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否也患上了“耶路撒冷综合征”？

你是否也患上了“耶路撒冷综合征”？

耶路撒冷曾被视为世界的中心，是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圣地，是文明冲突的战略要冲，是让世人魂牵梦绕的去处，是惑人的阴谋与虚构的网络传说和二十四小时新闻发生的地方。西蒙•蒙蒂菲奥里依年代顺序，以三大宗教围绕“圣城”的角逐，以几大家族的兴衰更迭为主线，生动讲述了耶路撒冷的前世今生。以客观、中立的角度，透过士兵与先知、诗人与国王、农民与音乐家的生活，以及创造耶路撒冷的家族来呈现这座城市的三千年瑰丽历史，还原真实的耶路撒冷……

西蒙•蒙蒂菲奥里（Simon Sebag Montefiore），生于1965年，曾在剑桥大学攻读历史。他是英国皇家文学学会研究员，耶路撒冷旧城外第一座犹太住宅区的建造者摩西•蒙蒂菲奥里爵士的曾孙，纪录片《耶路撒冷：一座圣城的诞生》主持人。他的作品被翻译成三十五种语言，畅销多个国家，曾获得英国科斯塔传记奖、美国《洛杉矶时报》传记图书奖、法国政治传记大奖，以及奥地利克莱斯基政治文学奖等众多大奖。

死亡是我们的永恒伴侣。长久以来，朝圣者为了死在耶路撒冷、葬在圣殿山周围，以为末日来临时的复活作准备而前往耶路撒冷，他们还在继续前来。这座城市被墓地包围并且建在墓地之上。古代圣徒的干枯躯体备受尊崇——抹大拉的玛利亚干瘪发暗的右手仍然在圣墓大教堂中希腊正教修会会长的房间里供奉着。许多圣迹，甚至许多私人住宅都建在坟墓周围。这座死人之城的阴森不仅源自恋尸癖，而且还与招魂术有关：这里的死人宛如活人一般，他们只是在那里等待复活。对这里无休止的争夺——屠杀、蓄意破坏、战争、恐怖主义、围攻和灾难将耶路撒冷变成了战场——用阿道司·赫胥黎的话说，是“宗教的屠宰场”；用福楼拜的话说，是一个“停尸房”。梅尔维尔称这个城市是一个被“死亡大军”包围的“头盖骨”；而爱德华·赛义德记得自己的父亲讨厌耶路撒冷，因为它“使他想起死亡”。

这个天与地的圣所不是一直靠神意庇佑而发展起来的。宗教起源于向某位具有超凡魅力的先知如摩西、耶稣、穆罕默德展示的灵光。帝国的建立、城市的征服依靠的是某个军阀的活力和运气。从大卫王开始，某些个人的决定使得耶路撒冷成为“耶路撒冷”。

谁也没有想到大卫的小小城堡，一个弱小王国的首都竟然会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尼布甲尼撒对耶路撒冷的毁灭造就了这座城市的神圣——正是那场灾难促使犹太人记录并赞颂锡安的荣耀。通常来说，这样的大灾难会导致一个民族的消亡，然而犹太人生机勃勃，对自己的上帝忠贞不渝，最为重要的是，他们还在《圣经》中将自己的历史记载了下来，这些都为耶路撒冷日后的名声和神圣奠定了基石。《圣经》取代了犹太国家和圣殿，正如海因里希·海涅所说的那样，成为“犹太人随身携带的祖国，随身携带的耶路撒冷”。除耶路撒冷之外，没有任何城市拥有自己的圣书，也没有任何一部作品能像《圣经》一样如此主导一座城市的命运。

这座城市的神圣性源自犹太人作为特选子民的“例外论”，即耶路撒冷是上帝挑选的城市，巴勒斯坦是上帝挑选的土地，后来这种例外论为基督徒和穆斯林所继承和接受。耶路撒冷和以色列的至高神圣性反映在从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到20世纪70年代宗教领域不断增长的对犹太人返回以色列的痴迷，以及西方世界对它的世俗对应物犹太复国主义的狂热上。自此以后，巴勒斯坦人的悲剧故事改变了人们对以色列的认知，对于这些人来说，耶路撒冷是座失落的圣城。因此，西方的固执迷恋，还有这种普遍的归属感可以朝两个方向发展——它有利也有弊，或者说是把双刃剑。今天，这种情况反映在对耶路撒冷更加强烈、更富感情的审视上，也反映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上，其中的紧张程度与情感纠葛是其他任何事情都无可比拟的。

