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疲惫，西欧文学怎么了？

 

沉重的疲惫，西欧文学怎么了？

 

诺贝尔文学奖创设迄今，共产生109位获奖者，其中53位来自西欧，除了荷兰、卢森堡、摩纳哥，其他11国均有作家获奖。在立博公司的赔率榜上，今年共有32位西欧作家位列前排，可令人意外的是，目前无人进入前10。

对此，可做两种不同理解：要么是西欧文学确实在衰落；要么是西欧作家创作水准太平均，谁获奖都非冷门，令赌博公司不敢冒险。

赢得一半诺奖，西欧文学为什么这么牛？

诺贝尔文学奖共产生109位获奖者，占48.5%，其中53位来自西欧，除了荷兰、卢森堡、摩纳哥，其他11国均有作家获奖。

人类现代史自西欧发端，逐步扩散，逐一将不同的传统文明纳入自己的体系中，加以改造。这意味着，现代社会诸多标准来自西欧，它们深刻地影响着现代人的生活、认知与价值。

绝大多数传统文明认为历史是静止的，而非发展的，不相信凭借理性就能将无穷的现象整合起来，所以人们尊重道德与传统甚于尊重法律，并从小共同体的生活中，获取存在感。

然而，现代化毁灭了这一切，我们被拖入了一个陌生的世界中，并开始对存在的意义感到惶惑。

当非西欧文明努力去适应现代性时，西欧文明对此已经过了几代人的思考，来自西欧的作家们最早意识到启蒙的作用、传统的愚昧、迷信对人性的摧残等，并率先体会到城市生活的困境、理性主义的虚妄，当他们开始转向批判现代性，正视荒诞、虚无、单向度社会等等问题时，其他文明还在被“致命的自负”所引导，沉醉于快速的发展中，他们不理解，西欧作家们为什么会转而否定他们前辈曾赞美过的东西。

这个现代性的时间差，造成其他文明不得不身心俱疲地跟在后面。因为时间一次次证明，西欧作家们是对的，也导致其他区域的作家不得不随时调整自身的节奏去适应西欧作家或隐或现制订出来的一套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规则。

为什么西欧文学能说了算？

滥觞于西欧的现代性带有深深的宗教烙印，它如创世纪一般，创造了一个新的时间秩序——现代性之前的文明一钱不值，一切要以现代性为尺度。现代性还有一个自己的“千禧年”，它预设了一个无限美好的未来，只有明天，才能最终厘定我们今天所作所为的价值。

现代性是一个永远有利于规则制定者的体系。过去的百余年，世界文学事实上在围绕着西欧文学制定的标准运转，非西欧国家固然可以在形式上、细节上做出革命性的突破，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游戏规则。

善于制造议题的西欧文学

必须承认，西欧文学之所以能担起重任，与其惊人的创造力是分不开的。

一方面，西欧文学传统多元，彼此特色鲜明，互相激荡，互相借鉴。另一方面，西欧文学有特别强大的哲学背景支持，为创作提供了足够的深度——在诺奖初期，德国作家们曾一枝独秀，领跑20多年。

西欧文学不断在制造着新的议题，从妇女解放到发现儿童，从自然主义到批判现实，从荒诞到碎片化，从人的物化到景观社会，从心理现实主义到意识流……西欧作家们总是走在最前列。

西欧作家们真的再也写不出经典了吗？

西欧文学面临的困境

不否认，非西欧作家同样具有创造力，但受所在社会的影响，往往只能表达地方经验，而非普世经验。当然，欧洲的中心优势也曾动摇过。

第一次出现在“二战”前后，1938年—1945年，西欧作家遭遇了最长的获诺奖的空档期，8年中固然有4年是因战争停摆。此时正是欧洲对自身的文明充满疑虑的时期，大批优秀知识分子“向左转”，率先创造出进步概念的西欧似乎正被进步甩下，以向往“新世界”的名义，人们开始反思西欧传统，但存在主义等新思潮很快做出了回应，重建了西欧的自信。

第二次则出现在过去的20年中，冷战结束，全球化大潮滚滚，除英国外，其他西欧国家的文学显得准备不足，但即使是英国作家，5届“布克国际奖”中亦无一人中的，美国却有2人成功，对于西欧文学来说，这或许意味着一个新的获奖空档期即将出现。

