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地归来，张赞做回张赞波

 

工地归来，张赞做回张赞波

 

文\张雄

 

张赞波，1970年代出生于湖南新邵，纪录片导演，持续关注中国高速发展下的个体尊严与生存境遇。作品有《天降》《恋曲》等，新作为《大路朝天》，同题著作《大路：高速中国里的工地纪事》曾获台北书展“年度之书”，最近又增补数万字，在内地出版。

预防

2010年，湖南省怀化市中伙铺村是这样一个地方：高速公路穿过，“红白蓝”三色彩条布挂起，外来民工涌入。铁锹、钢筋、小推车、卷扬机、挖土机、推土机、重型卡车堆在空地上。

还有“张赞”探头探脑。

一间屋子窗口下挂着“预防”二字，是“张赞”的栖身处，从属于溆怀（溆浦——怀化）高速公路第14合同段项目部宿舍。稍退后看，能发现悬挂的完整口号：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团结拼搏，务实求新。

咔嗒锁门，进屋，拍摄项目施工的摄像“张赞”放下机器，拿出电脑记下当日见闻。5年后，《大路：高速中国里的工地纪事》简体版发行，作者决定将第一本样书寄给唐老师——“惟一一个心气相投的”拍摄对象，并签名：张赞波（张赞）。

隔天，北京798一个半周环树的玻璃房子咖啡馆，阳光绕过张赞波。他背光而坐，面目模糊。

不知道张赞波什么时候进来的，他比那些在湖南工地里留影的样子瘦了一些。集体主义生活热闹过头，跟民工10人一桌，抢，5分钟吃完一大盆。吃太多，或者吃得太快。

他穿得太过随意，以至让人回想不起，进入工地时大概也是这样，一张大学生的面庞引不起关注——尽管他生于70年代——除非扛上那台摄像机。

记者来了，是当地人和民工看到摄像机最直接的反应。对摄像机有所防备，项目部内部开会不让张赞波拍，但荣耀时刻可以记录。

张赞波生活在“预防”之下。

“你拍这个纪录片是什么主题？”项目部的人问。

“我想通过记录一条道路的修建过程，来表现公路建设者这个群体的精神面貌和劳动风范。”张赞波对自己的回答满意，因为符合官方调性，不值得怀疑。

“就相当于拍‘钢铁是怎么炼成的’嘛。”危险消解，张赞波松了口气，毕竟托朋友的关系才得以进来。他也意外，没想塑造一个身残志坚的保尔·柯察金，他是来批判的，速度症候群、工地博弈、中国式关系之后都出现在书中，这层目的他没说。

编出一个谎，后面得跟着99个谎话来圆。这不是张赞波的长项。

扮演

挖桩队领头人是老何，谈及队伍时，他不像大多数人一样说“民工”，而是使用“工人”一词。张赞波注意到老何的身份认同，对自己“张赞”的身份他却心存怀疑。

清晨，被起床铃惊醒，张赞波爬起，悬着双腿，在宿舍床上陷入自我怀疑——我是谁？怎么跑这里来了？

这种怀疑挺奢侈，作息时间严格，他必须赶上民工的车。有时就是个皮卡，人挤得很，他就站在车斗里边。

怀疑一开始有点，陆陆续续有点，时不时冒出来点。有时张赞波又很坦然。拍片耗时3年多，身份不明能占有更多素材，但不断扮演角色他累，觉得纪录片无力，不再谈社会责任，说以后不做这样的事了。

你可以暂时相信他这些话，也可以不当真，因为接下来他还会说：“但愿它（片子）以后还是有价值的。”

“我说的累是阶段性的，我很多变，很难在一个状态中间稳定下去。我自己的人生也是这样的，三五年就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不喜欢一个状态了可能就会改变一下。这个都没想好，说不定还会去拍，都有可能。”

