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第一支笔的“葵花宝典”

 

 

1949年，胡乔木和毛泽东在香山

 

 

胡乔木:“第一支笔”的“秘书宝典”

 

 

——对话《中共中央第一支笔》作者丁晓平

 

今年6月1日，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论家和社会科学家、我党思想理论文化宣传战线的卓越领导人胡乔木同志诞辰100周年。众所周知，胡乔木同志是毛泽东主席的秘书，在毛主席身边形影不离地工作长达20多年，是党内外享有盛誉的“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被邓小平誉为“我们党内的第一支笔杆”。在纪念胡乔木诞辰100周年之际，本报记者通过电话和邮件专访了胡乔木传记《中共中央第一支笔》的作者丁晓平先生，他向我们深度解读了胡乔木的秘书生涯，并真情揭示了作为秘书应该向胡乔木学习什么的“秘书宝典”。

 

在战争年代，毛泽东说：“靠乔木，有饭吃。”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邓小平说：“乔木是我们党内的第一支笔杆。”朱镕基说：“他的道德文章确实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你所知道的东西他都知道，而他知道的东西，你看不到边。”吕叔湘说：“乔木同志是所有正直的知识分子的朋友。”

 

胡乔木是中共中央历史上的“第一秘书”，最多的时候，他同时身兼四个秘书职务：毛泽东秘书、中央政治局秘书、中央总学委秘书和中央宣传委员会秘书。在他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们应该深深缅怀与纪念这个“终生用笔来为人民服务的人”。他个人命运的起承转合与共和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他的历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共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

 

1、作为中共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幕后人物，胡乔木一生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更可贵的是他一直没有停止思考

 

作为中共思想理论、文化宣传战线的卓越领导人，胡乔木经历了中共在战争年代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岁月，亲历了共和国开国大业到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历史。作为中共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幕后人物，胡乔木一生在理论、历史、新闻、文艺、教育、科学和语言文字等诸多方面，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

 

丁晓平介绍，要为胡乔木这样的思想家、理论家立传，是一种难度，也是一种挑战。“经过五年业余时间的磨砺，我采访创作了胡乔木传记《中共中央第一支笔》，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在2011年庆祝建党90周年前夕出版，得到了社会各界和读者的好评，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权威、完整、准确的胡乔木传记，从一个侧面总结了中共中央思想理论、宣传教育、文化科学工作的历史经验。”

 

他说，在写作的过程中，发现胡乔木的确是学习中共党史不可忽略的人物，是研究中共党史无法绕开的角色，除了在中共思想理论、宣传教育、文化科学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之外，他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等诸多领域也颇有建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重大贡献。

 

丁晓平说，今年6月1日是乔木同志诞辰100周年，而此前的5月23日又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把这两个日子联系在一起，来说说胡乔木作为“秘书”这个角色的历史，就非常有纪念意义。作为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既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者、整理者，又是不折不扣的执行者。“胡乔木一生坚持用‘讲话’指明方向，身体力行，但同时他又清醒地看到，‘讲话’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一些具体的提法应该随着时代的前进、形势的发展而变化。”也就是说，《讲话》本身“有经有权”，要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对于这一点，他一直都没有停止过思考。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他在“文艺和政治”这个问题上有了更深刻的思考和更本质的认识。1982年6月，中国文联四届二次全委会在北京召开。当时，胡乔木积极主张、大力宣传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口号来代替“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旧口号，不再用“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提法。中共中央同意他的意见。这个口号就是现在文艺工作依然作为指导方针的“二为”方向。

 

2、作为中共中央历史上的“第一秘书”，胡乔木不抗上但也不唯上；毛主席说：到底你是主席，还是我是主席？

 

秘书是一种工作，也是一种职业。可以说，当秘书当到乔木同志这个份上，目前找不出第二个。

 

1941年2月，当王若飞通知胡乔木，说毛主席点名要他去当秘书的时候，他有些吃惊和不知所措。他说：“我没有当过秘书，我怕做不好。”毛泽东是在看了陈伯达推荐的胡乔木在《中国青年》上发表的《青年运动中的思想问题》一文后，称赞胡乔木“是个人才”，就记住了他的。

 

比毛泽东小19岁的胡乔木，从1941年开始两个人的工作交往和私人情谊，直到毛泽东逝世长达35年，其中有20年可谓是形影不离。胡乔木对主席有着深厚的感情，对主席始终心怀知遇之恩，他十分佩服主席的雄才大略和非凡气度，而主席也极赏识他的学养和才干。尽管他是秘书、是助手，但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他不是敬畏有加，而是如鱼得水，得心应手。

