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苏格拉底晨跑

《苏格拉底之死》 法国画家Jacques-Louis David

与苏格拉底晨跑

“值得为之而活的思想，同样值得为之而死。”

——苏格拉底

 

这些人热爱火山口，热爱不稳定，热爱与失控临界的地方。每天在鱼腥肉臭、身体丛林和众声喧哗中思考哲学、戏剧和艺术。难怪他们当时能在一个君王独裁盛行的世界上，以至今令人吃惊的想象力，发明了全民做主的直接民主政体，可谓是一群古代的集体先锋。

Agora，来自动词ageiro。意思是：聚集，相会。Agora也就是一个聚集的地方。它应该是我们生活中“广场”的老祖宗，但是它和广场的差异至少也有古代雅典民主和现代民主的差异那么大。

从物理空间来说，它是无中心的，不像现在的广场那样由建筑围绕起一块有显著中心的空地；而是由几条道路分割开树林，在道路边上散点分布着主要建筑，泉水也是散落四处的；其次，它是多主题的，人们聚集的地方被详尽分类建设：有开放给闲杂人等碰头聊天儿的柱廊，也有专门给讲演者站立用的石头讲台，有各类不同神祇的雕像祭坛，公开审判用的地方，开执政官大会的地方，选举军事首领的地方，学者们开辟的各种学园……比当代的广场主题要凌乱，也更具体而微。

再次，商业功能是最主要的功能之一，与宗教、司法等功能同等重要。这里有专门开精品店的大柱廊，廊里不同的小隔间给各类需要做室内生意的人；还有柳条和木板提供给每日清晨来室外摆摊儿的早市商贩，除此之外还有工匠们的作坊，银行家的兑换处……市集也是分为多个专区：牲畜、肉、鱼、洋葱和大蒜、花园小菜、水果、蜂蜜、面包、酒、油、鲜花、煤炭、陶器、餐具、衣服、珠宝、马车、家具，当然，还包括书，古希腊人并不觉得精神产品和食物不能在同一个市集买卖，因为他们难以想象好的精神可以和好的肉体分离。

所以，在“广场”和“市集”这两个译法中，这时候只能用“市集”。而人们聚集在一起，无非是要交流和交换，交流无非两种：精神的和物质的。而交流自然会发生不通或不公，自然会需要媒介，产生权利和权力问题，那么那些兑换处，神坛，议事会法庭等机构，就来为这人类相遇聚集必然会发生的问题服务。所以如果我们脑子里的民主空间常常跟广场挂钩，古雅典人其实一想到民主就直接想到的是Agora。

始建于公元前447年的帕特农神庙是现存最重要的古典希腊时代建筑物

如果我们要参观雅典的古市集，没有比公元前5世纪末期这个时间更合适的了。公元前5世纪向来被称为“希腊启蒙时代”。原因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西方世界至今引以为傲的奇葩争相诞生于雅典：民主政体；由公民做陪审员的法庭；至今影响深远的所谓“希腊悲剧”全部在这个世纪的后70年出自同一座城市；科学、哲学、历史和医学开始形成学科，出现了专业的医学家、历史学家、政治理论家……

这时候我们还能找到一个无与伦比的导游：苏格拉底。他此时正当48岁的盛年，已经从对几何学的兴趣完全转移到伦理学上，智能而且幽默，天生喜欢交游，是个热血话痨。这个几乎不旅行的雅典人，只参加过两次作战，余生都在家乡度过（或许要除去几次和小伙子去海岛的暧昧之旅）。在雅典的日子里，30岁前是个在市集内开作坊的石匠。30岁后是个在市集内与人专职“聊天”的哲人，所以市集是他最熟悉的地方。

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虽然常常被后人敬为民主制度的先锋，但是我更喜欢认他为异议分子的老祖宗。他真诚地帮助遇到的每个人去发展自己的公民生活和责任，自己也严格尊重民主的基本原则，比如他认为不可以逃避城邦判给他的死刑，是因为“法律是我们的爹娘”。但是雅典城邦却从来不把他当成有助于稳定发展的好公民。因为他总是以真理之名来挑战已有的权威，他对雅典“多数专制”的质问撼动了根基。异议立场是政治和社会进展的重要元素，这个立场中的人通常最熟悉已有的制度，也最开放向“他者”，虽然苏格拉底以他那套绕人的提问法著称，但从他那里听到的意见其实是直接和无忌的。