从工地出来，张赞波是个出了本书的独立纪录片导演。在北上广的会所里给文艺男女们开讲座签名售书，在日本、欧洲的电影节上与洋人们谈笑风生。

这个身份在工地不顶用。张赞波常被问来自哪个单位。没单位。好，无业游民。他还被问发了多少工资。没工资。不信，没钱的事你来做？

他懒得解释，随便编一个，开始说3000块一个月。

“3000？！你那么轻松，看你天天拎着这个东西走来走去的，那些人还在抬石头，我孩子在外面打工还只有1800。”

他知道自己说高了，再被问时他说2000。

“你才拿2000？”张赞波模仿问话者上下打量看穿他的眼神，“看你也是个大学毕业的，我女儿拿四千多块一个月。”

那些人认为张赞波在骗他们，能感觉到张赞波跟他们不一样。他们追问张赞波立场是什么，张赞波不能说，左右为难。

眼前的张赞波演绎这段对手戏时得心应手，断句、声调上颇有表演天赋。

他能扮演多重角色。拍片时常被项目部当作取证人员，被指挥拍这个，拍那个，他听从，反正正好要拍。有时他的角色微妙，官员会对着镜头表态并让拍下，“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支持高速公路建设，高速公路建设无小事，这是我们工作的指导思想。”

他如实记录，将这个层面也视为真实。但最开始他的反应是关机，书中不掩饰对官员的讽刺，认为该有感受就要有感受，尽管后来拎出来单看他嫌矫情。2009年纪录片《天降》中的讽刺同样赤裸，乡党委书记对镜头感谢完上级的关怀，“差不多了吧，就讲这么多了吧。”这句不耐烦的出戏也剪进了片子。

拍摄强拆场面时，村里一对夫妇将张赞波当作公权力象征追到田埂上。他神情恍惚，分不清此刻被“追杀”的是“张赞”还是“张赞波”。

书出后，微博上张赞波被一群“蛋头”攻击了。“蛋头”没有头像，ID刚注册，所在地显示是湖南怀化。他晾出评论调戏他们。这一次他公开身份，如鱼得水。

藏

民工挥锄头，张赞波扛摄像机，时间长了，相互看，不稀奇。不记录冲突场面时拍摄算顺利，这些民工还给他的片子出出主意。

但跟民工的隔阂始终没解决，“我所谓的批判的底是没有交给他们的，这个就是隔阂，也是底线。”

有时喝了酒，兴起了，就有些忍不住想说，尤其对“有点所谓古典文人东西”的唐老师。世俗层面他能跟民工聊，“政见”不同这种“刺激”也能忍着。

类似的“刺激”还有，电影学院的同学打电话过来交流截然不同的近况，有些同学背地说他在做“反动”的东西。他跟这些“被动形成关系”的同学没法聊，但对民工，他的情绪得藏着些。

我问张赞波，民工看到镜头描述的自我处境会困惑么？

“不会，不会思索到这个层面。他会很高兴，我把他写到书里了。”

这种“思索不到”大概也是隔阂。离别一年后再见老何，张赞波有些沮丧，难以理解他的“忘本”——对劳动者的身份有抵触。没多久他反思，之前认识的也许只是局部的老何。

中学语文老师唐老师跟他们不一样，在工地上，像唐老师那样的，张赞波认为算跟自己心气接近了。隐瞒身份对不住他，张赞波交了底。唐老师并不吃惊，“我就知道你不是拍个高速公路宣传片那么简单。”

他高估了自己的掩饰效果。

“现在我也是把自己藏起来了。”采访中他随口说了这句，我顿了顿，他的直白突如其来：“我特别烦，觉得不断在消遣、消费一些东西。”

“挺烦的，我也很烦跟他们（一些做电影的人）交流，他们不懂我，我也可能不懂他们。”

“不是说没有地方给我放映，有很多地方会经常邀请我放映，有时候我都很烦，我不想，基本上都拒绝了。”

“电影节待到后面我都腻烦，跟个party似的，各种各样的人，挺烦的。我这人性格不太好，表面上能憋一下，待久很快会原形毕露，很容易不耐烦。”

