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梦想是朵永不凋零的花

 

宋庆龄：梦想是朵永不凋零的花

文\李筱懿

 

宋庆龄与孙中山第一次见面是1894年，那一年，孙中山二十八岁，宋庆龄一岁。

作为革命先驱战友宋嘉树的女儿，她从小就知道孙先生是反对清朝专制统治的英雄，而父亲则在各方面支持他的事业，这个聪慧的女子，居然公费考入美国威斯里安学院，而不是仰仗显赫的家庭，获得求学的机会。

当梅肯州的报纸发布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消息时，她和妹妹美龄还是两名小小的留学生，她们激动地扯下清朝的龙旗，扔在地上用脚用力地踩，年幼的美龄挥舞着拳头，涨紫着脸高喊：“打倒——龙！打倒皇帝！”

她则拿出早就准备好的五色旗，挂在原先龙旗的位置，一把拉过美龄，面向五色旗并排站好，宣誓般地大声说：“高举共和的旗帜。”

她洋洋洒洒写了篇《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发表在威斯里安学院的杂志上，她说：“中国革命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甚至是滑铁卢以后最伟大的事件。”

这般深刻的思想，连待在大总统孙中山身边担任英文秘书的姐姐宋霭龄也难以相比。

那时候，她不过十八岁，对大总统仰慕极了，或许，这就是后来“受尽非议”的婚姻的伏笔。

当她的姐姐宋霭龄因为结婚不再担任大总统的秘书时，她继任了这份工作，甚至，进入角色的速度之快，连她的上司都惊讶不已。

晚年，她向埃德加斯诺谈到自己的婚姻：

“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是出于少女罗曼蒂克的念头！但这是一个好念头。

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

她确实是个罗曼蒂克的女子，和他无所不谈。自己的家庭琐事，他的妻子和孩子，革命的危险与机会。

在景仰的男子面前，她表现得并不像一个单纯的小粉丝，而是一个平等智慧的女子，她经常打断他的话，表达自己的观点，描述对革命的理想、期盼和解救中国的愿望，她眼睛里闪烁着热烈的光彩，像一支火炬，点亮了他一度灰暗的情绪和失落的心境，他惊讶地发现，自己不仅获取了精神支持，更得到了事业助力。

她陪伴了他半年之后，他创立了中华革命党。他真真切切地觉得，要完成革命大业，他不能没有她。

而她，由衷地爱着他，梦想为他和他的事业奉献一切。

所谓的罗曼蒂克，总是带着强烈自我牺牲的悲剧美。

爱情遭到了意料之中与之外的阻力。

宋家大姐最不能容忍的是，看见一个傻瓜在自己曾经失败的领域获得成功，哪怕亲妹妹也不行。当年，宋霭龄对孙中山的追求，在孙中山和宋家的生活圈里人尽皆知，妹妹却执意去做自己曾经碰壁的事，已经不给自己面子，孙中山接受妹妹的爱情，更是跌自己的脸面。

向来强硬的宋家大姐绝不愿无声地摔倒，宋霭龄郑重地与父亲交谈了这件事，反过来将了妹妹和她的爱人一军，纵然是曾经敬爱的领袖，纵然是一母同胞的姐妹，那又如何？

要成为孙中山的妻子，宋庆龄必须经历政治与亲情的双重考验。

宋家三姐妹中，她的性格并不像姐妹那样大胆泼辣、锋芒毕露，相反，在大多数照片中，她都是沉默而安静的，细软的鬓发与坚毅的嘴角对比鲜明，雕刻般美丽的脸庞与清冷笃定的气质相得益彰。

她腼腆内向的外表，与倔强刚强的内里相辅相成，形成了柔中带刚的牢固组合。宋氏家族教养、交往阶层和主流美式学校教育深深渗入她的血液，她或许是兄弟姐妹中最本性、最坚毅、最具有革命理想主义精神和普世人文思想的一个。

她比姐姐宽厚质朴，比妹妹豁达本真，她不是为政治权谋而生的政客，她是真诚希望在中国实现民族、民权、民生的既理想又激进的女子。

所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自然而然吸引了她。

母亲以慈母情怀百般开导劝解，她不失分寸柔中带刚地反驳，连好教养的父亲也听不下去了，冲进屋里，摆出家长的权威斥责，大声呼叫，她第一次见识父亲的火爆脾气，但是，她抿着嘴唇，一言不发。

