的草稿摊开在读者面前，就得做契诃夫……”

　　A.戈尔恩费尔德指出了契诃夫的手记本区别于他的定稿作品的一个重要特点：

　　“倾向于臆造……我们感到众多的东西已经脱离了现实。在这里，从生活中发现的东西比较少，而再造生活的东西却非常之多。然而手记本中的许许多多的零星札记却非常令人信服地表明，契诃夫在多么的的程度上吸取了人们称之为杜撰出来的材料，即与其说是从观察中得到的，不如说是创造出来的材料，它们与现实平行，又是描绘现实的。”

　　“根据他创作的作品就得把他归入现实主义作家之列，而在创作过程中他却好像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幻想家。”

　　E.科尔托诺芙斯卡娅也注意到了契诃夫札记的这一特点：

　　“处处表现出他热衷于夸张和过火的描写，着力于特殊情景的刻画。”

　　她还指出，札记中有一些“难以想像的，与日常生活的似真性相矛盾的笔调”。 　　列夫－托尔斯泰称契诃夫为“散文中的普希金”。这位散文中的普希金未曾有过，而且也不可能有“波尔金诺的秋天”。（“波尔金诺的秋天”是指普希金1830年在他父亲的领地波尔金诺度过的三个月。这是诗人的创作高潮时期，在这里他完成了《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最后两章及《别尔金小说集》等作品。）他的创作进行得比较均匀和从容。

　　“我们已经开始理解星体产生的规律了，”鲁宁写道，“但是我们对艺术形象产生的规律还几乎一无所知。”

　　契诃夫小说结构的一个最有特色的组合原则就是它的“音乐性”。福尔图纳托夫引证了德－肖斯塔科维奇的话：契诃夫的作品是具有音乐性的。他还说，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是把《黑修士》作为以奏鸣曲形式谱写而成的作品来接受的。

　　列昂诺夫说：

　　“手记本是一部有许多胚胎的书。但如果一个作家直接把自己的手记用之于文学创作，这就不妥当。在手记和文学作品之间没有直接的转化。一些人直接使用自己的手记本，他们通常是不成功的。例如，布宁的《乡村》好像是许多怪物的汇集。应该考虑这么一个情况：人们是不会去记他们是怎样喝茶的，但他们是怎么喝起白酒来的，这一点他们倒是会记下来的。可是一部文学作品不能只由一些‘喝起白酒’来这类话组成。”

　　“契诃夫手记本的妙处就在于，依我的看法，从手记本转入作品的东西不是完全能辨认得出来的。”

　　谢－安东诺夫：

　　“作家们在手记本中写下的短记，这是草稿的草稿。”

　　列－佐林：

　　“契诃夫的手记本不只是，也不主要是他的异常丰富的观察力的宝贵见证，它主要是他的不知疲倦的从不停息的精神活动的宝贵见证，而这种精神活动正好也就构成了他的精神生活。”

八、 把“套子性用语”固定下来

    历史学家B.O.克留切夫斯基在评论契诃夫时这样写道：

　　“他具有罕见的洞察力，能够看见构成人们生活的无数琐细的误会、争吵和怪诞荒谬的事物，而我们一般都觉察不出来，无动于衷，也不为之感到难堪，因为我们对它们十分生疏，或者说，我们已经摈弃了思考的习惯，要不然就是因为我们的良心和自我感觉已经迟钝了，就好像一个睡熟了的人不感到有东西在他身上爬着，或有东西在咬他一样。”

    对于《装在套子里的人》的作者来说，语言是人的天性的十分重要的“特征”之一。教师别里科夫不仅在炎热的天气里还穿着套鞋、带着雨伞，他的话语也是装在套子里的。他的语言的套子性就在于学究式的毫无生气的板眼之中，这种板板眼眼好似已经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在手记本中，契诃夫不断地把语言的“套子性用语”固定下来，把那些老一套的官僚式的、失去了生动性和自然性的，并且变成了死铅版似的词语和说法固定下来。

“书记员从城里给自己的妻子捎去了一磅鱼子和一纸便条：兹奉上一磅鱼子，以满足您生理上之需要。”

