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业：《史记》三讲

 

洪业：《史记》三讲

译\童元方

 

沙畹曾把《史记》的前四十七篇译成法文，但是最有价值的，不是他的译文，而是他的研读笔记。许多笔记的见解远超过三家旧注，可惜的是沙畹没有完成他的译本。

第一个研究司马迁生年的学者是沙畹，他研究出来的结果是西元前一四五年。大多数后出的书的都采纳他的意见。之后，王国维的论文出来，也是一样，说司马迁生于西元前一四五年。王国维之后，又有许多书出来讨论这个问题，有些简直是胡说八道。桑原骘藏考订司马迁的生年为西元前一三五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也是我接受的一个说法。

“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皇帝始。”大致可以解释成：所以我记述往事，思想将来。历述古来传统，直至吾道穷矣。我这样解释的理由是什么呢？

司马迁的师承是《公羊春秋》。《公羊传》中说孔子作《春秋》，绝笔于获麟。看《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中，西狩获麟，孔子的反应是：“吾道穷矣！”陶唐等等，则指的是《尚书》的教诲。

换言之，我们读书人学顺天命，可是天命却常给我们带来困厄——现在已经给我带来困厄了。途穷，是不是真的到了末路？“至于麟止”，暗示了司马迁的途穷，但并未真的到了末路。这就是他发愤写书的理由。

第一讲

（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星期三）

我们大概要花上两三个钟头，才能对《史记》的四五个重要问题，有一个粗浅的认识。今天，我也许只能讲两个。若能把这几个问题弄清楚，对当时一般背景的了解，大致说来就够了。

《史记》的作者是司马迁。司马是复姓。他的时代大约是西元前一三五至西元前九十年，你们将会发现这跟其他书上的记载并不一样。

我们现在所讲的书名是《史记》，而我们所要讨论的几个问题都与汉武帝有关。当然，我得先讲武帝（西元前一四〇至西元前八七）这个人，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皇帝。对初习远东文化的学生说来，在让他们知道了秦皇（西元前二四六至西元前二〇九年在位）是中国的第一个皇帝以后，继而，应是对汉武帝认识了：汉武帝巩固了大汉帝国,并将其势力扩张到帕米尔高原。他是中国第一个处理东西关系的皇帝。

也许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大学教育始于汉武帝。我记得哈佛三百周年校庆时，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贺客绕校一周仪式。因为安排绕校一周时各校代表出场先后的次序，而发生了问题。当时胡适代表北京大学，吴文藻代表燕京大学。他们翻检过去的记录，要找出究竟哪个大学创立的比较早，则由那个大学的代表领先出场。燕大号称他们是在一八八九年，为纽约州所特许成立的；而北大则创立于民国肇始（一九一二）以后。如此说来，燕京自然较早，所以胡先生必须在吴先生之后出场。其实。胡先生才应该走在前面，因为北京大学是由成立于西元前的、武帝的太学一脉相传下来的。（译者注一）

然而，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则是：中国古籍的地位，是在这一个时期当中固定下来的；换个比较庄重的说法，武帝时是古籍成为经典的时期，正统即由此开始。这就是叫做《史记》的这部书这么重要的主要理由。也许在所有中国的古籍研究中，《史记》是最重要的一部书。因为《史记》一方面是储存古代思想的宝库，另一方面又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我知道你们这个学期，只有机会读一篇《史记》，即讲汉代开国之君的《高祖本纪》。今天，我们先谈两个问题，就是书名和“太史公”一词的意义。

首先，我们来看书名《史记》，就是写在黑板上的“史记”二字。我把它翻成Historical Memoirs。我这样翻，主要是向最伟大的西人汉学家、也是西方汉学的创始者沙畹（Edouard Chavannes）致敬的意思。他曾把《史记》的前四十七篇翻成法文，他的译文至今仍是西方译文中最好的。他的法文书名译为 L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 Tsien（司马迁的《史记》），所以我说，我是为了纪念他，才把《史记》这书名翻成 Historical Memoirs 的。我们也可以译成更简单的 Historical Records，事实上，Memoirs 跟 Records本来就是同义词，就是翻译成 History 也并非不可以。

谈《史记》的问题，第一件要注意的，就是《史记》并不是这部书原来的名字。事实上，这么明显的一件事，却使学者困扰了十八个世纪。目录学兼史学家刘知幾（六六一至七二一），是世界上第一个写书来说明历史是怎么写，和应该怎么写的大学者。此人极其敏锐，对《史记》一书有许多批评，他甚至对司马迁用“史记”一词做书名，也有所不满。此外，他还批评其他汉代学者，尤其是西元前后一世纪的学者。责备他们所引《史记》诸事，并非皆见于《史记》。一直到十八世纪末，才有学者发现，原来《史记》根本不是迁书的原名。（译者注二）

我也许可以作一比喻：如果有个英文字我们不懂，首先做的事是查字典或百科全书。至于对中国书，第一就该查“四库全书”。这套丛书代表了十八世纪末、乾隆中期学术上一项划时代的成就。四库馆的馆臣，一共编写了两百卷的《总目提要》，囊括了当时所知的全部书籍。四部中列在史部的第一部书就是《史记》。《〈史记〉提要》写得很好，但有一件事至今仍然使我惑然。

我们知道，“四库全书”的纂修职官中，最先列名的都是装点门面的挂名编辑。他们是任什么都不做，实际上主其事的，则是大名鼎鼎的总纂纪昀。虽然如此，分纂《史记》的，却是一个叫邵晋涵的人。我们幸亏仍保存了邵的原稿（译者注三），他的长文讨论了《史记》各本的异文和多家《史记》注解。如果拿邵晋涵的原稿——我们图书馆有好几个本子，你们可以去查——和后来正式定稿的《〈史记〉提要》互校，我们会发现两篇的内容并不尽相同。

《总目提要》中，《史记》三家注的部分，纪昀实际上是采用了邵的见解；但说到《史记》本身的部分，则并非邵的原文。两篇提要各有优点，但是因为纪昀没有用邵晋涵的原稿，邵的贡献遂不闻于世。至于纪为什么不用邵的原稿，对我来说，至今仍是一个谜。无论怎么说，是邵晋涵最早注意到《史记》不是迁书的原名。

