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青年报】《野狐岭》：灵魂的重量

《野狐岭》  雪漠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7月

《野狐岭》：灵魂的重量

文\王鸿生

雪漠的长篇《野狐岭》出版了，让我感到庆幸的是，雪漠仍是个小说家，他没有远离文学，去做专门的修行者。一直以为，是文学在多重意义上创造了雪漠，同时也牵制了雪漠，并将他置于文学与修行的巨大张力之中。所以在他的作品中，既有非常空灵的一面—这得益于他的修行经验，又能把众生的爱恨情仇写得元气淋漓，富有生命的质感—这自然得益于文学。

陈晓明教授当年有过一个很传神也很准确的说法，说雪漠的写作是“灵魂附体”。到了《野狐岭》，雪漠显然又进一步，有点“灵魂出壳”的味道了。在我看来，他的这种写作非常值得重视，因为关于灵魂及其叙述问题，是汉语叙事文学一向比较薄弱的层面。上世纪90年代以来，李佩甫的《城市白皮书》、张斌的《一岁等于一生》、潘婧的《抒情年代》（写作期）等，已经从多角度尝试过灵魂叙事，尤其是史铁生的《我的丁一之旅》，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总体上看来，在这方面特别成功的文学案例并不多。可以说，雪漠的创作对当代中国文学的灵魂叙事，有相当大的拓展和推进。

出版后，有评论说雪漠的作品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智力的挑战。对于“智力”这个词我比较警觉，因为这将造成不必要的误读。雪漠的写作不是智力性的写作，他的小说也不是某种知性叙事，而确实是一种灵魂叙事，以一种非常直接的幽灵或幽魂的叙事，打开并复活了历史中长期被掩埋的失踪者的记忆。小说的每一次会话，人物的每一种动机、行为，都体现了他的这种重新历史化的冲动。但他又没有去寻找和还原一个所谓的历史真相，他对历史、对记忆做了伦理化的处理，而不是认识论的处理—当然，这跟他有宗教追求相关。他要处理的对象，无非是人类生活的一些基本矛盾，就像保罗·利科说的，记忆伦理的彻底性不是对记忆进行复原，而是对记忆中的罪错实行“沉重的宽恕”。雪漠做到了这一点，他一方面释放了大量被压抑、被扭曲的声音，另一方面又展示了一种实现历史和解的可能，并和当代世界构成了一种潜在的对话关系。

自十九世纪以来，灵魂这个概念已被理性祛魅，人们用心灵、意志、意识、无意识等概念取代了灵魂，于是灵魂书写变成了心理描写。但灵魂这个东西真的不存在，或者不需要存在吗？当然不是这样，我们读托尔斯泰，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其实都会感受到那种强大的灵魂冲击力。在文学中，我们不仅遭遇到别人的灵魂，也会和自己的灵魂照面。这就是说，虽然现代科学否定了灵魂，或者说灵魂并非一个实体，但至少在文学中，通过言与心的特殊结合，我们也完全能感知到灵魂的在场。雪漠依靠文学语言的独特能量，借助西部这样一种特殊的地域文化，对“灵魂”进行复魅，重新恢复灵魂的活力，这是《野狐岭》所揭示的一个重要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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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青年报2014-1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