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伪军”——《伪军》书后

刘熙明《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台北，稻香出版社2002年版

谈“伪军”——《伪军》书后

撰文：程兆奇

提要：长期以来“伪军”被归为可以和“汉奸”划等号的同类。但深入历史进程很容易看到，“伪军”其实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体。本文从“媒介”和“缓冲”的视角探讨了这一复杂性。

去年深秋参加交大历史系主办的“二十世纪的战争与革命”讨论会，主办方要我评点台湾学者刘熙明先生的报告《国民政府军在豫中会战前期的情报判断》。那天刘先生的报告内容丰富，因超时太多被不算严厉的主持人打断时仍意犹未尽。刘先生在报告之前先作为评论人评点日本学者西村成雄有关二十世纪前半期“国民国家”（Nation－state）的报告时也是在主持人数度叫停之下才结束的。我和刘先生以前从未谋面，因为我的孤陋寡闻，甚至从来没有听到过刘先生的大名。我在写这篇读书记时记下这一幕，是因为今天拜读刘先生大著得到的“勤于爬梳”的第一印象，不由地想到的便是“文如其人”这个词。

也许是我在评点中曾提到不喜欢用“伪”这个字，刘先生在散会后告诉我他前些年出过一本书，书名就叫“伪军”。刘先生回台湾后很快寄来了一册大着，年末年初事冗，直到日前才得暇拜读。本书在正题之外还有个说明性的副题“强权竞逐下的卒子”。全书分七章，计为“绪论”“伪军的形成及其政治立场”“抗战时期伪军与强权之关系”“集团型伪军的活动”“抗战胜利后伪军的结局”“东北伪满军在国共政权竞逐的角色”“结论”，加上“自序”和“征引书目”，篇幅超过了六百页。如果要对这本书作一评价，以下几点应该是可当的。第一，全面。有关“伪军”的论述两岸都不在少数，但如《伪军》这样对“伪军”的来龙去脉作总体把握的著作尚未二见。第二，深入。全面不仅是对起迄、全局等“量”的方面都有顾及，而且是对包括同一外表下的不同实质，如“曲线救国”“白皮红心”及其变化，都有探讨。第三，博采各类公私文献。比如大陆出版的“文史资料”，不仅有全国、各省的，也有地、县的；比如二档馆所藏相关档案，等等。但对大陆学者来说，这类材料靠脚勤手勤都能得到，算不上稀奇；大陆学者求之难得以至于不能得的是“意识形态”根本对立的一些文献，像国共两党还在战场上大打出手时出版的《共匪全面叛乱之内幕》、较晚出版的《共匪祸国史料汇编》等书，大陆图书馆即使偶有漏网流入的收藏，单凭书名也一定是不能借阅的禁书。第四，所论相当平允。作者在绪论中明确说：“本书所称之‘伪’，基本上是方便识别这群集团，不带价值判断。”[1]因为“伪军”问题涉及到“民族大义”，不仅“政治正确”难以超越，要摆脱“情感”的羁绊也十分不易，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对“伪军”的认识，作者有意识地把“伪军”作为一个“不带价值”的问题来考察，不论结果如何，对客观地认识都是有帮助的。对“伪军”如此，本书在国共两党中对“国”并不左袒尤属不易。本书的特点还可以举出一些，因本文不是书评，在此按下不表。以下谈两点读此书引出的感想。

[1]刘熙明：《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台北，稻香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一“伪军”是什么

“伪军”从产生之日起就是一个负面的存在，不仅为国共两党同声声讨，也为有民族感的国人所不耻。所以，长期以来“伪军”被归为可以和“汉奸”划等号的同类。但只要稍稍深入历史进程就很容易看到，“伪军”其实是一个背景复杂、立场多样的集合体，不是一个可以“一言以蔽之”概括的单纯事物。

