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光明：顾城的奥秘

 

毕光明：顾城的奥秘

顾城（1956－1993），中国当代诗人，作家顾工之子，朦胧诗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早期的诗歌有孩子般的纯稚风格、梦幻情绪，用直觉和印象式的语句来咏唱童话般的少年生活。其诗《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成为中国新诗的经典名句。后杀妻自缢。

毕光明，海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致力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批判和纯文学作家作品研究，著有《文学复兴十年》《虚构的力量：中国当代纯文学研究》（合著）《海南当代文学史》（合著）等。

顾城是一个不大好捉摸因而常常引起争议的青年诗人。天真，孩子气，执著地营造一个没有被污染的童话世界，这是他的艺术活动给人以鲜明印象的一个方面。人们根据这一印象习惯地把他称作“童话诗人”。但是，顾城还有另外的一面，这就是他有时候似乎有点“鬼”，有些故弄玄虚，甚至近乎神秘怪僻。

新诗潮刚刚兴起时，在那场势所难免的诗歌论争中，顾城的几首笔记型小诗就作为“朦胧诗”的标本被人猜索，引起争论。上海一青年诗人后来还颇有趣味地描述过当时的情景：“那时，诗人和诗人一见面就提起‘朦胧诗’，判决它的生或死，报纸纷纷加入‘朦胧’的讨论，而这种‘讨论’一般说来总是让被讨论的对象死不了活不成。可是，翻来覆去能举出的‘朦胧’诗例只有《弧线》《远和近》。顾城躲在树上，画了一些神奇的解释，哄得赞成或反对者都以为那几句诗大有思想隐藏。”[①]随着新诗革新浪潮的进一步激荡，“朦胧”的困惑早已被证明为不过是当代人艺术思维长期僵固的必然结果，而顾城的那些本无深意存焉的印象式小诗也不再被认为有多么难以理解。但是，顾城本人，顾城的诗和诗话，却仍然在新时期诗坛上制造着谜。1980年以来，他一直在家待业，唯一可干的事，便是写诗。文坛风风雨雨，他却隐身在一个避风港中，做着百合花般的诗的梦。他拥有着一个小小的角落。他躲在一个玻璃瓶子里，时不时伸出头来看一看世界。他就在这样一个小天地里，源源不断地制造着语言和境界都愈来愈纯净透明也愈来愈缺少生活气息的诗。与此同时，他又用其美学价值决不逊于他的诗歌的语言来谈论诗，也谈论宇宙人生。他不放过一切可能的机会滔滔不绝、行云流水般地宣扬他的艺术观、美学观。他的那些话，在我们这些充塞着尘世纷争、现实征战的噪音的耳朵听起来，简直是一种喃喃的呓语，简直是只有不食人间烟火的人才可以说的话，简直就显得幼稚可笑——顾城因而为人诟病。凡是富有社会责任感的诗人、作家或评论家，不是善意地轻看就是鄙夷地嘲笑他的精致纯美且不知所云的诗，以及他的完全不合时宜的谈诗论文的谵语。更不用说比他更年轻一代的诗歌新生力量几乎无庸迟疑地要把他和他的时代一同抛掉。一般读者，可以出于对诗人的名字的好奇而不无欣喜地购买他的新近问世的诗集——《黑眼睛》，但是当你读完他从先后十几年创作的近万首诗里选出来的这九十余首诗，你也不一定没有迷离和困惑，甚至某种程度上的失望。顾城究竟是什么样的诗人？他的诗歌创作又是为何种美学思想所支配，属于何种精神现象？他的在当代诗坛上独具一格、卓尔一家的诗风到底有何审美价值？我们应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视角才能真正接近和烛察这位天真而又神秘的艺术创造主体以及他的美丽而又空灵的艺术世界？——这是对发展着的当代新诗投以关切与厚爱的目光的人们所面临的问题。

