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乡村碰撞中的人道主义书写（二）

 

城市与乡村碰撞中的人道主义书写（二）

——雪漠的“大漠三部曲”研究

文\瞿萍

第二章  人道主义的关怀：对“出路”的探寻

农民“是一个已活了几千年且还将活下去的生命，仍然活着的‘历史’，存活于现在的‘过去’” 。农民作为乡村这个承载传统因子器皿中唯一的主体性存在，无论是父辈农民、子辈农民，还是农村女性，知识分子对农民的言说都是经过反复感知与论证后，将其作为一个客观的审视对象进行的剖析。在此过程中，立足人道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有感于农民生存的巨大悲剧性体验，与其说他们是在为农民造像，不如将这种行为看成是知识分子基于自身的社会责任与道义担当为深陷困境的农民寻求“出路”做出的努力。

第一节  父辈农民：坚守土地的恋乡情结

父辈农民在农民群相中无疑具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乡土文学的作品中经常会出现一些“老年智者”的形象，他们是新文学直至“新时期”文学中最为稳定和少变的乡村角色。村庄作为一个以伦理道德为价值尺度的传统社会，道德是评判一切的唯一准绳。世代农民相互重合又各有特点的生活历程共同见证了乡村历史的进程，是他们不断实践并强化着道德的约束力量。传统伦理道德护卫者的姿态使他们自觉的将一切置于合乎道德的语境中进行评判。这种自发于民间的道德约束力是建立在农民生存的基础上的，也就是说，一切道德的形成都是服务于“生存”这一总主题的，而农民的生存又是绑缚在土地上的，也就是说，传统的伦理道德是建立在以土地为基础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之上的。父辈农民是最接近传统的存在，因此他们的“出路”在某种程度说是与土地、与传统、与道德没有根本性冲突的。无论是长老似的乡村秩序的维护者，还是固守经验、顽固不化、保守又悲剧的普通父辈农民，他们只会基于历史的经验关注现实。当下的各种矛盾、困境才是他们努力找寻“出路”的根本动力。

一、孟八爷：乡村秩序的维护者

时代转型期的乡土社会中，老人与乡村一样，在现代作家的笔下更多的是一种处于“现代”与城市参照系中的象征性的存在，他们承载着作家对传统的文化批判与认同。乡村老人大多富有寓言性，是传统文化人格化的表现，具有精神之根的意义。首先，作为乡土社会中权威一样的存在，他们的经验来源于时间和阅历，经验在传统社会具有着重大的意义。因为了解村庄的过去，使他们对村庄的当下和未来有了毋庸置疑的发言权。年老智者不仅拥有丰富的阅历赋予他们的处世经验与生存智慧，还拥有令人敬重的德行。某些情况下，他们自身就演化成了评判的标准、道德的尺度。作为处理村庄事件的裁决者，他们常常对村人的遭际进行着基于经验与道德的指导和救赎，在他们身上人性与神性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契合。由于神性的显现，他们身上就不可避免的带有一种神秘性，这种神秘性与世俗性的结合使得村庄老人成为了一种智慧的存在，自然地象征着乡土社会的历史文化。正如赵园所言“乡村智者，是农民集体经验的人格化” 。其次，年老智者作为传统的象征带有一种原型的意味，而原型作为构成集体无意识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唤起一种比我们自己声音更强的声音。一个用原始意象说话的人，是在同时用千万人的声音在说话”。“他把我们个人的命运转变为人类的命运，他在我们身上唤醒所有那些仁慈的力量，正是这些力量，保证了人类能够随时摆脱危难，度过漫漫长夜。” 村庄中的老人就象征着这样一种仁慈的力量，平衡与维持着村庄的稳定与和谐，他们对是非曲直有独立的判断，对村庄文化有独到的思考。“大漠三部曲”中的孟八爷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智者形象。他的智慧“有历史智慧，关于‘过去’的智慧，也有人生智慧——极简朴实用，土地般‘本色’，是苦熬苦炼出来的，成色极之纯净” 。孟八爷作为沙湾村的智者和权威一样的存在，他不仅拥有能够维持生计的生存技能，更拥有着一套完备的、符合传统逻辑的为人处世的生存哲学。其个人的威望和智慧帮助他维持着沙湾村的秩序，他用以解决村庄中那些无法用法律解决的、说不清又道不明的复杂的人情世故、家长里短的唯一也是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通过浓郁的人情味、诙谐幽默的方式使事件双方达成一种符合乡土社会道德标准的“和解”状态，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维持乡土社会的相对稳定。这种矛盾调节者的角色的扮演是出于孟八爷达观的人生态度，是一种生存智慧的体现。这种生存智慧不仅化解了他人的纠纷，更淡化了自身的生存悲剧。像孟八爷这种基于极强的土地依附力而表达的对传统的坚守姿态，代表了父辈农民面对各种生存问题时的一致的价值取向，同时，作家的这种文化寻“根”和“返祖”现象也传达出一种对古老文化象征的追问。

