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阿列克谢耶维奇和诺奖

2015-10-16 08:15 来源：www.xuemo.cn 作者：阿列克谢耶维奇浏览：47984500次

内容提要：有许多次，我拿起画笔。我想画下这些……可是，画出的却是一些别的东西：村庄，花草……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阿列克谢耶维奇和诺奖

文\阿列克谢耶维奇

《锌皮娃娃兵》

高莽译

　　无论我怎么聚精会神，我都只能听见声音，没有面孔的声音。声音时隐时现，好像我还来得及想道：“我要死了。”这时，我睁开了眼睛……

　　爆炸后第十六天，在塔什干，我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我小声说话也会震得头疼，只能小声，大声不了。我已经接受过喀布尔军医院的治疗，在那里，我被切开了颅骨：脑袋里像是一锅粥，清除了碎骨渣。用螺钉把左手接起来，但没有骨节。第一种感觉是惋惜，惋惜一切都不可挽回了，看不见朋友了，最难过的是我再也上不了单杠了。

　　我在几家军医院里躺到差十五天就满两年，进行了十八次手术，有四次是全身麻醉。讲习班的大学生们根据我的状况写过我有什么，没有什么。我自己不能刮脸，同学们替我刮。第一次刮脸时，他们把一瓶香水都洒在了我身上，可我还在喊：“再来一瓶！”我闻不到香味，闻不到。他们从床头柜里取出了所有东西：香肠、黄瓜、蜂蜜、糖果，都没有味儿！看东西有颜色，吃起来有味道，可就是闻不到。我几乎发了疯！春天来了，满树鲜花，这些我都看见了，可是闻不到香味。我的头里被取出了1.5毫升的脑浆，显然把某种与气味有关的中枢给剔除了。五年过去了，我到现在仍然闻不到花香、烟味、女人香水的味道。如果香水气味又冲又浓，把香水瓶塞在鼻子底下，我是能够闻出味来的，显然脑髓中剩余的部分承担了丧失的功能。

　　我在医院里治疗时，收到一位朋友的来信。从他的信中，我才知道我们的装甲输送车轧到了意大利地雷，被炸毁了。他亲眼看到一个人和发动机一起飞了出去……那个人就是我……

　　我出院以后，领了一笔补助金——三百卢布。轻伤—一百五十卢布，重伤——三百卢布。以后的日子，自己看着办吧！抚恤金—没有几个钱，只好依靠爹妈养活。我老爹过着没有战争胜似战争的日子，他头发全白了，患了高血压。

　　我在战争中没有醒悟，是后来慢慢醒悟过来的。一切都倒转了方向……

　　我是1981年应征入伍的。那时战争已经进行了两年，但在“非军事化生活”中的人们对战争知之甚少，谈论得也不多。我们家里认为：既然政府派兵到那边去，就是有这种需要。我父亲就这么认为，左邻右舍也这么认为。我不记得哪个人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妇女也不哭，也不感到可怕，一切都离自己远着哪！

　　说是战争吧，又不像是战争。如果是战争，那么它也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战争，没有伤亡，没有俘虏。那时还没有人见过锌皮棺材，后来我们才得知：城里已经运来过棺材，但是在夜里就偷偷下葬了，墓碑上写的是“亡”而不是“阵亡”。可是没人打听过，我们这些十九岁的小伙子，怎么会一个个突然死亡？是伏特加喝多了，还是患了流感，或者是吃橙子撑死的？只有亲友的啼哭，其他人的生活和往常一样，因为这种事还没有轮到他们头上。报上写的是：我们的士兵们在阿富汗筑桥、种树、修友谊林荫路，我国的医务人员在为阿富汗妇女婴儿治病。

　　在维捷布斯克军训期间，他们准备把我们派往阿富汗一事，已不是秘密了。有个人坦白地说，他担心我们在那边都会被打死。我一开始瞧不起他。启程前，又有一个人拒绝去，先是撒谎，说他丢了共青团团员证，可是团员证找到了；他又编了一个瞎话，说他的情人要分娩。我认为他精神不正常。我们是去搞革命的，他们就是这么告诉我们的，我们就相信了。我们想象以后的日子会充满浪漫主义色彩。