古希腊人参加每年在雅典城举行的泛雅典娜节，这是庆祝丰收及新年的节日。届时，人们要向雅典娜奉献一件崭新的绣袍和动物祭品，并举行盛大的体育竞技和音乐比赛

苏格拉底日常去市集的时间都是天不亮的时候，因为他要先在那里锻炼身体，以待上午9点开集后，再去和各类人讨论问题。所以作为“废墟控”的终极幻想，就是跟着苏格拉底的鬼魂来一段晨跑，在安静的黎明重构市集的精华。

从市集西北的主要入口迪普隆（Dipylon）门进入，走一小段就来到一个岔路口。苏格拉底虔诚地停在“天上的阿弗洛狄特”（AltarofAphroditeOurania）神坛前。我毫不犹豫地和他一路做清晨的第一次祷告：因为这位女神保佑的是夫妻恩爱和谐。荷马说：“世间最大之乐事，莫过于夫妇连理，同所思。”

此时苏格拉底站直了双腿。希腊人即使面对神祇，也通常都是站立的，神的力量和人的尊严，他们均明确不苟。然后把右手按在左胸上，这个姿态来自埃及，经克里特文明而流传下来，按着心脏部位以表示虔敬。

“保佑我的克散蒂贝（Xanthippe，苏格拉底的悍妻，市集明星，曾在这里当众与他厮打）……骑手驯服了烈马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对付其余的马，我也一样，我学会了和克散蒂贝相处，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和其余的世人相处。”

正是这个心愿，使苏格拉底赢得祭司的最高褒扬：“在所有人中间苏格拉底最智能。”这个市集入口处的神坛，提醒我们古希腊人将婚姻对象和情欲对象的分离，因为在市集外还有一个“人间的阿弗洛狄特”负责主掌红尘情事；南边角上有“岔路口神坛”（Leokoreion），紧接着是“十二神神坛”（Peribolosofthe12Gods）……总之，神与雅典人绝对是比肩同在的，清晨要跟他们挨个儿打个招呼再开始一切事务。

如果要从西北向东南穿越整个古市集，有三条主要道路可选。最大的一条是连接市集和卫城的泛雅典娜大道（PanathenaicWay），朝向东南方高高的帕特农神庙。从这条路线上，可以清晰地看出市集位于卫城的西北坡下。正是这条古路决定了市集的建筑方式，这条路也是雅典人每四年一次举行献给保护神雅典娜的祭典之地，祭典被称为泛雅典娜节日。是时，少女们要手捧给雅典娜神像新织的橘黄色丝绸袍子，在青年男性开头、老年男性善后的队伍中，从这条路上走向神庙。城邦给雅典娜献祭百头活牛，这些牛都在节日的最后一夜供公民们分享。节日还包括在市集内举行的运动、音乐竞赛和诗歌朗诵竞赛，以及戏剧表演。

古希腊武士在女神雅典娜的监视下用石子投票表决

这条大路决定了市集与城邦宗教信仰的最紧密关系。不过在苏格拉底时代，它是一条还未铺上石板的土路，而且节日在公历的七八月举行，历时一周，是一段汗水和尘土的狂欢。

第二条路更加宽阔，那就是从雅典娜大道上分出的一条竞赛的专用道。泛雅典娜节日和奥林匹克运动会最大的不同之一，是以马车竞赛，而不是人足竞赛为更重要。所以它有38米宽，140米长。这条路从十二神坛开始，笔直朝向市集南方。Agora中当初最大的空地，就是这块包括了跑道在内的菱形区域。人们在其中宗教唱诗，组织公开赌博，或是实行“陶片放逐法”。后来连这块地上也被建上体育馆、剧场或更多的神坛，以至于到我们今天从废墟上也根本看不到什么空余的地方。

“天哪，这样的路实在太没意思了，又直又宽。我喜欢弯曲的小道，听来过的德国人说他们发明了‘哲学家小路’，后来日本人也从京都开始，把很多风景优美僻静的路叫这个名字。我今天就带你跑一条最古老的这种路。”苏格拉底乐呵呵地接着说，“不过，这路可从来都不僻静，我不喜欢没有人的地方。”