邵之后又有许多文章讨论“史记”一词的意思。首先，他们去《史记》一书里面找，把书从头到尾读遍，看看司马迁用“史记”一词，究属何意。这些文章，我们在这儿可以略去不谈，因为哈佛燕京学社的《〈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译者注四），已经告诉我们这部书里有十几处用到“史记”一词。在这里，我只拣出三处，给大家说明一下。

第十五篇《六国年表》，表前有一序。序言：“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

第二十七篇《天官书》：“余观史记，考行事。”

第四十七篇《孔子世家》中有一言：“乃因史记作春秋。”

换句话说，“史记”这个称谓，仅指一般史书而已。而实际上，整个前汉和大部分的后汉——大概西元前和西元后各两个世纪——不论什么书里提到“史记”一词，都指的是一般的史书，不是司马迁的《史记》。

那么，司马迁的书有没有名字呢？有！我们一旦注意到这个问题，就很容易找到答案。《史记》的原名是《太史公书》。在哪儿找到的呢？就在《史记》第一百三十篇。第一百三十篇是什么呢？实际上是一篇序。序又是什么呢？这有两种说法。

现在的书上之序一般说起来，等于前言。其实序从来不曾是前言，而是后语。序字面上的意思是“次序”，是“目次”，是“所以如此编次的理由”，是作者为了什么要写这部书的动机。

平常作者写完一本书以后，会写一篇序的。可是人类越进步，耐性越减少；大家要做的事太多了。在目前的西方，美国已到一个地步，没有人有时间看报，所以就看图多字少的小报；又没时间看小报了，就看“快报”；再没时间看“快报”了，就听收音机播报的五分钟世界新闻摘要。大家只看书评、目次表或序。近代中国也苦于同病。把书翻到后面去找序，也嫌麻烦，所以就把序搬到前面来了事。于是后语变成了前言。

第一百三十篇，其实是后序（Postface）。此序可分成两部分来看，一部分是一百三十篇的目次，每目后各有数言介绍此目内容；另一部分则是作者司马迁的作史动机。为什么我司马迁要写这部书？我是谁？这就是有些人，如沙畹、伯希和（Paul Pelliot）等，称此篇为“自序”的原因了。（译者注五）

第一百三十篇中，司马迁在告诉我们司马氏的源流、家世、他的父亲司马谈的思想，和他自己为什么要写《史记》以后，继之以篇目内容的说明：此书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及七十列传五个部分组织而成。

第一百三十篇就是列传第七十。此篇前书题目：《作太史公书序第七十》，所以说《太史公书》即为此书的书名。

在前汉典籍中，已有许多例子，可以证实这个书名是正确的。第二部正史《汉书》中就记载：西元前二十九年，东平王刘宇曾经上疏成帝，求“诸子”及《太史公书》。而大将军王凤以“《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不宜在诸侯王”等语谏成帝。成帝最终依了王凤之言，没有把《太史公书》赐予东平王。（译者注六）此处迁书即不称《史记》，而称《太史公书》。

现在我们可以来谈谈第二个问题，即“太史公”一词，又是什么意思？直到最近几年，我们才意识到此词之义有三说：

“太史公”的第一义是官名。此官的正式名称是“太史令”。换句话说，太史公就是太史令，而太史丞即为太史令之副。

我们怎么知道太史公就是太史令呢？《太史公自序》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这一段话非常重要，可是居然有好几个世纪，都没有学者发现。一直到最近，我在我们图书馆里，找到一本书，叫《〈史记〉附录》，这本书的作者讨论了这个问题。

但是，《〈史记〉附录》这本书，却没有作者的名字。书是华西协合大学一九三五年印的，印的很差。那里的人没有目录学的训练，所以忘了印上作者的名字。我花了整夜的工夫找这个名字，终于找到了。作者的名字是“蔚芬”。从名字上看，我不敢说这人一定是男的。不论作者是男是女，这本书真是好得出奇。

在这本《〈史记〉附录》中，虽然其中大部分的意见，引的是别人的说法，他自己的创见只占一小部分，看法却非常敏锐。这书里有一条笔记，说明“太史公”即为“太史令”。他引用刚才《太史公自序》里的那一段话，说这段文字中，“太史公”的唯一可能解释，就是官名，不专指任何一个人，而仅是职官之称。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忍不住喝彩叫好：蔚芬的《〈史记〉附录》，编采之精果如作者之名：蔚然而芬芳者也。

太史公，即是太史令。太史公一职，在汉代其实称为太史令。那么这个太史公的名号是怎么来的呢？难题在于西元一世纪时，有个学者卫宏曾说：“太史公，武帝置……迁死后，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太史公文书而已。”（译者注七）所以《汉书》中，只见太史令，不见太史公。（译者注八）但是经过好几个世纪的批评讨论，卫宏的说法已经被多数的学者所摒弃。因为他还说，武帝置太史公于丞相之上，秩二千石。这个当然跟司马迁的情况不合，因为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仆亦当厕下大夫之列。”下大夫，只是个六百石的官而已（译者注九），可见卫宏之言不尽可信。

另外，我要大家注意一篇一九四八年九月，发表在《学原》上的论文。（译者注一〇）此文用力甚勤，支持卫宏的理由，一一详述之。不过我自己还是颇为怀疑卫宏的观点。

在《太史公自序》里，太史令有时简称为太史。所以：

1、太史令为职官名；

2、司马迁作《史记》时，通行的名称则为太史公；

3、太史令亦简称太史。

我们因为看不到当时的资料，不能真正解释“太史公”一词的来源，不过我们可以打个譬喻：县令一词，有时叫县令，有时也叫县长。

第二讲

（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星期五）

黑板上写的这些书，可能是研究《史记》最重要的一份目录，虽然每本书重要的程度不同。有些书其实很差。但是不论好坏，如果要解决《史记》的问题，这些书是必须知道的。

我上次告诉过你们，司马迁的时代是西元前一三五至西元前九十年左右。

徐广是第一位为《史记》作注的人。他死于西元四二五年，所以我们也许可以假定他是在五世纪初完成这个注的，这本书已经失传。

第二位重要人物是裴骃，他为《史记》作的注叫《集解》。这部书里几乎包括了所有的徐广注，所以我们因裴骃之故而间接知道了徐广。但是裴骃的书只收了徐广的注，怎么可以叫“集解”呢？