全球化让伟大作家消失

这是一个许多作家都谈过的话题：西欧文学似乎正在衰落，缺乏震撼人心的经典作品，写作越来越缺乏深度。阿多尼斯就曾公开表示：当代欧洲没有伟大诗人。

伟大作家的消失是现代化与全球化的结果之一。

全球化让不同文化中的作家们更靠近了，可以共享经验。我们总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今天则不同，非洲作家通过大量阅读，可以直接在西欧文化的基础上创作，而美国作家对传统中国文化的了解，可能比我们还深刻。

创作经验的通用化，使作家们的生活经历显得越来越不重要，与外部世界的关联，对新知识的融会贯通，反而更关键。所有的城市之间都太相似，再美好的城市也不会给心灵以归宿感，既然我们都生活在一个陌生的世界中，那些与具体环境无关的话题才显得更为有趣。

一个好世界会主动怀疑伟大，而伟大作为审美快感，因其充满魅惑与反智的色彩，也许正是当代文学所要驱除的恶魔。

谁说当代西欧文学没经典？

西欧作家们的写作确实更碎片化，但其中的智慧含量并未减少。

以多丽丝·莱辛（2007年诺奖获得者）的短篇《瞪眼》为例，写一个女人为堕胎，听从了闺蜜的建议，开始对他丈夫采取“瞪眼战术”——不说话，只瞪眼。最终，那个自以为快乐的年轻人精神崩溃了。小说隐喻了一个深刻的主题：貌似完整的现代人生其实经受不起审视，我们都生活在自我欺骗中，用无数的短期目标来掩盖对生命意义的追问，一旦质疑被安置在我们的身边，我们都会精神崩溃。

如此有洞察力、细腻而睿智的写作，放在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堪称经典。应该说，当代西欧文学仍然伟大，只是因为翻译与介绍的原因，我们对它了解不够深入。

谁能帮西欧文学捍卫荣誉？

爱尔兰：倒霉催的特雷弗能否走运一把

地理上的爱尔兰是个小国，曾经异常贫穷，《围城》引用英国人的粗俗玩笑，说爱尔兰人的不动产是奶和屁股，意思是他们以性为职业，但文学上的爱尔兰却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为世界贡献了《格列佛游记》的作者斯威夫特、《尤利西斯》的作者乔伊斯、《莎乐美》的作者王尔德、《等待戈多》的作者贝克特等。

爱尔兰有三位诺奖作家，分别是伟大的叶芝（1923年）、萧伯纳（1925年）和希尼（1995年），不知为什么，艾丽丝·默多克被忽略，这应该是诺奖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

 特雷弗以短篇小说著称，此外是他的坏运气，他5次被布克奖（并非布克国际奖）提名，却从未成功，去年诺奖颁奖的最后时刻，他在赔率榜上排名飙升，一度位居莫言之前，媒体惊呼“今年诺奖就是他了”，可最终功亏一篑。

特雷弗擅长短篇，被《纽约客》尊为“当代英语世界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国内出版过他的《雨后》《纸牌老千》《爱情与夏天》《露西·高特的故事》等。他的短篇看似随意，其实蕴含了极为浓烈的情感，比如《钢琴调音师的妻子们》，讲述了盲人调音师每次出行前，夫人都会给他细致描述周边的一切，夫人去世后，因为嫉妒，继任妻子对世界进行了相反的描述，这让盲人彻底丧失了真实感和自信，然而，生活必须进行下去。

特雷弗暂居赔率榜并列第12位，他的同胞约翰·班维尔、托宾也在榜中，但排名较去年下滑，约翰·班维尔去年呼声很高，他因小说《海》获得2005年布克奖，大陆似乎还没有他作品的译本。

考虑到特雷弗已85岁了，他应该更有机会。

意大利：翁贝托·艾柯可别走卡尔维诺运

自达里奥·福1997年获奖以来，意大利已15年与诺奖无缘。让人伤心的是，迪奥·马格里斯曾两年领跑赔率榜，却未成功，如今他即使入榜，也在20名开外。他的《微型世界》《多瑙河之旅》有中译本，是非常“欧洲的写作”。

玛拉依妮是意大利另一位有望获奖的作家，她的母亲是西西里公主，她的作品《女囚》《大忏悔》有中译本，它们之所以被引进出版，未必是因为文本质量，而是性描写特别大胆。玛拉依妮的小说经常列入禁书榜，她是位女权主义者，当代女权主义对男性所建构的文化有更深刻的反思，她泼辣的性描写中带有深刻的嘲讽意味，是一场试图动摇偏见的战争。