比起海德堡那被歌德、黑格尔踩过的小路，哲学家小道的鼻祖倒真应该是苏格拉底晨跑的这条：岔路口最右手边，沿着市集的西侧，紧贴着一座小山，由于雅典人对市集的重视，将此山唤作“市集岭” （KolonosAgoraios）。这条相对狭窄蜿蜒，植被丰富的路就叫市集西路。

市集岭上屹立着多利安式的火神庙（Hephaisteion），用来献给手工匠人的保护神以及雅典娜。庙旁山坡上散落着一部分手工作坊。除了铜铁匠、陶匠和皮匠，还有苏格拉底父亲，以及他自己30岁前从事的职业：石匠。这个区域可是他的老窝，每天他都要花很多时间在各个作坊之间穿梭，跟各类手艺人聊天儿。有行政官曾经明令禁止他：“你一定不可以讲论那些鞋匠、木匠、铁匠什么的，说实在的，因为你常常讲论他们，他们现在已经被你说烂了。”

苏格拉底回答：“这样，我们就不可能从这些人身上吸取教训了，这就是说，不可能从他们身上学到关于正义、敬虔等教训了。”

在开始和他一起晨跑前，我必须承认自己可能会拉后腿，不论穿什么先进的跑鞋，都跟不上这个喜欢光脚的壮汉。

因为在彼时的希腊，男人好比骏马，好赖得看腿脚。他有可能行进在“重甲步兵”的队伍里，也可能在各个体育比赛的起跑线上，最基本的，也得从他的居所日日赶到市集，出门买菜或练摊可不是体面妇女的职责。他还得参加那每月4次的公民大会，以及无数次的公开审判和戏剧演出。当时马匹还是珍贵的对象，并非普通公民日常可以消费。公元前5世纪，约有40%的市民住在距离市中心24公里外的区域，如果要前往市集，步行时间至少4小时。公共事务要求如此强健的肉体基础，导致人们会直接把身体视为公共性的标志，身体不健康的年轻人会被判定是缺乏公共精神，不参与公共生活。

“肥胖在我们这里可是政治议题。肉太多，羸弱或者不上体育馆去锻炼，绝对会被你的政敌作为攻击目标。我就曾经对一个年轻人伊皮金尼说：‘你这副身子骨一看就是没有好好参加公共事务。’我们还用一个词‘idiodes’用来形容这种人，听那些我接待过的英国人说，就是英语中‘idiot’的来源。”

苏格拉底没说的原因还有一个：希腊之爱（男同性爱）的重要诱惑力来自健美的身躯，谈恋爱的主要场所之一就是健身馆。苏老师一直是抢手的“情人”，他其貌不扬，却兼具那个时代的两大杀手锏：“哲学”和“腹肌”。

因此，如果回到彼时的市集，这个公共空间挤满了成熟男子，可以顺便一览各式美男的风光。看见裸露身体的不要惊慌，在古雅典，裸露意味着阳性力量和高贵，才是更文明的表现。

现在，苏格拉底果然光着脚一溜烟跑过了右手边的一个柱廊式建筑。

古希腊的柱廊（Stoa）都有两层排柱，靠外的一定是多利安（Doric）柱式，靠内的是爱奥尼亚（Ionia）柱式。柱廊3个侧墙封闭，上有屋顶，正面则完全是无墙开放的。鉴于冬天的强风以及夏天的酷日，市集内的日常活动，除了上午可以在树荫下有临时摊贩之外，其余不论是行政的、商业的，还是娱乐的，大多在柱廊内进行。“画廊柱廊”（StoaPoikele）在我们对面的泛雅典娜大道边，其中悬挂着当时的名家美图，苏格拉底说那是市集里最热闹的一个柱廊。不过后来民主制陷落，30个僭主（前5世纪末）在里面处死了1400个雅典人，再也没人愿意靠近。前4世纪晚期，芝诺（Zeno）就是在这里开了一个哲学班，创立了斯多亚（Stoa）学派，学派名称来自他们的教室，或许正是这教室本身的兴衰故事，让他们主张弃绝人世之欢，寻求平静。