这是因为《汉书》——也可以说是《史记》的续书——在早期比《史记》流传得广，所以到裴骃的时候，《汉书》已经有了多种注解。虽然《汉书》在文字上作了修饰和改变，其实际内容却或多或少抄录了《史记》，所以《汉书》注在比较异文这一目的上，特别有价值。徐广的旧注里囊括了多种《汉书》注，而裴骃的注又以徐注为本，所以他才叫自己的书为《集解》。（译者注一一）

不巧的是我们不知道裴骃的生卒年。这个问题我已经研究了好几年，可是就是找不到答案。有的时候，就像侦探办案子，罪犯明明站在你面前，你就是不知道，还四处去找。如果我活得够长、够久，突然有一天，我发现裴骃的生卒年就在我面前，我绝不会大吃一惊的。不过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找出他的生卒年，倒是找到他父亲的。

裴骃的父亲生于三七二年，裴骃当然生在他父亲之后。给他父亲二十年，也许我们可以假定裴骃是生在三九〇年左右。《〈史记〉集解》序里，裴骃提到徐广时说的是：“故中散大夫东莞徐广”，可见此书作于徐广死后，晚于四二五年。所以《〈史记〉集解》大概是裴骃在五世纪中期或更晚完成的。目前对于裴骃我们所能知道的大致如此。

下面一个重要人物是司马贞，他作了《〈史记〉索隐》。我们没有他的生卒年月，可是知道他在七一九那年相当活跃，因为他在那一年跟刘知幾有过一次精彩的辩论。

与他同时的张守节，写了《〈史记〉正义》——这是另一部注解。所有我们已经提过的书都是《史记》注。不过，这一次我们知道注解完成的确切年代，是西元七三六年，因为张守节的后序就作于那一年。

我们没有时间谈到《史记》各个版本的传承。我们大致可以说，中国的书籍刊印始于九世纪；但是一直到十一世纪，印刷才应用到史书上，所以，所谓“善本书”，或者我所谓的“珍本书”，都说的是宋版。我们现在看得到的宋版书，大部分出于南宋。

一般说起来，宋版《史记》都是“一家注”本、“两家注”本和“三家注”本。“一家注”本只有裴骃《集解》；“两家注”本是裴骃《集解》加上司马贞《索隐》；“三家注”本则包括裴骃、司马贞和张守节三家。

我们图书馆没有“两家注”本，连个影印的石印本也没有，但是我们有一个“一家注”的刻本。不管怎么说，就《史记》这部书而言，注解太重要了，所以我们一般都用“三家注”本，柯立夫教授会要你们用百衲本《史记》。百衲本二十四史不是一个版本，也不出于一个时期，但大多数是南宋版。（译者注一二）

我每次用《史记》，通常会用“三家注”本和张照等总裁校刻——一般称之为“殿本”的。殿本《史记》刻于一七三九年乾隆朝。每卷之末有数页考证。在考校的各条笔记之内，往往有“臣照按”的字样，接着是张照的看法（其实是采自别人的意见），我们图书馆藏的就是这个本子。

最具有真知灼见的一部书，是梁玉绳的《〈史记〉志疑》。这部书不是《史记》的一个版本，而是研究《史记》的一部著作。梁玉绳不录《史记》的正文，只是援引《史记》的名词或段落，来作考订。他的研究成果，即是《〈史记〉志疑》，一七九〇年出版；给史学研究树立了新的里程碑。此书有好几个本子，最容易找到的是《广雅丛书》本。

下面一本重要的书，是沙畹的法文译本《史记》（Mémoires historiques）。沙畹曾把《史记》的前四十七篇译成法文，但是最有价值的，不是他的译文，而是他的研读笔记。许多笔记的见解远超过三家旧注，可惜的是沙畹没有完成他的译本。

我记得是伯希和教授——他是沙畹的得意门生——二十六年前就在哈佛告诉过我沙畹没有完成他的译本的原因。伯希和说他的老师最终发现，他需要更多的时间看更多的中国书，才能完成《史记》的译事；因感觉实在受不了而停笔。但是沙畹已经做出来的部分，却是值得一读的。沙畹的五册译本，在一八九五至一九〇五年间陆续出版。我们图书馆也有这套书。

下面要提到一篇很重要，却不幸未得多人青睐的论文：王国维的《太史公行年考》。这篇论文其实就是太史公的年谱。是一篇长文，也是一篇奇文，发表于一九一七年，后来收进他的全集《观堂集林》。

此文有很多错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司马迁的生年。不过这个错误已经桑原骘藏在他的论文《一新说》里驳正了。桑原的《一新说》发表在一九三一年的《史学研究》，后来收进《东洋文明史论丛》。

第一个研究司马迁生年的学者是沙畹，他研究出来的结果是西元前一四五年。大多数后出的书的都采纳他的意见。之后，王国维的论文出来，也是一样，说司马迁生于西元前一四五年。王国维之后，又有许多书出来讨论这个问题，有些简直是胡说八道。桑原骘藏考订司马迁的生年为西元前一三五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也是我接受的一个说法。

之后，又有一部重要的著作出现，即泷川龟太郎的《〈史记〉会注考证》。全书是用中文写的，共十册，于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四年间出版。作者的用心是要把所有的《史记》注解和评论放在一起，所以，他的会注包括了历来沿用的三家旧注，还加上相当完整的张守节原注，这一点我等一下还要说明。

最可惜的是他没有用王国维和桑原骘藏的研究成果。如果他读过王国维的《太史公行年考》，他的年表里就不会有那么多错误。还好他大量采用了梁玉绳的意见。因此我们可以说，泷川提供了最佳服务。当然，他也用了其他的中文和日文注解。

泷川最有价值的贡献如下所述：在中国，包括宋版在内的《史记》各本，从未全盘收入张守节的《正义》，收入的都只是部分。而泷川用了许多日本版《史记》，其中包含至少千条在中国已失传的张守节《正义》。虽然仍不完全，但是在我研究的许多问题上，我发现因为泷川保存了许多张守节的旧注，因而使他自己的会注更有价值。

