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丽丝·莱辛：作家不能出自没有书的房子

 

多丽丝·莱辛：作家不能出自没有书的房子

 

多丽丝·莱辛(1919-2013)，英国女作家，代表作有《金色笔记》等，被誉为继伍尔芙之后最伟大的女性作家。2007年以"女性经验的史诗作者，以其怀疑的态度、激情和远见，清楚地剖析了一个分裂的文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本文为其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远离诺贝尔奖的人们》。

莱辛生于伊朗，父母是英国人，5岁时随家迁往南非津巴布韦首府罗得西亚，此后度过20余年家境贫困的生活，1949年携幼子移居英国，1950年出版《青草在歌唱》，一举成名；此后陆续发表了五部曲《暴力的孩子们》及代表作《金色笔记》（1962）。

《金色笔记》讲述一位名叫安娜·沃尔夫的女作家的故事，带有半自传味道。小说的总体框架是以“自由女性”为标题的五个章节，由第三人称讲述安娜和朋友莫莉以及她们的孩子、前夫、情人的生活片段。在“自由女性”章节之间，穿插了安娜以第一人称叙述的四本笔记，分别为黑色、红色、黄色、蓝色。黑色笔记记载的是二战前后安娜在南罗德西亚的生活经历；红色笔记记录的是她身为一名共产党员的政治经历；黄色笔记则是安娜正在创作的小说；蓝色笔记是安娜的日记，记录了她对往事的回忆、她的梦和情感。四本笔记各有侧重，互相呼应，而笔记记述的内心生活又与“自由女性”章节所描述的现实生活彼此应和互答。小说最后以一本金色笔记将黑红黄蓝四色笔记以及安娜的人生统括为一个整体。这部小说几乎没有像样的故事情节，它错综复杂的结构对读者的理解力和耐心极具挑战性。可是，一旦读者将拼图碎片拼成完整的图画，便可洞见安娜这样一位知识女性的生活面貌和精神世界，同时，20世纪60年代初的时代横截面也呈现在我们面前：冷战、核扩散的威胁、欧美女权运动和性解放运动前夕女性在事业、爱情、性、母亲角色和政治问题上的焦虑以及抗争。小说因其以前所未有的深刻和坦率直击女性的各种困境而深受女性主义者推崇，被誉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圣经”。

我站在门口，远远望去，穿过风卷黄沙的云层，眼光落在一片树丛中，听说那里还有未被砍伐的森林。昨天，我驱车好几英里，一路经过那砍伐后留下的树桩和林火后的焦土。一九五六年我见过的一片奇妙的森林，几乎砍伐殆尽，因为人们要吃饭，要烧柴。

转眼到了八〇年代初期津巴布韦西北部，我在拜访一位朋友──伦敦一所学校的教师。他在此地“援助非洲”，如我们所说的那样。他是一位有理想的人，可是，在非洲那所学校发现的一切都令他震惊，从此以后，他陷入难以自拔的消沉之中。那所学校与津巴布韦独立后建立的所有学校没有什么两样。它有四间大砖房，一间靠一间，整整齐齐，坐落在蒙蒙灰尘里，一、二、三、四，最后一间以半间房子作图书馆。教室里有黑板，可我的这位朋友经常把粉笔放在口袋里，要不就会被偷窃。学校里没有地图或地球仪，甚至连教科书都没有，更没有练习本或圆珠笔。图书馆的书，不是学生要读的那种: 大多是来自美国各大学的大部头书，甚至很难捧起来，被白人图书馆弃置的，还有一些侦探故事和《巴黎周末》或《费丽西蒂找到了爱情》之类的书。

一只山羊想在干枯的草丛中寻找可以吃的。校长挪用了学校资金，已经停职处理，由此引发了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问题，但一般在较严重的情况中才会提出来: 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些人的行径怎么会如此大胆?