刚刚跑过的皇家柱廊（StoaBasileios）是每年选举出来的大法官办公的地方。由于民主政体不断采取限制贵族权力的措施，公元前462年，大法官的大部分职权被除去，只剩下要管理各类宗教祭典，特别是酒神节和火炬传递赛，还负责审判与杀人和叛国有关的一级罪行。这是整个市集最古老的柱廊，内墙和门口石碑上刻着德拉孔（Dracon）和索伦（Solon）的立法，也是市集中最高级却最清闲的法务机构。对苏格拉底的初审就在此处进行，可见雅典城邦对他的忌惮之深。

其他的法律审判是公开的，要特意选在市集开集的时候。雅典人狂热于法务，在阿里斯多芬的戏剧《云》中，一个人指着地图说，这里是雅典，另一个回答，怎么可能，我没有看见陪审团。

最常使用的法院在市集南部的赫联联（Helialia），是市集中唯一的露天建筑，足以容纳1500人，陪审团的下限是201人，正常规模是501人，最多可达1500人。法院的围墙高不足1米，里面的人随时可以和站在墙边的路人讨论审判情况。伯利克里时代，每个陪审人在进入法庭前，被授予一根出庭杖和一枚证章，凭着二者可以领取2个欧布尔（Obol，1个欧布尔相当于人民币进制中的1毛钱）的津贴，后来涨到3个欧布尔。其实法庭就是一个给公民上法律与政治课的地方，这个课堂上，“学生”可以发表决定性意见，而且还可以领钱。

位于雅典古市集的阿塔罗斯柱廊，是阿塔罗斯二世赠送给雅典城的礼物，柱廊内设有雅典古市集博物馆，展品大多与雅典民主有关

再往前是宙斯柱廊（StoaofZeus），这个柱廊比前一个大，是献给解放雅典的宙斯神的，他帮助雅典人打败了波斯的进攻。三面墙上悬挂着为雅典而死的战士的盔甲。“嘿，这算是我的地盘儿。”苏格拉底停在它浅灰色大理石的平台上说，“这是大家都来碰头聊天儿的地方，我在这个台子上回答朋友学生们。如果累了，还有凳子可以坐会儿。”他指着靠西墙和南墙的一长溜大理石凳子说。看来他才是在柱廊中讲哲学的开创者，不过这个老师跟斯多亚的芝诺可差别大了，他最喜欢人堆儿里热闹。与其说是热闹，不如说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吵闹，阿里斯多芬创造了一个在这里买香肠的人物，名字就叫“市集吵闹声中长大的”。

苏格拉底著名的口头禅“我指着宙斯神发誓”，就是从这里来的：柱廊里有一尊宙斯的青铜像。可这尊老神从来都不青睐异议分子。苏格拉底发言直指痛处，生冷不忌，常常在这里被人揪着头发暴打一顿。更别提公元前339年，雅典民主政体终于通过他最熟悉的公开审判判处他死刑，给民主的起源画下了最耻辱的一笔。

继续向前，太阳刚刚升起，市场里开始涌入摊贩。在每条有树荫的路旁，他们在悬铃木下面，用木板和柳条迅速搭起排挡。路上出现了几个匆匆前进的男人，苏格拉底告诉我：“他们都是赶去托伦斯（Tholos）值班的人。”

我们先经过右手边的议事会堂（Bouleuterion）。它此时已经经过扩建，靠山麓一边拓展出一个更宽广的新会堂。这座多边形的石灰岩建筑宽深都大约有23米，是500人议事会办公的地方，也是储存城邦重要文件的地方，室内的北墙和西墙都有好几层木椅子提供给工作者。它的名字来源于雅典的10个部落，它们每月都要随机抽签选出50个人来，合起来组成城邦的500人议事会，管理日常事务，作为公民大会的预备会。因为需要全体公民裁决的事务太多，所以需要有预备会来分类，先期调查以及召集全体公民大会等工作。

在任期间，这500人不得离开城邦，不得出售他们的财产。起初他们都是义务的，后来由于雅典经济的发展，伯利克里为了鼓励生活无保障的贫穷公民也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给议事会的官员每人每天1个德拉克玛，足够5口之家一天的消费。他们在这个时期还获得另一个表彰：去剧院有权坐到靠前的大理石椅背的VIP专座上去。