父亲像被刺穿的皮球，瘪了下去，只剩下气喘吁吁徒有其表的挣扎。

父亲把她软禁在上海的家里，由女仆看管，不许离开房间半步。

1915年6月，孙中山把原配接到日本办理离婚手续。10月，她在女仆的帮助下跳窗逃走来到日本。

在跳下窗子的那一刻，不知她是否有过瞬间的犹豫。

10月25日上午，他们在日本律师和田家中办理了结婚手续，下午在朋友庄吉家里举办婚礼。那一年，他四十九岁，她二十二岁，照片上，她的嘴角抿起远超年龄的坚毅。

只是，无论他还是她，结婚照上都看不见寻常男女的幸福和甜蜜，他们肩并肩站在一起，目光坚定地直视前方，仿佛要用眼光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

宋嘉树在女儿离家出走后立即与妻子搭船追至日本拦阻，庄吉女儿回忆，宋嘉树站在大门口气势汹汹地吼叫：“我要见抢走我女儿的总理！”孙中山走到门口台阶上对他说：“请问，找我有什么事？”

暴怒的宋嘉树突然叭的一声跪在地上说：“我的不懂规矩的女儿，就托付给你了，请千万多关照。”

然后，磕了三个头走了。

合情合理的开始和匪夷所思的结局。一个骄傲的父亲该多么悲伤、愤怒、痛苦、无奈才能做出如此失态的举动。

但是，父母依旧为她置办了丰厚的嫁妆，派人张扬地送到日本，以此回答社会盛传的流言蜚语，修补家庭成员的裂缝。

她晚年提起这事充满伤感：“我爱父亲，也爱孙文，今天想起来还难过，心中十分沉痛。”

但是，她与她的大姐，此生难得情投意合的默契。

1925年1月，协和医院确诊孙中山的病情：肝脓肿转为肝癌晚期。

3月11日下午，他叫来何香凝，千叮咛万嘱咐地交待：善视孙夫人，弗以其夫人无产而轻视。说着说着，舌头硬了，何香凝立即表示尽力保护夫人。他含泪望着何香凝，握着她的手说：“那么，我很感谢你。”

最后，泪流满面的宋庆龄托着他的手，在三个遗嘱文件上签了字。

他去世了。

她一生中最柔弱无助的照片，摄于他的灵前。第一次，她的眼神里没有了坚毅和笃定，哀婉凄迷地望着远方，她的心里，那根忧伤的稻草早已压弯了腰。

斯诺说：“孙博士1925年去世后，蒋通过一个中国媒人向她求婚。她认为这是政治，不是爱情，于是断然拒绝。”

他去世后，她秉承他的遗志，以他的思想为思想，以他的事业为事业，几乎再也看不到她私人化的情绪，她的人生背景总是领导国民党左派斗争、抗日联盟统一战线等历史大事件。

1949年6月28日，邓颖超带着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和许广平、罗叔章一起，从北平去上海接她。

火车在旷野上奔驰，他们一路畅谈，旅途好像一眨眼般，火车就进站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她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尘埃落定，她的私人情感才在时代宏大的背景中流露出蛛丝马迹。

她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和我一样，也是三兄弟、三姊妹，可是我却无法和他们通信。”她总是尽一切可能设法打听姐妹兄弟的情况，而在差不多30年的时间里，宋、孙两个家族都很少有人和她来往。

海外有人捎给她一张宋美龄的近照，她端详良久，眼睛里泛起泪光：“我和三妹很久没有见面了。”

她最心爱的弟弟宋子文，虽然与她政见相左，却情谊深厚，弟弟送给她一只小型金壳收音机，和一架“施特劳斯”牌钢琴，被她视为最珍爱的物品，陪伴她度过了若干个孤寂的日夜。

她出身于近代中国最著名的政治家庭，经历了最纷繁芜杂的纷争，却始终是个纯粹的女子。她最为人熟知的形象便是微笑站立在他的身边，或者，在各种各样的庆典、仪式中端庄居中而坐，在尊贵图腾的辉映下，她尊荣极了，永远在圣坛上被崇敬和膜拜。

只是，作为一个普通女子，她幸福吗？

卸下沉重的家国情怀，“宋庆龄”这个被尊崇敬仰的名字恐怕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令人同情的女性。

在生命如玫瑰般绽放的季节，却没有体验青春的烈火才能点燃的激情，便站在了一位父亲般的伟人身旁。

伟人故去，她被尊上圣坛，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政治的意志和方向，她是否有过片刻的轻松？热爱孩子的她，一辈子也没能当上母亲；爱比天大的她，独居五十六年。

她没有姐姐一般儿孙满堂、承欢膝下的天伦之乐，也没有妹妹一样琴瑟和谐、相伴到老的夫妻之情。

远离了小女子的喜怒悲欢、爱恨纠葛，她做的那些事，有多少才是作为一个女子真正想做的？

1915年10月的那一天，如果她预知了自己的命运，是否还会义无反顾地跳下那扇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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