　　……

　　子弹射进人体时，你可以听得见，如同轻轻的击水声。这声音你忘不掉，也不会和任何别的声音混淆。

　　有个我认识的小伙子，脸朝下倒在地上了，倒在气味呛鼻、灰烬一般的尘土里。我把他的身子翻过来，让他后背贴地。他的牙齿还咬着香烟，刚刚递给他的香烟……香烟还燃着……有生以来第一次，我感到自己仿佛在梦中活动，奔跑、拖拽、开枪射击，但什么也记不住。战斗之后，什么也讲不清楚。一切都像是隔着一层玻璃……恍如一场噩梦。你被吓醒了，可什么事也想不起来。尝到恐惧的滋味后，就得把恐惧记在心里，还得习惯。

　　过了两三周以后，以前的你已经烟消云散，只留下了你的姓名。你已经不是你了，你成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见到死人已经不害怕了，他会心平气和或略带懊恼地寻思：怎么把死者从山岩上拖下去，或者如何在火辣辣的热气里背他走上几公里路。这个人已经不是在想象，而是已经熟悉了大热天里五脏六腑露在肚皮外的味道，这个人已经了解了粪便和鲜血的气味为什么久久不散……他知道，在被滚热的弹片烫得沸腾的脏水坑里，被烧焦的人头龇牙咧嘴的表情，仿佛他们临死前不是叫了几个小时，而是一连笑了几个小时。当他见到死人时，他有一种强烈的、幸灾乐祸的感受——死的不是我！这些事情发生得飞快，变化就是如此，非常快。几乎人人都有这一过程。

　　对于打仗的人来说，死亡已没有什么秘密了，只要随随便便扣一下扳机就能杀人。我们接受的教育是：谁第一个开枪，谁就能活下来，战争法则就是如此。指挥官说：“你们在这儿要学会两件事：一是走得快；二是射得准。至于思考嘛，由我来承担。”命令让我们往哪儿射击，我们就往哪儿射击，我就学会了听从命令射击。射击时，任何一个人都不用可怜，击毙婴儿也行。因为那边的男女老少，人人都和我们作战。部队经过一个村子，打头的汽车马达不响了，司机下了车，掀开车盖……一个十来岁的毛孩子，一刀刺入他的后背……正刺在心脏上。士兵扑在发动机上……那个毛孩子被子弹打成了筛子……只要此时此刻下令，这座村子就会变成一片焦土。每个人都想活下去，没有考虑的时间。我们只有十八岁二十岁呀！我已经看惯了别人死，可是害怕自己死。我亲眼看见一个人在一秒钟内变得无影无踪，仿佛他根本没有存在过。然后，用一口棺材装上一套军礼服，运回国去。棺材里还得再装些外国的土，让它有一定的重量……

　　想活下去……从来也没有像在那边那样想活下去。打完一仗，回来时就笑。我从来没有像在那边那样大笑过。老掉牙的笑话，我们当作一流的新作品来听。

　　举个例子，有个坑蒙拐骗的人来到战场，他第一件事就是打听抓一个“杜赫”能得多少兑换券。一个“杜赫”价值八张兑换券。两天以后，卫戍区附近尘土飞扬，他带来两百名俘虏。有个朋友央求道：“卖给我一个，给你七张兑换券。”“乖乖，看你说的，我买一个还花了九张兑换券呢！”

　　有人讲一百次，我们就能笑上一百次。任何一件无聊的事，都能让大家笑破肚皮。

　　有个“杜赫”在躺着看字典。他是神枪手，他看见一个人肩上扛着三颗小星星，是上尉——价值五万阿富汗币，砰的一枪！一颗大星星，是少校—价值二十万阿富汗币，砰的一枪！两颗小星星，是准尉，砰的一枪！到了夜里，首领开始按人头付款：打死了一个上尉——发给阿富汗币，打死了一个少校——发给阿富汗币。打死了……什么？准尉？你把咱们的财神爷给打死了，谁给咱们发炼乳、发被褥？把他吊死！

　　关于钱的问题谈得很多，谈得比死还多。我什么东西也没有带回来，只带回从我身上取出的一个弹片，仅此而已。有人在打仗时窜进村子……拿走了瓷器、宝石、各种装饰品、地毯……有人花钱买，有人用东西换……一梭子子弹可以换一套化妆品：送给心爱的姑娘用的眉笔、香粉、眼影膏。出售的子弹用水煮过……煮过的子弹出膛时，不是射出去而是吐出去，用这种子弹打不死人。一般都是弄一个铁桶或者一个脸盆，把子弹扔进去，用水煮上两个小时。煮好了，晚上拿着这些子弹去做买卖。指挥员和战士、英雄和胆小鬼，都从事这种生意。食堂里的刀子、勺子、叉子、碗和盆常常不翼而飞，兵营里的水碗、凳子、锤子总是不够数，自动步枪的刺刀、汽车的镜子、各种各样的零件、奖章……什么都出售……商店什么都收购，甚至从兵营驻地运出去的垃圾，如罐头盒、旧报纸、锈钉子、破烂胶合板、塑料小口袋……出售垃圾按车计算。这场战争就是如此……