翁贝托·艾柯虽然今年排名不高（并列第19位），但他长期被中国读者关注，《玫瑰的名字》曾在国内引起轰动，在许多中国读者眼中，艾柯早就该获奖了，考虑到他的好友卡尔维诺原本更有机会，却始终未能成功，则81岁的艾柯很难说何时会走运。

英法德：外援比本土作家更好使

法国的博纳富瓦、莫迪亚诺、米歇尔·图尔尼埃几乎年年上榜，三人加起来已247岁（博纳富瓦今年90岁，图尔尼埃89岁，莫迪亚诺68岁），均过了创作盛期，这似乎是法国文学正在滑坡的信号。萨特、加缪、纪德、马尔罗等一代大师提前透支了法国文学的创造力，面对一个相对平安的世界时，法国作家的愤怒似乎已找不到发泄的地方。

赔率榜上的英国局面更尴尬，汤姆·斯托帕排名最靠前，仅列第26位，与法国排名最靠前的博纳富瓦并列，堪称难兄难弟，而汤姆·斯托帕也已是76岁的老人了。有趣的是，加入英籍的拉什迪却位列第13。

英法文学面临的最大冲击是全球化，近年来，第三世界国家的作家屡屡斩获布克奖、龚古尔奖，让本土作家颜面尽失，对此，英法文学界颇有争议之声，但法国人似乎不应该抱怨什么，吉奥诺、萨特、加缪、尼米埃、萨冈等均没得过龚古尔奖，许多通俗作家却取得成功，面对这么奇葩的评委们，又能如何？

全球化让游戏规则更公平，则环境压力的激励作用得以凸显，一般来说，“海外军团”更努力，这犹如狗追兔子，狗赢了，不过是多得两句赞美，兔子赢了，则是捡条命。

相比之下，法国文学、德国文学面对全球化比较纠结，德国文学长期徘徊在“二战”的阴影中，三位获奖者（伯尔、格拉斯、穆勒）的写作都建立在此经验上，对当下德国青年一代的生活关照不多。

荷兰奥地利：老牌帝国的希望何在

赛斯·诺特博姆连续几年位居赔率榜前列，去年曾排名第三，考虑到荷兰从未赢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今年80岁的他也有登顶的可能，他的《绕道去圣地亚哥》《万灵节》《仪式》《流浪者旅店》被译成中文，充满实验风格，学者顾彬认为他是今年的大热门。

进入赔率榜前列的，还有奥地利戏剧大师彼得·汉德克，他的《守门员面对点球时的焦虑》《骂观众》《无欲的悲歌》等今年刚被上海人民出版社介绍到国内，他是先锋戏剧家，今年71岁，获得了2009年卡夫卡奖——这个奖被认为是诺奖的风向标，耶里内克（2004年获诺奖）、哈罗德·品特（2005年获诺奖）都是先获此奖而后获得诺奖的。

汉德克有两个不利因素：一是与其他欧洲大腕们比，年龄太轻，足以让评委会老头儿们再折磨好多年；二是耶利内克已为奥地利拿到了第一次诺奖，锦上添花的事，换了谁都不愿意干。

断断续续的“以西欧文学为师”之路

西欧文学虽然起起伏伏，但它的丰厚与深刻令人高山仰止，始终主导着现代世界文学的发展。

“以西欧文学为师”一度是中国现代文学界的共识。文学有一种特别的力量，能磨砺我们的道德敏感，提高我们的智慧，滋养我们的心灵。相信读过加缪《局外人》的读者，即使不太熟悉法律，也会对“韩寒抄袭事件”“李某某案”等有不同的认知，然而，这本写于1942年的小说，其思想在70年后在中国还不能被更多人所理解。

虚心向西欧文学学习，曾对中国文学进步产生过巨大帮助，成就了老舍、徐志摩等优秀作家，如果没有上世纪80年代的“新时期文学”，没有对西方现代派的引进，也很难期待莫言、残雪、北岛、刘索拉等人的成功。

遗憾的是，这个学习过程是断断续续的，在取得一定进步后，我们总被其他道路所诱惑。比如曾过分夸张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价值，出现了大量的仿造文本；再比如强调虚拟的民族性，以为抄袭一下《红楼梦》，就算完成了“民族性”的工作。事实证明，这些尝试没能取得更多成果，反而扼杀了作家们的创造力。

上世纪90年代以后，市场化给了中国严肃文学以致命一击，让文学本已被大大弱化的批判性进一步归零，价值真空成了我们生活的常态。文学曾是权力的弄臣，而今蜕变成一个生活中可有可无的花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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