我朋友的钱包已经空了，因为不少学生和教师，在他领工资的时候都伸手向他借钱 ，也许从来没有人还过钱。学生小的六岁，大到二十六岁，因为早先没上过学的青年，也在这里补习。有些学生每天清早要走好几英里，无论天晴下雨，都得穿越几条河流赶到学校。他们无法做家庭作业，因为村庄里没有电，靠柴火照明，不方便学习。女孩子在放学回家后和上学之前，还必须去打水和煮饭。

当我和这位朋友坐在他的房间里，顺道而来的人们害羞地走进来，全都向我们讨要书本。“你回到伦敦后，请给我们寄书吧。” 一名男子说，“他们教我们读书，可我们没有书。”我遇见的每个人，都讨要书本。

我在那里呆了几天。风卷沙尘掠过黄土，水泵坏了，更缺水了，妇女们来来回回从河里取水。

另一位来自英国怀抱理想的教师，看到这个“学校”的样子后，病了一场。

最后一天，即期末结束的那一天，他们宰了一只羊， 剁成肉片放进一个大罐子里煮。这是师生期待很久的期末宴会：清水煮羊肉片和麦片粥。“宴会” 进行时我驾车离开了，经由那片焦土和森林留下的树桩，一路回程。

我不认为这个学校的许多学生会获什么奖。

次日，我应邀到伦敦北部的一所学校，那是一所非常好的知名学校。它是专为男孩开办的，有上等楼房和花园。

这些学生每周有一次会见来访名人的机会。理所当然，应邀的访客可能是学生们的父母、亲戚。英国名人来访，对于他们已经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情了。

津巴布韦西北部风沙尘土中那所学校盘旋在我的心里，我盯着(伦敦的) 那些温和的充满期待的面孔，想把上一周看到的情形告诉他们。那是没有教科书，没有地图集，连贴在墙上的地图都没有的几间教室。一所学校的教师们请求我们给他们寄书，教他们如何教学。他们自己只有十八、九岁。我告诉伦敦的孩子们：他们每个人都讨要图书: “求求你，请寄书给我们吧。”我敢肯定，在这里发表演讲的每个人，都难免看到一张张没有表情的脸。他们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他们心里没有与你告诉他们的情形相对应的画面。灰尘中的学校，缺水的土地，一个大罐子里清水煮羊肉片的期末“宴会”，这一切，对于他们都是多么陌生啊。

他们真的无法想象那种赤贫吗?

我尽力而为。他们毕竟是懂得礼貌的。

我敢肯定，他们中间，将来总会有人会得会得什么奖的。

演讲结束时，我见到那些教师，总是问起图书馆怎么样，学生读不读书的问题。在这里，在这所得天独厚的学校，我听到的是我访问中学甚至访问大学时经常听到的事情。

“你是知情的。许多孩子连一本书也没有读过，图书馆只有一半的书借阅过。”

“你是知情的。”是的，我们的确了解真实情况。我们所有的人都有所了解。”

我们处在一种断裂的文化中，在这里，我们所知的确切事实，甚至几十年前不言自明的事情，现在也成了一个有疑问的话题; 在这里，一个常见的现象是，受过多年教育的男女青年，竟然对这个世界近乎一无所知，几乎没有读过什么文学作品，仅仅知道计算机之类极少的几个专业。

在我们周围发生的，是令人惊异的发明创造，电视，计算机和互联网，是一场革命。这并不是人类遭遇的第一次革命。印刷术革命，不是发生在几十年前的事情，而是发生在很久以前，改变了我们的意识和思维方式。我们糊里糊涂接受了这一切，如我们经常所做的那样，从来不问：“随着印刷术的发明，我们身边将发生怎样的变化?”正如我们从来没有问过的那样：我们，我们的心灵，正在随着新的互联网发生怎样的变化。整个一代人已经被诱惑到一种虚拟的生活中，甚至很理性的人也承认，一旦他们上钩了，就很难摆脱出来，他们可能一整天泡在部落格里，泡在网虫堆里。

就在最近，任何稍微念过书上过学的人都会尊重知识和教育，对我们伟大文学宝库心怀崇敬。当然，大家都知道，在养尊处优的情况下，人们会假装在读书，假装尊重知识。但是，历史告诉我们，贫苦的劳工和妇女才真正渴望读书，这是由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工人图书馆，各种学会和学校证明了的事实。