　　我们被叫作“阿富汗人”，成了外国人。这是一种标记，一种记号。我们与众不同，我们是另一种人。哪种人？我不知道我是什么人，是英雄还是千夫所指的浑蛋？我也许是个罪犯，已经有人在议论，说是犯了一个政治错误。今天还在悄悄地议论，明天声音就会高些。可是我把血留在那边了……我本人的血……还有别人的血……给我们颁发了勋章，但我们不佩戴……将来我们还会把这些勋章退回去……这是我们在不真诚的战争中凭真诚赢得的勋章……

　　有人邀请我们到学校去演讲。讲什么？你不会讲战斗行动。讲我至今还如何害怕黑暗？讲有什么东西一掉下来，我就会吓得全身发抖？讲怎么抓了俘虏，可是没有一个能押回团部？一年半的时间里，我没有见过一个活的“杜什曼”[杜什曼：苏联军人对阿富汗武装人员的称呼。]，我见到的都是死的。讲收集人的干耳朵？讲战利品？讲炮轰后的村庄？村庄已经不像是人住的地方，而像挖得乱七八糟的田地。难道我们的学生想听这些事？不，我们需要的是英雄人物。可是我记得我们是一边破坏、杀人，一边建设、馈赠礼物，这些行为同时存在，至今我也无法把它们分开。我害怕回忆这些事，我躲避回忆，逃离而去。从那边回来的人中，我不知道有谁不喝酒、不吸烟。清淡的香烟不过瘾，我寻找在那边吸过的“猎人”牌香烟。我们把那种香烟称作“沼泽上的死神”。

　　您千万不要写我们在阿富汗的兄弟情谊。这种情谊是不存在的，我不相信这种情谊。打仗时我们能够抱成团，是因为恐惧。我们同样上当受骗，我们同样想活命，同样想回家。在这里，我们能联合起来是因为我们一无所有。我们关心的只有这些问题：抚恤金、住房、好药、假肢、成套的家具……这些问题解决了，我们的俱乐部也就解散了。等我绞尽脑汁，千方百计把住房、家具、冰箱、洗衣机、日本电视机弄到手，大功就算是告成了！那时，我马上就会明白：我在这个俱乐部里已无事可做。年轻人不接近我们，不理解我们。表面上，我们像是和伟大的卫国战争的参加者享有同等待遇，但他们是保卫了祖国，而我们呢？我们像是扮演了德国鬼子的角色，有个小伙子就是这么对我说的。我们恨透了他们。当我们在那边吃夹生饭，在那边把命交给地雷时，他们在这儿听音乐，和姑娘们跳舞，看各种书。在那边，谁没有和我生死与共，没有和我一起耳闻目睹一切，没有和我实地体验与感受，那么，那个人对我来说，就分文不值。

　　等到十年以后，肝炎、挫伤、疟疾在我们身上发作时，人们就该回避我们了……在工作岗位上、在家里，都会如此……再不会让我坐上主席台。我们对大家来说会成为负担……您的书有什么用？为谁而写？为我们从那边回来的人？反正不会讨我们的喜欢。难道你能够把发生过的事都讲出来吗？那些被打死的骆驼和被打死的人躺在一块儿，躺在一片血潭里，他们的血混在一起，能讲出来吗？谁还需要这样的书呢？所有人都把我们看成是外人。我剩下的只有我的家、我待产的妻子和即将出生的婴儿，还有从那边回来的几个朋友。其他人，我一概不相信……

《我是女兵，也是女人》

吕宁思译

“那天，我正好值夜班，到重伤员病房去查房。有个上尉躺在那儿……医生们在我上班前就预告说，他将在当天晚上死去。但他却熬到了早晨……我上前问他：‘怎么样？需要我为您做些什么吗？’。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那真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他突然笑了——痛苦不堪的脸上，竟然现出了灿烂的笑容：‘解开你的内衣，给我看看你的胸部吧……我好久没有见到老婆了……’我当时可吓坏了，我连初吻都还没有过呢。一时间不知该怎么回答他，我转身就跑了出去。但一小时后，我又回来了。