 

丁晓平介绍，胡乔木坚持真理，坚守原则，不抗上但也不唯上。胡乔木在毛主席面前敢说真话、敢于和主席争论，是中共党内皆知的。他们之间经常为一个问题会争得面红耳赤，有一次闹得主席很不高兴，愤然地说：“到底你是主席，还是我是主席？”

 

从情感上说，胡乔木和主席的情义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工作关系。有时候，胡乔木对自己认为重要的问题或者对主席的修改不满意，他就会不停地向主席陈述自己的意见和道理。然而，这些问题往往也正是毛主席认为关键的，主席也会坚持自己的意见。所以他们有时争论就很激烈，个别的时候还会讲些气话。胡乔木认为：“主席能听进不同的意见的，他对我提出的不同意见是持支持态度的。”他说：“主席信任我，是因为我正直、讲真话。如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我是赞同的。江青介入后，把学术批判变为政治斗争，我和主席的看法出现了分歧。抓‘胡风反革命集团’，我是不赞成的，认为证据不实。主席对经济形势的论断，我表示疑问。这些分歧，我都如实向主席报告了。”

 

丁晓平说，身处高端的胡乔木，深知“高处不胜寒”，就像毛泽东和他论诗一样，“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有人觉得胡乔木喜欢“顶”毛泽东，甚至连毛主席自己也说过：“我身边有个胡乔木，最能顶人，有时把你顶到墙上，顶得要死。”有些人说胡乔木在毛泽东面前言听计从唯唯诺诺，这其实不是胡乔木的性格。胡乔木是个喜欢独立思考的人，但组织观念又特别强，因此他一方面敢于向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提出不同意见，甚至与他们争论，但最后他都会按组织原则去办事。

 

1985年9月，胡乔木和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十二届四中全会上

 

3、他撰写、整理或参与起草、修改的中共中央重要、重大文件和文章难计其数，不仅影响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而且许多已成为中共党史和共和国历史的经典文献

 

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胡乔木始终是一个幕后的智囊人物。几十年的秘书生涯，他执笔撰写的文件、社论、评论、决议不计其数，其中有很多不仅影响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而且已经成为中共党史和共和国历史的经典文献。

 

丁晓平介绍，从1941年协助毛泽东编辑校订《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到编辑《毛泽东选集》、《周恩来选集》和《邓小平文选》；从在延安参与起草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个《历史决议》，到20世纪80年代主持起草中共历史上的第二个《历史决议》；从在重庆谈判参与起草《双十协定》，到随毛泽东出访苏联起草《莫斯科宣言》；从参与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到与毛泽东一起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从记录整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从协助邓小平起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到在美国发表《中国在五十年代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的讲演；从发表《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吹响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到撰写《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首次指出不要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停留在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上，提出了“改革开放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确是从理论到实践上的一场深刻的革命”；从撰写中共第一部简明党史《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到发表《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从协助邓小平起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到发表《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的“左”倾错误》的演讲，我们不能不承认胡乔木的确是“文章大家，秘书楷模”。

 

尤其在改革开放年代，乔木同志向中共中央还提出了许多产生了重大影响、意义深远的理论和建议。比如：中共中央第一次公开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个概念，是在乔木起草的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

 

丁晓平说，我们在这里回忆30多年前乔木的深谋远虑，不仅能够证明乔木在理论上的深刻性和预见性，而且想说明，尽管他的这些思想后来不断被境内外右派们攻击为‘左’的思想，但30年来的历史事实证明了而且仍在证明着他的分析。他的预言在不少方面不幸而言中。而他在晚年病床上拼老命写下的《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的“左”倾错误》《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等充满着理论力量和思想光辉的文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4、他一生不爱玩也不会玩，读书、思考、写作是每天必须重复的三件事。作家王蒙曾表示，所有当秘书的都应该向胡乔木学习

 

秘书工作是党的工作中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今天，作为各级领导干部的秘书应该向胡乔木学习什么？通过采访写作胡乔木传记《中共中央第一支笔》，丁晓平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了概括——

 

一是要学习他一生潜心读书、勤于思考的工作习惯。他的一生没有其他嗜好，不爱玩也不会玩，读书、思考、写作——— 这是他每天必须重复的三件事。

 