至于他收进来的其他的东西，整个说来，我并不怎么太欣赏。他是一个很好的学者，受过中国的旧式训练；但是他的现代科学训练不够，所以经常在判断上出错，在校勘上出错。不过不管怎么说，东洋文库出版的《〈史记〉会注考证》还是一套很重要的书。

我还要再提一篇论文，即德国汉学家颜复礼（Fritz Jäger）所写的《〈史记〉研究的现况》，这是一篇相当有意思的论文，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号的《亚洲学报》（Asia Major）。在那篇文章里，他企图收集所有的《史记》研究著作，一直到一九三三那一年。他说好要继续写的，但是据我所知，他在第一部分完成以后，就搁笔了，也许他也跟沙畹一样，悟出文海之浩瀚无涯，彼岸无望，只有回头了。

在这以后，就没有什么人再对《史记》作出重要贡献了，除了杨明照。今天我们要好好地谈谈他。上回我提到蔚芬，他的《〈史记〉附录》在一九三五年出版；而杨明照的论文《太史公书称<史记>考》发表于一九三九年出版的《燕京学报》第二十六期。杨明照是燕京大学的研究生。《太史公书》何时改称《史记》这一问题，是他论文的主要内容。他几乎搜全了所有相关的论证，唯一漏掉的一条，我等一下会补充说明。

之后，又有无数大小论文与小册子出版，可是没有一篇有分量；不过我还是提两个好了。一个是内藤虎次郎的《支那史学史》。此书一九四九年出版，其时内藤已经死了十五年。书中所集多半是他生前的课堂讲义。

内藤最大的长处是敏感。他身受中国的传统训练，然而却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使他能掌握《史记》的重点，欣赏司马迁哲学的价值。他知道如何披沙拣金，如何去糟粕而留精华。

另一个是顾立雅（H.G.Greel）教授的《孔子其人与神话》（Confucius ,the Man and the Myth）。（译者注一三）特别是对美国学生而言，顾立雅的书是不能忽略的。此书也是一九四九年出版的。书的主要内容是把孔子当成推行杰弗逊式民主的先锋。这太有意思了。我猜孔子要是知道人家这么捧他的话，一定乐得晕陶陶的。

但是，顾立雅为了辩明他这个观点，不能不反驳司马迁。所以他精读《史记》，尤其是卷四十七——《孔子世家》——也就是沙畹法译本的最后一篇。

《孔子其人与神话》的主题是：真正的孔子因司马迁这样一个可怕的史家，而隐晦不彰。是司马迁故意抹煞孔子，给他涂上了可怕的颜色。于是顾立雅尽其歪曲司马迁之能事。当然，我是完全不同意他的观点的，但是他所说的我们应该知道。这本书仍是很有用的，尤其是从书目这一方面看。

话说回来。我们上次已经谈过，“史记”一词于司马迁，只是一般的史书；他自己的著作叫做《太史公书》。而且此名通行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们也说到迁书里的“太史公”一词有三义：

一、太史公即太史令。我曾提到一九四八年《学原》上登载的一篇论文。此文用力极勤，用功极深。文章的作者一直回溯到汉代的史料，欲以推翻过去学者的结论。我个人却认为从前那些学者的结论未被驳倒，依然成立。不过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细讲。

二、司马迁以“太史公”之名称其父。《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前篇有言：“太史公执迁手而泣”。这里，“太史公”当然指的是他的父亲司马谈。

《史记》中至少还有两篇提到“太史公”做了什么事，根据那些事发生的年月去推断，“太史公”无疑地指的是司马谈。这种情形下，“太史公”应该译成：我的父亲——太史公司马谈。

三、“太史公”还有第三义，即司马迁自称。《太史公自序》的后篇，看得最清楚。这里，他连提了好几次“太史公”。如“太史公曰：‘先人有言……’”，又如“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先人指的是司马谈。这种情形下，“太史公”应该译成：我——太史公司马迁。

《史记》里只有两处，“太史公”为职官之称；其余数十处，“太史公”一词，不是指的司马迁，就是指的司马谈。这一名号出现最频繁之处，就是每篇篇末史家放言高论之所——即所谓的“太史公曰”。问题是：究竟是谁的高论？是父还是子？这个问题几个世纪以来不知困扰了多少学者。

梁玉绳第一个很大胆地说，《史记》里“太史公”一词指司马迁的父亲而言的，只见于三篇。在《太史公自序》里，当作者说到：“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遗命司马迁述作《史记》后，“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我们看得很清楚，在这以前的“太史公”，指的是作者的父亲；而在这以后的“太史公”，指的是作者自己。

除了这一篇外，还有《〈史记〉二十七天官书》和《二十八封禅书》两篇有天子命“太史公”做什么事的记载（译者注一四）。考订其行事日期，知道“太史公”指的是司马谈；其余各处都应该指的是司马迁。

王国维在他的《太史公行年考》中另外指出三处，当“太史公”的高论中出现了“某某告诉我的”这类话时，如果我们仔细研读，就会发现这个某某比司马迁的时代早很多，所以这三处的“太史公”，可能是司马谈，而不是司马迁。（译者注一五）

至于我呢，我是赞成梁玉绳的。王国维提出的三个例子中，有一个极可能是上代遗老在司马迁少年时，告诉他那些旧日的故事的。另外两个例子，我想是《史记》本文讹误的问题，有些字在流传中丢掉了。所以我还是比较同意梁玉绳的看法，认为这三个例子中的“太史公”也指的是司马迁。

《太史公书》究竟何时改称《史记》这一问题，几世纪来一直诸说纷纭，猜测无数。现在我们要感谢杨明照。他费了一年多的时间，考订了几个世纪的史料，最后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后汉结束前的灵献之世，迁书始名《史记》。杨明照提出来的最重要的证据是引自《隶释》的一段碑文。《隶释》实际上是我的太太太……叔祖——宋朝的洪适，集两汉的碑文以成书的。

此书收有一碑，可以相当正确地断定是在西元一七〇至一七三年间刊立的。碑文云“传讲《孝经》《论语》《汉书》《史记》《左氏国语》”，《史记》与《汉书》并列，可见其为专名,不是泛指。（译者注一六）

