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读书人站起来

　　许纪霖 1957年出生于上海，著名学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思想史专业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的研究及上海的城市文化研究。

　　《读书人站起来》，踌躇再三，许纪霖先生的新书最终选择了这个名字，因为，“它挺有趣”。

　　太多的人，正在趴下去，在无可逃避处，随手可拾的，是漫无边际的沉默与服从。历史将如何记录下今天呢？是“说不”式的反智，是“做鬼也幸福”式的冷酷，是熊猫战争式的无聊，还是“尽献苍生”式的无耻？

　　这是一个考验读书人的时代，坚持与放弃、尊严与虚无、崇高与投机、真诚与谄媚……它们交织着，纠结着，难分彼此。

　　万籁俱寂，万木扶疏。

　　是啊，太需要有人站起来，坚定地说出内心的声音。于是，无法不感动于许纪霖先生这些年来的坚持，无法不感动于他的叮咛与教诲。因为，那其中分明有一份超越当下的豁达，有一份对未来的坚定信念：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阴翳终将散去，常识终将普照。

　　这是一本有情怀的书，仿佛雪地上的脚印，即令少，也足以证明我们曾经来过，也足以为明天留下可能：读书人站起来，这世界总有希望。

　　读书人为什么要趴下去

　　北京晨报：您的新书为什么要以《读书人站起来》为题？

　　许纪霖：我有两个身份，一是学者，在专业刊物上发表论文，一是公共知识分子，在媒体上写评论，接受专访，表达对公共问题的看法。每隔几年，都会将这样的文章汇集起来，出一本书，这是第四本了。《读书人站起来》是本书中的一篇文章，去年摩罗出版了《中国站起来》，引起较大争议，我认为，今天我们需要的不是抽象的中国站起来，而是具体的人站起来，具体的某个社会群体站起来。今天许多读书人都趴下了，应该站起来。

　　北京晨报：读书人为什么会趴下去呢？

　　许纪霖：所谓读书人，古代叫士，他们虽然受到权力的压制，但总体上还能站着；现代则叫知识分子，经过思想改造、反右、“文革”等运动，他们不能不趴下。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他们曾有过春天，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呼声中，一度扬眉吐气。但上世纪90年代以后，他们又逐步边缘化，甚至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但我更关注的，是一些读书人被收买后，主动趴了下去。随着国家加大对学术机构的投入，许多读书人看到体制中有利可图，便丧失了独立性，转向追名逐利，精神上因猥琐而彻底倒了下来。

　　高考有荒谬的合理性

　　北京晨报：读书人趴下去，与高考制度是否也有关系？

　　许纪霖：是的。在这本书中，我也写了许多对高考制度的反思。对于高考制度，大家都不太满意，学生、家长、教师、校长乃至教育主管部门都在抱怨，可大家都有意见，却为什么改不了呢？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我认为，这是迫不得已的荒谬，如果改变它，最大的阻力反而会来自底层。

　　北京晨报：为什么？

　　许纪霖：因为与其他领域的制度相比，高考相对公平，更难腐败，也更难做手脚。试想，如果我们采取西方大学的“面试+综合考评”的办法，结果会如何？制度环境差会带来整体腐败，什么都信不过，则更加依赖于高考，毕竟它给了底层向上流动的一个机会，让大家觉得还有出头之日。从这个意义上看，高考具有维持稳定的作用，然而，从教育本身来看，高考与培养人才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它给教育的伤害是巨大的，因为高考是指挥棒，从幼儿园开始，孩子们就在围着这个指挥棒转了。

　　改变应从根本做起

　　北京晨报：高考伤害教育，却又维系了社会公平，这该怎么改？

　　许纪霖：高考并不完全是教育的需要，而是全社会的需要，所以不能只靠教育部门来解决，关键是要克服普遍腐败的状况，今天一些人对官员、商人信心不足，对大学更是不放心，除了高考外，他们找不到其他可靠的东西，高考要改革，应首先改变这个问题。

