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位最具影响力的外国诗人

 

十位最具影响力的外国诗人

 

在重新认识传统的基础上，20世纪外国诗人作品的大量引进可以说直接影响了新世纪以来国内诗人们的创作。有意思的是，在大部分诗集“初版就是绝版”的不景气环境下，这些国外诗人的作品却在近年来多次再版、重印，并被读者奉为至宝。近日，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的“全球格局与中国创造”学术研讨会·新世纪诗歌论坛上，多位如今活跃在创作现场的国内诗人、学者共同评出了十位“最具影响力国外诗人”。

保罗·策兰（德国）

策兰，一位深入语言和历史之晦暗的诗人，他充分践行了语言和命运之间的多重关系。策兰的普通形象是对二十世纪的历史苦难进行深刻质问的诗人。策兰的诗集被王家新（2002）、孟明（2010）先后翻译成汉语，但是除了历史苦难的见证者和质问者之外，更重要的，他是揭示出语言自身的神秘性的诗人，在这个意义上，王家新对晚年策兰的集中译介和阐释具有不可磨灭的作用。近些年，一个突入语言风暴中心的诗人形象逐渐呈现于汉语中，策兰对于汉语诗歌的影响变得更加重要。按照多多的断言，策兰的诗是一种“照亮”，它们到达了陌生处，一个不可言说的领域。

华莱士·史蒂文斯（美国）

华莱士·史蒂文斯被公认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美国诗人，与庞德-艾略特一系的现代主义诗人相比，他似乎更为关注想象力的转换和对现实的重建作用，而重新激活、丰富了浪漫主义传统。史蒂文斯的诗歌世界丰富而博大，玄妙而又具体精微。他吸收了哲学的深刻以增添了诗的层次性，又保持了自身张力和独属于诗的雄辩；他经常将日常场景抽象化、玄思化，却在其中安放了对现实世界积极而密切的关注。他诗中高度的修辞化特征，以及充斥着的元诗色彩，常令众多优秀的头脑折服。史蒂文斯诗作汉译结集始于《史蒂文斯诗集》（西蒙、水琴译，1989），新世纪以来则以《最高虚构笔记：史蒂文斯诗文集》（陈东飚、张枣译，2009）为主，对诸多青年诗人诗学面目的塑造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此外，陈东飚还译有《坛子轶事》（2015），收录了史蒂文斯的大部分诗作。诗人王敖亦有为数不少的史蒂文斯诗文译作，并对他有着极为深入的研究。

伊夫·博纳富瓦（法国）

伊夫·博纳富瓦依然在世，是法国诗人中独树一帜的大家，继承波德莱尔以降的象征主义传统，又吸收了现代主义艺术的新鲜活力。早年诗风颇受超现实主义影响，优美而繁复，时见玄秘，通过语言的创造从日常经验上升到空灵无上的境界；中期以后趋向于明朗洁净，而创造力并无衰减，持续至今。博纳富瓦进入到汉语中来，应该是本世纪才有的事。诗人多多将博纳富瓦列为他最看重的五位外国诗人之一。诗人翻译家树才和郭宏安译的《博纳富瓦诗选》（2002）曾一纸风行，亦有《词语的诱惑与真实：伊夫·博纳富瓦诗选》（陈力川，2014）译本在香港行世。

切·米沃什（波兰）

米沃什一直试图为诗歌寻找历史的地基和现实的地基，这一视野来源于其东欧经验，更来源于对诗歌本身的洞察。他的写作与两种倾向进行着抗争，即极端的主观化和极端的形式主义，因此其诗歌持续不断地与现实、与历史进行着摩擦，从中迸溅出的语言力量溢出了诗歌的自律边界，从而进入了广阔的生活剧场。近年来，随着其晚年的诗歌被李以亮、周伟驰等人陆续译介进来，一个平静、开阔、圆熟、博大又充满反讽精神的晚年米沃什进一步影响了当代汉语诗歌。张曙光译的《米沃什诗选》出版于2002年，另外，他的《米沃什词典》（西川、北塔译，2004）、《诗的见证》（黄灿然译，2011）、《被禁锢的头脑》（乌兰、易丽君译，2013）等著作的译介也进一步丰富了汉语诗人辨认自身现实和诗学观念的路径。

伊丽莎白·毕肖普（美国）

毕肖普的诗富有清晰扎实的细节和丰富奇妙的寓意，被认为是诗人和批评家眼中的典范。她的诗作并不繁复，反而意外地简洁利落，近乎于英国大诗人菲利普·拉金——用希尼的说法——在诗艺中证明了“少即是多”。她的诗涉及诸如现实、想象与回忆/梦幻等主题，而犹注重对世界的细致观察和聆听。在毕肖普眼中，这个被观察和聆听的现实世界却并非如其所呈现，而是有着丰富的戏剧性。普拉斯的书写将她对这种戏剧性的看法加入到其中，而又时常显露出她独特的机趣。新世纪以来，这位美国女诗人持续深入地影响了一大批汉语写作的女性作者。她作品的译本，陆续以来则有丁丽英译《伊丽莎白·毕肖普诗选》（2002）和包慧怡译《唯有孤独恒常如新 : 伊丽莎白·毕肖普诗选》（2015）等，部分英美诗的合集译本中也有她诗作的零星翻译。