这个烦躁的湖南邵阳人偶尔迸发塑料普通话，音调七拐八折。手机响，张赞波掏出耳机，塞入手机壳小孔。他的脸被锁在两根单薄的耳机线内——打了数十个结的线没余多少空间。

这点空间他都嫌多。张赞波侧过脸，收缩进阴影，几句交代完，挂了。

接下来的10分钟他低头摆弄手机，快忘了这还是场采访，除了偶尔抬头招呼一下我们。我疑惑，他是不耐烦了还是太自然？

聊起宿命这个话题，张赞波仍心不在焉，场面让人想起他在书里刻意营造的荒诞感。聊到记录一棵古树被强行移走时他突然激动，回忆起当时手在颤抖，恨不得不拍了，打一架。

场景被挪移置换到他老家。拍摄途中，200公里外，沪昆高铁修建经过他家山地，爷爷奶奶留下的红薯地要被征收。“我妈打电话说家里那块地也被征收了，我就想到那个场景，他们会对我妈怎么样。当然了，没有发生那种冲突，我妈他们好说话，给点钱也就行了。”

不见之前的激动，说这话时他平静。拍摄时多次被卷入事件中，他说无法视而不见，对未遭遇蛮横强征的家中情形，他倒像个旁观者，也许见怪不怪。

2012年岁末，张赞波收到一条彩信，照片是他家乡一块巨大的宣传牌。他有搜集标语的爱好，朋友投其所好发来：

谁不加快发展就是邵阳历史的千古罪人

谁不加快发展就是邵阳人民的不孝子孙

谁不加快发展就是邵阳今天的混世魔王

主观性

人物周刊：为什么拍这个片子？看到你03年就已去过凤凰的工地。

张赞波：《天降》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也对大的主题比较感兴趣，就是高速发展国家背后的个体故事，这条路跟《天降》的主题是相通的。当时拍完以后是09年，正好是“四万亿计划”刚开始实施的第一年，湖南省又是一个大的飞跃性的高速公路建设，当时的省委书记以前是交通部长。我记得有个数据，以前湖南省整个高速公路里程数全部排名应该是17位。他过去之后就跃升到第3位了，非常惊人。我做纪录片也想去拍这个题材，正好时机也比较契合我就去了。

人物周刊：你的初衷是想解决问题？

张赞波：这个都是事后才分析得出，当初你去拍的时候不会想到很细。以前片子所谓的社会性、社会责任感可能会重一点，想到能去推进什么东西。但这几年我个人的经历，其实已经不谈这种字眼了，还是一个个人化创作，跟理想什么的没关系，也起不到任何作用，像《天降》那样的片子完全没有作用。

人物周刊：一点作用都没有？

张赞波：对啊，我改变不了所拍摄对象的生活。当初是觉得它虽然不像新闻作品有那么大影响，但我想多少也有一点，要不我去做片子好像仅仅消费他们的苦难，然后我还获得我的荣誉，参加电影节也好，采访也好，就很矛盾嘛，很纠结。

人物周刊：你想解决什么问题？

张赞波：我是觉得这个里边有很多东西大家都不知道，发展背后的东西希望让大家看一看，完成它的揭示性。揭示性是我的纪录片第一个层面的功能。第二个可能是作品的，强调我的作品的自我性，这样说更加虚了。

人物周刊：没关系，自我性是什么意思？

张赞波：我就觉得做一个东西还是要跟自我有关联的，不仅仅只是一个旁观者。我现在的纪录片观念会有一个变化。早期的中国独立纪录电影都会受到怀斯曼这些人的影响，所谓的直接电影，摄像机要像墙上的苍蝇，四不原则，不介入不参与不评价不什么的，很冷静。其实我做《天降》的时候最起码是努力地去做到，甚至会装着去做到。但后来我发现这个是很假的。