他最后死去时，脸上挂着满足的微笑……”

“那是一个夜晚，在刻赤海峡，我们在驳船上遭到四面打击。船头燃起大火……烈焰沿着甲板扑过来，弹药被点燃炸开了……爆炸的能量威力无边，驳船顿时向右倾斜，并开始下沉。这里距离岸边不太远，我们都知道附近就是陆地，水兵们纷纷跳入海中。这时从岸上射来一串机枪，水中是一片惨叫、哀号、呻吟和咒骂声……我的水性好，心想至少能救上来一个战友，哪怕是个伤员……但这是在水中，不是陆地上，我身边一个伤兵随即死了，沉到了水下……我又听到附近有什么人浮出了水面，马上又要沉入水底。从水面到水下的一瞬间，我抓住了他……感觉冰冷冷、滑溜溜的……我断定这是个伤员，他的衣服肯定被爆炸撕碎了。因为我自己也几乎赤身裸体，只剩下了内衣……当时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周围还是一片哀号声。他妈的……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那家伙拖到了海边……就在这一刻，火炮划破了天空，我突然发现自己拖着的是一条受伤的大鱼。那么大的一条鱼，有一个人那么高。是一条白鲸……它快死了……我躺倒在它旁边，破口大骂了一通，又因为气恼而大哭了一通……为所有人的苦难而难过……”

“我们要冲出包圈围，顾不得方向往哪边了，四周全都是德国人。终于，我们做出了最后的决定：第二天清早打响突围战。反正横竖都是一死，不如这样死而无憾，在战斗中牺牲。我们队伍上共有三个女孩，那天夜里，她们到每一个男人身边都去过，只要他还有能力……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那事。您知道的，战前精神该有多紧张啊。那事儿，能做就做了……反正每个人都准备赴死……

早晨战斗之后，只有几个人活了下来……很少几个……也就七个人，而本来至少有五十多人，都被德国人用机枪扫了…… 至今，我想起那些女孩，还满怀感激，那天早上的战斗结束之后，在活下来的人中间，我没有找到她们中的任何一个……我永远也见不到她们了……”

仗打得很苦。我参加过肉搏战……真恐怖啊……这不像是人干的事……拳打脚踢，用刺刀捅肚子，挖眼睛，卡对方喉咙，折断骨头，又是狂吼，又是惨叫，又是呻吟，都能听到头骨爆裂……咯吱咯吱的响声！无法忘掉的声音，你听着颅骨迸裂，骨头折断，变成碎片……就是对于战争来说，这也是场噩梦，是完全没有人性的。如果有谁说，战争没有什么好恐怖的，那我绝不饶他。当德国鬼子纷纷爬起来，把袖子卷起到肘部准备要行动，再有五分钟或十分钟，他们的强攻就要开始时，你会情不自禁地战栗发抖……打寒战……可这只是在没听到枪响之前的情形……是那样的……而当你听到出击命令时，便什么都忘了，你会和大家一道纵身跃起，向前冲击，你就根本不觉得害怕了。可是在第二天，你会失眠，又会恐惧，会记得所有的情景，所有的细节。一想到自己可能会被打死，又会变得极度害怕。出击过后，最好不要马上去瞧别人的脸，那完全是另一种脸色，而不像正常人的脸。他们自己也不会抬起眼睛来互相看，就连树木也不去看。你刚走近谁，他就会喊道：‘走开！你别过来……’我描绘不出究竟是什么样子，反正所有人都不对劲，甚至眼光中都露出野兽般的绿光，最好还是别去看大家的目光。我到现在还不相信，我居然活了下来。我还活着……虽然受过伤，耳朵震坏了，但身体还是完整的，简直不敢相信……

《我还是想你，妈妈》

晴朗李寒译

人们转动着无线电收音机。期待着听到斯大林的讲话。人们需要听到他的声音。但是斯大林没有讲话。后来发表讲话的是莫洛托夫……大家都收听了。莫洛托夫说：“战争爆发了。”可还是没有人相信。斯大林在哪里？

许多飞机飞临到城市上空……几十架陌生的飞机。机身上有十字。它们遮蔽了整个天空，遮住了太阳。简直恐怖极了！！它们投掷下炸弹……传来连续不断的爆炸声。碎裂声。这一切都像是发生在睡梦里。那么不真实。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我清楚记得自己的感觉。自己的恐惧感，快速爬遍了全身。爬遍了所有话语。爬遍了所有念头。我们从家里冲出来，在街道上乱跑……我似乎觉得，整个城市已经不复存在，变成了一片废墟。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有人说：应该往墓地跑，因为他们不会轰炸坟场。为什么还要再轰炸死人呢？在我们地区有一个面积很大的犹太人墓地，长满了古老的大树。于是，所有人都奔向了那里，在那儿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他们搂抱着石头，隐藏在石板后面。

