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先生的学术贡献

张岱年先生的学术贡献

文\陈来

张岱年先生，字季同，一字宇同，原籍河北省献县。1909年5月他出生在一个旧式书香之家，父亲是清末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他的长兄张申府是参加过中国共产党建党工作的著名学者。张先生幼年时随母乡居，后到北京入小学、中学。1928年毕业于北京师大附中，同年考进清华大学，因不习惯于清华当时的军训，寻即转入北平师范大学。在大学期间便发表了一系列的哲学论文，由于这些论文得到好评，1933年毕业即受聘任教于清华大学哲学系，讲授“哲学概论”课程。抗战时期与清华失去联系，留滞北平，不与敌伪合作，家居读书。1943年受聘为私立中国大学讲师、转副教授，讲“哲学概论”和“中国哲学概论”。1946年清华复校，回清华任副教授，讲“哲学概论”和“中国哲学史”。1951年任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调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85年起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1979年全国中国哲学史学会成立，连续三届被推选为会长，1989年后任名誉会长。张先生的个人著述近二十部（主编者不计在内），其代表作为《中国哲学大纲》、《中国哲学发微》、《真与善的探索》、《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等。他的著作和论文从1988年开始编入《张岱年文集》出版，1996年《张岱年全集》（共八卷）出版。

张先生的学术活动主要为三个方面：哲学理论研究、中国哲学史研究和文化问题研究。在不同时期，他的学术活动的重点有所不同，如三四十年代以研究哲学理论为主，50年代至80年代中期以研究中国哲学史为主，80年代后期至今以文化问题研究为主。而我们知道，虽然张先生的学术活动有此三个方面，但张先生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崇高地位与影响，主要来自他对中国哲学的研究。这里所说的“中国哲学”兼指中国古典哲学历史发展的研究（也就是“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古典哲学体系结构的研究。因此，本文着重从中国哲学研究的角度，从几个重要方面来阐发和说明张先生的学术贡献和张先生的治学方法。

一、中国哲学体系问题研究的典范

1936年，张先生完成了他的《中国哲学大纲》，这部著作的内容在他写作过程中曾在清华哲学系讲授过，1937年由冯友兰先生推荐给商务印书馆，印成纸型后未及付印而抗战兴起。1943年在私立北平中国大学排印为讲义，1948年商务印书馆再次决定付印而未及出版便迎来解放，至1958年始正式出版。这部著作从体例上有两大特点，第一，它以问题为纲，它把中国古代哲学建构为一个由诸多问题组成的系统，这就使得表面上没有系统的中国哲学显示出一个宏大的系统，并分解为一系列的问题。这些哲学问题是用中国哲学特有的观念来表达的，如张先生认为中国哲学包括三大主要内容，即宇宙论、人生论、致知论，宇宙论则可分为本根论和大化论，其中本根论又分为道论、太极阴阳论、气论、理气论等问题，大化论分为变易与常则、反复、两一、终始、有无、大化等问题。人生论包括天人关系论、人性论、理想论、人生问题论，其中人生问题论分为义与利、命与非命、兼与独、损与益、动与静、欲与理、情与无情等，这些讨论哲学问题的概念都与西方哲学的问题概念不同，可见张先生特别致力于阐发中国哲学固有的条理和固有的问题。致知论则针对当时流行的看法，以为中国古代没有认识论思想，从中国古代思想资料中选出关于致知问题的论述，证明中国哲学也有认识论。由此可见，此书可谓通论中国哲学整体系统及其条理、问题的典范。第二，以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为代表的通史，一般都以人物先后为叙述结构，本书与之不同。但它仍然可以说是一种中国哲学史，只是它不是按人物的先后来讲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而是按问题来讲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它整理出中国哲学的主要问题，然后分别叙述其源流发展，这给希望了解中国哲学某一方面问题的人以极大的方便。所以这部书也是一种中国哲学史，准确的说，是中国哲学问题史。总之，这部书与通史型的中国哲学史不同，它需要有一种对中国哲学整体系统的把握和理解，需要对中国哲学固有问题意识和概念的全面分析。由于这部书在中国哲学的体系、问题、概念的研究上是开创性的，也是典范性的，它和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一起成为20世纪中国哲学通贯研究并峙的双峰。