我很欣赏杨明照的论文，但是并不十分同意杨明照的结论，即《史记》取代《太公史书》，始于后汉灵献之世。因为我无意间发现了一段很有意思的文字，出在《晋书》八十八《孝友列传》——孝友刘殷的部分。

列传里没有提到刘殷的生卒年，我断他大概活跃于公元三七〇年左右。他有七个儿子，其中五子预备入学，所以他决定让每一个儿子专攻一经。他对其中一个儿子说，你读《汉书》；又对另一个儿子说，你读《太史公书》。这段文字证实了至迟在四世纪后半，司马迁的著作仍以《太史公书》一名行于世。（译者注一七）我们同时也应该接受杨明照的证据：早在一七〇至一七三年间，迁书确实已有了《史记》之名。

换言之，在一七〇至三七〇约两百年间，《太史公书》与《史记》之名可以互用。徐广首先为《史记》作注，称之为《史记音义》，继而有裴骃效法他做《〈史记〉集解》。所以我们大致可以说，“史记”一词是在五世纪初期完全成为迁书的专名的。

下面我要谈谈《史记》本身，话再说回《太史公自序》。《太史公自序》说《史记》共一百三十篇，分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五类。最有意思的是司马迁总计了《史记》的字数：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接着而来的问题是：《史记》原书究竟有多完整，有多可靠。这个问题与司马迁的生卒年，特别是卒年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第三讲

（一九五三年三月二日 星期一）

今天我要谈两个问题，即《史记》本文的完整与否和司马迁的生卒年。我们曾经提过，司马迁在《自序》里说《史记》为“百三十篇”。而且，他说了两次。

我相信你们注意到，当我们想要说明一本中国书的厚薄时，我们说这本书有多少“卷”。不过司马迁写《史记》时，“卷”这个词可能还没有出现。他没有钢笔，也没有圆珠笔；当然那时候也还没有纸。

“篇”这个字，竹在上面。我们不知道那个时候司马迁是不是还用竹简，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时代，木简已经与竹简同样流行，同样为人所用了。

“策”这个字，跟“册”一样，都是系在一起的竹简，“篇”这个字也差不多。这是个有趣的题目，但是我们没有时间细讲竹、木简的尺寸大小和系竹、木简以成册的各种方法。每一捆竹简或木简都是一篇，而每一篇极可能是相当大的一捆竹简或木简。我不能想象一个教授抱着五六捆竹、木简来上课，而现在整部《史记》可以只是印得好好、装得好好的一本书。

我们也没有时间细讲《史记》本文的传承。上星期六我在楼下备课的时候，自言自语：“我到底要不要给学生讲《史记》本文的一些问题？”我跟自己说：“不要好了，这对他们来说，是太难了。”你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爱炫耀自己的嗜好，我也没有办法例外。所以我又跟自己说：“我记得有一个本子——有些人说那是汉初的本子，甚至跟司马迁同时，我得把这个本子找出来。”

后来我肚子饿了。我打电话给家里，告诉太太我不回家吃晚饭。顾不得她生气，我一个人到哈佛广场吃了饭，又回来工作，一直到晚上十点。

我到家时差不多十一点了，因为有一本书在我们图书馆找不到，所以我就打电话给柯立夫教授。那本书就是沙畹的《斯坦因博士在中国回疆所得之简牍》（Documents Chinois Découverts Par Sir Aurel Stein dans le Turkestan Oriental）,一九一三年牛津出版。那时柯立夫教授已经睡了，我只好星期天上午再打。他告诉我他也没有那本书。今天他从韦德纳总图书馆里借出来给我，我现在要大家传阅。

沙畹书的图版第七，是一小片残简。从字体看起来，可能是纪元前的古简，当然也可能较晚。这木简既然是斯坦因发现的，目前可能藏在大英博物馆。

王国维的考释，一九一四年由罗振玉出版，书名就叫做《流沙坠简考释》。如果我记得不错，这些木简是在新疆、甘肃的沙漠，比今日敦煌略西之地出土的。出土时间不是一九〇七年，就是一九〇八年，我记不清了。（译者注一八）

当然，斯坦因不可能考订中文。他把木简送到巴黎请沙畹帮忙考订。沙畹的书是一九一三年出版的。在他出版前，曾把手校之本寄给罗振玉，而罗振玉找了王国维重新考订。沙畹的考释并不好，他连这片木简是出于《史记》都不知道（译者注一九）。如果他晚一年出版他的书，就可以用到王国维一九一四年书中的考订结果了。

沙畹的图片影印比王国维的略好一点，因为王国维的是影印手校本的图片，所以不很清楚。

这里是现代的《史记》版本。我要大家传阅影印的石印本殿本《史记》和泷川龟太郎的《〈史记〉会注考证》。从系简成篇到装订成书是两千年来演变的结果。

如果想读隶字，就读王国维，沙畹的考订是可以忽略的。王国维非常谨慎，他的考释非常好。有一个字他看起来不太清楚，我看起来是个“男”字。这个字应该补进王国维的考释里。

司马迁很可能就是在竹简或木简上写他的《史记》的。在时间的长流中，系简的绳子很容易朽坏；简叶或散落，或失了次序。这样的糊涂事很容易就使我们身受书籍亡佚之苦。

《史记》原书的一百三十篇，在我们的书里，就是一百三十卷。在从西元前正要进入西元后的那几年，汉家天子要编纂中秘所藏的图书目录。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皇家图书馆的图书目录。班固《汉书•艺文志》就是那份图书目录的简录（译者注二〇）。那份目录上记载着：太史公一百三十篇。同时有一小注云：“十篇，有录无书。”

纪元后最初几十年，班固的父亲班彪，续作《史记》六十五篇，后来大部分被班固收进《汉书》。《后汉书》有《班彪列传》，传中记有一段他自己的话。这段话也可以说是他对自己的书所做的自我评价（译者注二一）。他也提到迁书凡百三十篇，而其中十篇告缺。

