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无隐私的世界里，不寒而栗

生活在无隐私的世界里，不寒而栗

文\张定浩

　　生活在一个完全透明的房子里，这是诗人安德烈·布勒东的愿望。

    同时代的扎米亚京在《我们》里嘲讽过这个乌托邦的愿望，他设想了一种人人都住在玻璃房子里的生活，彼此完全没有隐私，一切行为都是可见的，这种乌托邦让我们现代人不寒而栗。

　　后来，建筑大师密斯曾经小范围实践过这个愿望。他应单身女医生范斯沃斯之邀所设计的别墅，坐落在森林之中，就像一个长方形的、洁白的玻璃盒子，除了内部卫生间略有遮挡外，四面完全透明，这就是建筑史上著名的范斯沃斯住宅。不过，这玻璃房子的种种不便（除了无隐私之外，还要忍受曝晒），使得女医生最终愤怒地把大师告上法庭。当然，她或许只是没有勇气独自承受这种透明吧。

　　透明，在不同处境中引发不同态度。超现实主义的诗人看到透明的自由，热切于生活的小说家看到透明的不自由，建筑师设想透明的种种方便（利于采光、视野开阔等），而住户却感知透明的处处不方便。事实上，这种对于透明的矛盾态度，也贯穿于大多数人的生活。他们希望迅速看穿别人，又害怕被别人同样看穿；他们会在各种自媒体公开私人日志、自拍照、视频，又会间歇性地爆发隐藏和匿名的激情。进而，他们希望外部世界是透明的，清晰可辨的，而自己最好是可以有选择的透明；他们希望公众事务是透明的，而个人生活能保有某种私密性。但所谓事实，往往总意味着和愿望截然相反的那部分。

　　在政治理论中，透明性（transparency）是行话，指的是政治信息的公开性，西方学者梦想政府能成为“玻璃缸里的金鱼”，清澈透明。然而，米兰·昆德拉就不无讽刺地指出，最后成为“玻璃缸里的金鱼”的，不是政府，而是个人。“官僚政治尽管声称是一种公共事务，却是匿名的、隐秘的、密码式的，像谜一样。在那里，个人，被迫说明他的健康状况，他的收入来源，他的家庭境况；而假如大众媒介再如此裁决，那么无论他是在恋爱，在生病，在死，都永远不会再有孤独的一己时刻了。”

　　无数的信息泄密事件，都在验证这种“个人透明”的恐怖。这种恐怖一方面源自某种比个人更强大的存在，另一方面，也正来自于人性中对于“透明”的无尽欲求。无数的个体，躲在一台台电脑和手机筑就的玻璃缸内，貌似安全地力图看清一个貌似透明的世界，却不料，自己早也成为鱼缸外众多眼睛窥伺的对象。英剧《黑镜子》要嘲讽的对象，正是那些《黑镜子》的忠实观众。而在刘慈欣构造的“黑暗森林”中，那些倾向于隐藏自己而不是窥探他者的文明，才是相对更为高级的文明。

纳博科夫晚年曾写过一本名叫《透明》的小说，小说很短，却异常迷离，时间来回穿插，回忆、梦境、预言反复交织，简直就是“透明”的反讽。说起来很惭愧，我读了几遍尚未明白，但对于透明的欲求却正因为他的天才而逐渐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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