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巴金翻译的中国意义

 

李辉：巴金翻译的中国意义

 

写在前面：

十天前，11月16日，我应邀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做一个关于巴金的讲座，题目为《巴金翻译的中国意义》。今天是巴金111岁诞辰纪念，特将讲座的第一部分略加修订发表，既作为对巴老的怀念，也希望能让更多读者了解作为翻译家巴金的另一面。

 

用信仰和理想，把翻译照亮

 

今天讲的题目是《巴金翻译的中国意义》，大家猛一看这个题目太大了！为什么叫中国意义呢？我是我的一些想法的。巴金是1904年出生，但是他十几岁就开始掌握英语了。之后，巴金会很多语言，翻译了很多作品，翻译也影响了他的创作。在同时代的作家里，他是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少得多，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喜欢、没读过传统文学，其实他也收藏了很多线装本的书。但是，由于他是年轻的一代人，受“五四”影响的一代人，所以在最年轻的时候，在五四运动刚刚兴起的时候，他们急切地捕捉外来思潮。“五四”运动就是接受外来思潮的运动，包括鲁迅开始都是这样一代人。年轻的巴金接受了这样的影响。他后来的创作，是面向当时最年轻的一代，他的读者受众也是以初中生、高中生为主体。 

四十年代有一个日本学者做了统计，让当时的中国大学生写他们所喜欢的作家，答案非常的精彩，从莎士比亚、歌德、狄更斯……一共十个作家，前面九个都是外国作家，只有最后一个是巴金。可以说当时在年轻人的影响程度，巴金无人替代。这是因为他接受外来的影响。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翻译。翻译影响了他的思想选择，也影响了创作风格的形成，这些正好使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一位作家。   

我今天主要讲两个方面，一，信仰与理想把翻译照亮，重点谈精神传承与影响。二，远方吹来文学的风，重点谈文学翻译的多样性影响。

信仰与理想把翻译照亮，是说巴金的翻译并不是首先考虑文学本身。大家如果对巴金略有所知，就会知道，巴金在二十年代初就信仰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是一种社会思潮，曾被纳入空想共产主义范畴，其代表性人物有克鲁泡特金、巴枯宁等这样一些俄罗斯政治家，从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前期，在世界范围影响很大。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很多，包括平等、自我牺牲、互助精神等。还主张独身主义，不应该有婚姻家庭，不应该有政府，完全靠自愿组合和互助来管理社会，管理国家。当然这是很难实现的，可是对“五四”时代的许多年轻人来讲，这种理想非常有诱惑力。大家知道“五四运动”最大的特点就是走出家庭，反封建，无政府主义理想和信仰就深深影响了巴金。巴金当时看了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还有波兰作家廖抗夫写的剧本《夜未央》，这些反映当时俄罗斯民粹派、民意党的作品。巴金又读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作家的这些作品，他们都是跟无政府主义有很密切的关联。

这就是巴金当时的信仰。所以他在20年代和30年代的翻译，基本上与无政府主义有关，与社会革命有关，这就是体现他理想和信仰的特殊手段。巴金当时的愿望，就是想做一个像中国的克鲁泡特金这样的人物，当中国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家。

因为他信仰无政府主义，所以他的笔名也是大家争来争去的，因为巴枯宁，克鲁泡特金，一个巴，一个金认为笔名和他有关的。虽然巴金一再解释，笔名巴金不是他们两个名字缩的。因为当时他是1927年到法国留学，留学生里面有一个学生正好姓巴，刚去世。这时，巴金完成《灭亡》，他就用这个同学的姓，再翻到另外一个字就是金，从此，李佩甘便有了一个著名的笔名“巴金”。他的解释可能有一定道理，但是，从我个人理解来讲还是和他的信仰是有关的，虽然他否认，因为无政府主义后来是一直被认为是洪水猛兽，是被严厉批判的，加上无政府主义在20年代猛烈批判列宁，批判无产阶级专政，这些东西对后来的巴金也是一种巨大压力与担忧。他的解释有一定道理，但是我还是宁愿相信“巴金”这个笔名，应该与巴枯宁、克鲁泡特金有关。