二、老顺：乡村现实的承担者

还有一类乡村年老智者的形象，他们较之于“孟八爷式的”神性的、权威的存在，更多的表现出一种世俗性。他们固守经验，而不幸的是他们的经验又不适用于变化着的时代与现实，他们的一生平凡又坎坷，生存的困境更容易出现在他们身上。他们的固执、迂腐和保守不仅制约着其自身的生存发展，更影响着子女的人生轨迹。对于这类农民，雪漠没有进行全盘肯定，相反的，是在同情的基础上表达着批判，是民间立场上“悯农论”的体现。“大漠三部曲”中的老顺就是这样的一个形象。老顺的生存之道体现在以下的三个方面。第一，按老顺的说法，他天生是个鹰命、一见鹰顾盼雄视的神姿，便觉得有种新的东西注入身体。心中的阴影便渐渐消失了。(捋鹰捋掉的是其英雄气和野性)。第二，“在沙地上行走了大半辈子的老顺很像沙娃娃，给人抓住只会自残身体咬断尾巴也不敢咬人一口” 。“凉州的百姓是世界上最能忍耐的人。”“凉州百姓像沙娃娃。”“沙娃娃最大的本事就是自残身体，被人逼急了，宁可甩断尾巴，也不敢咬人一口。” 第三，如兔子一般，极少涉足陌生的地方。鹰、沙娃娃、兔子这些戈壁上的生灵，象征着在这里活着的人的生存状态，尤其是那些极为保守、固执的“老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想。严酷的生存条件剥夺了他们的“英雄气”、取而代之的是狡猾、固守成规，最终导致其呈现出一种麻木、可怜又卑怯的生存状态。“活着”大于天，“老顺式的”传统父辈农民对“活着”的状态保有自己的一套说辞，那就是“娶个媳妇，养个儿，引个孙，一辈子也就了活了” 。他们的一切悲剧都和土地息息相关，而悲剧的救赎又必须依赖于土地，他们企图超越生存困境的唯一出路只有更大程度的回归传统、依附土地，因为除了有关土地的生存技能他们一无所有，这也是他们真正的困境所在，小农经济的生存模式决定了土地对人的绝对制约力量。相对稳固不变的环境和世代承袭的土地意识极易造成知足保守的性格特征，农民对苦难的不敏感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其长期处于贫苦状态中的原因。老顺这一形象的叙事功能在于表达雪漠对传统文化导致的国民劣根性的批判。

文学中的“农民”其语意常常大于农民本身。“写农民，有可能是一种文化想象，文化期待的表达，文化理想的构造，文化批评的发动——即不以‘精确复写’为旨归的心智、想象活动。” 孟八爷和老顺是典型的两类“年老智者”形象，前者的隐喻功能传达出的是雪漠对传统文化的认可，对淳朴乡土人情的礼赞，后者的书写是在同情农民悲惨生存现状基础上的理性的批判。土地作为基础，既能产生孟八爷式的达观，又能产生老顺式的隐忍，传统农民的出路是不可能脱离土地的。“土里生，土里长，到老还叫土吃上”才是他们最终的“出路”，同时，历史的发展进程已经预示了这种“出路”实际上就是一种末路。

第二节  青年农民：城乡之间的两难徘徊

20世纪90年代的乡土小说在描写工业文明对农耕文明的冲击时，除了传统乡土文学题材的延续外，农民的城市向往也成为了其书写的中心。在社会的不断变迁中，长幼有序的伦常教化固然重要，但是，“人并不能靠经验作指导，能依赖的是超出个别情境的原则，而能形成原则、应用原则的却不一定是长者” 。在社会转型期，新一辈相较于其父辈来说总是保有着更为灵活的思维、更为开放的心态、也更懂得把握机会。当传统的农业经济已经无法维持基本的生存时，“离土”的倾向成了多数农村青年的普遍性选择。农民将城市想象成乐土，那里的消费文化、生活水平都使他们心向往之。传统的依赖于土地而产生的心理结构在面对物欲横流的都市文明时产生的自卑感深深地折磨着他们，以往静态的乡土在城市的对比下，使这些年轻的农民愈发体会到其贫困、保守、落后，外在生存空间不断缩小，内在生存技能无形弱化都使他们对土地产生极大的怀疑乃至绝望。因此，他们的“离土”更多的是一种由自发向自觉的过度，逃离乡土的强烈愿望与主动姿态是他们在以土地为生产资料的农业文明和与土地没有直接依附关系的商业文明之间做出的明确的价值判断。

一、灵官的“出走”

“大漠三部曲”中，灵官这一角色以“潜在作者的戏剧化代言人的可靠叙述者” 的身份出现，具有典型性，从这个人物身上我们感受到的是雪漠的情感态度与价值选择。灵官作为少数有知识的农村青年，他与土地的生死依附关系早已没有父辈那样紧密，土地于他来说不再是生存的隐喻象征，而是一种束缚。乡村主动或被动的对工业文明的“敞开”带来了异质文化，有限知识的懵懂反应与异质文化的直接刺激、客观实在的生存压力与无法超脱的悲剧人生，共同促成了他的离土倾向。其自我解脱的方式，也是其找到的“出路”，便是通往城市之路。然而，有关“现代”的观念的逐步确立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在决定离土的过程中，他经历了对权威的反叛和意识的觉醒过程。