会堂的建筑形式和市集其他部分的开放性迥异。墙高顶重，外人完全无法窥伺。内部结构类似阶梯教室，斜坡状的席位有利于全体官员倾听站在底部的一个人的发言，而不是如市集讨论和法院辩论一样众声喧嚣。整个市集的建设没有一个规划，而这个扇形建筑却是经过精密设计的。

苏格拉底每天到市集比他们还早，锻炼完了就可以跟这帮熟稔近期城邦生活大事的人讨教了。我问苏格拉底人家不会嫌他烦吗？他告诉我，首先，这些人不是专业当官的，雅典没有专业官僚集团。在伯利克里时代，对议事会员只有两条要求：30岁以上的雅典公民；拥有两头牛或等价财产（中农）。根据不得连选连任的条件看，1/3的雅典公民一生都有机会入选。苏格拉底也曾入选，还担任了公民大会会长。这里必须解释一下，公民指属于城邦的人。不包括妇女、奴隶、边区居民、外邦人，还必须可以自备武装和马匹参加公民军。而伯利克里时代，由于公民参政津贴的发布，更加限制了公民的人数，要求“其父母皆为雅典人者，始能为雅典人”。

雅典人鄙视专业化。在希腊词汇中，男人最重要的品质是“arete”，最好的翻译是“excellence”，意思是一种整体性上的勇气与杰出，包括精神和肉体两方面。而这个品质的外在体现，就是成为参与城邦公共生活的负责任的人。雅典公民一生中，总有机会成为公民军的一员，执干戈以卫社稷，也有机会在法庭陪审，定夺他人生死，还有机会在议事会中做出与城邦存亡相关的重大政治决策。在做这所有事的同时，他仍然是一个每日养家糊口的人，是农民、商贩、工匠、哲学家、戏剧家……Arete就是古希腊人追求的整体性，是城邦提供的生活方式的核心价值。最讽刺的是，伯利克里时代，由于城邦的发展膨胀，难免需要一些常任专职行政人员，比如管理文件的人、警察等等，这些职务都由奴隶来担任。这些货真价实的国家奴隶，是我们熟悉的“人民公仆”的发端。

而且，不要执著于雅典人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得多么理性和平衡，他们其实是非常外向和热爱交流的人群。他们户外生活的时间远远多于世界上任何大都市的居民，而且把交谈当做呼吸。苏格拉底说，他的朋友伊斯克玛古斯（Ischomachus）的一天曾有幸被记载下来：他一定要在天亮前起床，先步行去自己马场看看有什么要照料的，跟照顾农场的人聊聊，骑骑马，跟马聊聊；然后再步行去城里，要赶在市场9点钟开始之前，去他要找的人家中商讨事务，无非是聊了走，走了聊。最后在午饭前，来一个油刮调理：用香油按摩身体，然后用刮板（非常像我们常用的刮痧板）将油和着身上的汗和泥刮下来。午餐后就是自由时间了，除了处理私人事务，苏老师自豪地告诉我，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和苏格拉底这样的人聊天儿”。

由于不可能500人都扔下日常事务来现场当班，苏格拉底指着议事会堂西南的一个圆底锥顶的建筑说：“从500人中，让每个部族的50人轮流成为议事会长，每年有1/10的时间这50人是最高决策者，他们每天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抽签选出一个主席，如果当天需要召开公民大会，就由他召集。”

这个圆锥型建筑叫托伦斯（Tholos），它还是雅典度量衡标准的储存地，这些标准器上都刻有“Demosion”字样以确立它的城邦属性。

雅典人认为，托伦斯作为直接民主的中心机构，必须日以继夜地运作，所以50名议事会长再分为10个组，35天要实行三班倒，以24小时保证议事会堂的物质设备和文件的安全，保证托伦斯大厅中心雅典圣火的燃烧，保证雅典公民权益在睡梦中也不受损害。我们在路上看见的男人们就是来接早班的，他们必须在日出时到达这里。

所以这个260多平方米的圆形大厅也是执政官的餐厅兼卧室，最多能容纳25人进餐。而北边接出一间小屋，正是最高行政官员的厨房，厨师每天清晨一出门，过条小路就可以买菜啦。