阅读，书籍，通常是普及教育的一部分。

年长者在和年轻人谈话时一定能体会到，读书对人起到了何等重要的教育作用，因为，年轻人懂得的东西太有限了。如果儿童不会读书，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读过书。

我们都知道这个辛酸的故事。

可是，我们并不知道故事的结尾。

我们记得一句名言：“读书使人充实” ──但我们忘记了有关饱食过量的这句戏言：读书使得男人和女人胀饱了信息、历史和各种各样的知识。

但是，我们并不是这个世界与众不同的人。不久以前，一位朋友打电话给我说，她到过津巴布韦，看到一个村庄，村民们三天没有吃的了，可他们却谈论图书，谈论如何得到图书和教育问题。

我属于一个小组织，这个组织发起的目的在于把图书送到村庄。有一群人通过别的联系渠道去过津巴布韦，深入到草根阶层。他们报道说，不像别人报道的那样，那些村庄，有很多聪明人，有退休的教师，有休假的教师，度假的儿童，以及老人。我自己花钱做了一个小小的，关于当地人想读什么书的调查，结果与我原来不知道的瑞典的一个调查相同。那里的人们想要读的书，就是欧洲人想要读的书──各种各样的小说，科幻小说，诗歌，侦探小说，戏剧，莎士比亚，和各种实用书籍都需要，例如，教他们如何开一个银行账号的书，列在书目的次要地位。他们都知道莎士比亚这个名字和他的作品。为村庄找书的一个麻烦是，他们不知道可以得到什么样的书，像《卡斯特桥市长》这样的书，有读者，受欢迎，因为他们知道有这样一本书。《动物农庄》，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是所有长篇小说中最受欢迎的。

我们的小组织想方设法从可能的地方得到图书，但请记得，从英国来的一本好的平装书，要花津巴布韦人几个月的工资: 那是在穆加贝的恐怖统治之前的情况。现在随着通货膨胀，它得花几年的工资。因此，在汽油奇缺的情况下，开车把一箱书送到一个村庄，会受到热泪纵横的欢迎。那个图书馆也许只是一棵树下砖头堆起来的一个支架而已。在一周之内就会出现几个识字班──会读书的人教不会读书的人，教普通的公民学习班。在一个遥远的村庄，由于没有汤加语（Tonga）的小说，两个青年人坐下来开始尝试以汤加语写作。在津巴布韦有六种以上主要的语言，每一个语种都有长篇小说，暴力的，乱伦的，连篇累牍的犯罪和谋杀。

我们的小组织开始是由挪威资助的，后来得到瑞典的资助。假如没有资助，我们的图书供给就会断流。我们把津巴布韦出版的长篇小说和实用书籍，邮寄给那些渴望读书的人们。

有人说，有什么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但我不认为这句话适合于津巴布韦的真实情况。我们应当记得，这种对于图书的尊重和饥渴，不是来自穆加贝的政权，而是来自在它之前的那个政权，白人的政权。这是一个令人惊异的现象，对图书的渴望，从肯尼亚一直到好望角，无处不可以发现。

这个现象难以置信地与下述事实相关：我是在一间泥墙茅屋里长大的。那样的房子到处都有，那里有芦苇和野草，有适宜造墙的泥巴和柱杆，有撒克逊时代的英格兰风格。我住过的茅屋有四个房间，一间靠一间，不仅是一个房间，重要的是，屋里藏书丰富。我父母常从英国带书到非洲来，母亲还给孩子们邮购英国图书。一大包一大包牛皮纸包裹里的书，是我青春的欢乐。虽然是茅屋，却堆满了书。

有时我接到一些村民的来信，他们村里也许没有电，没有自来水 (正如我们的泥墙茅屋的家庭一样)，但有人告诉我：“我也要当作家，因为我有你住过的同样的茅屋。”