（一）精神“弑父”的主题

1．对生命的不同态度

父辈农民“活着”大过天的生存哲学滋生了漠视生命的价值观，即人之外的一切其他生命都是为了人的生存而存在的，因此他们对于这些生命的消逝不仅麻木，而且视为理所当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中认为“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这种差别引起了不同的道德观念。这种观点同样适用于传统农民对人和动物生命的本质认识，对他们来说，人与动物是存在“差序格局”的，因此判断的标准是不同的，作为动物其存在价值是为了人的存在。与此同时，作为同类的人又有男女之分，首先，男权社会的定式思维笼罩下所形成的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不仅使农民将女性视为生育工具，更将女童的生命价值等同了动物，因为她们还没有传宗接代的能力。从人类学角度来说，“家庭是亲子所构成的生育社群” 。这个概念清晰地表达着“生育”对于家庭的重要性。生存的不稳定使功利性极强的农民在明确的家庭角色中做着以家族的延续为最终目的的选择。对贫困的农村家庭来说，多生一个女孩，意味着对于家庭中其他重要成员的生存威胁，尤其是担负着家族传宗接代希望的男孩的威胁。女孩和动物的结局的不同体现在，动物是被真真实实地吃进肚子了，而女孩则被以传统生存观念为基础的封建意识所“杀害”。与上述对生命的漠视截然不同的是，在有知识的青年农民（灵官）看来，动物同人一样也是有存在价值的，对一切生命的存在的肯定，背后折射出的是现代意识关照下的对生命本身的尊重，这种抛弃“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带有强烈的当代意识和理性色彩。对动物尚且如此，遑论是一个孩子，在他们的认识论中对人的尊重是基础。作品中，雪漠描写毛旦去烧魏没手子的死娃娃时——“他那济公活佛似的乐呵呵无忧无虑的做派，即使有天才想象力的人也不会想到他此刻竟是去为以幼小的生命送葬。” 流露出巨大的悲悯同情。这种对人和人以外的其他生命形式的肯定表达的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博爱观念，觉醒意识使他们对人类的残忍行径难以忍受，理性逼迫他们对痛感作出强烈的反应，“人”的意识、“社会人”的状态表现的十分突出。灵官这一形象体现了农民从自然人的状态向社会人的状态的过度。雪漠借灵官的口表达的正是自己的这种与其自身宗教修养直接相关的普世价值，也就是博爱思想。

2．知足常乐与质疑自我存在的方式

对于传统农民来说，“认命”包含着两层含义。首先，“认”表达了一种“认定”，“坚信”的态度，并以毫无置疑的接受作为前提；其次，对农民来说，“命”的内涵是与死联系在一起，因此，只要“不死”便知足了。在这样的认识论的指导下，农民对命运的接受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态度，更大的程度上说是一种无能为力的悲哀。由于主体意识的缺乏，泰然地接受并对其进行极为主观改造是唯一的化解方式。对农民来说，化解命运可能带来的各种不幸的手段就是不断降低欲望的等级，“乡土社会中个人的欲望常是合于人类生存条件的” ，即安于现状、知足常乐。同时这种知足常乐的人生态度很大程度上是与其封建迷信意识有直接关系的，也就是对“死亡”、“癌”等不吉利的概念的忌讳。他们认为“凶事吉事，全凭接气”， “人嘴里有毒”，只要提及这些概念便会招致不幸，对他们来说，最大的不幸就是“死亡”。小说中灵官妈对“癌”这个字的反应，正是基于此种心理。只要不提便是命里没有，万事大吉。但有意思的是尽管灵官妈不断地避讳着“癌”，作者最后还是让她的大儿子死于癌症，这种反讽的叙事手段产生的效果，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了雪漠对封建迷信的传统糟粕的严肃批判。在看似冷静的叙述下，我们不难感受到农民灵魂的无知、麻木和愚昧。相较之下，“铁屋子”中首先醒来的“灵官们”表达的更多的是质疑，对所谓命运的质疑。不过，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他们的质疑还只是表层的，正如小说中所描绘的，灵官对父亲老顺关于国家大事的解释——“啥是国家大事？是吃，是穿，是叫老百姓活好。叫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最大的事” 的认同态度。在这里，我们或许会惋惜雪漠对灵官觉醒程度地描写不够，但是，仔细思考后我们就会发现这是雪漠苦心孤诣的结果。“灵官们”是醒来了，但现实环境中制约其清醒程度的因素还有很多。电视、报纸这些现代传媒形式带给他们的外来刺激毕竟是有限的，“农民性”还是其根本。综上所述，虽然乡村中的知识青年还只是“睡眼惺忪”，但他们毕竟睁开了“眼”，也许其朦胧的清醒伴随着巨大的孤独感，但毕竟是一种理性意识在农民这一特殊群体中出现的萌芽，父辈的安命哲学应该且必须要退出历史舞台了。雪漠笔下的灵官这一形象所具有的象征寓意就在于，它为农民、农村的改变提供了可能性，潜在着一种希望的光芒，同时，淡化了整部作品的悲剧氛围。