“知人论世”，这也许是一个老而又老的批评方法。然而当我们试图解开顾城这一文学之谜时，我们却采用了这种看来有些过时的方法。特殊的批评对象决定着我们这样做。19世纪的历史批评学派的建立者查尔斯·奥古斯丁·圣佩薇（Charles Augustin Sainte-Beuve)所强调并应用的传记法，即寻索由作者的个性进而建立作品的个性的方法，不一定在所有的批评活动中都灵验，但对于我们讨论顾城其人其诗来说，却十分适合。圣佩薇说，“对我来说，不知道那人本身而要判断他的作品，是困难的”[②]这句话也可以移用于今天想要确切一些地把握顾城和他的诗歌的读者。甚至有关顾城的轶闻趣事，也具有与诗歌本身同等重要的意义。因为顾城首先是一个有独特个性的人，然后才是一个独具风格的诗人。不仅是独特的生活道路，而首先是独特的性格气质、思维类型决定了他感受世界、理解世界、应对世界的方式。他的诗歌创作既是世界作用于他，也是他重构世界的精神活动的产物。抓住这一点，顾城的文学存在的价值、他在当代生活中的位置、他的艺术活动的得与失，才能在现实生活与文学运动的二度空间中确立和显现出来。

顾城的全部奥秘在于，他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绝无仅有的唯灵的浪漫主义诗人。

顾城的浪漫主义，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那种所谓以夸张和想象为特征的创作方法，也不是那种热切呼唤高于现存生活的理想世界的激情洋溢的艺术态度，更不是那种曾经泛滥一时的用空洞的豪言壮语作精神的集体膨胀的文学异化。不，这些都不是!顾城的浪漫主义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精神。顾城的这种在独特的心理品质上形成的唯灵的浪漫主义，不仅在当代文学中无与类同者，就是在整个“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史上，也只有在郁达夫等少数的新文学先驱那里昙花一现过。假如可以在全部的世界文学的范围内来寻找这种精神现象的特殊形态的话，那末，我们只能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德国浪漫派那里找到它的“原型”，并且会发现二者之间那种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不仅表现在根本的美学思想——“人生与诗合一”(弗·施莱格尔《卢琴德》的基本观点)上完全一致，就是诗人的性格气质中表现出来的在自视常态的人们看来的病态特征上，也十分相近。

德国浪漫主义是人类文化史上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精神现象。如果在古典文学之后以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为基本形态大致划分近代以来的西欧文学过程的话，那么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兴起的世界范围内的浪漫主义思潮，唯有德国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文学精神未曾中断地贯穿下来，并在当代得到新的发展，而决定着它的生命力的精神内核乃是艺术与人生在本质上的不可分离，或者说艺术的人生本体论。从早期浪漫派的弗·施莱格尔、瓦肯罗德尔、诺瓦利斯、蒂克等追求诗化的世界，用人生的诗意化对抗生活的散文化，到后期浪漫主义的里尔克、盖奥尔格、特拉克尔、黑塞等进一步寻求灵魂的归趋之所，用诗来拯救人心的沉沦，以摆脱历史的迷误。其共同的关切就在于人何以为人，怎样才能使人不忘记、不丧失自己的精神存在。他们最关心不是自己的肉体的存在状况，而是时刻担忧人类文明的发展侵害或者剥夺了人之为人的精神领域。焦虑于人的自我（个体的也是类体的）的丧失，正是西方现代文学的一个带普遍性的深层主题，而这样一种终极关切在德国早期浪漫派诗人那里就成为最根本的困扰，这只能归因于德国民族的沉思性格。只有在富于内省精神、执迷内在关注的人们那里，幻境、梦、彼岸、有限和无限等等这些不可见的精神存在才会成为喋喋不休的话题。耐人寻味的是，这些浪漫主义诗人作家，多半是体质上比常人虚弱而在精神气质方面比一般人古怪，或是忧郁神秘（如瓦肯罗德尔），或是充满迷误和幻觉（如蒂克）。对于他们来说，肉体是不该承受的外壳，而心灵、幻想、自由、憧憬才无比重要。这种人往往坚持自己的生活态度而同流行的习惯格格不入，因而被人视为不正常，甚至干脆就发展为“精神病”（如荷尔德林）。勃兰兑斯在描述这些浪漫主义诗人时就引用大量有关他们个人的轶闻趣事来说明他们的精神特点及其文学实质。而我们则可以根据他们这种极端地凝视内心，把艺术视为精神得救的唯一方式的特征而将他们称作唯灵的浪漫主义。顾城就是属于这一精神类型的诗人。