继续沿路向西南跑，可以望见山坡上出现了梯形的十将军堂（Strategoi）。这是雅典城邦的“国防部”，也是每年选举军事首领的地方。十将军是唯一不通过抽签，而是投票选举出来的职位：海军和陆军的最高司令，也是唯一要求专业能力的职位。

这里可以通向市集的西南门：皮拉于斯（Piraeus）了。在离门有段距离的岔路口，立着两小块长方形大理石，上面刻着：“我是市集的边界。”苏格拉底终于停下，这里是他晨练的终点。这种石头在整个市集有好多块，它的作用有两个，第一是提醒不满18岁的人，或是犯了不孝、叛国等罪行的人不准进入市集；第二是标志着从此开始属于公共领域，私人建筑不得越界。

离这两块石头不远，市集外的一栋大屋子里传出敲打声，浓厚的皮革气息告诉我们，这就是鞋匠西蒙的作坊（SimontheCobbler）。“进来看看，我每天的第一课就从这里开始。”苏格拉底愉快地招呼着，“不论他做的什么鞋我都不喜欢。”“是的，你这个光脚贼，从我这里学去了所有制鞋的秘密。”西蒙拍着老朋友的肩膀。

他们推开大门，除了挂满墙的牛羊皮革，骨头做的一串串的鞋眼，铁打的一个个的鞋钉，以及制鞋的所有工具外，还有挤挤挨挨一屋子美少年。原来在这个市集的边界，为了方便那些还不满18岁无法进入市集的年轻人向苏格拉底学习，鞋匠西蒙接纳这些迷恋苏格拉底的少年。苏格拉底教导人从不收费，鞋匠也是出于友谊和兴趣加以支持。

“好了，亲爱的朋友。”苏格拉底以右手抚左胸，躬身行了一个希腊礼，“我必须给孩子们上课了，最好在9点市集正式开始前讲完。”

“你不吃早饭吗？”这是我的最后一个问题。

这也是苏格拉底无法回答的一个问题，因为在古希腊人们没有早饭这个概念，午餐才会是他们一天中的第一顿饭。

苏格拉底一如既往地从他的甩手操开始：“来，你们都像我一样，先向前甩100下，再向后甩100下……”据说后来真的有个大龄学生坚持做甩手操3年，那就是柏拉图。而此刻的苏格拉底不会想到的还有，他为之而丧身的罪名之一，就是败坏了青年人。

离开西蒙家，要回到大路上，左手边会路过关押囚犯的监狱。苏格拉底本人在公元前339年被判处死刑后，就在这里执行。他临终时最后的嘱咐，是别忘记去买一只公鸡献给医药之神。我想，如果不是从生到死都离菜市场的鸡笼鱼肆这么近，可能他也想不起来这事儿。

此刻，一阵优美的钟声响起，这是渔货通知：沿着伯利克里将军从比雷埃夫斯（Peiraieus）港口一直修到雅典中心的希腊“长城”，第一批活蹦乱跳的鱼虾，与议事会员和大法官以及数不清的雅典公民同时，也准时到达市集。

Agora里最高峰时有6000人左右在活动。这种场面保留在今天以它为词根的最著名的单词Agoraphobic（广场恐惧症）中。这是一种由于开放空间和拥挤人群而引起的恐慌，其本质是害怕那些个体完全无法控制亦无法逃脱的空间和状态。作为一个中国广场恐惧症的明确患者，我还是挺佩服那些在agora中的雅典人，不论他们寻求的是智能、美、正义，或者利益、性和权力。这些人热爱火山口，热爱不稳定，热爱与失控临界的地方。每天在鱼腥肉臭、身体丛林和众声喧哗中思考哲学、戏剧和艺术。难怪他们当时能在一个君王独裁盛行的世界上，以至今令人吃惊的想象力，发明了全民做主的直接民主政体，可谓是一群古代的集体先锋。

而最让我难忘的，是苏格拉底在跑步中也不歇气地向我提出的十几个问题，有的看似可笑却难以做答，比如：“中国真的需要古雅典吗？政治真的需要历史吗？……”

我会再回去找他的，因为我知道，与历史幽灵的关系，就像人际关系一样，若无深化，便会磨灭。（《三联生活周刊》201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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