3．对外来因素的拒斥与开放

“中国人对外国人所知道的事情从来不加赞扬，但是对他们所不了解的事情总是报以嘲笑” ，这是清末传教士亚瑟•亨•史密斯在一个世纪前发现的“中国人的脸谱”之一。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人推翻了封建王朝，抵御了外侮，不仅外在社会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有的经济结构也被颠覆，但是作为社会的主要构成部分的农民，其思维意识似乎从未动摇过。首先，古代中国“天朝”的自大心态影响下形成的视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为“蛮夷”的传统逐渐稳固内化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从国家角度来说是中国与“蛮夷”，从个体存在的角度来说便是“己”和己之外（这里的“己”包括其所处的环境）。其次，小农经济的农业文明制度下，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因此，对外界的认识受制于不断强化的墨守陈规的传统，并最终凝固为一种顽固的心理结构，那就是对一切外来因素的拒斥。但是新的社会背景下，城市对乡村的入侵客观上不可避免的冲击着农民的固有思维。也就是说，工业文明的现代化进程突进乡村，城市作为其代言人裹挟着新的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新的物质生活标准首当其冲。当外在的物质生活条件明显改善时，一切思维模式从生存本能角度出发的农民便对可能带来更好生活条件的全部因素及其造成的结果不加辨别的全部吸收，在此过程中，金钱观念造成的人的异化、道德的滑坡等负面因素便被这些没有辨别能力的农民一同接受，并与固有的性格缺陷、人性弱点结合滋生出新的劣根性，反过来又阻碍着乡村现代化的进程。拒斥与强制性同化落实到具体农民身上，前者更多地表现在父辈农民的行为态度中，后者则是新一辈但却没有觉醒的农民的选择。在“大漠三部曲”中，老顺、孟八爷秉持着拒斥态度，猛子、花球、狗蛋则不加辨别地同化着外来因素。上述的两种农民，无论是父辈的经验论基础上的顽固，还是子辈没有辨别能力的全盘同化吸收行为，最终导致的结果都是“生存机会上的威胁” 。灵官作为雪漠笔下闪现着希望光芒的人物，对外各种因素的接受是建立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的，“辨别”这一思维动作行为是他区别于“猛子们”的本质属性。因为有判断所以有选择，因为做出了选择所以愿意去适应，在这种良性的互动中，生存这一本能的反应便被赋予了理性的意义。灵官这一形象暗示的是农民这一群体的思维模式，认知水平与能力能够被优化的可能性。

（二）性意识的觉醒

对人的一生来说，性觉醒是一个界碑，是一个人真正走向独立和成熟的重要标志，身体的秘密首次对他敞开，懵懂的情爱观逐渐萌生。从此之后，人要独立面对人生中的一切苦难。因为性意识的觉醒带来了对性爱与情爱的强烈感知，又因为新知等外在因素的刺激使人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个理性评判（这其中当然包含着对情爱的理性反思）。灵官性意识的觉醒，经历着如下一种曲折变化过程：“他总能感到莹儿的话里藏着什么，但他又不能确切地捕捉住那个蚕丝一样在风中游来荡去的东西。” “两人之间也没有发生什么，可是他又恍惚觉得她已说出了什么，他们之间也确实发生了什么。一切，显得模糊而清晰——只是他不敢正视这清晰而已。” 当莹儿用“花儿”进行直白地挑逗，“那种奇异的渴再次袭来” 。心理的懵懂感已经上升为生理的冲动。“没有性经验的他沉浸在一种巨大的惊喜和幸福中而不知所措” ，并完成了“他的第一次人生洗礼” 。至此，灵官完成了从心理到生理的性启蒙过程，实现了从男孩到男人的蜕变。性的觉醒带来了身体和心理的巨大欢愉，同时性的觉醒也伴随着人生的苦闷。可以说，在他与莹儿之间的“默契”不断增加的同时，基于对叔嫂不伦之恋的道德上的自我反思与愧疚之感也在增强，并最终成为一个“面对太阳也摆脱不了的身后长长的尾巴” 。当原始的生命本能与伦理道德纠缠一起的时候，二者之间的矛盾带来了人物心理的巨大变化。“男性在成长的过程中，自制力的强盛与否是非常重要的，有了强盛的自制力就能用理性来驾驭非理性，用意志驾驭情欲，主体的人在道德伦理上就有了向善发展的动力。相反，自制力的萎弱导致了非理性与情欲的自由泛滥，主体的人的罪性就有了充分表现的条件与机会。” 灵官在与莹儿的交合过程中发现自己的自制力的萎弱，也就意识到了自己罪孽深重。在灵官的性意识的觉醒过程中，本能的欢愉与悔罪的意识始终相伴相随。雪漠的宗教（佛教）背景，使灵官这个带有自传色彩的人物染上浓浓的宗教气质，“人生的无常与苦难最能使人与宗教接近与投合” 。“由爱生忧，由爱生惧” ，忧和惧在他的精神深渊中造成了不可抑制的战栗。对于灵官的成长来说，这既是性意识觉醒的代价，更为后来的“出走”（为心灵寻找出路）埋下伏笔。憨头的死亡是他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并直接导致了他的“出走”。因此，他的“出走”是人的性意识觉醒后理性反思的自觉行为。在雪漠笔下，灵官由于道德上的自我谴责选择了离开。但是，雪漠对灵官的书写也就停留于“出走”，至于“出走”城市的灵官最终有怎样的结局，作者并没有交代。当灵官在沙湾村时，雪漠的处理样样得心应手，一旦离开沙湾村，他便失语了，雪漠同灵官一样惶惑茫然。这表明，雪漠对“城市是农民的出路”的一般性结论有所保留。灵官的“出走”只停留在了“出走”这一行为上，有“叛逃”土地的成分，却没有明确的城市向往的表达。