然而，任何事物都并非表面看起来的那么简单。历史通常被描述成一系列的激烈变化与暴力更迭，但我想展示的是：耶路撒冷是一座具有连续性和共存性的城市，是一座有着混血人群和混合性建筑的兼容并包的大都市，这里的人们不符合各大宗教传说和后来的民族主义叙述的狭隘分类。这是我尽可能地以家族发展为线索追寻历史的原因——大卫家族、马卡比家族和希律家族、倭玛亚家族、鲍德温和萨拉丁家族，直到侯赛尼家族、哈立迪家族、斯帕福德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蒙蒂菲奥里家族——这种做法有悖于正统史学所注重的突发事件描述和狭隘叙事，但却可以展示有机的生活模式。在耶路撒冷不仅有相对的两方，还有许多相互连结、相互重叠的文化和不同层次的忠诚——它是一个由阿拉伯正统派、阿拉伯穆斯林、塞法尔迪犹太人、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哈雷迪犹太人、世俗犹太人、亚美尼亚东正教徒、格鲁吉亚人、塞尔维亚人、俄国人、科普特人、新教徒、埃塞俄比亚人、拉丁人等等组成的多姿多彩、千变万化的万花筒。某个个体经常忠诚于不同的身份，耶路撒冷每个土层的沙石都能找到对应人群。

事实上，耶路撒冷的重要性时盛时衰，绝非静止不动，而是一直处在变化之中，就像一种不断改变形状、大小，甚至颜色，但始终根植在原地的植物。最新的、肤浅的表现——耶路撒冷作为媒体所说的“三大宗教圣城，二十四小时新闻秀场”——是相对晚近的。有几个世纪耶路撒冷似乎丧失了它的宗教和政治重要性。在多数情况下，是政治需要，而非神圣启示再度激活了宗教奉献热情。

每当耶路撒冷要被遗忘、变得无关紧要时，那些虔诚崇拜《圣经》、潜心钻研《圣经》的遥远地方的人们——不管是在麦加、莫斯科还是在马萨诸塞——都会将他们的信仰投射回耶路撒冷。所有的城市都是认识外部思维模式的窗户，但这座城市却是一面双面镜，她既能展示其内部生活，又能反映外部世界。不管是绝对信仰的时代、正义帝国构建的时代、福音启示的时代，还是世俗民族主义的时代，耶路撒冷都是时代的象征与角逐的对象。然而，就像马戏团的镜子一样，它反射的内容通常是扭曲的，有时甚至是怪异的。

耶路撒冷有办法使它的征服者和访问者遭受失望与折磨。尘世之城与天国之城的差别是如此令人难以接受，以至于每年都有一百名病人进入这座城市的精神病院，所患之病是“耶路撒冷综合征”，即一种由期望、失望和幻觉组成的精神病。但耶路撒冷综合征也有政治性诱因：耶路撒冷藐视理智、现实政治和战略，耶路撒冷只存在于拥有贪婪情欲和无可匹敌情感的王国，理性在这里显得苍白无力。

即使在这场争夺统治权和真理的斗争中，对其他人而言，胜利也只是增强了这座城市的神圣性。压迫者越贪婪，竞争越激烈，就越发能激起本能的反应。在这里，结果往往会超出预期。

没有其他地方能够唤起这样的独占欲。而这种嫉妒心颇具讽刺性，因为耶路撒冷的大部分圣迹以及与此相关的解读，都是借来的或偷来的，它们原本属于之前的宗教。这座城市的过去通常是虚构的。实际上，每一块石头都曾屹立在另一种宗教久被遗忘的神庙之中，也曾屹立在另一个帝国的凯旋门上。伴随大部分但不是所有的征服而来的是在强占其他宗教的传统、故事和遗址的同时，抹去这些宗教存在的痕迹。耶路撒冷经历了许多破坏，但征服者通常不会摧毁之前就有的东西，而是重新加以利用并为它添砖加瓦。像圣殿山、希律城堡、大卫城、锡安山和圣墓大教堂这样重要的遗址没有出现明显的历史分层，它们更像复写纸和刺绣作品，里面的丝线是如此纵横交织以至于现在已不可能将它们抽丝剥茧。

占有欲支配下的神圣性竞争导致一些圣迹先后对三大宗教都变得格外神圣；国王裁决它们的归属，人们为它们而牺牲——而今它们几乎被遗忘：圣殿山曾是令狂热的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敬畏的地方，但现在很少见到穆斯林或犹太朝圣者，它基本上再次成为基督徒的场所。

在耶路撒冷，真相通常远不如神话重要。“在耶路撒冷，不要问我真相的历史，”著名的巴勒斯坦历史学家纳兹米·朱贝（Nazmi al-Jubeh）博士如此说，“若拿走虚构的故事，耶路撒冷就一无所有了。”在这里，历史的影响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于它一再被扭曲：考古学本身就是一种历史力量，考古学家有时和士兵一样拥有巨大能量，他们被征募过来为现在的目的而盗用过去。一个以客观、科学为目标的学科可以被用来粉饰宗教民族偏见，为帝国野心提供辩护。19世纪的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和福音派帝国主义者都曾犯下征用历史事件，赋予它们矛盾的意义和事实的罪行。所以，一部耶路撒冷的历史既是真相的历史，也是传说的历史。但其中有历史事实，而这本书致力于讲述这些历史事实，不论对一方或另一方而言是多么难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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