《伪军》从来源上将“伪军”分为“集团型投伪”和“地方型投伪”两大类，两类“伪军”中“死心塌地”的“汉奸”都只是极少数，为数众多的是为求自保的迫不得已。而同样是迫不得已，情况也有不同，有些是因战败而投“伪”，有些是为了避免战败未败而投“伪”。为免战败而投“伪”看似“主动”，实际还是迫不得已。但在大多数为求自保的投“伪”外，确实也有一定数量的“主动”投“伪”。这些投“伪”的情况同样各有不同，比如因内部倾轧尤其是国军中的杂牌军受到中央军排挤而投“伪”，比如抗战初期前景不明时为图“发展”的谋利型投“伪”等等。当然，这些投“伪”和为免战败的投“伪”在主动性上只能说是程度的差别，因为这些投“伪”的前提还是日强我弱的现实。但除了这些动机简单易明的投“伪”外，确实也有个别怀抱特殊目的的投“伪”。“奉命”投“伪”前亲蒙蒋中正召见指示的湖北“黄卫军”军长刘国钧即属此类。此类投“伪”实是“潜伏”，从这点上说它与被迫投“伪”有很大不同。但从另一方面说，“潜伏”的伺机而动和相当数量的“两面派”的见风使舵之间又很难说完全不同。“重庆”事前默认特别是事后追认大部分投“伪”为“曲线救国”，即足见两者确有相通的一面。

这里提到的“曲线救国”作为“伪军”复杂性的象征大概是最传神的。“救国”在外敌入侵时本来是至高无上的“大义”，所以当取之道本应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不以“直线”“救国”已属事有其不得已。而投“伪”是和“救国”截然相反的“卖国”，以“卖国”来“救国”，不仅无法面对天日，也无论如何于理难通。所以“曲线救国”从不见诸于“重庆”的任何正式文件，不得不提及时代之的也是“委曲求全”“忍辱负重”等值得同情的最正面表述；为免留下物证，相关指示更只是以口头传达而从不落下文字。其实“曲线救国”的核心原本就是反共高于抗日。所谓“宁亡于日，勿亡于匪”，“宁投日本人，不投八路军”都再清楚不过的表明了这一点。这和长时期深刻于我们脑际的敌（日、“伪”）、顽（国民党）勾结，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印象完全吻合。从这点上说，以“卖国”来“救国”本身就是一大吊诡。但我说的“伪军”的复杂性还不止于此。如果我们不从凝固的印象出发，而把“伪军”作为一个和今天无关的“历史”事件来重新审视，会发现“实际”和“概念”的确并不相同或很不相同。从总体上说，“曲线救国”的大部分其实也还是为求自保的不得已。因为当时“正统”还在重庆，国强于共的状况也还没改变，号称“曲线救国”，一是自我合理化，但说到底还是为日后预留后路。所以“曲线救国”在相当程度上只是个“口号”，在共强国弱的地区尤其如此。《伪军》说“反共与曲线救国有时只是借口，自保和私利才是根本原因”[1]，确非苛评。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共两党都深知战胜对手是掌握未来中国命运的必由之路，所以在壮大自己制约对方上寸土不让，其中“伪军”也是双方必争的一环。重庆和“伪军”的关系久为人熟知已一如前述，我在读《伪军》时更关注的是以前不便深究的“白皮红心”。《伪军》援引抗战中新四军四师出版的《军中党人》所载中共中央《对敌伪军伪组织的工作决定》和邓子恢《一年来的对敌斗争与反内战方针的检讨》等文献时说：

中共默许白皮红心，主要目的是使革命两面派保存元气，避免受到摧残，以及设法控制大部分是游疑态度的纯粹两面派，使两面派的“灰色武装”可以协助共军发展。[2]

在这一保存元气的方针下，中共对伪军的态度表现出了相当的弹性。《伪军》中引述的张逢溪的回忆很可以说明这一点。曾在孙殿英部作统战工作的中共党员张逢溪说：1939年他们得到的上级指示是“只要他（指孙）不当汉奸，我们就拥护他”，同年底晋西事变后党的指示改为“只要孙殿英不参战、不公开决裂，要顾全大局，不要随意提反孙口号”，1940年初“上级”更进一步通知“孙殿英万一当了汉奸，共产党员也要跟上，准备将来反攻，作内部响应。”[3]这一回忆刊于大陆官方出版物，不是对立方刻意的中伤，在可靠性上当无可疑。短短的时间内，底线由“不当汉奸”，到“当了汉奸”“也要跟上”，可见“保存元气”是第一位的目的，其他都是可以权且的手段。在共产党军队活动的地区，尤其是共强国弱的地区，共产党的灵活政策，辅之于武力压力，使相当多的“伪军”成为程度不同的“白皮红心”。其实这种“保存元气”至上的政策不仅行之于“两面派”，即使中共军队本身也有其例。