二、月儿的“出走”

随着生存环境的不断恶化和城市文明对乡土社会的不断刺激，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选择进入城市以体验一种新的生活，城市文明物质层面的巨大诱惑成为最直接的“出走”动力。“在中国当代发展的情境下，农村成为她们想要挣脱和逃离的生死场，而不是希望的田野；希望的空间、做‘人’的空间是城市” 。月儿——小说中唯一真正在行为上实现了逃离乡土的农村女性，她的离土行为表面上是逃离乡土的城市向往，实则暗含着对自身农民身份的否定，对传统生存方式的否定。“土”不再是生存之根，相反的成了她建构新身份的阻碍。她在斩断自己与乡村的文化脐带的同时，千方百计地融入城市生活。在月儿看来，她能够“在村庄以外获取收入且在村庄以外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也能“很容易割断与村庄的联系” 。但是，乡村文化在她身上烙下的印记，以及制度的限制使其很难成为真正的城市人，并给她带来了一个新的身份——“农民工”。农民工的悲剧就在于，作为一种带有歧视性质的身份认同，他们身处城市阴暗逼仄的角落，在一次次的悲情演出中陷入更深的迷失和困惑，“‘亦农亦工’‘非农非工’的状态决定了他们在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向工业文明与后工业文明转型过程中的过渡性身份” 。一方面，月儿进城后中断了与家乡、亲人的纽带，在她单纯的农民身份向“现代”身份的转变过程中，城市并不如她想象的一般，农民性与城市的根本性矛盾和农民工的尴尬身份以及现代文明对人的异化最终还是使她选择回头。作为向往城市文明的牺牲品和实验品，其悲剧性包含着农民融入城市时的艰难。另一方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月儿通往城市的道路上，尽管她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城市不仅不能拯救她的生存悲剧，反而扭曲了她作为个体的人的发展，她的城市之旅的唯一收获就是“杨梅大疮”。月儿这一人物的“离土”与“归来”行为集中表达了雪漠在城乡之间的价值选择，即城市并不是农民的出路，农民的城市之行是为了最终回归乡土。因此，“出走”城市也并不能算作是解决农民困境的“出路”。

“大漠三部曲”中只有灵官、月儿有过“离土”行为。灵官代表着作者的叙述声音，对父辈在观念上反叛、性意识的觉醒、对憨头的愧疚共同促成了他的离土行为，但是，这种人道主义关怀下的离开最终在作者笔下不了了之，至于“出走后”应该怎么办，他还没有形成一个具体的应对策略。月儿的城市向往则建立在对都市物质生活的憧憬之上，作品前期对她强烈的离土愿望的表达都通过“洗”这个行为体现，有意味的是，她最后的“归”也与“洗”发生着密切的联系。前一个“洗”的目的在于洗掉“土”气，后一个则是为了洗掉城市文明对其造成的伤害。对于灵官离土的不确定，对月儿的同情共同构成了雪漠的城市观，即“城里的太阳不像太阳，仿佛是灰尘和噪音的喷射口，喷出满世界满脑子的灰土和吱哇。大车小车像失惊的驴，乱窜。骑车的男女也疯了，一个咬紧一个的屁股，穷撵。走的是一群疯蚂蚁，乱嚷嚷的” 。雪漠的农民身份和依附土地的生存经验使他对城市文明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批判态度和决绝的排斥心理。在他看来，青年农民作为农村的未来，他们的离土行为是合理的。但是，出走乡村并不意味着就要走进城市，甚至城市于农民来说不仅不是“出路”，更制造了新的困境。因此，青年农民的“出走”依然是没有出路的“出走”。

第三节  农村女性：抗争命运的灵魂重构

女性在传统中国从来都不具备构成一个被言说的对象的资格，她们通常被视为男权社会的附属品。首先，社会地位的高低是建立在夫、父、子的社会、家庭、乃至政治地位的意义上的，她们本身并未获得独立的社会地位。尽管历史上也有地位尊贵且拥有皇权的女性，但我们必须看清的一点是，这些尊贵地位的获得是被给予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了其所依附的男权力量，她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她们并不代表整个女性群体。其次，宋代以来的“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观压抑、束缚、限制着女性的性爱观。在被称为“道德”的叙事规范下，女性是无欲的。在性的方面，女性完全被视作生育的工具，而且在这种高下差异巨大的两性关系中，男性占据着主导地位。传统社会中，对“性”的发生条件有着诸多的规约，家庭中的婚姻关系也仅仅是为“性”的发生提供了道德上的合法性，现代乡土小说中的有关性压抑的描写在传统伦理价值体系中已属淫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旨在重建民族灵魂的中国现代作家们对女性命运的书写构成了一个独立的体系，无论是鲁迅的祥林嫂、许钦文的鼻涕阿二、还是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张爱玲的曹七巧，都是人道主义意义上的以立“人”为终极目标的文化批判。强烈的反封建意识的注入使得作家们将“不幸的社会下层”之一的女性视为一个群体，对她们悲惨命运的展现带有作家强烈的理性批判意识，婚姻、爱情、性欲成为主要的叙事构成部分。新时期以来的乡土小说中，作家对女性命运的关注热情依然不减，只是在人类学角度的影响下，颠覆传统的新的价值观使得作家们更加注重文化本身，即对某种生命原力的热情书写。对“性”这一本能活动的细致入微的刻画成为作家们宣泄的出口，“所谓本能，不管它的意义伸缩性有多大，总是指不学而能，有生理结构所决定的行为” 。正是基于此种对原始、野性、乃至兽性的膜拜使作家们将性作为一种文化的隐喻和象征，并赋予了深沉的美学礼赞。“大漠三部曲”对女性命运的关注是和雪漠在现代性语境下的现实主义的叙事原则相契合的。