在墓地我和妈妈一直坐到了深夜。周围没有一个人说出“战争”这个词，我听见的是另外一个词——“挑衅”。大家都在重复这个词。人们都是这么交谈的：什么我们的军队马上就要还击了。什么斯大林已经下达命令了。大家对此都深信不疑。

但是，整个晚上明斯克郊区工厂的汽笛声都低沉地响个不停……

第一批死者……

第一个死的……我看到的是一匹被打死的马……紧接着……是一个被打死的女人……这让我很震惊。我一直以为，在战争中只有男人会被打死。

早晨，我醒了……想起床，然后才想起来——发生战争了，我又闭上眼睛……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

街道上停止了射击。突然变得死寂。好几天都一片寂静。后来，突然有了动静……有人在走动，比方说，一个雪白的人，从皮鞋到头发全身上下都是白色的。整个人都沾满了面粉。他肩膀上扛着一个白色口袋。另一个人在奔跑……从他的衣袋里掉下些罐头，他的怀里也抱着一堆罐头。还有糖果……几盒香烟……有人端着一帽子白砂糖……有人抱着一饭锅白砂糖……真是无法描述！一个人拖着一卷子布料，另一个人全身缠满了蓝色印花布。还有一身红色的……非常可笑，但是没有一个人笑。这是产品仓库被轰炸了。一家大商店就离我们家不远……人们都跑去了，疯抢那些剩下来的东西。在糖厂有几个人淹死在了盛满糖浆的大桶里。太可怕了！整个城市都在嗑瓜子。人们不知在哪里找到了一个存放瓜子的仓库。一个女人从我眼前跑过，冲向商店……她手里什么也没拿：没有口袋，也没有网兜儿——她脱下了自己的衬裙。紧身裤。用它们满满地装了荞麦米。拖走了。不知为什么大家都一言不发。没有人交谈……

当我把妈妈招呼来的时候，只剩下芥末了，黄瓶子装的芥末。“什么也别拿。”——妈妈要求我。稍晚些时候，她承认，她感到很羞愧，因为她一生都是按另外的方式教育我的。甚至当我们忍饥挨饿时，都会回想起这些日子，不管怎么说，我们都不会为此感到惋惜。我的妈妈就是这样！

沿着整个城市……沿着我们的大街小巷，德国士兵们平静地散步。他们把一切都拍摄下来。他们大笑着。在战前，我们在学校里喜欢玩一个游戏，我们画德国大兵。画中的他们都长着巨大的牙齿。长着满嘴獠牙。而如今他们就在我们眼前走来走去……年轻，英俊……他们都带着好看的手雷，塞在结实的长筒靴的靴筒里。他们吹着口琴。甚至和我们的漂亮姑娘开着玩笑……

一个上了年岁的德国人拖着一只装什么的箱子。箱子很沉重。他招呼我过去，示意我：请帮下忙。箱子上有两个把手，我和他一人抓住一个把手，抬着走。当我们抬到目的地，德国人拍了拍我的肩膀，从衣袋里掏出一盒香烟。给你，他说，这是报酬。

我回到家。坐在厨房里，忍不住抽了起来。甚至都没有听到屋门开了，妈妈走了进来：

“你在抽烟？”

“嗯……嗯哼……”

“香烟是谁的？”

“德国人的。”

“你在抽烟，抽的还是敌人的烟。这是背叛祖国。”

这是我抽的第一支香烟，也是最后一支。

我不想……我不想再重复“战争”这个词……

战火很快就烧到了我们这里。7月9日，才过了几个星期，我记得，为争夺我们的地区中心塞诺市就展开了激战。出现了许多难民，那么多啊，人们都没有地方安置，房子不够用。比如说，我们家，就安置了六个带着孩子的家庭。每一家都是这样。