人物周刊：为什么？

张赞波：你不可能，你怎么可能跟墙上的苍蝇一样？你为什么去做他们？你能有客观么？不可能有客观的。你为什么选择他？这就带有主观性了。通过大脑思考、眼睛看到，最后那么多素材中间剪辑起来，这就是一个主观过程，你带着你的情感去，不可能这么漠然，所以我现在毫不忌讳说我的纪录片是主观的，不再谈重客观性。我的事实是客观的，并且是很细致的，跟我的书一样，会有充分的细节描述，但我的观点跟我的情感这个肯定是主观的。我不忌讳、不隐藏自己的主观性。

隔阂

人物周刊：你是拿着怎样的官方理由进工地的？

张赞波：我不需要编造官方理由，我没有任何官方背景。我就是跟他说中国的这些高速公路发展非常快，我说我想知道一条路是怎么建成的。因为大部分的人是不知道的，我想做这么一个记录。我跟施工方的人说，你们也为这条路做出了很多贡献，所以我说我想表现这个，大致就样。这也不是欺骗，就是第一个层面啊。他们确实做出了很大牺牲，还不是说只是精力什么的，各种。

人物周刊：没有人对这个理由表示怀疑过？

张赞波：不会，因为有熟人介绍嘛。这个理由听起来不值得怀疑吧。

人物周刊：刚开始进入工地，项目部和民工对你都没有防备？

张赞波：有，刚开始他们肯定不习惯吧，有些事他们不让我拍。肯定是不太好的事情，哪里出了问题之类的。慢慢待久了，他们发现没有影响到他们，不像记者。他们把摄像机当记者，这个是最直接的一种反应，底层的人一看到摄像机就说你是记者。包括当地人、当地政府全是这种观念，认为记者的话，肯定是来做一个不好的报道。他们有很多不好的事情在那儿发生，也没有任何人来，所以时间久了，他就很习惯了。我书里也写到了，他们看到我拿着摄像机就跟我看到他们拿着锄头拿着工具是一样的。一点不稀奇。待的时间久了，他们有时候还给我出主意呢，要我去拍什么。

人物周刊：拍摄的片段当时有给他们看过么？

张赞波：喜欢看回放，拍完了就给他们看呗。

人物周刊：他们什么反应？

张赞波：就看着好玩呗。像里面有个哑巴，书里也讲到了，他说没错拍得好，他就特别紧张，就这么站着，这个样子（耸肩扮呆，模仿力max）。给他看了下回放，笑得可高兴了，声音特别洪亮，跟普通人笑得不一样，因为他不会说话，他用胸腔发声，笑得很开朗。每次给他看他都很高兴。所以我说那个时候很感动嘛，没想到拍的这些鬼东西还能给人带来最直接的快乐。

人物周刊：在跟修路的工人这么长时间相处里有什么始终没有解决的隔阂？

张赞波：隔阂肯定还是会有，我所谓的批判的底是没有交给他们的，这个就是隔阂，也就是底线。我的底没有交给他们，他们对我的认识也缺这一块，我也要警醒啊。书里也写到了，有时候我跟他们喝酒，喝得有点兴起了，我忍不住很想说。尤其碰到唐老师，是去那边之后惟一一个心气相投的人。一是从表达欲望上很想跟他说，一是从所谓的伦理角度，他都对我这么不错了，我还藏着一点，总觉得对不住他。就给他讲了，但只是简单说到一点，就说出来了。结果他也不惊奇啊，说我知道你是来拍一个给他们的片子的，他一点都不吃惊，我还以为他会有什么反应呢。

人物周刊：他这样反应不是会让你欣慰么？

张赞波：没有，我还觉得很吃惊，以为应该会有点反应或者会问我其他问题，都没有，完全没有。他很平淡。

人物周刊：但看到有些官员对着镜头表态这种也是观察、捕捉到的？

张赞波：就是他自己，我当初其实还有点所谓的受直接电影的影响嘛，就觉得这个层面是不好的。有时候他要跟我搭话，我会关机，他说把它拍下来，我就关机了，后来才发现这个层面也是真实的一部分。就非常有意思。甚至他表达的层面会更加微妙，更加有意思，胜过了“直接电影”的表达方式，这个也是我观念的改变，导致我的方向改变，觉得很有意思，我没有去安排他们说什么。很多人觉得摄像机打开了就会演、迎合，认为那个不是真实的部分，我现在经常会反问他们，难道你不认为他们这种反应恰恰也是真实的部分么？呈现出另外一个层面的更有意思，所以不要忌讳他们对摄像机有什么样的反应。