一、“买卖欺骗贡献的婚姻”与女性个体价值

“从婚姻里结成的夫妇关系是从亲子关系上发生的。” 也就是说男女双方共同抚养其所生育的孩子就是夫妻，这是从自然属性角度对婚姻做出的定义。人的社会性决定了婚姻关系的发生不是单纯的两性的结合，相反，其过程是受着一定的社会环境的限制的，婚姻并不是男女双方个人的私事，它受着社会的干预，从缔结婚约到夫妇关系的维持，整个过程中总有他人的干预。尤其在乡土社会中，各种制约两性自由结合的复杂的社会关系通常表达为父母权利的体现。很多时候，配偶的选择并不是出于当事人的自由意志，而是对于家长意志的遵从。传统的婚姻关系突破了个人的情感选择，甚至抛弃了个人情感的选择。在婚姻的产生发展过程中，与婚姻双方有联系的其他社会关系都有相互间的权利和义务。而这种权利和义务最明显、简洁的体现方式即是通过经济上的交流来实现。也就是说，传统婚姻就是建立在经济交换的基础上，并以满足与婚姻当事人有关的大多数（或曰主要）社会关系的意志（这种意志通常是违背婚姻当事人的情感选择的）为表现形式的两性关系的结合。婚姻的经济交换特性显示了传统封建婚姻的买卖性质，这里所说的“买卖”实质上就是对女性的“买卖”。传统的各种婚俗中，无论是换亲、抢亲亦或是其他的各种民间婚俗，女性总是扮演着被换、被抢的角色。正如鲁迅总结的：传统的婚姻即是“买卖欺骗贡献的婚姻”。 “大漠三部曲”中对“换亲”的刻画，凸显的不仅是导致这种风俗形成的外部社会原因，也包括中国文化深层结构中的腐朽因素。首先，导致莹儿和兰兰被换最直接的原因是陈白两家因贫困而无法为儿子娶媳妇的现状。在交换的过程中，双方达成了一个默契，那就是将莹儿和兰兰视作有价值的、可以化解当前困境的“物”，至于其自身的意愿在强大的现实面前早已变得微不足道。其次，虽然处在社会的转型期，但是对深处西部偏远农村中的人们来说，现代之风对西部乡土的改造还远没有达到彻底颠覆文化心理的程度。个体意识的不觉醒与群体惯性思维的制约，共同酿造着一出又一出的悲剧。在莹儿和兰兰分别变成憨头媳妇、白福媳妇的过程中，即整个事件的发生过程中，没有人对此提出过质疑，也就是说，“大家”认为这是合理、理所当然的。“大家”作为一个群体麻木地观看着悲剧的发生，即“大家”共同否定了个体女性之为“人”的社会属性。这种心理结构带来了对婚姻的不负责的态度，同时产生了对女性的使用价值（生育功能）的极度重视，并将女性的悲剧命运看成理所当然。这种对悲剧的麻木态度在无形中制造了更大的悲剧。

二、保守的伦理观念压抑了正常的“力比多”

乡土社会作为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我们在对它进行描述时用的更多的是“维持”一词，所谓“维持”就是保有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而状态的保持就需要一定的规则、纪律。并用它来规范、制约人的行为。在性别关系上，异性之间较之于同性之间更容易发生一种激动性的情感，两性之间的相互吸引通常对乡土社会的稳定构成潜在的威胁，外在的表现形式便是对规则、纪律的触犯。对两性关系而言，规则、纪律具体化为对女性的种种束缚、要求，即“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 。当然上述内容是对古典传统女性的制约。但是，对于整个文化氛围落后的乡村中的女性来说，依然具有着制约效力。我们大概可以从上述内容中提取出两个重要的概念来，即“贞”、“节”，与之相呼应，我们还可以引申出另一概念：“烈”。如果要从这三者中提取一个共同的概念，那就是对“性”的回避，然而，“性”是作为人的一种“本能” 而存在的。在传统性爱观、贞操观念的制约下，突破对“性”的规范，最常见的形式就是婚前或婚外的两性关系，即所谓的诸如叔嫂间的“不伦之恋”、与有妇之夫或有夫之妇的野合等。

