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我们本不该对他感到陌生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我们本不该对他感到陌生

文\余泽民

我的一位老朋友获得了今年的国际布克奖。这位朋友的名字很长，叫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Krasznahorkai László)，他是匈牙利人。我正在翻译他的《撒旦探戈》，《战争与战争》也在日程中。对中国出版界来说，本不应该对拉斯洛感到陌生，他本人曾亲自造访过中国多家出版社，我也无数次推荐过他的书。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生于1954年，他的家乡是靠近匈-罗边境的小城久勒，父亲是律师，母亲是公务员。少年时代，拉斯洛是当地俱乐部里小有名气的爵士钢琴手，据他自述，他是乐队里惟一的“未成年人”，或许因为音乐，他的身心都充满了浪漫气息。中学毕业后，他先后在塞格德和布达佩斯的大学里读了两年法律，准备继承父业，但最后还是转到文学院，改读大众教育。读书期间他勤工俭学，当过出版社文书、编外记者，还做过地板打磨工。拉斯洛迷恋文学由来已久，1977年就发表过小说《我相信你》，但那只是练笔，很少有人读过它。1983年他大学毕业，1985年出版了处女作——长篇小说《撒旦探戈》。作为作家，他没走过弯路，在《撒旦探戈》中就已经形成了如同熔岩缓流的长句风格和沉郁悲观的反乌托邦主题，这一点他跟凯尔泰斯一样，都出手不凡。《撒旦探戈》与随后面世的小说集《仁慈的关系》和长篇小说《反抗的忧郁》三部作品可以看做是他文学创作的最高峰。

拉斯洛对卡夫卡的崇拜和继承不言而喻，在《撒旦探戈》的正文前，他用卡夫卡《城堡》中的一句话做引言：“那样的话，我不如用等待来错过它。”他多次在采访中明确地说，卡夫卡是他追随的文学偶像。我在他的作品里还读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过他写得要比《罪与罚》更狠，他在作品中展现了贫困、绝望、污浊和黑暗之后，并没有给出解脱和救赎之路。1999年出版的《战争与战争》深受美国文坛推崇，小说延续了他一直以来的创作主题，将人类生活的绝望与悲凉写得淋漓尽致。苏珊·桑塔格曾称他是“当代最富哲学性的小说家”，是果戈里那样能触及人灵魂的作家。

作家极富个性的文学标签是“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式长句”，用“史诗般”形容一点都不过分。在匈牙利语文学中，他的长句独树一帜，即使对匈牙利读者来说也是阅读上的挑战，句式难读又耐读、细腻又粗粝，复杂、宏大，且富于律动。据说，翻译他作品的英语译者之所以获得翻译奖，是因为被评论家认为“发明了一种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式的英语”。

在十月末的一个清晨，就在冷酷无情的漫长秋雨在村子西边干涸龟裂的盐碱地上落下第一粒雨滴前不久(之后直到第一次霜冻，臭气熏天的泥沙海洋使逶迤的小径变得无法行走，城市也变得无法接近)，弗塔基被一阵钟声惊醒。

这是《撒旦探戈》开篇第一句话，只能算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式长句中的短句；而下面是书中的一个真正长句，读者可体验一下什么是“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式的中文”。

秋日的虻虫围着破裂的灯罩嗡嗡地盘飞，在从灯罩透过的微弱光影里画着藤蔓一样的8字图案，它们一次又一次地撞到肮脏不堪的瓷面上，在一声轻微的钝响之后重又坠回到它们自己编织的迷人网络里，继续沿着那个无休止的、封闭型的飞行路径不停地盘飞，直到电灯熄灭；一只富于怜悯的手托着那张胡子拉碴的脸，那是酒馆老板的脸；此刻，酒馆老板正听着哗哗不停的雨声，眨着昏昏欲睡的眼睛看着飞虻愣神，嘴里小声地嘟囔说：“你们全都见鬼去吧！”