这就很难说了，几乎不可能。

写作有必要的前提，作家不能出自没有书的房子。

有难以逾越的鸿沟，难以克服的困难。

我读过你们学院近几年来的几位获奖者的演讲词。拿高贵的帕穆克来说吧。他说，他父亲有一千五百本图书。他的天才并非凭空而来，他与伟大的传统密切相联。

拿 V. S. 奈保尔来说，他谈到，印度的吠陀经在他家里是常备书。他父亲鼓励他写作。他到英国后，很好地利用了大不列颠图书馆。因此他是贴近伟大传统的。

让我们再看看约翰·库切的情况。 他不仅仅贴近伟大传统，他自己就是传统:他在开普敦(Cape Town)教文学。遗憾的是，我还从来没有听过他的课――那个奇妙的勇敢的天才讲授的文学课。

为了写作，为了创造文学，必须与图书馆、与书籍，与传统保持密切联系。

我有一个从津巴布韦来的朋友，一位黑人作家。黑人－－那就成问题了。他告诉我：他靠什么自学呢，靠读果酱瓶子上的标签，读水果罐头上的标签。他是在我驾车经过的一个地区长大的。那是一个乡村黑人区，土地都是粗沙，有矮矮的稀疏的灌木丛。那些茅屋真可怜，一点也不像富裕人家精心筑起好生照管的茅屋。那里也有一所学校，跟我描绘过的那种学校差不多。他从一个垃圾堆里发现了一本被丢弃的儿童百科全书，然后自学这本书。

一九八〇年津巴布韦独立时，出现了一批优秀作家，真是一窝歌唱的鸟。他们是在旧称南罗得西亚，在好得多的白人教会学校里喂养大的。作家并不是在津巴布韦造就的。在穆加贝的统治之下很难造就作家。

所有的作家都有一条困难的提高读写能力的道路，要步入创作阶段更不容易。我想说的是，靠果酱罐头的标签和被丢弃的百科全书来学习，并不是不同寻常的事情。我正在谈论的，是那些远离正规教育却渴望得到这种教育的人们。他们挤在茅屋里，有好几个孩子，一位过度操劳的母亲，为衣食奔波，甚至在拼命挣扎。

可是，尽管这些困难，作家诞生了。还有另一件事情我们应当记得。这是津巴布韦，将近一百年前被征服的土地。这些人的祖父母，也许是为部落讲故事的人，有丰富的口头文学传统。从一代人、两代人，从口耳相传的故事到印成文字，写成书本，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啊。

书本，好不容易从白人世界的垃圾堆和碎石堆里拣起的书本，多么宝贵。你也许有了一堆纸 (不是打印出来的书 )，必须为它找个出版商，能够付稿费给你，并且有发行能力。我收到过好几个关于非洲出版业和图书行情的评估报道。甚至在北非洲这样的占优势的地方，有其不同的传统的地方，谈论图书行情，也只是一种奢侈，一个梦想而已。

我现在谈论的，是还没有写出来的书，是无法制作一本书的作家，因为出版商不在那里。那是没有人听见的声音。潜在的伟大天才埋没了，精神损失是无法估价的。他们缺乏出版商和预付金，缺乏外来的鼓励，也缺乏成书之前的许多基本条件。

经常有人问作家，你怎样写作? 有电脑吗? 有电动打字机吗? 一支鹅毛笔? 依照普通的书写方法? 但最要紧的问题是，“你找到了一个地方吗，找到了便于写作的清静环境吗? 在那仿佛有人在聆听你注视你的地方，你的人物想说的话，纷纭的思绪，可能一齐涌上来，这就是灵感。

假如这个作家不能找到一个好地方，那么，难产的诗歌和故事也许一生下来就死了。

当作家们交谈切磋时，他们询问的，往往是适合写作的环境和时间。“你找到了吧? 你握紧了它吗? ”

让我们跳到一个截然不同的情境中吧。我们到了伦敦，大都市之一，遇到一位新作家。我们冷嘲热讽地问：她的乳房 ( boobs与books发音相近)怎么样? 长得漂亮吗? 假如是个男人，就会问：他很有魅力吗? 帅哥? 我们开玩笑，可这并不是玩笑。