[1]《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第108页。

[2]《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第113页。

[3]张逢溪：《孙殿英部队中的统战工作》，《洛宁文史资料》1988年第2、3辑，第82－83页，转引自《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第107页。

《伪军》举出的十分难得的“汤团行动”，所据也是大陆官方刊物刊出的材料[1]。“汤团行动”是中共地方武装通海自卫团团长汤景延率部“诈降”的事件。1943年春，日军计划在苏中大规模清乡，苏中四地委书记吉洛（姬鹏飞）、敌工部长陈伟达等地委领导，经反复考虑，认为只有暂时“诈降”才能保存实力，在报请中共华中局批准后汤团投“伪”，接受“苏北特工总部外勤警卫团”番号，至形势缓和重返根据地已在163天之后。“汤团行动”式的“诈降”虽因与中共高唱的民族大义违背[2]而今天已极难获见——《伪军》一书也称其为“殊例”，但它（也许是“它们”）的存在确实还是有象征性的意义。

像刘国钧和汤团这样衔国共两党之命投“伪”的情况在整个“伪军”中所占当只是极小的比例，但程度不同的“曲线救国”、“白皮红心”相当广泛的存在却是当时“伪军”的实态。《伪军》中援引的大量事例，足证“伪军”对日军的敷衍和与“国军”“共军”的互动之频繁已到了家常便饭的程度。即使不能因此说“助纣为虐”不是“伪军”的基本特性，但我们至少可以说简单的标签既无法反映“伪军”的真相，也无助于我们对“伪军”哪怕是粗略的认识。我们当然可以说当时中国的所有军队都有一定的复杂性，比如“国军”的林立派系，但像“伪军”那样“表里不一”，立场殊异，还是和所有军队不同。所以要给“伪军”下一个精准的定义虽然不易，但姑以本节开头提到的“背景复杂、立场多样的集合体”作答则应无大误。

[1]《伪军——强权竞逐下的卒子》所引“汤团行动”为庄安正：《特殊的环境特殊的战斗——“汤团行动”及其前后》，载《革命史资料》总第7期，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沈仲彝（即投伪时的副团长沈鼎立）：《特殊的战斗——忆汤团行动》，中共南通市委党史办公室编《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陈丕显：《苏中解放区十年》。

[2]“汤团行动”本身在1944年苏中整风时即已被批判为“机会主义”。

二“伪军”的意义

如果将“伪军”等同于“汉奸”，“伪军”的意义顺理成章只能是“帮凶”和“炮灰”；但如果认识到“伪军”有其复杂性，我们就不难看到“伪军”别有的意义。我觉得“伪军”在错综的中国政治环境中有两点意义不容忽视。一是“伪军”是中日之间的“缓冲”，即“伪军”既是日军和国共两军之间的缓冲，也是日军和中国民众之间的缓冲；二是“伪军”是国、共与日、汪[1]沟通的“媒介”。《伪军》提及的四方人员同时渗入孙殿英部以至在司令部饭桌上相互提防的景象，可谓“伪军”“媒介”作用的生动再现。“缓冲”和“媒介”都是《伪军》中“不带价值判断”的原话，我借用两者加以强调是觉得“媒介”尤其是“缓冲”确实可以释出正面的意义。

“媒介”因有悖于口号化的民族大义，无法宣之于口，至今仍留下了许多难明的疑团；另一方面，随着各种公私文献的刊布，国共两方对日汪两方曾进行的大量“工作”也不再是尘封隐秘。在此举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周佛海日记》共出了三个版本，第三次号为“全编”[2]，“补足”的部分是前两版删除的中共和周交往的内容，从中很可见“我们”的“工作”做到了什么程度。1943年3月2日日记记：