就是这种《史记》阙遗不全的议论引起魏人张晏（二二〇至二六〇）的反应。他对《汉书•司马迁传》所说的“十篇缺，有录无书”的看法是：司马迁死后，《太史公书》有十篇亡佚。之后，有一个叫褚少孙的儒者在西元前四八年后不久更补其缺。张晏还列出了十篇以“景纪”、“武纪”为首的篇目（译者注二二）。这个篇目引起了很大的麻烦，因为张晏所说的，与学者校《史记》所发现的并不一致。

这里牵涉了两个问题：是司马迁完成了他的一百三十篇，而在他死后亡佚了十篇？还是如我最心仪的史家刘知幾（六六一至七二一）所说：“而十篇未成，有录而已。”张晏《汉书注》云：“十篇，迁殁后亡失，此说非也。”（译者注二三）

许多学者赞同刘知幾的看法。事实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赞同刘。刘知幾为什么那样说呢？他没有讲理由。不过我可以猜猜看。我猜刘知幾认为汉宫之石室兰台应该藏有最早最完全的《太史公书》。但是最早的图书目录里已经说了“十篇，有录无书”的话，所以刘知幾的结论是：司马迁根本没有完成他的书。

也有许多人不同意刘知幾的看法。我也认为在这一点上刘知幾是错了。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作者一般说来是最后才写序。《自序》里司马迁一一列举了一百三十篇，并且每一篇都用了几个字来介绍，最后他总结了全书的字数为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这个应该可以证明司马迁已完成了他的书，至少是完成了他的初稿。

其次，根据《汉书•杨恽传》（杨恽是司马迁女儿之子，是司马迁的外孙），杨恽是第一个公开他外祖父书的人。借着他，迁书始闻于世。

我们知道，杨恽于西元前六十六年封平通侯，于西元前五十三年伏诛。此事与迁书无关。事实上，杨恽因告霍氏谋反而封侯；因马佐成告他骄奢而伏诛（译者注二四）。大概在他封侯与伏诛那十几年间，迁书出现了。所以藏在中秘的不大可能是《史记》原书，而是较晚的本子。并且，从书的性质判断，《太史公书》也不适合送呈中秘。因为《史记》里有许多篇对前汉的皇室、外戚有揭疮疤的嫌疑，很可能会给作者带来祸患。基于这两个原因，我宁取张晏之说，即有录无书的十篇，是迁殁后亡佚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张晏说十篇亡佚后，褚少孙补其缺。打开《史记》来看，我们发现在许多篇中“褚先生曰”代替了“太史公曰”，而且其中有两篇见于张晏列出的篇目（译者注二五）。余下的八篇，有一些我们可以确定绝不是褚先生作的，而是比褚先生晚很多很多的人作的。

此外，书中还有很多篇，张晏没有提，却有“褚先生曰”的。换言之，以张晏所言与《史记》互校，并不符合。这就是许多学者不信任张晏的主要原因，我们可以看看张晏到底值不值得信任。

继之而来的问题是：究竟哪些篇是经过后人添加补缀的？在《〈史记〉会注考证》的第十册，靠近书末的地方，泷川龟太郎列了一个表，说明后人增添附益的部分（译者注二六）。这个表主要是根据梁玉绳的看法作出来的。梁很了不起，虽然我不是每个例子都赞同他。

但是问题还没有解决。要决定哪些是司马迁的原文，哪些不是，需要一些标准。殿本《史记》在这一点上做得非常好。殿本的编纂把他们认为非《史记》原文的部分都低一格刊印，我很遗憾泷川没有用同样的方法。殿本的编纂非常谨慎，他们只要看到“褚先生曰”就低一格，虽然他们明知卷四十八《陈涉世家》的“褚先生曰”，实际上是“太史公曰”。同时他们对一些明知晚出的附益文字也毫不犹疑地低一格印。比如卷六《秦始皇本纪》引班固之说（西元九十二年），很明显为后人所补，因为司马迁不可能知道班固。《秦始皇本纪》中所有引汉明帝访班固评《贾马赞》中论秦二世亡天下之得失的，殿本《史记》都低一格刊印。但是，是不是所有后人附益的部分都给编纂们找出来了呢？

在所有的批评中，我只打算提两个。研究《史记》多年的梁玉绳认为《太史公自序》的最后一行“余述历皇帝以来，至于太初而讫，凡百三十篇”应该是决定真伪的标准。一百三十篇中任何记载比太初晚的，都是后人所补。太初是武帝的十一个年号之一，从西元前一〇四到西元前一〇一年。梁玉绳自己的看法相当一致，我对他这个编年的断限也很赞同；我不赞同的多半是他以《史记》所指事件为太初以后发生的那些段落，我认为他不需要那样解释。

梁玉绳开了一个削足适履的恶例。在这一类的见解里，最坏却最广泛为人所征引，以致影响最大，也是我反对最力的一本，要算崔适的《〈史记〉探源》。崔适是北京大学的文史教授，他在一九一〇年左右写成《〈史记〉探源》。

崔适认为《史记》既经褚少孙及他人窜改，我们应该根据几项原则重行剪裁，使《史记》恢复旧观。编年的原则应循《太史公自序》所言“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这段话字面上的解释。崔适说“麟止”指西元前一二二年，即武帝获麟的那一年。所以《史记》原书的记载应该止于西元前一二二年。

崔适断定的年限与梁玉绳所断的有二十一年的差异，所以崔适比梁玉绳删掉的更多。此外崔适相信古籍里，尤其是《古文尚书》和《左传》，根本是纪元前一位学者兼皇家图书馆馆员的伪作。这个人的大名是刘歆。他不仅窜乱群经，而且为援引伪经而或明或暗地窜乱《史记》。所有这些，崔适毫不动容地一律删掉。这样司马迁就可以穿上崔适为他所做的鞋了。

我没有时间详细驳斥他的理论。我对你们的劝告是崔适的书应视如毒药。那些对司马迁和刘歆的问题有兴趣的，我建议你们去读我一篇不易卒读的长文：《〈春秋经传引得〉序》。我发表那篇文章的时候就想，西方汉学家中只有马伯乐一人有可能会读我那篇文章。不巧的是一直到他过世，我都没有机会问他，到底他读了我那篇文章没有。

后来，我来了哈佛，有机会读到西方一些汉学家的著作，我发现像顾立雅我以为会读我的论文的，但他并没有读。所以我就说：“根本没有人看过我这篇文章。”