首先涌来的是人潮，然后转移的是牲畜。这我记得清清楚楚，因为简直太可怕了。恐怖的画面。离我们最近的车站——博格丹车站，现在还有这个车站，位于奥尔沙和列佩里之间。往这里，往这个方向转移的牛羊，不仅是来自我们的农委，而是来自整个维捷布斯克州。夏天的天气炎热，大群的牲畜：奶牛，山羊，猪，小牛。马群是分开来驱赶的。那些驱赶牲口的人，简直累极了，对他们来说，牲畜怎么样都无所谓了……那些饥饿的奶牛，冲进院子，要是不驱赶它们，会一直涌到台阶上。路上给它们挤奶，挤到地上……特别是猪，它们忍受不了炎热和漫长的道路。走着走着，就倒在了地上。因为天气炎热，这些死尸在膨胀，简直太吓人了，我甚至晚上都不敢走出家门。到处躺着死去的马……羊……牛……人们来不及掩埋它们的尸体，每天都因为炎热而腐烂膨胀……不断涨大……像被吹得鼓鼓的……

那些农民，他们知道养大一头牛需要付出多少劳动。需要多长时间。他们看着，哭，就像死去的是亲人。这不是草木，倒下了，不出声，这是活物，它们叫唤着，呻吟着。痛苦地死去。

我记得爷爷说过的话：“哎，这些无辜的牲畜，它们为什么要死？它们甚至都不会说些什么。”爷爷在我们家是最有学问的，他经常在晚上读书。

我的大姐战前在区党委工作，她被留下来做地下工作。她从地区党委图书馆带回来许多书，画像，红五星。我们把这些东西都埋藏在园子里的苹果树下。还有她的党证。我们是在深夜挖坑掩埋的，可我有一种感觉，红色，鲜红的颜色，埋在地下也会看得见。

德国人是怎么到来的，不知为什么，我记不清了……我只记得，他们早就在这里了，驱赶着我们，整个村子的人。用机枪在前面押解着，讯问：游击队员在哪里，去过谁家？大家都不说话。于是，他们就找出三分之一的人，带走枪杀了。枪杀了六个人：两个男人，两个妇女和两个少年。然后，他们就走了。这天晚上下了大雪……新年快到了……在这场新雪下面躺着打死的人。没有人给他们下葬，没有人给他们打棺材。男人藏到了森林里。老年妇女点起木头，想让上冻的土地化开些，好挖掘坟墓。她们用铁锹在封冻的土地上敲打了很久……

很快德国人就又回来了……才过了几天……他们召集起所有的孩子，一共有13个人，让站在他们队伍的前面——他们害怕游击队的地雷。我们走在前面，他们跟在我们的后面。如果需要的话，譬如，他们安营或打水的时候，会首先把我们下到井里去。就这样我们走了15公里。男孩子们不是太害怕，女孩们边走边哭。敌人跟在我们后面，坐在车上……你不能跑……我记得，我们是光着脚走路，而那时春天刚刚来临。战争最初的那些日子……

我想忘记……想忘记这些……

德国鬼子一家一家地搜查……把那些有孩子参加游击队的家庭集合起来……在村子中间砍掉了他们的脑袋……有一家一个人也没找到，他们就逮住了他家的猫，吊死了。它吊在绳子上，就像个小孩儿……

我想忘记这一切……

那么近距离地看见了第一个德国人……高高的个头儿，蓝色的眼睛。我非常吃惊：“这么漂亮的一个人，却在杀人。”也许，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我对战争最初的印象……

敌人把我们驱赶到队长家的房子前……整个村子的人……天气温暖，草也晒得暖和。有人站着，有人坐着。女人们蒙着白色的头巾，孩子们光着脚丫。把我们赶到的这个地方，经常搞一些节日的庆祝活动。大家唱歌。举行收割仪式，收割完庄稼的庆祝仪式。也是这样——有的人坐着，有的人站着。在这里还举行群众集会。

现在……没有一个人哭泣……没有一个人说话……当时，这种情形让我很惊讶。我从书里读到过，人们痛哭，叫喊，在临近死亡之前——我不记得人们掉过一滴泪。甚至一点点泪星儿……如今，当我回忆这些往事的时候，我开始思考：也许，在那一刻我聋了，什么也没有听到？为什么没有人哭泣流泪呢？

孩子们单独围拢成一群，尽管谁也没有把我们同成年人分离开来。不知为什么，我们的母亲都没有把我们拉到自己身边。为什么？直到如今我也不明白。以前我们男孩通常很少和小女孩交朋友，都这样以为——对她们只能是揍一顿，或揪揪她们的小辫子。而此时，我们却都紧紧挤在了一起。您知道吗，甚至家里养的狗都一声也不叫唤。