二、系统地开创了对中国哲学中唯气论和辩证法思想的研究

张先生的中国哲学研究受其哲学观的支配，他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接受了当时颇有影响的“新唯物论”即辩证唯物论，这种哲学观一方面使得他努力建立一种与逻辑分析方法相结合的新唯物论体系，另一方面使得他的中国哲学研究特别重视阐发辩证思想和唯物论思想。1932年张先生在《大公报》世界思潮副刊上发表《先秦哲学的辩证法》、《秦以后哲学的辩证法》，论述了中国古典哲学中辩证思维的主要内容，较为详细地阐述了《老子》、《易传》及张载、王夫之的辩证思想。在此以前，学界尚无人论述中国哲学的辩证法，这两篇文章是现代中国论述中国哲学辩证法思想的开始。在接下来的《中国哲学大纲》中，张先生以他当时对辩证法的理解更全面地阐述了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

在《中国哲学大纲》中，张先生在对中国哲学的系统、问题、概念的分析研究中对古代唯物主义哲学尤为重视，如揭示了张载、罗钦顺、王廷相的“唯气论”立场，着重叙述了王夫之、颜元、戴震的学说，特别指出“船山天下唯器的见解，实乃是最显明的唯物论”。这种对中国哲学中唯物论的系统阐发在30年代的中国哲学界也是开创性的。1956年张先生更出版了《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使得其对中国哲学的唯物思想的研究成为系统。张先生的古代唯物论研究特别强调切近中国古代的概念的理解，他说：“中国古代哲学著作中与今天所谓物质大致相近的名词有好几个，就是‘实’，‘有’，‘物’，‘器’，‘象’，‘气’。”他指出，实即实在，有即存在，物是物体，器也是物体，象是现象，比较不易了解的，然而也是最重要的是“气”这一概念。他认为自然观上所说的气有三个特点：第一，气是不依靠人的认识而独立存在的东西，第二，气是构成一切物体的东西，第三，气是体现运动变化的东西。因此，张先生对中国唯物主义思想史的研究，不是牵强地去套，而是充满着对古代思想资料和古典概念的细致分析和解说，所以即使与张先生哲学观不同的人也都不能不佩服他的解释方面的功力，从他的解说中学到中国哲学的知识。所以，在现代中国哲学对古代唯物思想的研究中，张先生的研究也是具有开创性的，而且是系统性的。

三、创立了宋明哲学史的理、气、心三派说

正是由于张先生重视中国古典哲学的气论哲学，使得他对宋明哲学史的流派能有全面的把握。1930年代，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大多认为宋明理学分为两大学派，即程朱学派和陆王学派。张先生则首次提出，宋元明清的哲学思想，可以说有三个主要潮流，一是唯理论，即程朱之学；二是唯心论，即陆王之学，三是唯气论，即张载、王廷相、王夫之等人的学说。张先生这个分法，是从哲学史的角度，而不是从儒学史的角度来分的，这种哲学史的分法是重视哲学家在宇宙论和形上学的立场来区分他们的流派。这种从理、气、心何者为最高原理来划分宋元明清哲学的主张，后来成为国内外绝大多数中国哲学研究家的共识。如日本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也主张这种分法，冯友兰先生晚年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也采取这种分法。用冯友兰先生的说法，这可以说是张先生的“特识”。把宋明哲学分为理学、心学、气学三派，是张先生的一个重要学术贡献。

四、以逻辑分析方法厘清与界说中国哲学概念范畴的确切含义

张先生之所以在中国哲学研究中做出重要的贡献，除了他对原典和资料的熟悉为之基础外，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他的分析哲学的训练。张先生进入哲学之门的时期正是分析哲学早期发展的时期，即穆尔、罗素的“逻辑分析”方法流行时期，张先生深入研究了逻辑分析方法，并深加赞赏，所以，从一开始，张先生就是自觉地把逻辑分析方法运用于他的中国哲学研究。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对中国哲学主要概念范畴的分析和澄清，如1933年他所发表的论文《谭理》，对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理”进行分析，指出“理”最少有五种不同的意味，即形式，规律，秩序，所以，当然；提出对中国哲学中有关“理”的讨论中应把“所以”和“规律”的意义加以区别，应把“所根据的规律”和“所遵循的规律”加以区别，才能真正掌握中国古人的思维特点。《中国哲学大纲》更是广泛运用逻辑分析方法的一个范例，它包含了并体现为问题分析、命题分析、概念分析，在此基础上说明概念范畴的发展演变，阐述各家各派对于问题的争论。“全书主观愿望上力图作到深、准、全”，“深”就是不能停留在语词的表面意义上，要深入观念的内部，“准”就是概念的解说要符合古代哲人的原意，避免望文生义，不能牵强附会。1957年他发表论文《中国古代哲学若干基本概念的起源和演变》，对气、太虚、天、道、太极、理、神、本体等八个重要而在现代语境中容易产生理解偏差的概念作了明确、精要、妥切的分析和诠解，1989年他完成了《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对于中国哲学概念体系作了全面、深入地解说，是对他30年代和50年代概念研究工作的继续和完成。作为张先生的及门学生，我深深的体会到，有些学者的贡献往往可以归结为几个学术观点，而张先生在中国哲学领域的贡献，绝不是用几个学术观点就能说明的，因为他擅长于解析一个概念所具有的多个不同涵义，和概念的涵义在历史上如何发展演变，所以他的造诣和水平渗透、体现在他的十几部著作和数百篇论文里，体现在这些著述中他对概念的分析与论概念意义的演变的字里行间之中。可以说，他的著述中处处体现了他对中国哲学问题、概念的准确把握和界说，体现着那种深厚的对于概念理解和说明的功力。事实上，中国哲学的研究中最基础也是最根本的，就是对于古代哲学的概念、命题、问题作准确恰当地分析和界说。所以张先生以逻辑分析法应用于概念、命题研究，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中国哲学的最重要的方法典范。