这样的文学新星赢得一片喝彩，可能还赚了一大笔钱。追踪明星的摄影师开始在他们可怜的耳朵边嘀咕，骚扰他们。他们得到款待，称赞，似乎搅动了这个世界。我们这些老家伙，见的事情多了，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不得不为这样的文坛新秀感到遗憾，因为他们对世界上发生的大事情，什么看法也没有。

他，她真会奉承，真高兴。

可是，问他或问她究竟在想些什么，问了一年之后，我才听到他们的声音:“这可能是降临在我头上的最糟糕的事情。”

某些出了不少书的新作家不再写了，或者没有他们想写的东西了，没有什么思考过的东西要写了。

我们这些老家伙需要对那些天真的耳朵悄悄耳语。“你找到了写作的地方吗? 你的唯一的，属于自己的必要的地方，你可以在寂寞中自言自语的地方，你可以做梦的地方。啊，牢牢把握它吧，别让它溜走了。”

这肯定会有点教育意义吧。

我心里充满非洲的美好记忆，我不时回想起那里的情形，一幅幅画面浮现在眼前。夕阳西下，橘色的、金黄的、紫色的晚霞涂抹在黄昏的天边。蝴蝶。飞蛾和蜜蜂在喀拉哈里沙漠芬芳的灌木丛里飞来飞去。或者，在赞比西河岸，可以看到河水从暗绿色的两岸之间涌流而过。即使干旱的季节，也不乏绿色的点缀。环绕两岸的，有非洲的丰富的鸟类，还有大象、长颈鹿、狮子等各种动物。那时的夜空还没有受到污染，黝黑而神奇，缀满躁动的星星。

但也有另外一些记忆。一个十八岁上下的青年，含着眼泪站在他的“图书馆”里。一位来访的美国人看到一个没有书的图书馆，后来寄来一箱书，但这个青年心怀虔敬把每一本拿出来，用塑料袋把它们包好。“可是，”我们问道，“这些书寄来肯定是供人阅读的，对不对?”他回答说，“不，它们会弄脏的。我从哪里再弄得到呢? ”

他要我们从英国给他寄书，教他如何教。“我在大龄儿童学校教了四年，”他恳求道，“可他们从来没有教我怎样教书。”

我在一所学校见过一位教师，那个学校没有教科书，有一块黑板，可连一只粉笔也没有，被人偷走了。他用石头在地上的灰堆里写写画画，比如“2 X 2 = ” 之类的算术，他教一个班，学生从六岁到十八岁。我见到一个女教师，也许不到二十岁，同样缺乏教科书，练习本、圆珠笔──什么都没有，她用一根棍子在地上写字，教A、 B、C，头上烈日当空，身边尘土飞扬。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在非洲，在第三世界的许多地方，或世界的偏远角落对教育的饥渴。父母渴望孩子们得到好的教育，那种可以引导他们摆脱贫困的教育。

我们的教育，危机重重。

我希望你们设身处地地想象一下，在南非的某个地方，站在一家印度人开的店铺附近，一个穷人区，干旱的季节。有人在排队，大多是妇女，带着盛水的坛坛罐罐。店铺每天下午从镇上得到一车箱饮用水，人们在等候这宝贵的水。

那个印度老板站在那里，双手撑在柜枱上，正在注视一个年轻的黑人妇女，她正躬着身子，盯着一沓纸张，看起来那是从一本书撕下来的。她开始读《安娜·卡列尼娜》。

她慢慢地读，轻声念着。看起来，这是一本难读的书。她身边有两个小孩正在扯她的腿，肚子里又怀上了。印度人感到难过，因为她的白色头巾被灰尘染黄了。灰尘扑满她的胸脯，盖满她的双手。同时使这个老板感到难过的，是排着长龙的人，口渴得要命，可他没有足够的水给他们喝。他感到很伤脑筋，因为有人在黄沙云层的另一边命在旦夕。他的哥哥，曾经在这里帮忙照看，但他不得不去城里休息，因为旱灾，他又累又病。

出于好奇，印度老板问那个年轻妇女说：“你在读什么? ”