　　北京晨报：高考不仅是教育问题，而且是社会问题，这是否意味着更难解决？

　　许纪霖：也没想象的那么难，关键是要加强制度监督。权力令人腐败，绝对权力令人绝对腐败，面对这样的情况，仅有行政监督是不够的，还要有权力制衡、舆论监督等。此外，我在很多文章中谈到了风气，因为风气也很重要，制度要靠人来执行，制度变了，未必一切都好。在民国时期，各大学也没制度，但风气好，读书人相对持正，那时如果出现了抄袭、学术腐败等，会被人看不起，可惜这个风气后来被切掉了。

　　戾气会加剧社会冲突

　　北京晨报：值得注意的是，今天不少学者戾气越来越重，这与风气被切掉是否有关系？

　　许纪霖：戾气的产生，主要与制度环境息息相关，我认为，戾气重有三个原因。首先，学者不论左右，有压抑感，他们想畅所欲言却无客观环境，便用发泄和极端方式来表达。第二，与媒体有关，媒体传播有一套资本逻辑，比如如何吸引眼球，如何引起注意等，一些学者为了容易上版面，为了引起注意，故意把话说得很极端，这是资本逻辑操纵的结果。第三，是风气使然。总之，理性的声音太容易被淹没，但戾气横行，会加剧冲突，加剧紧张感。

　　北京晨报：改革开放初期，不少人曾以为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很多矛盾会迎刃而解，但实践中并非如此，这是为什么？

　　许纪霖：市场化也分很多种，有好的市场化，也有坏的市场化，当不受约束的权力与贪婪的资本结合在一起，就会出现吴敬琏先生所说的“最坏的市场化”。对此，个人很容易产生无力感，一方面，会不满、抱怨甚至仇恨，但另一方面，却拼命适应规则，拼命想把别人挤下去，自己挤上来。这就造成了人格的分裂，所做的都是自己最讨厌的事。

　　能抵抗多少算多少

　　北京晨报：在时代大潮的裹挟下，个体难免迷茫，既然大环境暂时难以改变，现今的年轻人究竟该怎么办？

　　许纪霖：现实并非完全无能为力，很多问题是制度造成的，而制度改善要靠具体的人来推动，作为个体，应有抵抗意识，能抵抗多少算多少。有些抵抗本不需付出很大代价，但很多人却放弃了。付出太大代价去抵抗，不应该提倡，可力所能及的事我们又做了多少呢？我想，每个读书人，多少有一点可控的空间，那么，就从这些空间开始吧。

　　北京晨报：回想上世纪80年代，今天读书人确实太沉默了。

　　许纪霖：上世纪80年代更多是意识形态的冲突，与人们的信念相关，今天信念淡化了，更多是利益冲突。在今天，每个人都在计算着利益，一个普通老太太都会为个人利益而奋斗。所以，阻碍社会向前发展的力量不再是所谓的保守派，而是既得利益集团。既然是利益冲突，就只能通过博弈来解决，在一个利益驱动型社会中，博弈既可能在制度框架内完成，也可能走向暴力博弈。

　　走向明天靠法治

　　北京晨报：如何才能避免后一种博弈的出现呢？

　　许纪霖：制度总有惯性，不遇到危机是不会改的，至于将来如何改，要看对危机认识的程度，此外还要看解决危机的能力。当大家都看到危机时，最危险的情况是用另外一种解决方案，即掩盖危机，这会进一步加剧各方的分歧。

　　北京晨报：换言之，我们不应被“中国模式”所陶醉？

　　许纪霖：“中国模式”创造了经济奇迹，但长远代价是什么？付出的代价多大？如果看不到这些，就很难去评估它。

　　北京晨报：许多学者担心，我们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改变的时机，您怎么看？

　　许纪霖：任何时候改变都不晚，但要改到要害处，在今天，关键应解决法治问题，实现法治社会，让大家按规矩办，这是最起码的要求：不能在法治上开倒车。（陈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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