顾城的这种浪漫主义内质使他区别于新诗潮的其他主要代表诗人。跟北岛相比，他不像前者那样对现实始终充满批判精神与参与意识，富有强烈的现实感和责任感。顾城也不同于同样具有浪漫情调的舒婷，后者的浪漫精神更多的是基于痛苦的生活体验而对可以预期的美好的人际关系的呼唤，为情感性所浮托，属于一种理想型的浪漫主义，二者的区别有点近乎德国的浪漫派与英美的浪漫派的差异，精神层次有深浅之分，诗歌意指有隐显之别。顾城的浪漫主义的最主要的内容，是他对于生命的幻想与沉思。诗与生命的二位一体，既是他的文艺观，也是他的人生本体论。“诗·生命”，是他最近一再强调的话题，表现的是强烈的生命意识。在近几年的新时期文学中，生命意识的觉醒是较普遍的现象。但是，跟一般人要么描写外在的生存状态，要么表现内在生命力的骚动的生命关注不同，顾城的生命思考则集中在对生命本原的领悟上，值得指出的是，顾城的生命意识远比同时代人觉醒得要早。它不是受社会思潮影响的结果，而是先天赋予的内在悟性使他一开始就注视着灵魂，体验着人与世界的同一性，关心着生命的来源和归宿。“生命”这个字眼，很早就在他的诗中出现。十二岁那年，他随着被流放的父亲从大都市到了山东北部的一个荒滩上放猪，在河滩上他用手指在水边的沙地上写下了那首至今可以看作是他的最好的作品的《生命幻想曲》，这首诗固然流露了一个被社会无故遗弃的少年的无所归依的凄凉感，但更是处处表现了一个幼弱生命对于世界的超验感觉。“我把我的足迹/像图章印遍大地/世界也就融进了/我的生命”，这是对那个悖逆人性的黑暗社会的婉曲抗议，也是一种超越现实的对于人与世界的关系的理解。他已经为生命找到了另一种存在形式：“我要唱/一支人类的歌曲/千百年后/在宇宙中共鸣”。

写诗对于顾城来说，首先不是用以对生活发言，产生什么作用，而是生命的一种内在完成，是一种自我求证的方式。他说：“我要做完我的工作，在生命飘逝时，留下果实。我要完成我命里注定的工作——用生命建造那个世界，用那世界来完成生命。”[③]他要建的那个世界就是他多次说的，“高于世界的天国”，“一座诗的童话的花园”。顾城所营造的这个艺术世界，是外扩的，他利的，反映的是一种人类理想。但它更是内缩的，自足的，是人生的自我实现的途径。顾城一度也有过较强的社会感，特别是思想解放运动兴起之初，当表现自我、呼唤人性的复归成为一个时代的渴望时，他也曾大谈“新的自我”(他得意地解释当前引起惊奇和争议的新诗之所以新，是因为在一片瓦砾上诞生了“相信自己应作自己的主人走来走去”的“新的‘自我’”)，并且写了一些明显富于社会批判性的诗作。他用“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来概括觉醒的一代的形象。他用这种“有色”的眼睛去观察世界，自然物便发生了变形，成为某种社会现象的再现：倾斜的石壁也充满了“灼热的仇恨”（《石壁》），江中缓缓走过的帆船，展开的是“暗黄的尸布”（《结束》）。他歌唱为真理而献身的勇士，抨击刽子手的罪恶，为苏醒了的“希望者”而欣慰（《牺牲者·希望者》）。他满怀同情和理解地为自己的父辈唱着《北方的孤独者之歌》，诅咒了一个禁锢自由、扭曲人生的昏浊的时代。他还以可贵的勇气写下了《永别了，墓地》，为同代人的悲剧命运作出了大胆的思考。但是，也就在这一段时期内，顾城仍然明确地表示，这个觉醒了的“新的‘自我’”，“他的眼睛，不仅仅是在寻找自己的路，也在寻找大海和星空，寻找永恒的生与死的轨迹”，用复杂的现代艺术手法，来表现“对无尽的宇宙之谜的思索”[④]。