“写俄罗斯的。”女子答道。

“你知道俄罗斯在哪里吗?”他自己也不大知道啊。

年轻妇女径直地看着他，尽管她的双眼被灰尘染红了，却充满自尊地说，“我是班上最好的学生。老师说，我是最好的。”

年轻妇女继续读书: 她要读完这一个章节。

印度人看着那两个小孩，伸手取一瓶芬达（Fanta）饮料给他们，可母亲说，“芬达会使得他们更加口渴。”

印度人知道他不应当这样做，便从身边柜枱背后的一个大塑料罐里，倒了两塑料杯子的水，递给孩子们。他注意到，当这个年轻母亲看着她的孩子们喝水时，嘴唇随之颤动。他给她也倒了一杯水。看到她喝水时口渴的样子，不禁感到一阵酸楚。

这时，她把塑料水罐递给他，他灌进了水。她和孩子们，紧盯着他，他没有溅落一滴水。

她再次弯身读书。慢慢读，那个段落使她入迷了，她重读了一遍。

“瓦莲卡的黑发上包着一条白头巾，显得很迷人，身边环绕着一群孩子，她正亲昵而快活地为他们忙着。显然，由于她钟爱的男子可能向她求婚，她兴奋不已，模样儿楚楚动人。科兹内舍夫和她并肩走着，不住地向她抛过去爱慕的眼光。望着她，他回忆起她说过的一切动人的话语，他所知道的她的一切优点。他越来越意识到，他对她的感情是非常特殊的，这种感情，他在好久好久以前，在他的青年时代也只感到过一次。靠近她所产生的愉悦感不断加强，达到不同寻常的地步。当他发现一个茎杆并不粗壮伞盖却很大的桦树菌时，他采摘下来放到她的提篮里，望着她的眼睛，看到她满脸的又惊又喜的红晕，他自己也感到一阵迷乱，便默默向她微笑，这是无声胜有声的语言。”

这份读物又摆在柜枱上了，加上一些旧杂志，几张报纸，印有穿着比基尼的女郎。

时候到了，她要离开印度人开的店铺这个庇护所了，要走四英里才能走回村庄。是时候了……。外面排队等候的妇女们吵吵嚷嚷，抱怨起来。但印度人仍然在拖延。他知道这个拖着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回家路上会多么艰难。他在犹豫，该不该把这本令她着迷的读物送给她，因为他不知道，这个身子瘦弱却挺着大肚子的女子，能不能真正读懂它。

这本读物，莫非就是《安娜·卡列尼娜》那本书撕下来的三分之一，结果摆在这偏远的印度人开的店铺的柜枱上? 是这么一回事。

那是联合国的一位高官，启程跨海旅行的时候，碰巧在书店买了这本小说。坐在飞机头等舱的座位上，他把这本书撕成三部分。他一边撕，一边注意周围的乘客，他知道会看到惊异的好奇的表情，或逗笑的脸色。坐稳之后，他系好安全带，便高声叫嚷，唯恐大家听不见：“我在旅途中经常这样做。你们不要携带太重的大书。”小说是平装本，但的确是一本很厚的书。这名男子习惯于向人们抱怨。“长途旅行太难受了。”周围的乘客坐下来之后，他就打开《安娜·卡列尼娜》的一部分，开始阅读。当人们或好奇或顺便瞟他一眼时，他就向他们倾诉：“难道不是这样吗？它的确是唯一可行的旅行方式。”这部小说他先前读过，喜欢它，这种独创的阅读方式给一本名著增添了一点趣味。

读完第一部分后，他就叫来空姐，请她把它送给坐在经济舱的他的秘书。每一次，当俄罗斯的这部伟大小说的一部分，虽然撕破了却可以阅读的沓纸张抵达经济舱时，就会引起一阵关注，非议和好奇。总之，这种聪明的阅读《安娜·卡列尼娜》的方式造成了一个印象，令人难忘的印象。

另一幅画面是：在印度人开的店铺里，那个年轻妇女正靠在柜枱上，她的两个小孩贴身在她的裙子边。她穿着牛仔裤，是个现代妇女，但牛仔裤上面是厚重的羊毛裙，这是她的传统民族服装的一部分。两个孩子很容易扯住厚厚的裙子的褶边。

