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为什么要读一点经典？

傅国涌:为什么要读一点经典？

说到中国的经典，陈寅恪说过一句话：“中国书虽多，不过基本几十种而已，其他不过翻来覆去，东抄西抄。”而朱自清1942年在西南联大写的《经典常谈》，从《说文解字》一直谈到了唐诗、话本、桐城古文。经典不仅有狭义、广义之分，更不限于本民族。广义而言，无论东西方，那些体现了人类恒久价值、经历时间的淘洗沉淀下来的著作，便是经典。何谓人类恒久价值？真善美而已，无论文学艺术、哲学、历史，还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都指向这三个最基本的维度。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自序中说得很清晰，“人类所有之真、善、美，历史多予以相当的地位。其未得相当的地位者，则多其不真真、不真善、不真美者也。”

我觉得，如果要倡导读一点经典，主要是从广义的取向，简而言之，就是去接触那些古今中外真正具有真善美价值的读物。如果说，判断的标准在哪里？我想，首先时间就是最好的标准。时间不会作弊，时间更不浮躁，在剔除一切当下的可能影响我们判断的因素之后，才有公正可言。当然也会有例外，经典不仅有古老的，而且也有今典，就是在时间上离我们还比较近，却已被世人公认为具有经典性，比如泰戈尔的作品，不仅他的诗，乃至他的谈话或其他文字。比如哈耶克、波普尔的许多著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等。比如爱因斯坦，他的物理学论文随着时间可以被后来的物理学家超越，而他谈论人性、人权和教育等的言论，收集在中译本《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和第一卷中非专业的文字。比如时间离我们并不久远，清理西方哲学史、政治思想史的著作（如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等），清理中国数千年来哲学、政治思想演变脉络的著作（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等），都已成了经典。经典也不一定是厚重的大著，《道德经》只有五千言，《沉思录》只是薄薄的小册子，雅斯贝尔斯的书并不厚，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也都如此。

古往今来，那些用不同语言写下的、感动过千千万万读者的文学经典，就不用说了。代表了不同民族最深刻思考的哲学经典，记录着各个民族乃至人类文明变迁的历史经典，还有在不同领域拓展了人类的想象力和思维空间的经典，都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彰显了真善美的价值。某种程度上，教育无非是将古今中外经典著作中传递的这些价值化为普遍的常识，并传递出去，也就是将历代积累的文明成果以简练的方式呈现在孩子们的视野当中，让他们在这里面浸透、陶造，完成精神上的自我成长，教师的作用是指点，是将路径指给他们。一个时代在精神上能走多远，我们往往不知道，一个人能走多远，常常也无法知道，但我们可以确立一个方向，往哪里去。读一点经典即是为每个人的精神定位，一个缺乏经典阅读装备的教师没有办法更好的指路，只能在教科书规定的范围内、在教学大纲和考试练习的框架里按部就班，而一个好老师决不会在此止步。读经典对于一个有更高精神追求的人来说，不是终点，而是起点，是通往更广阔的精神世界的起点。

经典这个说法，在中国尤其容易被误解（比如将读经典与读经混淆），经典也容易被误读，所以，每个人需要有判断力。判断力只能在长期的阅读中慢慢形成，一切来自积累，一切都只能在时间中展开，在时间中完成。经典也是在千百年的文明进程中累积起来，经过漫长的时间的删选，渐被公认的。要想在这篇短文中将这样大的一个题目说明白，实在不可能。我只想说，经典是活的、有生命的，读经典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是与文明人类中最有智慧、付出了巨大精神代价的人进行对话，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对话。甚至可以说，通过阅读参与到这个还在进行的文明历程当中，读经典因此也成为一个连接过去与将来的过程。教师所从事的职业本身，即与文明相关，需要有一点文明的自觉。通过教师与经典的关系，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人类文明的火种可以代代传递，那些经过了时间锤炼的美好价值得以代代确认。教育的最终目的难道不是如此，人的最终目的难道不就是如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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