在距离我们几步远的地方竖起了一挺机关枪，在它旁边坐着两个党卫军士兵，他们平静地不知交谈着什么，开着玩笑，甚至还笑了。

我清楚地记住了这些细节……

一个年轻军官走过来。一名翻译官把他的话翻译出来：“军官先生命令大家说出与游击队保持联系的人员名字。你们要是不说，就全部枪毙。”

人们像从前那样，还是那样继续坐着或站着。

“给你们三分钟时间——不说就打死你们，”翻译官说，举起三根手指头。

现在，我一直在盯着他的手。

“还有两分钟——不说就打死你们……”

我们大家挤得更紧了，有人说了些什么，不是用语言，而是用手势，眼神儿。比如我，清楚地感觉到，他们会打死我们，我们再也活不了了。

“最后一分钟，你们就要完蛋了……”

我看见，一个士兵拉开枪栓，装好子弹夹，端起了机枪。离有的人两米，离有的人10米……

站在人群最前面的，共有14个人。发给了他们铁锹，命令他们挖坑。把我们赶得近了些，看着他们挖坑……他们挖掘得很快，很快。尘土飞扬。我记得，坑很大，很深，有一个大人的身高那么深。就在房子前，地基下，人们挖了几个这样的大坑。

他们每次开枪打死三个人。让站在大坑边——直接开枪。其他的人就这样看着……我不记得，是父母和孩子们告别，还是孩子们和父母告别。一位母亲掀起裙子下摆，蒙上了女儿的眼睛。但是，即便是很小的孩子也没有哭泣……

杀死了14个人。人们开始埋坑。而我们又站着，看着，他们怎么填土，怎么用皮靴上去踩踏。他们还用铁锹在土堆上拍打了一会儿，好让它们漂亮一些。整齐一些。您知道吗，他们甚至把边角也切割好，清理干净了。其中一个上了年纪的德国人用手帕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就像是刚刚在田间劳动了一样。一只小狗跑到了他的跟前……谁也不知道它是从哪里跑来的，是谁家的小狗。他抚摸着它……

过了20天，才允许人们挖出死者。弄回家，安葬。只是到了这时候，女人们才叫喊起来，整个村子都在哭诉。哭悼死去的人。

有许多次，我拿起画笔。我想画下这些……可是，画出的却是一些别的东西：村庄，花草……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

方祖芳　等译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也许两者是一样的，我该讲哪一种？

　　我们才刚结婚，连到商店买东西都还会牵手。我告诉他：“我爱你。”但当时我不知道自己有多爱他，我不知道……我们住在消防局的二楼宿舍，和三对年轻夫妇共享一间厨房，红色的消防车就停在一楼。那是他的工作，我向来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他人在哪里，他好不好。

　　那天晚上我听到声响，探头望向窗外。他看到我就说：“把窗户关上，回去睡觉。反应炉失火了，我马上回来。”

　　我没有亲眼看到爆炸，只看到火焰。所有东西都在发亮。火光冲天，烟雾弥漫，热气逼人。他一直没回来。

　　屋顶的沥青燃烧，产生烟雾。他后来说，感觉很像走在焦油上。他们奋力灭火，用脚踢燃烧的石墨……他们没有穿帆布制服，只穿着衬衫出勤，没人告诉他们，他们只知道要去灭火。

　　四点钟了。五点。六点。我们本来六点要去他爸妈家种马铃薯，普利彼特离他爸妈住的史毕怀塞大约四十公里。他很喜欢播种、犁地。他妈妈常说，他们多不希望他搬到城里。他们甚至帮他盖了一栋房子。他入伍时被编入莫斯科消防队，退伍后就一心想当消防员！（沉默）

　　有时我仿佛听到他的声音在我耳边回响，即使相片对我的影响力都比不上那个声音。但他从来没有呼唤我……连在梦里都没有，都是我呼唤他。

　　到了七点，有人告诉我他被送到医院了。我连忙赶去，但警察已经包围了医院，除了救护车，任何人都进不去。

　　警察喊：“救护车有辐射，离远一点！”

　　不只我在那里，所有当晚丈夫去过反应炉的女人都来了。

　　我四处寻找在那所医院当医生的朋友，一看到她走下救护车，我就抓住她的白袍说：“把我弄进去！”

　　“我不能。他的状况很不好，他们都是。”

　　我抓着她不放：“我只想见他一面！”

　　“好吧，”她说，“跟我来，只能待十五到二十分钟。”