筱月来，谈共产党不满渝方，欲与我政府合作。前曾派潘汉年在沪与李士群接洽，嗣因李政治上无力量，改派筱月之戚来此，与余相见等语。

同月7日日记记：

筱月来报告毛泽东密派代表冯龙来沪见余，表示共产党愿与南京合作，促成和平统一。事出意外，考虑再四，授以原则数点，嘱其接洽后再与余谈。

[1]与大陆将汪（政权）“伪”（军）视为一体不同，《伪军》将两者分别，认为各有“自主性”。

[2]蔡德金在前言中说：“1943年3月2日、4日、8日、9日日记中，本记有中共地下党组织派冯龙对其进行策反的记载，因出于某种考虑而将这些内容删去。”“此次出版”“恢复了日记原貌”。但三版中仍缺4、9两日。按理在前言中特地提出的恢复内容记错的可能不大，因此三版当非“全编”；但7日本有冯龙内容而蔡序未及，所以究竟是蔡序误书还是仍有被删尚难断论。《周佛海日记全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前言，第4页，1943年4日、9日日记，第714、716页。

次日：

筱月带冯龙来见，告以对外和平、对内统一之大义，并分析国际形势，谓英、美对苏终不永久合作，日、苏或有提携以对付英、美之一日。渠言来沪系奉毛之命令，仅其最上层三、四人知之晤余，甚快即当返延安报告等语。谈一小时辞去。其用（意）何在，殊难揣测，当一面与之周旋，一面监视其发展也。公博对此事亦甚注意，允与冯晤谈。[1]

筱月为时掌汪政权税务五十年代任山东省财政厅长的邵式军，冯龙为新四军代表冯少白。日记脚注说明冯是受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和军长陈毅委派“侦察敌情”，与冯说“奉毛之命令”不同，与前言所说“策反”也不同，实情如何，是“侦察”、“策反”还是谈“合作”，冯抬出毛是否托大，在此不必细究。因为无论“冯龙”所说真相如何，目的总在利“我”而非利人则当无可疑。我这样说并不是表示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不过我确实希望对当时的种种曲折能有设身处地的体谅。整个抗战的过程是日我之间强弱逆转的过程，这一点自不待言。但即使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取得压倒优势的战争后期，中国的力量仍没有大到足以单独取胜。认清后一点十分重要。我们的目的是把日本军队赶出中国，既然一时无法直线力胜，以“曲线”（请勿与声名狼藉的“曲线救国”混淆）来迂回就有了正当的或者说不得不的理由。如果承认这一点，“媒介”的正面意义也就不言自明了。

就像“伪军”是复杂的集合体一样，“伪军”的意义从不同角度看也很不相同。在这不同的意义中我觉得“缓冲”应该是最具正面价值的意义。我们在前面已经说到“伪军”投“伪”多为迫不得已，因为“汉奸”的骂名是他们不愿背负的沉重包袱，这是“伪军”乐以“曲线救国”自相标榜和相当主动以及虽不主动也不拒绝与国共两方互动的最主要原因。“伪军”的这一立场决定了他们非到万不得已不愿与国共两方兵戎相见。许多记载表明，国共两方不约而同提出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是对“伪军”最有感召力的口号。

从总体上看，“伪军”尤其是集团性“伪军”和国共两军的冲突无论规模还是烈度都相对较小较低。“伪军”和国共两军不是没有冲突，比如日本投降后接受国军第五路军番号、1948年“起义”后更被编为解放军第三十五军的吴化文部，与山东的八路军即曾有频繁的“磨擦”。我所说的“相对较小较低”也不是和同时期苏德战场或美日太平洋战场相比，当时中国的本钱还打不起那样规模的战争。我说的“小”和“低”是和抗战前国军对红军那种赶尽杀绝式的围剿、特别是和抗战后国共之间动辄投入数十万上百万军队的会战相对照，那样的“你死我活”，那样的不惜一切代价，在“伪军”和国共两军的折冲中是完全看不到的。当时最重要的“伪军”集团，无论是黄淮平原的孙殿英、李岚峰、孙良臣、庞炳勋部，还是江苏地区的郝鹏举、李长江、任援道部，和国共两方都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如果“伪军”只有“帮凶”的一面，这种“相安无事”的状况是不可能出现的。所以，“伪军”实际起到了避免日军和国共两军同归于尽的“缓冲”作用。