她对印度人报以感谢的一瞥，她知道他喜欢她，为她感到遗憾。她走出店铺，走进大风呼啸卷起的黄沙中。

孩子们不再哭了，他们的喉咙已经塞满灰尘。

多么艰难，是的，的确不容易。一步一步走去，经由脚下土墩上软绵绵的灰尘。虽然难，但她习惯了这一切，难道不是这样吗? 她的心还流连在她读过的故事里。她正在想，“她，正像我一样，戴着白头巾，正在照看孩子们。我可以成为她，那个俄罗斯女郎。那个男子在那里，他爱她，要向她求婚 (她还没有读完那一个章节)。是的，也许会有一个男人为我而来，把我从这里带走，把我和我的孩子都带走，是的，他会爱我的，会照顾我的。”

她走啊走啊。水罐沉重地压在她的肩膀上。她继续跋涉。孩子们听见水在罐子里荡漾。半路上，她停下来，放下水罐。两个孩子开始哭哭嚷嚷，摸着水罐。但她觉得，现在还不能打开水罐呵，因为灰尘会扑进来。要一直回到家里才能打开呵。

“等一等，”她告诉孩子，“等一等吧。”

她打起精神拖着身子一步一步往前走。

她想，老师说，那里有个图书馆，比超级市场还大呢，一座塞满了书的大楼房。青年妇女边走边笑，灰尘扑到她的脸上。我是聪明的，她想。老师说我聪明。学校里最聪明的──她说，我是最聪明的。我的孩子也会像我一样聪明。我要带他们到图书馆去，到堆满图书的地方，他们要上学，他们要当教师──我的老师说，我可以当教师。他们要远离这里，去挣钱。他们要住在靠近大图书馆的地方，过上美好的生活。

你们也许会问，俄罗斯小说的那个片段怎么到了那家印度店铺的柜枱上?

这是个动人的故事，将来也许会有人来讲述这个故事的。

那个可怜的妇女，一路上总是想着水，水，平安回到家里之后，她会给孩子们喝的，她自己要少喝一点。她继续走呵，走呵……，穿过非洲旱季可怕的沙尘。

我们是迟钝的人。我们，处在这个面临威胁的世界。我们长于反讽，甚至长于冷嘲热讽。某些词或观念几乎不用了，已经成为陈词滥调了；但我们也许应该恢复某些已经失去其力量的词语。

我们有个宝库，文学的宝库，可以一直上溯到埃及人、希腊人，罗马人。所有的文学财富都在这里，不断被那些幸运儿发现和重新发现。一个宝库，假如没有这个宝库，生活会多么贫乏，我们将多么空虚。

我们拥有语言、诗歌和历史的遗产，取之不尽的遗产。始终在这里。

我们有丰富的故事的遗产，古老的讲故事的人传下来的，我们知道他们中的某些人的名字，但有些人的名字已经失传了。讲故事的人可以不断退回到林中的一片空地，那里一对篝火燃烧，古老的萨满或巫师们载歌载舞，因为我们的故事的遗产始于火，始于魔法，始于精神世界。这就是今天它仍然被保留被承传的地方。

不管你询问哪一位现代讲故事的人，他都会告诉你这样的体验：当火舌贴近身边的时候，总会在刹那间爆发出我们称之为灵感的东西。这要追溯到人类的起源，追溯到造就了我们和人世的火、冰和大风。

讲故事的人，深藏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编故事的人，始终伴随着我们。让我们展开想象吧，我们的世界正在受到战争的蹂躏，处在我们不难想象的恐怖的威胁之下。让我们展开想象吧，洪水淹没城镇，海水呼啸上涨……但是，讲故事的人会出现在那里，因为塑造了保存了创造了我们的，正是我们的想象──不管是好是怀，都是我们的想象。在我们被撕裂、被伤害甚至被摧毁的时候，将重塑我们的，是我们的故事，是讲故事的人。讲故事的人，是编造梦幻的人，编造神话的人，是我们劫后不死的长生鸟。我们的最佳状态，就是我们最具创造性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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