二是要学习他深思善谋、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在西柏坡，乔木同志兼管新华社的工作，他对范长江、吴冷西、梅益等这些名家的写作要求也十分严格，编辑稿件小到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有时修改得几乎体无完肤，十分苛刻。新中国成立后，胡乔木兼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新闻总署署长、《人民日报》社长、新华社社长的时候，对编辑工作依然“从头管到脚”，对乔木的思想和辞章无不佩服。

 

三是要学习乔木同志的忘我无私、呕心沥血的奉献精神。胡乔木多年的工作习惯是，工作一展开，就像战士上战场一样的舍命“战斗”，特别是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亲自交办的重大政治任务，他更是争分夺秒，绝对会保质保量地提前完成。长期的脑力劳动，乔木同志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多年来一直靠药物维持调节，有时上午工作要服兴奋剂，中午休息要服镇静剂，下午又要服兴奋剂。

 

四是要学习乔木同志正道直行、竭忠尽智的求是作风。乔木同志一辈子敢讲真话、敢于直言。他当了中央领导后，对身边的秘书同样要求十分严格。他说：“做秘书，特别是做中央领导的秘书，固然要按照领导同志的意见和意图办事，但只有这一条还不够，还应该有自己的见解，并且敢于讲出自己的见解，要敢讲真话，反映真实情况，否则，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秘书。”

 

五是要学习乔木同志淡泊名利、不求闻达的优秀品格。胡乔木一辈子写社论、写评论、写消息，从不署名，给领导起草讲话、报告，也从不署名。胡乔木在担任毛泽东秘书期间，只有两次公开“露面”：一次是新中国成立后，胡乔木被任命为新闻署署长和中央人民政府发言人，1950年毛主席在出访莫斯科时亲自以胡乔木的名义发表中国政府的声明，严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使胡乔木第一次在世界“亮相”；另一次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30周年，胡乔木为刘少奇同志起草的题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的报告，毛泽东审阅后决定以胡乔木个人名义发表，使普通的老百姓才知道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还是一位大学者和史学家。

 

著名作家王蒙到胡乔木故乡参观访问，就曾深有感慨地说：所有当秘书的都应该向胡乔木学习，胡乔木是秘书的楷模。

 

5、毛泽东的四大秘书，最终走上了两条截然相反的道路；作为最有名的秘书和几乎一生都在从事秘书工作的人，胡乔木最珍视的职位却是中国社科院院长，称其“永远是我的恋爱对象”

 

丁晓平说，在毛泽东众多的秘书中，以胡乔木、田家英和陈伯达、江青最为有名，但最为成功的还是胡乔木。陈伯达学问很深，主席曾经非常器重；江青身为主席夫人，其特殊角色非他人可比；田家英忠心赤胆，可惜英年早逝。毛主席这“四大秘书”，最终却走上了两条截然相反的道路，可谓是“忠诚”(胡乔木、田家英)与“背叛”（陈伯达、江青）。

 

他说，胡乔木一生在理论、历史、新闻、文艺、教育、科学和语言文字等诸多方面，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令人意外的是，作为几乎一生都在从事秘书工作的人，最爱的工作，是中国社科院院长。

 

1977年5月，胡乔木临危受命，组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并担任第一任院长，奠定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基础体系。国家图书馆原馆长任继愈先生在回忆胡乔木推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功绩的时候，满怀深情地说：“作为有深刻造诣的理论家却要具备高度综合、概括的本领，能贯通多种学科，沟通学科之间的关系，而深刻造诣的理论家实在不多，应当说为数很少。乔木同志就是我国很少数的有通才卓识的一位。”

 

作为当代公认的社会科学大家和新中国社会科学战线上杰出的领导人、奠基人，胡乔木在创建和发展中国社会科学事业上，心怀“一片振兴学术之心”，以其渊博的学识，“在艰危中尽力发挥了他的才能，并使之化成精神财富，留给后人”。尽管在“文革”以前就已经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而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然而在胡乔木看来，自己内心最珍视的职位却恰恰是世人不甚尊崇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他曾亲口对李慎之说：“社会科学院永远是我的恋爱对象。”

 

丁晓平介绍，胡乔木在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主任委员时，他填写的学术领域职务是“党史学者”。作为享有盛名的大学者和理论家，历史学或者确切地说是中共党史学，的确是胡乔木一生的追求和成就。

 