伦理

人物周刊：从纪录片伦理来讲，偷拍之前会有顾虑？

张赞波：肯定是，都会有啊，老是讲纪录片伦理，包括我的放映上面老在想各种伦理的问题，肯定会有。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公共话题，有它的公共性，对伦理的消除会稍微好一点。另外，拍纪录片拍到现在，讲实话，我不太在乎这个话题了。因为你要想完全用学者的伦理去看，就没有纪录片了，任何东西都要经过你拍摄对象的同意、授权，那还有你独立的作品么？那就只有宣传片了，所以我是觉得所谓伦理的问题不要拿来说。作为一个人他都会有他的伦理，所以我说还是以人的方式去解决，不要以纪录片导演的方式去解决，我就是个人。哪怕是我所谓的伦理方面做得很不好，侵犯了这些人，他看得不开心了，他要捅我一刀，这一刀作为一个人我也可以承担。

人物周刊：你把他们的处境各层面展现出来，让他们知道更多，看到片子后对他们会有影响么？

张赞波：不会，不会有任何影响。

人物周刊：为什么这么肯定？

张赞波：要是有影响，我就觉得好了，就又达到我做《天降》的出发点了，就通过我的作品去影响这个社会，后来发现我没有这个影响力，完全没有。

人物周刊：我说的是被拍摄对象可能不知道自己的处境是这样的，你的描述会让他们困惑么？

张赞波：不会，他们不会思索到这个层面。我说了，所谓的人的层面会压过这个层面。他甚至会觉得很高兴，我把他写到书里面了，像他们这种人一辈子也上不了书，没有人写过他们。他也有可能会有这个反应，甚至我认为这个反应的可能性会大于那个他不喜欢。因为一个所谓的知识分子也好艺术家也好，你的东西跟他是很遥远的，你干涉不到他的生活层面，形成不了这种直接的影响力。这个判断好像我回答得很武断，但我是有我的理由的。除了这种理论上的理由之外，我之前的作品《恋曲》和《庄严》，那个相对来说更隐私一点的话题，好多人问我伦理的问题，你看我那个片子出来这么多年了，没有任何影响，当然也跟我做了一系列工作是有关系的。我其实是很注意的，我会尽量站在他们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不要给他们造成负面影响。

人物周刊：这种毫无影响——会影响你对自己做的事情的意义的判断么？

张赞波：会有啊，所以我经历过一个比较纠结的阶段。我当时其实是一种无力感嘛，觉得你做的工作没有意义。所以我现在可能也是为了应付这个，自我安慰吧，我就说这是一种个人化的写作，就跟你写一首诗、画一幅画差不多了，画幅画你也不一定要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只是一种表达欲罢了，所以只从这个层面来分析了。要能起到作用了，还不一样。

人物周刊：如果这样，你跟拍摄对象的关系岂不是跟画幅画一样纯粹的物化关系，将他们物化。

张赞波：在作品里边，类似这样的功能，但也不完全是。因为毕竟是一个文献资料，我所说的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我认为它可能只是短期的。从长期来看，我做的这件事情还是有价值的，它可以留给未来，是一个社会文献。但暂时确实是影响不到，尤其那么底层，那么卑微的人物。如果因为我的片子带来影响，那真的是个好事情，社会去关注他们，整个政府去调整系列问题、决策。真的不会，这种东西在中国太多了，13亿多人口，多少个这样的故事啊，只不过别的没人去写。哪怕从腐败的层面来看，我揭露出来的有问题的公权力的系统，或者建筑公司的这些问题，对他们我觉得都不会形成任何影响。

