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的作品与现实

　　卡夫卡作品最突出的特征是貌似悖理荒诞、实则真实可信并且空位极多，读者发挥作用的余地极大。作品出版之初，他的同时代人就认为那是梦幻之作，时至今日，当各种不同的解释都已出笼，已有许多论者认为他确切而中肯地描写了现实之时，梦幻之说仍时而可见。这当然不是没有根据的，他的许多作品的结构和梦境的结构相似，浓缩和移位随处可见，好像是噩梦的重现。不过，他不把梦成为梦，而将它们直截了当地作为小说现实叙述出来。他以最平淡、最不引人注意的语气和态度叙述与习惯逻辑、与常理相悖的事件和境况，就像那是最平常的事。他叙述的事件和境况叫读者感到不可思议，而叙述者和作品中人物却不惊讶。不可思议的事时常出现在用现实主义手法描写的环境和心态中，悖理的事发生得那么正常合理，它和真实交织在一起。卡夫卡用这种手法将毫无心理准备的读者推入一个全新而又似曾相识的世界中，使读者在不知所措的同时感到生存的困惑和恐惧，而这种困惑和恐惧似乎不知道在哪一点上和自己有关。 《乡村医生》中那两匹莫名其妙地从猪圈中冒出来的马和那突然出现的马夫显然并未使要出诊而无马拉车的医生感到惊奇，他坐上马车一驰而去。他不但治不了病人的病，自己还被脱光衣服放到病人床上去，最后坐上马车在茫茫雪海中艰难地慢慢漂泊。他从固有的生活中被抛进了“这不幸时代的霜冻”中，永无回到家的希望。这种新旧时代交替的混乱，旧的信仰丧失新的秩序未建个人无所适从的状况也发生在《流放地》。而个人飘泊在途中永远到不了彼岸却已无家可归的状况又和那个已死去却仍活着的猎人相似：他躺在小船的担架上，他的小船没有舵手，他永远在漂泊，永远到不了彼岸，而此岸的家园也已无他立足之地(《猎人格拉库斯》)。《回家》中的主人公已回到了家门口，却只能远远地看着家，看着他先前熟悉的一切，他已成陌生人，进不了家门。人的相互交往十分困难，人自己也不知道内心的焦虑会使得事态那样变幻无常：A要到H地去与B谈生意，第一天去预谈，来回只各费10分钟；第二天要正式谈了，他一早就出发，到了晚上才到达B的住处，而B已等得不耐烦而去找A了，等到A很快地折回家时，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B愤然离去而发不出声音来留住他。这是因为A在心灵深处其实不愿意谈生意，而又不得不去谈，从而让自己陷于这样的无奈中。人被不知名、不可见的权势者控制，生活在恐惧之中，一人的妹妹无意间敲了一下大户人家的门，使全村的人为他们兄妹惶惶不安。妹妹逃离了，而哥哥却己惹祸上身，被带进像牢房的小屋里，不知道此生还有无可能逃出这突来的悲惨命运(《敲门》)。《地穴》里那只不知名的动物，躲藏在精心设计的洞穴里，仍然时刻提心吊胆，害怕敌人可能随时随地入侵。
　　种种生存的困惑、恐惧、焦虑，生存的不确定和无把握，在作品中处处可见。人物想通过婚姻和工作建立一种稳定的生活，而尝试却总是失败的。年老体弱的父亲，已将公司业务交给儿子管理，正当儿子准备成家的时候，父亲却突然变得高大有力，他判处儿子死刑，儿子也就顺从地跳河自尽了(《判决》)。人物一直想离群索居、想开始新的生活，而努力以患病告终《忆卡尔达铁路》(《日记》，263-271页)。
　　人变成动物或动物变成人，都是为了与自我斗争、为了摆脱困境，寻找一种出路、寻找另外的生活方式。一年到头奔波于旅途的推销员格里高尔·萨姆沙早晨醒来发现自己成了一只甲虫。他在床上困难地翻动身体，心里焦急，害怕赶不上火车耽误了工作，这工作是他赖以养家糊口、奉养父母、培养妹妹的。他以虫的形体用人的思想感情想着自己对家庭的责任，想着他已无法继续承担这责任了。他的家人以及雇主却不再将他当人看，家人将他当做妨害家庭安定生活的大甲虫对待。变形是格里高尔的出路，是他在潜意识中为了不再担负家庭重担而做出的反应。然而这一出路导致他的死亡。他的亲人对他的死无动于衷，反而如释重负(《变形记》)。猴子红彼得学人类抽烟喝酒，刻苦学习杂技本事，这是为了能为生存找到一条出路，而不是为了向往自由。他的自由已在他被捕获、被关在笼中之后永远失去了。在茫茫大海之中，即使逃出笼去，也是死路一条。他努力寻求人类社会的认同，表面上似乎是成功了，而在他本性的最深处仍是猴性的(《为某科学院写的报告》)。
　　人不但变成动物，人也变成物。《桥》中的人变为桥，耐心地等待着人的到来，或许为达到与人接触的目的，然而接触之中却杀机暗藏，当终于有人来到而走到桥中央时，桥也就塌陷了。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接触既已困难重重，用语言文字与人沟通达到共识就更是难上加难了。《乡村教师》(一名《巨鼹》)中的老教师，用多年的时间写成了关于当地巨鼹出现的报告，却没能使人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事件本身也没能引起公众和有关当局的重视。语言似乎是不够用以描写和解释现实的。对一件事情的理解和解释可以立刻被另一种理解和解释推翻，最终的真理无法得到，《审判》中神父和约瑟夫对于守门人故事的讨论是极为典型的例子。作者似乎是想通过这段辩论，邀约读者对他的作品作不断的挖掘，但更可能是要告诉读者，阐释的问题是多么地困难。神父说，“对一件事物正确的理解和对同一事物的误解并不完全相互排斥”。这番话正证明了这一点。卡夫卡似乎还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话语到底有没有能力担负表述和阐释的任务。