当高本汉教授来了这里，当他主动跟我说“我读了你的文章。你的文章真难读啊！可是我毕竟读完了”的时候，我真是高兴。他并且告诉我他同意我的观点。

现在回过头来再谈《史记》断限的问题。《太史公自序》里的两段话：（1）“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皇帝始。”（2）太史公曰：“余述历皇帝以来，至于太初而讫，凡百三十篇。”造成了整个难题的核心。

崔适据第一段文字而说《史记》止于西元前一二二年；梁玉绳据第二段文字而说《史记》讫于西元前一〇一年。有可能两个说法全错，但绝无可能两个说法都对。这情形使得学者如颜复礼者，甚至如伯希和者，都怀疑起《自序》是否可靠了。

颜复礼以为两个不同的断限在根本上是自相矛盾的。司马迁可能同时写这样的两段话吗？这两段话出现的地方对不对呢？多少人试图解决这两段文字的矛盾，可是我也没有时间再讲了。

至于我，我认为两者之间并没有真正的矛盾。大部分的学者把“麟止”这个词读错了。“麟止”是个典故。司马迁写这几句是相当诗意的；他的意思在字里行间，不在字面上。译古书只有一途，就是要脱去字面的束缚，耕耘字间的意义。

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说道：“（太史公）卒三岁（太初元年）而迁为太史令，䌷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于是论次其文。”司马迁执笔写《史记》以来，第七年上出了事。我们都知道他出了什么事。

西元前九十九年，汉将李陵击匈奴，受困被围，终至于败降，武帝大怒。大概在第二年，即西元前九十八年，司马迁挺身而出，为李陵讲了几句话，却使得武帝更为震怒，终于给了司马迁最重的惩罚——腐刑。汉武帝既刑了司马迁，后来又任他为中书令。

《自序》里，司马迁接着再说：“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以下数行之间，他想起《诗经》，想起《尚书》；想起孔子怎么遭困厄而作《春秋》，别的许多人又怎么临危发愤而作书。

谈到产生问题的第一段文字：“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皇帝始。”大致可以解释成：所以我记述往事，思想将来。历述古来传统，直至吾道穷矣。我这样解释的理由是什么呢？

司马迁的师承是《公羊春秋》。《公羊传》中说孔子作《春秋》，绝笔于获麟。看《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中，西狩获麟，孔子的反应是：“吾道穷矣！”陶唐等等，则指的是《尚书》的教诲。

换言之，我们读书人学顺天命，可是天命却常给我们带来困厄——现在已经给我带来困厄了。途穷，是不是真的到了末路？“至于麟止”，暗示了司马迁的途穷，但并未真的到了末路。这就是他发愤写书的理由。

在《报任安书》中（《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司马迁总结了他作史的动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从字里行间去追寻本义，本来就不容易掌握，所以我提出一个主要的论点，如下所述：

《自述》里提到获麟与《史记》的编年下限毫无关系，就如提到唐尧（西元前二千三百五十六年？）与《史记》的编年上限毫无关系一样；因为司马迁同时还说了“自皇帝始”（西元前二千六百九十七年？）。不管怎么说，若第一段文字这样解释，就跟第二段文字没有冲突了。即《史记》始于皇帝。讫于太初。这样解释，可以减轻颜复礼对《自述》的怀疑，也可以强制崔适让位给梁玉绳。

现在我们几乎没有时间讲司马迁的生卒年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两个来源：《太史公自序》和司马迁《报任安书》；此信收在《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列传》内。这封信写得太好了，是有史以来写得最好的一封信。可是沙畹却很不情愿地译此信，因为他不大相信这封信真是司马迁写的。其他的西方汉学家也开始怀疑这个、怀疑那个的。

我的意思是《太史公自述》与《报任安书》都是真的，我看不出任何窜改的痕迹。沙畹没有把司马迁那封信看明白，看透彻。任安是在西元前九十一年为武帝所斩，司马迁在信里有一大段话谈到自行裁决以免辱。沙畹说这个太不像话了。有人下在狱中，而司马迁却写了封长信去劝他自杀。哪有劝人自杀的？太没道理了。

其实是沙畹没有看清楚那封信。任安在狱中写了封信给司马迁，求他在武帝面前代为求情，因那时的司马迁可自由出入禁中。司马迁的回信内容，是说自己的故事给任安听：他怎么尽心尽力于写书，他怎么在书成之前遭了横祸，他又是怎么因腐刑而受折磨。他宁愿死，也不缺勇气自行就死；但是他没有自杀，他宁受辱而不肯死。是为什么呢？是为了要完成他的书。在那封信里他告诉任安：不要指望我去为你陈情，我从前曾为了李陵而遭了大祸，现在则只愿完成我的书，顾不到其他的事了。他并没有叫任安去自杀，沙畹不知看到哪里去了。

王国维考订这封信写于西元前九十三年，而不是西元前九十一年。西元前九十三年与信中所言武帝的几次巡游，在时间上完全吻合。任安这个人经常给自己招祸。大概西元前九十三年那一年，他又闯祸了。

我没有时间细讲那些学者是怎样利用史料去考订司马迁的生卒年的。沙畹首先断西元前一四五年为司马迁的生年。他不确定司马迁的卒年——反正也没有人能确定。我认为最好的司马迁年表还是王国维的《太史公行年考》。王国维也认为司马迁生于西元前一四五年。上回提到桑原骘藏，他修订太史公的生年为西元前一三五年。我也认为前一三五年比较好。桑原给了一个理由，我还可以再加几个理由，可惜没有时间讲了。

现在要谈司马迁的死了。几个月前台湾有一位学者说司马迁在昭帝时（西元前八十六至西元前七十四）仍然活着。因为在《史记》里，有许多处说到“武帝”怎么怎么。“武帝”是刘彻的谥号。这个称呼只有在西元前八十七年刘彻死后，始行于世。所以“武帝”这个称号一定是后世学者补《史记》时加进去的。司马迁本人提到武帝时总是说“今上”。即使是在《史记》最后一篇——《自述》里，他说起写《武帝本纪》的原因，都用的是“今上”二字。他说：“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纪第十二。”看起来，司马迁死在武帝之前。