　　一个人的言语及其“官阶性”、枯燥性和套子性是契诃夫经常思考的一个课题。他在1893年8月24日写给苏沃林的信中说：

　　“官僚式的语言多么令人恶心！鉴于……情况；……一方面，……另一方面……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必要的。‘然而’和‘鉴于’这些字眼都是官吏们杜撰出来的。一读到这些字眼，我就会感到恶心。青年人写得特别糟糕，写得模糊、冷淡和不文雅，还会写出‘狗养的’这种字眼来，好像死人躺在棺材里一样。”

　　表现一个人逐渐“冷漠”和迟钝起来的特征有各种不同类型：他的言语变得生硬、枯燥和陈腐，或者他已不再看到生机勃勃的大自然。

　　《黑修士》中的考甫林病愈后变成了一个沉闷的、没有生气的人。他来到乡间，住在岳父家里。他到花园里去，他看到：

　　“阴沉沉的松树，毛茸茸的树根。去年他在这儿看到这些树的时候，它们都显得非常清新、欢乐和朝气蓬勃。现在这些树不再窃窃私语，它们像哑巴似的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儿，好像都没有认出他来似的。”

　　“N可以就爱情问题发表议论，但爱情呢，他却没有。”

　　中篇小说《三年》的第八章：

　　“不过没有爱情毕竟是不好的……我们总是谈论爱情，阅读关于爱情的书籍，可是，我们自己却缺少爱情。说真的，这可糟得很。” 　　　　　　　　　　　

　　“你为什么唱的歌都这么短？”有一天人们问鸟儿说，“是不是因为你的气接不上？”

　　“这是因为我有许多歌要唱，我想把所有的歌都唱一唱。”　　　　　　　　　 　　“爱情。它或者是某种现在正在退化，而一度曾是庞然大物的残余，或者是那种在将来要发展成某种巨大的，而现在却不能满足你、给予你的远比你期待于它的少得多的东西的一部分。”

　　“随着文学中的新形式总要出现生活的新形式（先行者），因此人的保守精神同文学的新形式总是格格不入的。

　　“让后代获得幸福吧！但他们也应该问一问自己：他们的祖先是为了什么而生活的（为此得到了什么奖赏）？又是为了什么而受苦的？”

　　“为了拯救灵魂，伊斯兰教徒要挖一口井。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给后人留下一个学校，或者一口井，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以便我们的一生不是痕迹不留就永远消失，那就好了。”

　　“信仰就是一种精神力量。动物是没有信仰的。野人和不发达的人只有恐惧和疑惑。信仰只是高度发展的有机体才有的。”

　　“人相信什么，就有什么。”

        K.丘达夫斯基有一次曾经批评过当代的一些青年诗人，说他们“发表的是草稿”，说他们的诗作中有许多粗糙的、缺少加工和未曾润色的东西。契诃夫恰恰同他们相反，他的草稿也具有令人吃惊的表现力，精确而优美，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它们具有惊人的艺术严整性、明确性和纯洁性。

　　“尊重人是一种多大的愉快啊！当我看到书的时候，我就顾不得去想书的作者是怎么恋爱的，怎么玩牌的，我只看到他们美好的事业。”

　　“应该有清醒的智慧，纯洁的道德，整洁的身体。”

　　“如果你想成为一个乐观主义者并想理解生活的话，那么你别相信人们所说和所写的东西，你要自己去观察，自己去思索。”

　　“现在是这样的时代：如果一个正派的做着工作的人以批评的态度对待他自己和自己的事业，那么人们就会对他说，你是一个怨天尤人的人，一个无所作为、多愁善感的人；而当一个狡猾的无所事事的人大喊大叫，说应该多做正经事情时，那么人们就会向他拍手称好。”

　　“一个红光满面、热爱生活的人，他生活在世界上好像就是为了反对怨天尤人的人似的。他体态肥胖，身强力壮，胃口良好，大家都喜欢他，但这不过是因为大家都怕那些怨天尤人的人。他是个微不足道的人，他蛮横无礼，只会吃和大声笑，如此而已。只是到了他行将死去的时候，大家才看到，他一生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大家就对他另眼相看了。”

契诃夫不喜欢为人师，不喜欢教训人，不喜欢作预言。他从来不充当预言家和思想指导者的角色，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今天才能教给我们这么许多东西。他为他自己记下的手记——不为人知的简朴的手记——成了二十世纪的一本极有教育意义的书，而契诃夫本人在二十世纪里仅仅生活了极为有限的几年。

本文节选自《契诃夫怎样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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