巴金的翻译，就是这样靠信仰、靠理想来支撑他最初的翻译。大家看，这是他翻译的一大部分作品。20年代初翻译俄罗斯民意党女英雄妃格念尔的《回忆录》，后来重点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作品，翻译了好几本。这个30年代出版的《我的自传》译本，当时有一个无政府主义朋友，专门为巴金做了克鲁泡特金的肖像剪纸，作为这个书的插图，然后还写了一段话。他后来翻译《面包与自由》，现在也是商务艺术馆的重点译著之一，包括《我的自传》也一直在出。就因为他对俄罗斯政治历史的了解、无政府主义理想的影响，所以他翻译了很多和俄罗斯相关的民歌，但是这些民歌，包括普希金《安慰12月党人的诗》，都不是巴金文学上的选择，而恰恰是理想上的选择。12月党人，大家如果学俄罗斯文学的一定会知道，非常了不起的，12月党人在失败之后送到西伯利亚，他们的妻子跋涉到西伯利亚，有的死在了路上，最感人的12月党人与妻子这一代人。

这是赫尔岑的《回忆录》。早在1935年，巴金就写信告诉鲁迅，说他要翻译赫尔岑，当时是翻译《一个家庭的戏剧》，出了一个小单行本。“文革”以后他又翻译了第一卷。巴金还要翻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当时他想翻但是没有翻，1936年他成立出版社以后又请另外一个作家罗淑翻译出来。所以他对俄国文学的重视和介绍都是与他早年的理想和信仰是有关的。我们举两个俄罗斯文学的翻译家，一个是翻译契诃夫的汝龙先生，汝龙先生去世比较早，但是契诃夫的小说汝龙先生翻译了很多，而且书都是在当时巴金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而且汝龙和巴金的通信谈契诃夫的也是比较多的。还有刚刚去世的草婴先生，是巴金的好朋友，托尔斯泰的重要作品是草婴先生一人翻译的。

屠格涅夫也是巴金很欣赏的作家，因为屠格涅夫是由作品语言反映了大量民粹派运动的作品，像《处女地》《父与子》，包括《散文诗》，尤其是他翻译的屠格涅夫的《俄罗斯语言》，是一首散文诗，还有一个《门槛》也是巴金翻译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对屠格涅夫选择，是屠格涅夫和他所欣赏的民粹主义的运动，甚至和无政府主义，因为很多民粹派一部分都发展成了无政府主义者。

我现在讲赫尔岑的作品，1935年他给鲁迅写信说要把赫尔岑的书翻译出来，但是这个书一直到1975年前后才开始翻，就是时隔40年之后，这个书也是反映出巴金的理想和信仰的延续。大家知道1949年以后，巴金是成为配合政策很积极的作家，老舍，曹禺等等，巴金也不例外。但是“文革”改变他的一切。“文革”刚刚开始爆发的时候他认为自己真有错，到了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让人感到有一种反思历史，或者是有一种幻灭，这个时候才发现是不是我错而是历史错了。巴金在“文革”的时候挨斗是非常厉害的，他是全国唯一一个电视直播批斗巴金会的一个人，大概是在1970年，《文汇报》提前发消息，几点几分，上海电视台直播批判巴金，是在上海杂技场，就在陕西南路，好像我们毕业之后就给烧了，现在重建了。就是在那个里面开的巴金的批斗大会，我收集了文革一些小报，其中一个小报的封面有一张当时的照片，目前看到的就这一张照片，其他的找不到当年批斗大会的资料了。

所以，“文革”期间，巴金是一个受尽了磨难的人，妻子当时在医院得不到治疗，萧珊也是你们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校友，很快去世。当时巴金在奉贤的五七干校，我们看到巴金有一封信给当时“干校”的连队领导，说我的妻子现在在医院病了，需要钱，因为那个时候工资都扣了，不给发工资的。很多年轻人现在都不知道，以为“文革”有多么好，那个时候不能探亲，不能回家，工资也不能发。但是他说我夫人得了癌症需要钱，有专门一封信请求工资能够给他一部分，实际上是萧珊的工资，巴金可能是1949年之后文学界唯一一个没有拿过工资的人，他一直靠稿费，当然他也有经济实力，因为他的书很畅销，“文革”前的出版物，一本书的稿费可以买一套四合院的，那个时候稿费很高。巴金能养活全家，而且可以住很好的房子。但是“文革”就把所有的稿费全部不发了。萧珊的去世，对巴金影响也是很大。