从《报任安书》里看起来，一直到西元前九十三年，司马迁还未完成他的《史记》。那一直到什么时候他还在写呢？我发现一个办法可以测出到什么时候他仍然在写。这秘诀出在两个年表里。一个是《史记》卷二十一的《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一个是卷二十的《建元以来侯者年表》。

卷二十一的年表看起来似乎是最少遭到后人窜改的，因为年表记事正好止于西元前一〇一年。奇怪的是我们在年表中发现所封之侯，在称呼上有三种不同的写法：

一、侯×（×表示名字），如侯成、侯福等。

二、今侯×，如今侯顺。

三、y侯×（y表示谥号），如孝侯广昌，如恩候中时。

三类中，第三类当然是写年表时×已死，所以其谥号已闻于世。第二类是写年表时仍然活得稳稳当当的侯者。而第一类的人中，司马迁写年表时已经知道×或受辱而死，或因罪而诛，或后来又加官进爵。如果我们继续在《汉书》里追踪某些侯者的后半生，我就可以判断年表的断限。我试的几个例子是在西元前九十七年至西元前九十一年间写进年表的。

卷二十的年表可以看出补缀迁书的先后次序。此年表实际上是由甲、乙、丙三个表组成的。甲表之末有“右太史公本表”的字样，而丙表之前很清楚地有褚少孙的一段话，始于“后进好事儒者褚先生曰：太史公记事尽于孝武之事，故复修记孝昭以来功臣侯者，编于左方”。至于乙表，我想可能是杨恽所补的。乙表始于西元前九十年晚秋所封的新侯。就是这个乙表使我怀疑司马迁是在西元前九十年停笔的。

但是司马迁的这部奇书显出许多矛盾，许多重复，许多错误，需要审慎地修订。可见他只是大致完成《史记》，还没有机会去修改，为什么会这样呢？是他又有麻烦了？还是死于疾病了？还是他自杀了？一切全很模糊。司马迁是怎样度过他的余生的，我们一点都不知道。也许他是在家人觉得愈少提他愈好的情况下凄凉地死去的。

译者附注

注 一：听说胡先生有一套理论，可以证明北京大学是世界上成立最早的大学。洪先生大概是同意胡先生的说法，而说北大是继承汉武帝的大学而来的，可惜他没有告诉我们其间的来龙去脉。哈佛的庆祝仪式之排列次序是依照所代表的大学，也许胡先生不愿在绕校一周的纪念仪式上领头，没有与校方去争，结果最先出场的是埃及的大学代表。

注 二：刘知幾批评汉学者一段，洪业的意思不很清楚。《史通·古今正史篇》言：“《史记》所书，年止汉武，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大概刘向父子、扬雄等人所续书皆称《史记》，故洪业有“所引《史记》诸事，并非皆见于《史记》”之语。前《史记》为诸续书，后《史记》为迁书。

注 三：邵晋涵，《四库全书提要》为分篡。见《绍兴先正遗书》，第三十六册。

注 四：《〈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哈佛燕京学社引得四十号，一九四七年。

注 五：中国学者一向称《史记》第一百三十篇为《太史公自述》，也许因为洪先生的讲演对象是美国学生，所以未引中国学者而径引西人汉学家。

注 六：此段见班固《汉书·宣元六王传》第五十。

注 七：见《汉书·司马迁传》如淳注引卫宏“汉仪注”。卫宏汉旧仪书，今不备。如淳注所引卫宏之言，为裴骃收入《〈史记〉集解》。

注 八：此言非实，至少《汉书·司马迁传》，因引《史记》原文，故沿用“太史公”一词。

注 九：见《汉书·百官志》。

注一〇：施蛰存：《太史公名号辨》，《学原》，第二卷第五期，一九四八年九月。页五十四至五十九。

注一一：见裴骃《〈史记集解〉序》。

注一二：百衲本二十四史《史记》为南宋黄善天刻本，商务印书馆影印，是现存最早的“三家注”本。

注一三：H.G.Greel教授的Confucius，the Man and the Myth一九六〇年再版时改名为Confucius，and the Chinese Way.

注一四：《〈史记〉志疑》卷一《五帝本纪》中“太史公曰”一条下，梁玉绳有云：《史记》只《天官书》、《太史公推古天变》及《封禅书》两称太史公，自序前篇六称太史公，指司马谈，文义显白，余皆自谓。

注一五：此三处为：

1．《史记》卷八十六《刺客列传》：

太史公曰：“……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

2．《史记》卷五十九《樊郦滕灌列传》：

太史公曰：“……余与他广通，为言高祖功臣之兴时若此云。”

3．《史记》卷九十七《郦生陆贾列传》：

太史公曰：“……至平原君子与余善，是以得具论之。”

王国维以为荆轲刺秦王时，距司马迁之生，有八十三年，公孙季功与董生未必能及见司马迁。而樊他广及平原君子亦远在史公前。王国维的结论是：此三传所纪，史公或追纪父谈语也。

注一六：见洪适《隶释·金吾丞武荣碑》，卷十二页七下至八上，《四部丛刊》三编本。

注一七：此处洪先生可能有误解。《晋书》卷八十八列传第五十八《孝友刘殷传》中说刘殷：“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经，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汉书》。一门之内，七业俱兴，北州之学，殷门为盛。”说的是刘殷七子，其中五子专五经，一子专《史记》，一子专《汉书》。不是洪先生说的七子中有五子念书；五子中之二子一攻《汉书》，一攻《太史公书》。不过洪先生的这个错误并没有影响到他的结论。

注一八：木简出土于光绪戊申，即一九〇八年。

注一九：这片残简据王国维的考订是出于《史记·滑稽列传》，与今本《史记》有异同。见《流沙坠简》中之三简牍遗文2a与《流沙坠简考释》中之三2b。

注二十：那份皇家图书馆的图书目录即刘歆《七略》。

注二一：《后汉书·班彪列传》第三十上。见范晔引《班彪略论》。

注二二：见张晏《汉书注》。

注二三：见刘知幾《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

注二四：见《汉书》卷六十六《杨恽传》。

注二五：即《日者》、《龟策》二列传。

注二六：见泷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第十册《史记总论》内之《史记附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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