宿命

人物周刊：《天降》结尾记录下的声音是“听天由命、命中注定”，《大路》里老姜也将不幸归结于命不好，老何不信命、爱折腾，最后以对他的祝福收尾，结局表达上有所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张赞波：倒是没有很明确想到要怎么结尾，但他们对命运的态度都是相通的，书里也写到了，中国的老百姓发生不幸的时候更多是从命的角度去考虑，不会想到其他更深的层次，这个是相通的。

人物周刊：你是个宿命论者？

张赞波：对，我其实也很相信这个的，但我这种相信应该也不是那种太消极的相信。人有一些东西是会有一些注定的、不太好去分析的一些因素在里面，但这不影响我该去做什么事情，不是注定了就很被动，因为我也不知道它会怎么安排，可能理论上是个宿命论者，但它不影响我的行为。

人物周刊：你信命，那为什么当村民在命运面前无可奈何、表达那样观点时你会有所感慨？

张赞波：谈宿命应该在一种外部因素比较正常或者解决了才可以好好谈，但问题是有一些实际性的明显就可以判断出来的一些影响是可以消除的。

人物周刊：你感慨的是什么呢？

张赞波：我感慨的是怎么连这个层面的问题都没有解决。我在西方参加电影节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西方纪录片跟我们确实是不一样的，生存层面的权益层面的事情他们都解决了，他们的纪录片里绝对看不到我这种层面的冲突，更多的会是情感的，甚至生死的。他们很多拍生死题材的纪录片，拍得很哲学，拍一个墓地啊什么。我有时候很羡慕他们，因为我们国家还停留在那个层面，那些东西还没有解决，如果能解决了，我也能谈谈哲学、谈谈生死、谈谈宿命。但我讲的宿命理论上跟那个是不冲突的，那些人所谓的信命其实很多东西外部是可以改变的。

人物周刊：在书的前言里你说希望片子能柔软一点，你是觉得拍的时候还是用力了么？

张赞波：应该是《天降》的时候，因为那个事件本身是很尖锐、硬性的，所以我希望它呈现的面向更宽广一点，不仅仅像一个新闻作品，尤其不仅仅像一个揭秘性的作品，更多还是回到人本身，对人要充满情感。片子最后的呈现方式是达到我的目的了，说得不好听一点，可能别的导演、我所了解的独立片导演，哪怕用我同样的素材，也剪不到我这个层面，他们可能更多关注的是这个事件，甚至有很多人会质疑我片子的结构和方式，尤其他们不喜欢我的第三部分——大地，觉得没有关联，所以有时候跟这些同仁没有共同语言。

很奇怪，我跟人类学家好像更相通，其实我对人类学完全是门外汉。但写了这书后，人类学学者也找到过我，有过几次交流，他们说我做这个片子的方式、写作的方式特别像人类学，我的观念很像人类学，他们觉得这就是人类学的方式，特别是《天降》大地的部分，不是光讲卫星残骸这件事情，关注的是他们的生活。他们觉得这个层面很好，做电影的人就觉得这个层面跑题了。我觉得做电影的人有时候非常狭隘，他们动不动就说讲故事，动不动就叙事、吸引观众，我觉得他们也没什么文化。也不看书，真的，几乎都不看书的，看点电影就行了，讲点故事啊，怎么玩那种技巧性的玩得很好，怎么把叙事打得支离破碎，讲得神乎其神，觉得那样就是好作品了。我也很烦跟他们交流，他们不懂我，我也可能不懂他们。

我认为大地那个部分是很好的，是我片子的优点，让它变得更柔软更宽广，让它回到地上来，而不是讲天。最终还是讲地嘛，讲这片地上的人，更宽广的群体的命运。甚至觉得不光讲这个落区的人，还希望讲的是跟所有人相关的，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艺术家。可能有些搞电影的人看不到这个层面，那我也没办法。

 

 

 

雪漠文化网，智慧更清凉！www.xuemo.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