对女性命运的书写在“大漠三部曲”中占据着同国民性批判、乡土想象同等重要的地位。甚至某些情况下为前两者提供着理性的依据和感性的支持。对于性的描写，小说中的莹儿、双福女人（秀秀）有着最为集中的体现。首先看莹儿，憨头的阳痿使本来就没有情感基础的婚姻变得有名无实，最基本的性欲的无法满足不仅压抑着憨头，也使莹儿这个年轻女性饱尝煎熬。身心的折磨使读者更能同情和宽容她与灵官的结合。然而如果我们对雪漠的此种叙事姿态进行深挖，便会发现这种礼赞式的叙述方式传达出的正是其对以压抑本性为目的的传统性爱观的理性批判。首先，莹儿与灵官为数不多的几次结合都是发生在憨头在世时，这便是对“贞”的否定。其次，憨头死后，由于灵官的离开，客观上会使读者对莹儿产生一种貌似守“节”的人生选择的认识，但需要说明的是，灵官与莹儿的结合是灵与肉的结合，因此，灵官的离开虽然使生理上的结合成为不可能，但却无法阻挡莹儿以“花儿”的形式唱出对灵官的思念，这种精神之恋实际上就是一种不“节”的表现，雪漠这种对自由恋爱的肯定反衬出他对“节”的批判。再次，莹儿的悲剧命运并不止于灵官的离开，她的婚姻与哥哥白福的婚姻绑缚在一起，换亲的规则由于嫂子兰兰的执意离开发生着效力，只有她的再次出嫁才能弥补兰兰离开对家庭造成的“伤害”，母亲安排下的下嫁屠夫赵三便是具体的弥补方式。在莹儿的悲剧中，传统的封建买卖婚姻的观念成为不可抗拒的外在因素。封建家长的意志通过观念强加于人物，不仅影响着莹儿的生活状态更决定着她的命运走向。从莹儿最终的选择（用自杀的方式完成无声的控诉）看来，表面上这种极端的行为似乎在某种程度上符合了传统对女性“烈”的要求，在这里我们不禁要思考一下，对悲剧的抗拒难道只能通过自我毁灭的方式才能消解吗？这种极端的选择难道不是制造了更大的悲剧？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一方面要从雪漠的创作心理入手，另一方面要从莹儿与灵官的两性关系着手思考。首先，由于雪漠自身农民身份的苑囿，对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业文明的过度留恋，使得他所塑造的莹儿这一角色处于半觉醒的状态，莹儿的觉醒仅仅体现于对封建婚姻的反抗，而且这种反抗是基于对与灵官的男女之情的执著，她的一切思维、情感、心理的变化是完全出自灵官的行为选择，而并不是立足于“人”的解放，因此，她的个性意识并没有觉醒。从这个角度分析，其最终的自杀选择便具有了合理性，同时也体现了雪漠创作上的局限性。其次，在莹儿和灵官的爱情中，两性关系中的不平等体现得尤为明显。必须要指出的是“绝大多数的女人似在爱情中寻找自我，最后又在爱情中迷失自我！爱情确实是一种激发人奋进的力量，而对男权社会中的女人来说激发的则是牺牲自我多于确立和肯定自我，女人在爱情中发现的是作为妻子、情人的自我，而非真正自立的自我” 。灵官因为憨头之死而离开，且不论他离开的目的有多么神圣，缘由有多么无奈，就他这种说走就走的行为客观上给与他共同建构爱情关系的另一方——莹儿，造成了无可挽回的身心伤害。在灵官与莹儿情感之路的发展过程中，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农村青年，灵官的基于道德伦理的良知与愧疚只付诸于哥哥憨头，在他与莹儿为数不多的几次共同“现身”中，他只是一味地从莹儿处索取并获得满足（无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作为两性关系中的主导者，对莹儿的死他无疑具有无可推卸的责任。综上所述，莹儿的死既是封建婚姻观念对女性的摧残，也是个体意识不觉醒的悲剧，更是两性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的男性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对女性的“扼杀。”

双福女人在小说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次现身，她的“不贞”与莹儿的“不贞”有着质的不同。对于她和猛子的结合，雪漠完全是从性本能的角度展开的。激烈的性场面的描写所带来的强烈的画面感冲击着读者的审美体验，这种对野性的原始驱动力的礼赞应和了1990年代以来乡土作家们对性的执著描写，即从人类学的角度重新定义“性”。在新的审美原则映射下，对于双福女人和猛子结合的肯定，表达了雪漠对传统所谓“不伦之恋”观念的批判。双福女人这一形象，较之莹儿来说是完全觉醒了的。首先，她与猛子的结合虽然是性本能的要求的体现，但是我们也能读出其中的“复仇”意味，即对双福的报复。同样作为两性关系中的受害者，面对自己身心的悲惨遭际，她采取的是抗争与复仇的姿态。其次，她与猛子的结合不仅是为了生理的欢愉，更包含着理性的思考，即对未来的思考，是一种对自己负责的态度。基于这两点，我们可以说，双福女人这一形象是觉醒了的，在她的身上，我们更多感受到的是现代女性独立自强、追求两性平等的现代意识。与此同时，另一个问题困扰着我们，那就是，促使她觉醒的条件是什么，小说中并没有关于她的出身、受教育背景的交代。从这一形象的塑造可以看出雪漠并不将接受教育、获得知识看作是农民觉醒的先决条件，而是更愿用一种未知的力量来引导人，一定程度上依然是其执著于传统文化与农耕文明价值的一种隐形体现。