他的这些话，在当时被现实的政治革新所激动兴奋的诗坛上，完全是另一种声音。而且很快，以《永别了，墓地》一诗的完成作为他的社会感的终结，他的意识愈来愈脱离现实生活层次，趋入一个纯粹的精神境界。从1980年以恋爱的开始为标志，他踏上了思索、寻找爱的道路，正如德国浪漫主义者把爱作为人生的一种寄托一样，顾城以“爱”作为他在这个充满了不幸的世界上仍然存在下去的理由。爱不仅仅是狭义的个人情爱，也是对于生命的博爱。在《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里他写道：“我想涂去一切不幸/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他的心“爱着世界”（《我的心爱着世界》），他的眼睛关注着生命（《生命的愿望》）。这一阶段，他的诗中也不停地勾起对于遭受凌辱的少年时代的记忆，用悲凉的语气诉说他的十二岁的“长满荒草的广场”（《十二岁的广场》），他的“被粗大的生活/束缚在岩石上”的过去（《也许，我不该写信》）。他也偶尔透露他的生存渴望：“是呵，我们的梦/也需要一个窝了/一个被太阳光烘干的/小小的安全角落”（《在大风暴来临的时候》），“黄羚羊需要空地/天空需要彩色”（《两组灵魂的和声》）。然而这些感叹虽然针对过去的遭际或现实境遇而发，但却没有愤激。也许是认识到个人的力量无法改变生活的苦难，他只希望在人的有限的生命过程中体味出一些什么。即使是爱，也不过是走向生命的归宿的路途上的一种相互依恋（《那是冬天的黄土路》），在天国的钟声的回荡中，生命的爱得以完成（《我会疲倦》）。

1983年以后，顾城思想向着形而上的世界更加突进了一步。对于生命的沉思必然导致对“灵魂”的探讨。这一年，他重新理解了惠特曼，大谈灵魂、彼岸、本体世界，强调万物众生都不过是本体上长出的草叶，宣扬事物无差别。早在1981年他就已经认识到生命不过是一个由生到死的短暂过程（《回归》），而1982年他已透彻于人们为宿命而奔忙——“人们走来走去/他们围绕着自己/像一匹匹马/围绕着木桩”，但在死亡面前没有差异：“被太阳晒热的所有生命/都不能远去/远离即将来临的黑夜/死亡是位细心的收获者/不会丢下一穗大麦”（《在这宽大明亮的世界上》），而现在，死亡对他来说，是可以以平静的心情面对生命的必然归宿：

在秋天

有一个国度是蓝色的

路上，落满蓝荧荧的鸟

和叶片

所有枯萎的纸币

都在空中飘飞

前边很亮

太阳紧抵帽檐

前边是没有的

有时听见叮叮咚咚的雪片

我车上的标志

将在那里脱落

（《净土》）

一个青年人，何以这么早就说到生命的归宿；他的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怎么就透过扰扰攘攘的纷乱生活，看到了那个清净的，澄澈的，虚无的静界!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到生活本身当中去找原因?回答是也可以。顾城刚刚告别金色的童年时，就遭遇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浩劫。失学，被抄家，随全家人一起流落到荒凉的盐碱滩上寂寞度日。后来回城当临时工，参加“大集体”。1980年所在单位解散，他又成为待业者，只有在社会的空隙中飘游。他用他细瘦的脚步，丈量了生活的艰辛困顿；他用他耽思的眼睛，阅读了世事的变幻无常，他应该悟得出人生的真谛。但是，一场罕见的历史灾难，造成过多少人生困厄、青春失落、命运沉浮，为什么别的诗人作家不像他一样避实就虚，痴情彼岸。这里我们就要从顾城独特的思维类型来考虑。