将这种“缓冲”作为“伪军”的正面意义，并不是否认玉石俱焚的气节或气概，而是觉得我们的民族总要生息繁衍下去，这是比任何高调的“大义”更高的根本。因此如何以较小的代价保存民族的元气是当时中国人不能不面对的严峻课题。其实早在抗战之初，国共两党对如何因应日军的侵攻已有了相当清醒的认识。蒋介石的“以空间换时间”，毛泽东的“持久战”，不能说没有党益的考虑，但在大而弱面对小而强的局面下避免孤注一掷的硬拼确实是惟一可行的抉择。

从保存民族元气的高度说，“伪军”的“缓冲”作用尤其表现为隔开了日军对日占区民众的直接接触。这一点有必要略加说明。

[1]《周佛海日记全编》，第613、615、616页。

直至今天仍有相当多的日本人以为日军军风纪无可挑剔[1]，和深刻于中国民众心目中的极差印象截然相反。由于日本一直有人认为战时中国和西方有关记录是“敌国”和助敌之国的宣传，不具客观性，所以我曾据战争早期仅仅数月即撤销建制的第十军的《法务部阵中日志》、第十军法务部长小川关治郎的日记等烬余的日军相关文献，证明即使仅据残存的日方文献仍足可见侵华日军军风纪相当败坏。[2]从这点上说日军军风纪败坏确实是中国民众的灾难。不过我在此并不是要表明“缓冲”的必要在于日军军风纪的败坏，而是想强调即使日军纪律严明同样会给中国民众带来灾难。

前两年我在一篇有关东京审判的文章中谈到武士道崇尚的“轻生死”对战前日本人生死观的影响，并以“特攻”“玉碎”为例，说明生命价值在战时日本受到的完全漠视不仅造成了大量军人的无谓死亡，在塞班、硫磺岛、冲绳等战役中集中表现出来的平民的近乎疯狂的“视死如归”更可见战时日本的“精神面貌”已到了极端异常的程度。如果说中日两个民族确有不同，“日本人”的绝对服从，事事顶真，和中国人的散漫、得过且过本来就有极大反差，及至战时日本人那种在文明史中极为罕见的无视生命倾向的愈形强化，和偏重保全的汉民族更是绝难相容。我觉得日军在我们民族记忆中刻下的之所以是既凶且暴的深刻印痕，确实和日本人的“性格”特点有很大关系。所以，无论日军军风纪是好是坏，对中国民众而言都是恐怖的存在，也因此“伪军”作为日占区民众避免与日军直接接触的“缓冲”，对减少中国民众的伤害，至少对减轻中国民众的心理压力有正面作用当无可疑。

[1]如战争结束五十周年之际在数月之内数度加印的一本书中即称：“因为自尊心（pride）昂扬，日本军的犯罪率是世界最低的。”《国際法から見た“南京大屠杀”の疑問》，小室直樹、渡部昇一：《封印の昭和史——“戦後五○年”自虐の終焉》，東京，徳間書店1995年版，第107页。这样的看法由来已久，早在东京审判时辩护方证人即有称日军秋毫无犯的。比如日军进攻南京时为第九师团第三十六联队长的胁阪次郎作证说：当时他的部下因捡到一只鞋而受军纪处罚，可见日军军法部门执行军纪之严。洞富雄编《日中戦争史资料》8“南京事件”Ⅰ，东京，河出书房新社1973年版，第239页。

[2]《第十军法务部阵中日志》是全日军仅存的法务部日志。第十军的军风纪如何，一军的军风纪何以能举一反三推断全军军风纪，拙文已详，见《侵华日军军风纪研究——以第十军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3期，第136－183页。

三简短的结语

陈寅恪先生在大节上守持极严，不仅终其一生如此，而且老而弥坚，同时寅老晚年发“贰臣”钱谦益心曲之覆又最可见他对前人“难处”和内心曲折的体恤和洞察。我觉得这是对待先人的艰辛和不幸的最可取态度。在人类不必再为种族、阶级、信仰经受生死考验的今天犹当如此。不过，本文所谈虽偏于一端，未如称许《伪军》的不含“价值”，取意却只是详人所略，略人所详，既非有意追步前贤，更不敢故意立异或妄求“翻案”。

作者简介程兆奇，1956年生于上海。现为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主要从事中日战争遗留问题研究。著有《南京大屠杀研究》《日本现存南京大屠杀史料研究》等书。曾完成多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曾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奖项。目前正主持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东京审判若干重大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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