三、生养子嗣剥夺性爱乐趣

“种族的需要绵延并不是靠单纯的生理行动及生理作用而满足的，而是一套传统的规则和一套相关的物质文化的设备活动的结果。” 种族的延续是个人得以生存的必要条件，分工合作的经济原则从根本上决定着种族的延续。社会分工依靠人才能发生作用，个人作为构成社会结构的部分，其生老病死影响着结构内的其他个体的生存。因此，种族延续的原因从人类学的意义上理解，即为“个人生活所依靠的不是任何别的个人，而是个人间相互配合别人行动的分工体系” 。“昏礼者，将和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也” ，作为婚姻关系中的双方，传统的夫妇关系是生物学基础上的生育关系，本质上是子嗣生养。一方面，父系社会的语境中，子嗣被限定为男孩，男孩是家族得以延续、姓氏得以流传的前提条件。因此，子嗣生养也就是要生男孩。另一方面，乡土社会中，这种重男轻女的伦理观念的发生有其深刻的经济社会背景，男性作为家庭中的经济支柱，其所从事的繁重的劳动维持着家庭的正常运作。女性在家庭中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生男孩，这种目的性极强的性行为实质上是将女性看做了生育的工具。五四时期的现代乡土文学对女性的同情，很多时候也是通过对这种不自然的夫妇关系的批判完成的。

“大漠三部曲”中的兰兰在换亲中糊里糊涂地成了白福的老婆，为人妻的首要任务就是生儿子。就连唯一的女儿的名字也取为“引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强烈的得男欲望形成鲜明对比是兰兰不断地怀孕却无法生育男孩的现实。在这种反讽的叙事策略下，叙述者通过叙述，表面上表达着对白福、兰兰的同情，实质上隐含了作者对这种重男轻女的传统伦理观的批判。性爱的功能与生物学意义上的繁殖画上了等号，其作为生命的本能所能带给人的乐趣被弃置，家族的延续以个体的主体意识丧失为代价。同时，兰兰作为婚姻中的受害者，其在家庭中的作用除了不断的怀孕，还必须从事繁重的劳作。在这个过程中，其性格中的妻性、母性、女儿性发生着此消彼长的变化。首先，进入婚姻关系后日常劳作对人的磨损，使得兰兰的女儿性很快消失。其次，在不断的怀孕过程中，她的母性被激发，使用“激发”一词，意味着母性同女儿性一样是天生的，在女性怀孕、成为母亲的那一刻，便体现出来了。再次，进入婚姻关系时角色的转化、成为母亲后心理状态的根本性转变，以及女儿性中非本质的顺从性和依赖性，共同构成了兰兰以顺从为主要表征的所谓妻性。也就是说，妻性不是天生的，是被逼成的，是部分的女儿性与母性的混合。兰兰这一角色的塑造表达了雪漠在对现实深刻观察的基础上的自觉的人道主义同情的立场。

在传统伦理观念的束缚下，婚姻、性、生养子嗣作为影响着女性命运的三个基本要素，三者之间有着严密的逻辑关系。那就是，婚姻为性的发生提供道德上的依据，性的发生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生养子嗣。作为一个合于“贞、“节”、“烈”的标准的女性，其婚姻、性、生养子嗣的行为必须严格地遵守顺序。“婚姻是两性关系和个人开始性生活的仪式” ，由于多数情况下，乡土社会中婚姻里男女的结合是违背其作为个体的生理和心理上的自由意志的，因此，为了维持家庭、社会结构的稳定，具有社会约束性质的各种伦理教条的发生便具有了合法性。传统观念中对女性的各种规约是通过递进的方式实现的，首先泯灭女性个体存在的价值，其次将其视为一种能为社会、家庭带来“效益”的具有使用价值的“动产”，最后在交换、买卖的过程中，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很明显，农村女性的命运从来由不得自己，传统的伦理道德禁锢了她们的身心。然而，尽管到了新时期，她们依然面临着同母亲们相同的困境，她们的“出路”依旧是没有出路。

在新旧交替的时代转折期，农村作为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历着与城市相同的阵痛。无论是父辈农民、还是子辈农民都面临着土地不断丧失，机能逐步失灵的尴尬生存境地。有感于严峻的现实和知识分子的责任，雪漠怀着对乡民的极大同情，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相信农民“虽然受制于过去历史的制约，但却拥有进行创造性选择和行动的真正自由；在某些客观的限制之内，他们是自己命运的主人” ，认为“人道主义的主要功能之一，便是把情感从狭窄的，不合理的限制中解脱出来” ，并试图为农民的未来做一些有意义的探究工作（尽管他所进行的各种对出路探寻的尝试均告失败，农民的生存困境依旧）。传统的静态乡村被置于城市的参照之下，在和城市的互动中乡村显现出来的只有破败的一面。原有的生活生产方式遭到破坏，农民对世代因袭的生存方式产生质疑。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作为群体，农民体验着身份认同的焦虑与普遍的生存危机，作为个体，理智与情感、质疑与颠覆在个体存在中的矛盾体现的尤为明显，农民的悲剧归根结底是时代的悲剧。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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