林彪事件以后，1973年干校很多人回到城里，这个时候巴金开始恢复工作，允许他可以做翻译，但不能写作。开始做翻译他就做了两件事，在他们家的阁楼上，第一重新校译屠格涅夫的《处女地》，第二开始重新翻译《往事与随想》。所以后来巴金在1978年底写《随想录》，显然与赫尔岑有关联。所以一个人的理想和信仰实际上贯穿他的一生，中间会有波折，就是因为他有这样一种理想，在翻译的过程中他的后记写得非常精彩。

在“文革”后期，巴金想到了俄罗斯时代的赫尔岑，实际上他在用翻译反映出自己对历史的思考，这个就是理想和信仰对他翻译的影响。他后来写作的《随想录》，文字看上去浅显，但是把回忆，抒情，议论融在一起的风格，和赫尔岑是非常像的。可惜的是，翻了这一卷以后，巴老因为摔了一次跤，身体就不好了，后半部分就没有翻，后来是福建的一个翻译家把它接过来，后来出了一个全本的《往事与随想》。

讲理想和信仰把翻译照亮，我想到可以和巴金一起进行比较的就是董乐山先生。董乐山先生晚巴金一代，二十年代出生的，上海人，圣约翰大学毕业，抗战期间的孤岛时期，不到20岁，在上海的报纸上写了很多的剧评，是当时非常年轻的剧评家，后来还写过小说。50年代以后就到北京工作了，后来在新华社，1957年打成右派，分在新华社的编译室，他的翻译是有选择的。《红星照耀中国》是非常有名的一部书，这是他在1979年他平反以后翻的第一本书，最早翻译叫《西行漫记》。三十年代中期，作者斯诺当时在北京的燕京大学新闻系当老师，他当老师教的学生之一就是萧乾，我后面会讲到。在当成右派以后，当时有董乐山、李慎之等，有一些人在新华社的资料室。董乐山跟我讲过一个故事。他们经常在资料室搬书。有一次下雨，过道积水，就搬了很多书放在水里面当台阶，其中有一本是《第三帝国的兴亡》英文版的。他拿出来一看，很重要的一本书，讲的是纳粹德国的诞生和灭亡。正是在“文革”期间，他们所以几个人合译，以董乐山为主，最后总校是董乐山。

《第三帝国的兴亡》是在“文革”刚刚结束就出版了，非常轰动，至今也是重要的历史著作。董乐山他们翻译这本书，实际上也是像巴金翻译赫尔岑的书一样，它是在“文革”特殊时代借翻译体现出对历史的反思，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董乐山在精神上与巴金是非常接近的。

翻译《第三帝国的兴亡》、《红星照耀中国》之后，董乐山先生最重要的一部翻译作品，在座的一定知道，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这本书已被公认是世界文学经典。董乐山翻译的《一九八四》大约在1980年由花城出版社内部出版，后来才公开出版。后来，董乐山又翻译了《奥威尔文集》等。在他去世前的最后几年，他翻译出版了《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苏格拉底的审判》等。他以翻译体现自己的理想和信仰，他希望中国理性的力量应该恢复，应该有人文主义的传统。

这就是我印象中的董乐山先生，在传承巴老翻译的中国意义方面，在我看来是在巴金之后翻译家里最为出色。董乐山先生1999年去世，在他去世前的一个月我去病房探望，躺在病床上他与讲了很多话，非常感人。

董乐山的去世，可以说是中国翻译界的一个重大损失，一位传承巴金精神的人走了。

巴金的时代已成过去，他为自己的时代发出的声音，却仍在我们的这个时代发出回响。

记住一个人，也就记住了一个时代。哪怕他已远行。

——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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