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作家张承志：我为什么要脱离体制？

 

回族作家张承志：我为什么要脱离体制？

任何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对公众负有责任的作家，在面对人民群众发言的时候，在发表自己作品的时候，要有自己的文化修养。这种文化修养，同时也是政治修养，是一种世界观。不仅在国境以外，也包括自己生活在其中的土地。

一个优秀的知识分子，在今天，应该在世界哪怕一两个角落，一两个国家或民族，有自己独特的观察和知识。同时在中国的土地上，又有两到三处像自己的根据地、堡垒户一样的真正基地。这样才能使自己在踏出国门，或者说放眼世界的时候，有一种大致的独立思考。这样才具备总结自己独特观点的可能性。同时当面对中国土地的时候，能从自己熟悉的、可信任的、有深刻关系的、有情感的人民群众那里，获得可靠的观点和信息。

这样的知识分子，才具备写作的基础。这不光是对一个穆斯林知识分子的要求。任何一个知识分子，都必须这样。当然我们必须说，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具备这样基础的人，是非常非常少的。当然，这跟中国过去整个教育体系存在的问题，跟和这么多年来各式各样的社会颠簸和不平静都有关系。但我想在今天，在近30年以来，当全体人民都在一味学习英语，只崇尚欧美文化的风潮下，我们提出这样一种对自己修养的要求，就更重要了。

我想再重复一遍：在世界上要对一两个——两个以上而不是“一”、因为单一的经验可能导致偏狭———民族或国家有独特的观察和了解。在国内，也要在两个以上不同文化、不同地区建立与自己的血肉关系。你了解它，它信任你，你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深刻的共同体的关系。你是能够代表这个共同体发言的知识分子。在这样丰富的文化构成基础上，一个作家才可能建立像样的观点，才可能建立起自己对世界的观察。否则，严厉地说，他是不具备写作资格的，他的作品至少是不全面的，他甚至可能在散布一种有害的观点。

必须说，今天，不光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包括世界上的知识分子，够条件的人都不见得多。欧美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们现在拥有在世界发言的绝对强权，他们的发言覆盖世界，从政治观点到文学作品，甚至强迫世界听他们的声音，但这并不说明最终历史将证明他们是有力的和正确的。相反，最终历史很可能会判断他们的文学、观点、政论、文章、以及作品实际上是肤浅的。因为他们并不拥有一个对自己的文化与政治思想的支撑。

面对这一盘巨大的历史，由于年龄大了，又缺乏基础，尤其没有掌握当地民族语言，我只能望洋兴叹了。但我依然坚持多少学习一点梗概。而要深入了解，在这个领域做出一番事业，要靠年轻一代。

我们希望的，只是在这样的思路上，抓住根本，修正偏差，纠正中国的畸形教育造成的大片知识空白、偏见、以及认知上的愚昧。

我为什么要脱离体制

脱离体制,应该说这是被动的。换个术语：背后有无形巨大的手的拨转，才导致一切的结果。当然，也有自己体内血性的催动。

但在当时都有具体的原因。总之既是一个被动的选择，也是一个前定的使然。自己天生的血统中肯定有这样的一种基因，早晚我要走上这样的一条道路。在当时，正团级的待遇、军队里最高级别的创作人员、受宠的精英作家、全国作家协会理事等等，也不用往上爬，只消闭上嘴对太坏的事能够装作没看见———今天也就不是这样的局面，所谓物质地位等待遇也会大大不同。但是我相信，如那样我就不是我，人就不清洁了。

我们穆斯林一辈子只求要做清洁的人。心至少是清洁的。大多数人都会这么说，但不一定会这么做。但我们山东这一家人，几辈人说得到做得到，因为我们抗拒不了体内血脉的冲动。

这是回族的一种骄傲的民族基因。就像历史上，明朝的思想家李贽、明朝著名的清官海瑞，虽然他们都已没有践行穆斯林的生活方式，但他们抗拒不了肌体内这种“异端的血液”。他们有抗拒一切不洁净的冲动。所以李贽到了七十多岁，被关押拷打最后割喉而死，但在遗嘱中留下的，却是一种含混的、依稀儿时的埋葬记忆。海瑞，明清历史上再没有出过像他那样的清官，还居然敢骂皇帝。他一辈子的行为，他清洁的精神，都是由于一种伟大的血液的搏动。

我们作为穆斯林，身怀这样一种血性我觉得自豪。今天看来，当你抛弃了一部分东西时，也在收获另外一部分东西。至于到底丢掉的多，还是收获的多，因人而异见解不同。1989年我离开海军时，当时相熟的作家中，今天没有一个不是少将军衔。但是究竟谁真正得到的多、谁更受到命运之神的宠爱?比比学到的真知，比比与人民的关系，我觉得我得到的最多，而不是他们。