　　卡夫卡作品的主人公虽然总是处于焦虑害怕之中，但他们却是孜孜不息地追求着，即使经历各种挫折，依然怀着极大的希望，而他们却永远达不到目标，寻不到所需要的。《审判》中的约瑟夫·K清早醒来按铃要吃早餐时，进来的不是女仆而是两个官差，宣告他被捕，他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罪，虽然被捕却仍能自由生活，照常工作。然而从这一刻开始，他就被抛进了无穷尽的追寻中，想证明自己的清白无辜，若是有罪，也想弄清楚到底犯了什么罪。可是他始终没能找到申诉的地方，不明不白地被处决了。《城堡》中的K离乡背井来到城堡附近的村庄。在茫茫雪海中，城堡近在咫尺而远在天涯，他既接近不了城堡，又回不了村庄。为了被城堡当局接受，他作出一切努力，当城堡终于可能给他机会的时刻到来时，他却过分疲乏、倒枕大睡而痛失良机。《美国》中的卡尔·罗斯曼被家长抛出生长于斯的家园，只身到新大陆寻求新生活，他的遭遇也多荒诞，常是出人意外，毫无头绪。作者虽然有意让这位年轻的主人公得到一个比较满意的结果，然而，读者最终仍不能确定，卡尔是不是找到了他所要找的。在《下一个村子》中，一位智慧的老者不能想象一个青年人怎么可能在有生之年骑着马到达下一个村子。《诏书》中皇帝的使者，永远也无法将皇帝的旨意传到臣民那儿，而“你”仍然在等待着得到皇帝的讯息。
　　人物受着某种高不可及的力量的摆布和制约，但他们见不到最高权威，他们最多只能见到联络者。《城堡》中K到了村庄之后，只听说过西西伯爵，却始终无缘一见，他所能接触到的只是在城堡当差的小人物，他们也不知道上一级的人工作的实质，甚至不清楚他们的面貌，一切都只能靠着猜测。《审判》中的约瑟夫·K始终找不到最高的决定当局，他只能同法庭的仆役、等级低下的法官似及一些与法庭有关系的外围人打交道，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美国》中的卡尔·罗斯曼明知司炉遭受到冤枉，却找不到为他讨回公道的可能性，他自己在新大陆的许多不公平的遭遇也都是出于一些他不明内里的原因。在小说的叙述过程中，人物在感知权与法的高不可及的同时，也同时感到权与法的关系以及它们的腐败无效、它的机构的庞大复杂、办事过程的拖拉延误及其绝对化的权威。卡夫卡在《关于法律的问题》的小文章中就直接写道：“但是，被自己不认识的法律所统治，是令人极端痛苦的事”。小说中那些曲折阴暗的走廊、龌龊的房间、墙的四周和地板上堆满文件的办公室、办公室里不停响着的电话声、终日忙碌而无人知晓他们在忙些什么的官员、衣着邋遢毫无庄严可言的法官、法门里的一个比一个凶的守门人，一一令人联想起代表法和权的官僚机构。个人陷入其中的情况就像那个原本在公园散步，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陷入到荆棘丛中的人。听到他的呼救声而前来的公园管理人却告诉他要救他出来先得找来工人披荆斩棘，而找工人来则必须先得到公园领导的许可。尽管他的眼镜已掉，他的身上到处被划破刺伤，天已渐黑，他心中焦急万分，人家却叫他耐心等待，而他除了等待也别无他法(《荆棘丛》)。这种凶兆重重，而陷于其中的人无法找到出路，周围世界不给他确定的答复的状态，就是卡夫卡笔下的人物所处的状态。他以各种手段、各种体裁来表述这种焦虑无助、孤独无靠、受制于一种不可名状的巨大力量的状态。从三部长篇小说和诸多短篇小说以及格言中，我们可以读出，那统治着人的力量就是人类社会长期累积起来的人对人的权力的表述，尽管权力的最高拥有者不见踪迹，权力却总有实施的人和被施的人，被施以权力者，往往在屈服于可见的外在力量之前，已经先屈服于淀积已久的内在的压制力量。
　　据雅诺赫的记录，他曾和卡夫卡一起参观一个法国画家的画展，当雅诺赫说到毕加索是一个故意的扭曲者时，卡夫卡说：“我不这么认为。他只不过是将尚未进入我们意识中的畸形记录下来。艺术是一面镜子，它有时像一个走得快的钟，走在前面。”这一评语也十分贴切地形容了卡夫卡自己的文学艺术特征和价值。卡夫卡的作品和毕加索的画有着同样的审美功能、超前指涉和现实意义。(谢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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