约瑟夫·布罗茨基（俄罗斯）

布罗茨基是一个高度紧张的写作者，他一直对抗着周身的现实，不向任何庞然大物妥协，这使其诗歌获得了一种雄辩的声音，不过，他又竭力制造着语言内部的紧张，让语言与现实在摩擦中形成呼应。作为对历史发出声音的人，他的诗一直站在心灵的制高点而批判着历史，他从不周旋于个人的晦暗内在，而在广阔的现实和历史中开辟诗歌的空间。布罗茨基的诗集《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出版于1990年，随后，随笔集《文明的孩子》（刘文飞译，1999）、《布罗茨基诗四十一首》（黄灿然译，2009）等著作在新世纪又继续影响了诸多诗人。他的两部随笔集《小于一》（黄灿然译，2014）和《悲伤与理智》（刘文飞译，2015）的陆续译介出版，又让他作为诗学批评家而大放异彩。

谢默斯·希尼（爱尔兰）

爱尔兰诗人希尼，以饱含抒情美感与道德深度的作品，赞扬了日常生活的奇迹和依然存在的过去，并使得当下与童年都有着令人倾心的具体的丰盈。他倾倒于语言的“电光石火”，倾向于用“富于音乐性的韵律形式”来写作，但它们并不高深玄远，反而平易近人。希尼这十数年来对中国诗人的影响，可能还有他的优秀文论的参与，因为世纪初出版的吴德安、胡续冬、姜涛、冷霜等参与翻译的《希尼诗文集》（2001）中就收录了大量的文论。希尼的诗经由袁可嘉、黄灿然、陈黎等诗人翻译家的大量翻译之后，在诗歌界内部，同样获得了巨大、持续而深入的影响力。

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瑞典）

特朗斯特罗姆一直以清晰的方法描述其感受到的神秘的现实世界。他的诗在清晰之中抵达了某种高度，这一高度如果不是对混乱的形式主义的反叛，至少也是一次无与伦比的超越，同时，他的诗又保持着某种不可简约的神秘性。他的诗提示着各种临界的时刻：清晰与神秘、梦与清醒、沉重与轻盈。这一切都源于他坚定地搜寻着隐喻的神秘力量，或者说，他一直在倾听隐喻的巨大呼吸，从而试图对我们平庸的生活做出回答和提升。李笠翻译的《特朗斯特罗姆诗全集》出版于2001年，特氏于201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他无疑又以更为耀眼的方式进入了汉语诗歌的视野。

塞尔维亚·普拉斯（美国）

作为自白派诗人的典型人物，普拉斯在近年来的热度令人惊讶。自白派凡事皆可对人言，个人的现实生活细节和隐秘的内心世界，经由艺术化的自白，而拥有洞穿现实的力量。普拉斯善于选择精确而出人不意的语言，构制清新别致而主动的意象；善于用精神直觉来直抵作品深处，在写作中挖掘丰富的自我和情感因素，用生命力投入创作，甚至内心出现幻象。她的人生传奇和作品互相说明：疯狂，迷幻，极度的忧郁，痛苦，不能控制的激情，自我专注，狂躁，不一而足。新世纪以来，普拉斯的主要译本扎堆，计有：冯冬译《未来是一只灰色海鸥：西尔维娅·普拉斯诗全集》（2013）、陆钰明译《普拉斯诗选》（2014）、包慧怡译《爱丽尔》（2015）和陈黎、张芬龄合译的《精灵》（2015），以及即将出版的范静哗译注本。

维斯瓦娃·辛波丝卡（波兰）

辛波丝卡的诗都是对日常境遇、个体存在状况的沉思、质询、反讽或同情。她相信世界的真相不在远方，就在每个人身上和他周围的环境中。她崇尚微小的事物、具体的困惑、个体的境遇。辛波丝卡把诗歌当做生命的回答，当做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思想和责任的语言工作的方式。她在柔弱的细节中发现奇迹，坚持不懈地领悟生活和人性中最深刻的秘密、困境和希望。值得一提的是，辛波丝卡早在1996年便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十多年后，她的诗集《万物静默如迷》（陈黎译，2012）及其续集《我曾这样寂寞生活》（胡桑译，2014）才在中国大陆意外畅销，这一事件极大地推动了诗歌的出版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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