顾城多次谈到他小时候有过的一次经验。那时他还很小，有一次大人都出去了，他一个人被关在一个亮着灯的屋子里。忽然，他从被灯光照着的墙壁上看见了一双双眼睛像从雾里慢慢浮起来，这些眼睛都是空洞洞的，一种迷茫的无可奈何的感觉。他感到害怕，而且马上知道，人死了就要变成灰烬涂在墙上，他自己迟早也会这样。他说他从那一刻起，对世界的看法就形成了。他的短短的一生就充满着对于生命和死亡的启示。只要说到诗，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死亡。我们可以明白了，为什么生命意识成为顾城诗歌的萦绕不绝的主旋律，为什么他的诗勾勒的只是一条永恒的生与死的轨迹，这完全为一种生命的直觉体验所决定。已故的朱光潜先生很早就曾中肯地概括过，中国人“偏重实际而不务玄想”，“哲学思想平易”，“宗教情操淡薄”。[⑤]这既是中国文化的主导性格，也是这一文化自身形成和衍亘的原因。封闭的落后的农业社会，决定了多数人为粗重的生活所捆缚而无暇耽思自我存在的理由与价值。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又规定着书面文化只能反复论证宗经、崇圣、尊君的合理性，知识人的工具性地位限制了他们的思想去追问生命本体。这两方面互为因果，循环推演，投射到文学世界便是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成为中国文学的基本性格。谁逸出了这样的规范，就毫无例外地不是被批评指责就是被鄙夷嘲笑。人类创造了文化而为文化所桎梏，成为它的奴隶。越堆越厚的文化史，使生命个体自惭形秽。在庞大笨重的文化甲壳面前，活生生的生命被掩盖和忘却，出现严重的本末倒置。人类在这样的集体迷误中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只有少数注重内在生活的性灵，才为此而担忧，并呼唤人们救救生命，救救灵魂。顾城就是这样的固执于一种意念，老向着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高喊前进的“堂·吉诃德”。

终极关切一旦成为涵盖一切的精神内容，艺术又被当作生命回归的形式，那么诗歌就难免较少摄取现实生活的过程与场景，而主要是对一个超越世俗的本真世界的设定。用纯真的童话形式，负载着形而上学的哲思内容。“生命”“灵魂”在诗中一再被提到。“火焰”“灰烬”“海水”成为诗歌中的重要意象，在这些意象中蕴涵着远比字面要深刻得多的内容。“‘火’与‘水’是一种古老而新鲜的生命体验……它是心象、本质，最最其次才是视觉。”[⑥]“钟声”在他后期诗作中一再震响。“梦”更是从头到尾贯穿于他的诗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北岛的诗中也多次出现过“梦”，前期作为一种希望世界的代名词，后期则具有超现实主义的用梦来展现更真实的潜意识世界的作用。而顾城的“梦”对于他的诗来说则更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它是一扇窗口，透过它可以窥见一个本体界；它同时又本身就是，是实在。顾城小时候就跟梦结上了缘。很小时，他有一个异常习惯，每天早上在饭桌上都要向大人讲他头晚做过的梦。久而久之，大人觉得不吉利，不让他讲，他就只好一个人跑到一间屋子里把门关上，对着墙壁讲完了梦再出来。长大以后当了诗人，梦也就成了诗的内容。不少诗句得之梦中，如“你将孤身前往/许多空穴在风中同声响起”（《静静的落马者》）。有的全诗都在梦中完成，如《空袭过后》。梦使他的不少诗作带上了很强的超验色彩。《梦园》就十分典型。“超验的感觉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天然的感觉”（同前），顾城说。特殊的心理质地，决定着诗人的感觉方式、思维内容以及诗的语言特点、意象构成。

顾城热衷于生命的色彩与芳香，而不大注重外在生活的流动过程，这正是勃兰兑斯所一语道破的浪漫主义的特点：“浪漫主义者对于物质的现实真实不屑一顾。明显的实体，固定的造型，甚至感情状态的具体表现，都是他们不能接受的。他们从不追求这些东西。在他们的心目中，有形的一切都俗不可耐。所以，每个明确的面貌都淡化为dissolving views（英语：渐次溶暗的景物）。他们生怕丧失了他们可能在有限形体中获得的无限性和深远性。”[⑦]顾城的诗歌内容已较少有物质现实的成分，他的诗歌语言又因受西班牙诗人洛尔伽的影响而流畅、纯静，富于音乐性，因此他的艺术世界可以说是晶莹剔透，是一个独立自足的有艺术价值的精神实体。但它却缺乏现实生活气息，这又有点像勃兰兑斯在描述德国浪漫派时所批评过的：“他们从诗人的心灵中排除了整个外部现实，而用它的诗意的憧憬创造出一个诗与哲学的体系。他们并不表现人生的广度和深度，只表现少数才智之士的梦幻。”[⑧]作为当代富于独特性的诗人，顾城的思想与诗，其审美价值与自身的局限性更是统一在一起的，是一块铜镜的两面。我们甚至不必引用勒韦尔迪的话来为他辩护：“诗人不是先知，一般地说，他们既不具有现实感，也没有深深扎根于现实的能力。但他们有时对非暂时的现象，对一切在当时和以后可能是非常有价值的东西却有敏锐感觉，他们对未来从不预言什么，但常常能在现实的事物中，感觉到对大家来说只有在将来才能清楚的事物。”[⑨]