难怪导演塔尔·贝拉著名的超长镜头离不开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写的小说或剧本，从这一句话就可窥见一斑，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式长句是塔尔·贝拉式长镜头最扎实的文学支撑。

如果完全按照匈语发音，拉斯洛的名字应该译为克劳斯瑙霍尔考伊·拉斯洛，但是太多的闭元音对中国人来说过于拗口，所以我倾向于把闭元音变成开元音译，虽然长还是很长，但至少憋一口气能念出来。匈牙利人跟中国人一样，姓在先，名在后，这也是他们祖先来自东方的一个佐证。“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是他的姓，我曾问过这个姓氏的来历，拉斯洛说是一座山丘的名字，应该是他祖先住过的地方。有一年，他去中国前给我看刚印好的名片：一位匈牙利汉学家帮他起了一个中文名，叫“好丘”：一是取“美丽山丘”之意；二是借“丘”字与孔夫子挂钩。我能想象出中国人接到名片时微微的皱眉，也能想象出他绘声绘色对自己中国名的得意解释，这名字怪虽怪，但很可爱。

拉斯洛与中国有缘。1991年，他第一次以记者身份到中国，回匈牙利后写了一本游记体的短篇小说集《乌兰巴托的囚徒》，这是他关于中国的第一本书。1993年春天，我在塞格德第一次见到拉斯洛，他就兴冲冲地将小说集送给我，当时我一句匈语都读不懂，只能用英语沟通。我问他《乌兰巴托的囚徒》书名的来历，他简单告诉我，他从蒙古去中国时遇到了麻烦，曾被困在乌兰巴托。想来真是有缘分，当初我俩谁都不曾料到，20年后我会成为代为传达他作品的中国声音。

第一次见面，拉斯洛就说希望有朝一日跟我一起去中国。这个愿望在1998年初夏实现了，我陪他走了好几座城市，带着他和《撒旦探戈》谈了两家出版社。回匈牙利后，他把这次中国之旅写成一篇长文《只有漫天星辰的天空》。

从中国回来后，我在布达佩斯的房东海尔奈·亚诺什刚刚出版了拉斯洛的短篇小说集《仁慈的关系》修订版，门厅堆起了书垛，亚诺什顺手给了我一本，只因为拉斯洛是我们共同的朋友。谁也不会想到，这偶然的一递一接改变了我的命运。一来出于对朋友作品的好奇，二来想借读书自学匈牙利语，我抱着字典翻译了小说集中的《茹兹的陷阱》，译成中文大概八九千字，我翻译了大约一个月。当时我并不知道，拉斯洛的文字是匈牙利作家中最难的。从那之后我翻译成瘾，两年内翻译了匈牙利20多位作家的几十篇作品，为后来翻译凯尔泰斯打下了基础。之后，我的生命跟匈牙利文学变得密不可分。

2005年开始，我在《小说界》杂志开设“外国新小说家”专栏，第一期介绍的就是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发表的作品是《茹兹的陷阱》。两年后，我还在栏目里发了一篇他的散文《狂奔如斯》。另外，多年以前，国内就能买到《撒旦探戈》《鲸鱼马戏团》《伦敦人》和《都灵之马》的盗版DVD(前两部是他根据自己的小说改编的，后两部是他做剧本编剧，导演都是塔尔·贝拉)，这几部片子受到中国影迷们的关注，但图书出版人似乎嗅觉并不灵敏。拉斯洛很崇拜中国文化，还写过两部关于中国和东方文化的书：《北山、南湖、西路、东河》和《天空下的废墟与忧愁》，他一直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出中文版，认为这是与他推崇的中国文明的对话。遗憾的是，这个梦想一直没能实现，许多年来，他和他会中文的妻子先后来中国谈了多家出版社，但都不了了之。此次，伦敦刚一公布国际布克奖得主的消息，拉斯洛就成了抢手货，我既为老朋友高兴，也为中国读者稍稍遗憾——本来10年前就该读到他的作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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