我感谢前定，我感谢当年的勇气，更感谢安拉在我的背上推了一把的无形之手。因为那一步，我既对得起作家的名字，也对得起穆斯林的称号。否则我也可能会是一个庸俗的人，因为体制有最强烈的腐蚀性。我没有莫名其妙的清高，我相信如果还在体制内，腐蚀一样会来到自己身上。但是，1989年自己从那个台阶上跳了下来，现在看来一切都顺理成章。

那以后，我必须作为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就像农民工到北京打工一样解决生存的需求。在作协开会时，一个维族作家弄不懂我的方式，我告诉他：“你没看见维族人在卖葡萄干吗?我和他一样。不同的是，他卖葡萄干，我卖散文。

1989年我只有41岁，到今天我已经67岁。这么多年，我不仅没有穷困潦倒，而且在精神上也包括物质上，我富足而快乐。不仅没有被缺少差旅费等束缚，而且整个中国乃至世界，只要兴之所至，只要想去学习，我们就能自费前往。包括这次在马来西亚，人们在猜是谁接待，而你很清楚我们坚持自费。我愈来愈看清楚了：一切都是预定——安拉不让我当可笑的暴发户，但却一文不少地给了我吃饱穿暖、走遍天涯、帮助穷人的给养。

这一切，通过我们对身边所有发生事情的认知，表述有信仰的中国作家并不都是金钱的顺奴;我还进行了以《心灵史》珍藏版收入援助巴勒斯坦难民的天课行动。我和妻子以及最亲密的战友，在约旦的巴勒斯坦难民营把自己著作收入的十万美元，按照古兰经关于施散者更要谦虚的教导，把它们手递手地、谦卑而真心地放到了476户亲人的手里，那是我对金钱的一次畅快的论述：金钱，当它不以私有为第一原则的时候，人会获得真正富足的感觉。而且那一刻，钱才实现了它的最大价值，当你手递手地把它送给巴勒斯坦亲人时，你会觉得这钱很可爱!

就这样，由于从体制内挣脱而出，我不仅没有穷困潦倒，而且在时时感受着富有。当然，这种深刻的富裕感，是一种穆斯林的幸福。在这过程中，我接触到了体制外的含义。

1989年之后，我站到了体制之外，似乎体制也在对我孤立，什么学会、学报、出国、进修、评奖、“国家津贴”，各式各样的便宜，都清除得干干净净。

那以后我凭借的东西只有一样：文章的水平。如果不管因什么原因水平降低，我就会失败而且招致嘲笑。如果失败，以前一切清洁的选择就似乎变成否定，因为这个社会唯以成败论英雄。

我不愿让自己的生命被嘲笑，我绝不能在最后让人觉得：他多么可怜啊，穷困潦倒，连拉面都吃不起。我在和流行天下的价值观，作一生的比试。我可以公开我的诀窍：我只有一条路，就是以学习保持水平。

世界上良知还是存在的，当你经过奋斗(jihad)完成了你的提高，写出领先的作品时，不仅学术与文学的地位得以保障，而且面包也会有，牛奶也会有。我们要吃得温饱、过得富足、还要拿出一部分钱财帮助他人———这种全面的富裕，这种体制之外的幸福，千金不换。

如果要我对年轻的回族知识分子说一句什么，我想说的唯一就是这一句：

作为自古就在体制外的回族群体的一员，警惕你对体制的梦想!有人说，体制是最大的“设立壳”、是最大的以物配主。从体制高层脱离的我，感到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当你的手指摸着键盘时，要记住最危险的就是歪着嘴摹仿体制内的腔调。靠取悦别人、学别人的腔调，获得的所谓话语权可悲至极。它注定要失败，因为，削尖脑袋往体制里钻的过程，常常也是对伊斯兰背离的一个过程。

2014年11月8日至20日，张承志老师携夫人到访马来西亚，进行有关历史与文化的考察访问。期间，他们走访了吉隆坡，马六甲，柔佛，怡宝，金马伦等地，与当地的马来人穆斯林学者、华人学者和各种族民众进行了交流、探讨与接触。马来西亚橄榄灯网络广播电台也有幸接待并陪同参与了他们的部分活动，并对张老师进行了即时采访。

基于张老师对于自己的发言和文字严谨的负责态度，橄榄灯电台应他的要求，没有播出此次访问的音频部分，而是将其整理成文字，呈现给大家。以上是橄榄灯电台台长袁淑明(紫竹)女士对张承志老师的采访笔录的摘选。

张承志，中国当代穆斯林作家、学者。祖籍山东济南，1948年生于北平。回族。早年文风如铁，慷慨硬朗，充满大漠荒原气息。90年代后宗教情感增重，文字开始神秘诡异。已出版各类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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