　　我看到了他，全身肿胀，几乎看不到眼睛。

　　“他需要喝牛奶，很多牛奶，”我的朋友说，“每个人至少要喝三升……”

　　“可是他不喜欢牛奶……”

　　“他现在会喝的。”

　　那所医院的很多医生和护士，特别是勤务工，后来都生病死了，但是当时我们不知道危险。

　　上午十点，摄影师许谢诺克过世了。他是第一个。我们听说还有一个人被留在碎片里─瓦列里·格旦霍克，他们一直无法接近他，只好把他埋在混凝土里。我们不知道他们只是第一批死去的人。

　　我问他：“瓦西里，我该怎么办？”

　　“出去！快走！你怀了我们的孩子。”

　　可是我怎么能离开他？他说：“快走！离开这里！你要保护宝宝。”

　　“我先帮你买牛奶，再决定怎么做。”

　　这时我的朋友唐雅·克比诺克和她爸爸跑了进来，她的丈夫也在同一间病房。我们跳上她爸爸的车，开到大约三公里外的镇上，买了六瓶三升的牛奶给大家喝。但是他们喝了之后就开始呕吐，频频失去知觉。医生只好帮他们打点滴。医生说他们是瓦斯中毒，没人提到和辐射有关的事。

　　没多久，整座城市就被军车淹没，所有道路封闭，电车火车停驶，军人用白色粉末清洗街道。我很担心第二天怎么出城买新鲜牛奶。没人提到辐射的事，只有军人戴着口罩。城里人依旧到店里买面包，提着袋口敞开的面包在街上走，还有人吃放在盘子上的纸杯蛋糕。

　　那天晚上我进不了医院，到处都是人。我站在他的窗下，他走到窗前高声对我说话。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人群中，有人听说他们马上会被带到莫斯科。所有妻子都聚集起来，决定跟他们一起去：“我们要和丈夫一起行动！你们没有权力阻止我们！”

　　我们拳打脚踢，士兵─士兵已经出现了─把我们推开。后来一个医生出来宣布：“没错，他们要搭机去莫斯科，所以你们得帮他们拿衣服，他们穿去救火的衣服都烧坏了。”公交车停驶，我们只好跑着去。我们跑过大半个城市，但是等我们拿着他们的行李回来，飞机已经起飞了。他们只想把我们骗走，不让我们在那里哭闹。

　　街道的一边停满了几百辆准备疏散居民的巴士，另一边是从各地开来的好几百辆消防车。整条街都覆盖着白色的泡沫。我们踏着泡沫走，边哭边骂。收音机里说，整座城市可能在三到五天内进行疏散，要大家携带保暖衣物，因为我们会在森林里搭帐篷。大家都好开心─露营！我们要用与众不同的方式庆祝五一劳动节！很多人准备了烤肉器材，带着吉他和收音机。只有那些丈夫去过反应炉的女人在哭。

　　我不记得我是怎么到我爸妈家的，只知道自己一醒来就看到了妈妈。我说：“妈妈，瓦西里在莫斯科，搭专机去的。”

　　我们整理菜园（一星期后，那座村子也疏散了）。谁知道？当时有谁知道？那天晚上我开始呕吐，我怀了六个月身孕，很不舒服。那晚我梦见他在梦里叫我：“露德米拉！小露！”但是他去世后就没有到我梦中呼唤我了，一次也没有（开始哭）。

　　我早上起床后决定，我得一个人去莫斯科。妈妈哭着问：“你这个样子要去哪里？”我只好带父亲一起去，他去银行里提出所有存款。

　　我完全不记得到莫斯科的过程。抵达莫斯科后，我们问看到的第一个警察：“切尔诺贝利消防员被安置在哪里？”

　　他马上就说：“休金斯格站的六号医院。”

　　我们有点惊讶，之前大家都吓唬我们，说那是最高机密。

　　那是专门治疗辐射的医院，要有通行证才进得去。我给门口的女人一些钱，她说：“进去吧。”接着又求了另一个人，最后才坐在放射科主任安格林娜·瓦西里耶芙娜·古斯科瓦的办公室。不过当时我不知道她的名字，我只知道我必须见她。她劈头盖脸就问：“你有没有小孩？”

　　我该怎么回答？我知道我绝不能说出我怀孕了，否则他们不会让我见他！还好我很瘦，看不出有身孕。

　　“有。”我说。

　　“几个？”

　　我心想，我要告诉她两个，如果只说一个，她不会让我进去。

　　“一男一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