顾城至今耽恋着他的生命说，乐而忘返。以前他把写诗当作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现在他更进了一步。认为写诗本身并不重要，写诗只是为了使人想起，想起一片“光明”。所谓“光明”就是生命与自然和谐一体的本原状态，是生命的来源和感觉。人若都能想起那片百合花般的光明，人们就不至于在狭小的观念存在中竞相争夺，酿造仇恨，世界上就会少很多的麻烦。他说：“世界是广大的，生命和存在的可能是无限的。诗、美、那一片光明，正是把人从狭小的观念存在中解放出来，归于自然。屈原、但丁、惠特曼、洛尔伽这些伟大的诗人都不是现存功利的获取者，他们在生活中一败涂地，而他们的声音，他们展示的生命世界，则与人类共存”（《答问》）。顾城的这种“想起”说，很类似于海德格尔的“高扬回忆”。作为德国后期浪漫美学的诗人哲学家，海德格尔深深体会到西方形而上学的哲学传统的迷误(即把存在当作一种认识对象，当作一个存在物来思考因而事实上遗忘、丧失了存在本身)所造成的技术统治世界，严重地危害了人的生存世界，神性的光芒从世界历史中消失，人生在世的留居丧失根基。世界之夜的贫困时代将达至夜半，而要使遮蔽已久的存在再度“澄明”，发出光亮，只有通过感性个体的“高扬回忆”。[⑩]海德格尔所揭示的，是西方人存在的精神危机，中国跟西方存在一个时代差，对于他们已迫在眉睫的必须解决的机器文明的发达所造成的存在失落，在科学技术的发展成为当务之急的中国也许构不成生存的主要矛盾。那么类似顾城这样的忧虑是否为时过早？不！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科技文明是我们当前在物质世界里应追求的头等目标，然而这并不等于说在精神世界里中国人就不存在“存在”的遗忘。正像海德格尔等人已经透辟地揭示出唯理主义的哲学是存在失落的总根源一样，中国文化积垢甚久的负面未必没有遮蔽民族的生命活力，忽视生命个体的价值。所以顾城最近一再提示要“阅读自身”，说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在你自身，你本身就是。这正是为了唤醒被文化习俗窒息了的生命感觉，拨正被抽象理论颠倒了的主客关系。顾城在此之前并未接触尼采、海德格尔、马尔库塞等人的理论，但他却从切身体验中感受到了中国人的存在问题，难道我们可以把生命的自在要求看成是痴人说梦吗？

顾城感到悲哀。他对于生命的凝思被人当作神经不正常，还因此被送进精神病院就诊。他只好说，“多数人疯了，就把少数没有疯的人当成疯子。”[11]他也意识到自己难于被理解。几年前他就说过，观念是最糟糕的层次，它使人忘记了自身，是产生一切罪恶的根源。当我们明白了这种苦心孤诣之后，他的以下的话才不失为一种提醒：

我们相信习惯的眼睛，我们视而不见，我们常常忘记要用心去观看，去注视那些只有心灵才能看到的本体。[12]

[①]《远帆》，见老木编：《青年诗人谈诗》。

[②]格瑞柏斯坦拜编：《现代文学批评面面观》，李宗瑾译，台湾出版。

[③]顾城：《诗话散页》之一，见《青年诗人谈诗》。

[④]《请听我们的声音》，见《诗探索》1980年第1辑。

[⑤]见《诗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7月版，第76页。

[⑥]引自诗人给笔者的信。

[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2分册），刘半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0页。

[⑧]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2分册），第234页。

[⑨]参见王忠琪译：《法国作家论文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40页。

[⑩]参见刘小枫：《诗化哲学》，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11]引自顾城在北京大学首届学生文学艺术节上谈诗的记录。

[12]《黑眼睛·诗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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