五、中国哲学价值观研究的奠基人

1980年代初，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面临新的发展时，张先生首倡中国哲学价值观的研究，并撰写了多篇论文进行研究，如1982年他写了《简评中国哲学史上关于人非价值的学说》，1985年写了《中国古典哲学的价值观》，1989年写了《中国哲学中的价值学说》，以后他又写过多篇阐发中国哲学的价值观思想。张先生认为，价值观虽然是近代才有的名词，但价值观的思想学说在中国则是古已有之，中国哲学的价值观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哲学价值观主要关注两大问题，一是价值的类型和层次，一是价值的基本标准。围绕这些问题出现了不同的价值观思想：儒家主张“义”以为上，肯定道德具有内在的价值，可称为内在价值论；墨家以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为最高价值，可称为功用价值论；道家主张道无贵贱，一切价值都是相对的，可称为相对价值论，法家主张只有力才是有价值的，可称为唯力价值论。他指出，价值观的重要问题是如何看待人的价值，儒家的一贯观点是“天地之生人为贵”，孟子提出“良贵”说，即人人有贵于己者，良贵即人人固有的内在价值，这就是肯定人的价值，肯定人的人格尊严，强调要把人当做人来看待。在这个基础上，张先生提出，中国哲学如儒家肯定人的价值，肯定人生的价值，肯定道德的价值，突出了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本的特点。可以说，张先生不仅开创了中国哲学价值观的研究，也为中国哲学价值观研究设立了问题、结构、重点的框架。

就治学方法来说，张先生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始终强调司马迁所谓“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这八个字，意思是研究中国哲学史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方法就是深入体会古人的言辞，力求准确把握并用现代哲学概念表达出古人的原意。“心知其意”和“逻辑分析”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望文生义或错误理解了古人所说的原意，分析即使再精细，也失去了基础；而张先生所说的心知其意，不是笼统的直觉，而正是要体会概念在不同的上下文所具有的不同具体意义，“心知”自身是要带着“分析”的。这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最基本的方法。张先生之所以有如此的成就，在根本上来自于他自己便是身体力行“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典范，这实际上也是中国哲学研究的“北大学派”从冯友兰先生、张岱年先生，到朱伯昆先生一贯倡导并实践的根本方法。

在当代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中，张先生对中国古典哲学整体体系、结构、倾向有清晰的分疏，对中国哲学史史料的熟悉和渊博十分惊人，对中国哲学的概念、命题有最全面和准确的把握，他在中国哲学领域的综合造诣已经达到了圆熟的高峰。除了佛道教外，中国哲学史中几乎没有什么他未涉足过的，尤其对先秦哲学和宋元明清哲学这两大中国哲学最主要的部分，他都有精湛的研究。如，他早在30年代就对老子的年代提出意见，引起注意，他后来所写的《孔子哲学解析》、《老子哲学辨微》、《论庄子》、《易大传的作者和年代》等论文皆可称为20世纪先秦哲学研究的经典论文；他对于张载哲学的研究代表了20世纪我国张载研究的最高水平。他所具有的对中国历代哲学家思想的完备的知识在当世学者中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如果说冯友兰先生为中国哲学史通史的框架、阶段、演变线索提供了基础，那么张先生更多在中国哲学史的各个人物思想的具体研究和概念分析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中国哲学学科的规范化和有效积累，贡献良多。冯友兰先生和张岱年先生是20世纪我国中国哲学史研究最有威望与成就的两位大师，这是全国哲学史研究者的共识。

张岱年先生的学术贡献永垂不朽。

节选自《燕园问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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