6、为何要把容易授人以柄的文章收进自己的文集里；“这次会的主角是巴金老，但电视中只有他一个镜头，这不好。请电视台改一下重放”；胡乔木像一面从政为官的镜子，其成功与失误、经验与教训，都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每一位领导干部以及从事秘书工作的人，都应该用这面镜子照一照自己。

 

胡乔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杨尚昆说：乔木是一个终身用笔来为人民服务的人。宋任穷在乔木同志逝世后题词曰：“正道直行，竭忠尽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著名党史学家胡绳说，胡乔木的确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季羡林说：“乔木虽然表面上很严肃，不苟言笑，他实则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正派人，一个感情异常丰富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在他生前，大陆和香港都有一些人把他封为‘左’王。我觉得，乔木是冤枉的。他哪里是那种有意害人的人呢？”这些话都可谓是胡乔木人生的真实写照。而胡乔木自己是怎么评价自己的呢？

 

丁晓平告诉记者，《中共中央第一支笔》出版以后，有人在《炎黄春秋》2011年第11期上发表《〈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读后》，说：“胡乔木这一位大写家并不是为自己写文章，他是为党写文章，为党作宣传、作解释、作辩护。这几十年的历史是很复杂的。这期间党也有犯过错误的时候。这时，胡乔木就要为党所犯的错误作解释、作辩护了。这种文章更难做，更能够表现出这一位文章高手过人的本领。”这篇文章主要讲了“胡乔木怎样为肃反运动辩护”“胡乔木怎样为斯大林辩护”。丁晓平说：这篇文章的论据全部引自《胡乔木文集》，遗憾的是，他没有完整地看我的《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而且他也没有仔细想一想，胡乔木为什么要把这些容易被不喜欢他的人、甚至反对他的人作为把柄来攻击他的文章，原封不动地收进自己的文集里。而这恰恰证明乔木同志的品格。事实上，在《胡乔木文集》编辑时，他的妹妹方铭就多次向他建议：关于“反右派”斗争的社论有7篇之多，不必全部收入文集。但乔木没有接受妹妹的善意，说：关于“反右”的7篇社论应该全部收入我的文集。“反右派”斗争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党犯的第一个大错误，它极大地挫伤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在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决策时，我们党，从中央到地方，高度地一致。一定要实事求是，历史不容修饰。乔木同志深知“反右派”斗争影响了大批知识分子的一生，尽管中共中央早已为绝大多数人平反昭雪，但人生的伤口是难以愈合的，情感的痛苦是无法弥补的。胡乔木为了让党牢记这段犯错误的历史，让人民知道他个人所犯的错误，他将自己参与起草的中央如何发动这场运动的史料原原本本地收入自己的文集并公布，毫不掩饰自己的是非，这既是他作为犯错误者的一种心灵苦痛，也是一种高风亮节的作风。

 

丁晓平还记叙了这样一件小事：1985年3月26日，由著名作家巴金倡议建设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在胡乔木的关怀下正式开馆。巴金由上海来到北京，亲自参加开馆典礼。胡乔木与会并代表中央讲了话。当天晚上，电视新闻播出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开馆的报道。看过电视新闻后，胡乔木说：“这次会的主角是巴金老。这个馆是由他提议组织的，还拿出了10万元稿费和他的部分手稿、图书资料，今天的会议也是他主讲，但电视中只有他一个镜头，这不好。请电视台改一下重放。”所有正直的知识分子真应该为胡乔木叫好！为胡乔木鼓掌！这是共产党人胡乔木对人的一种尊重，对知识的一种尊重！如此风范，谁与伦比？胡乔木除了带给我们一种久违的感动之外，也足以让那些天天琢磨想在媒体上作秀“露一脸”的官僚们汗颜！

 

1982年6月，胡乔木在中国文联四届二次全委会的招待会上发表了《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几点意见》的讲话。胡乔木说：“我这个人，说实在的，只会为政治服务，我一辈子就是为政治服务。但是我知道，我为政治服务，就是要为人民服务。而且，愈是为政治服务，我就愈感觉到政治不是目的，政治如果离开了人民的利益，离开了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目的，就要犯错误。”

 

丁晓平说，乔木的这段话就像一面镜子，是从政为官的一面镜子，值得我们每一个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以及从事秘书工作的人铭记。我们都应该用这面镜子来照一照自己！而乔木的成功与失误、经验与教训，都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本文原载2012年6月1日《济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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