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讲真话的身体力行者

巴金：讲真话的身体力行者

今天是作家巴金的110周年诞辰。1904年11月25日巴金出生在四川成都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1923年离家赴上海、南京等地求学，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生涯。

晚年巴金写字的艰辛，深深印在每一个探望者的脑海里：“轮椅上架着一个板子，颤抖的手几乎拿不住笔”，每写一个字都要费力很久。除去身体的病痛，巴金一直处在“文革”后的心灵折磨中。这个自称“五四运动产儿”的知识分子，一生曾像圣徒一样追寻着“民主、自由”的五四精神，他的内心痛苦而执著，他写是因为有话要说。

《随想录》的痛苦解剖

巴金虽然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可是他晚年却好几次在公开场合说：“我不是作家。”上海市作协副主席赵长天从1985年从事作协行政工作后，开始和巴老有了接触。“怎么作协主席会说自己不是作家呢？”赵长天告诉本刊，一开始他感到很奇怪，但是慢慢开始明白巴金的说法。“老人家并不是在自谦，他写作不是冲着作家这个职业来的，而是他一直想到达内心追求探索的理想社会，只不过写作成为他最好的表达方式，终生未变。”

巴金不善言辞，性格内向，一口四川话说起来讷讷的，外人初听起来有些费劲。或许正是因为不善言辞，他特别珍视文字的表达。在“文革”中，巴金无法提笔创作，翻译文章也不可能发表，但他每天翻译几百字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

1977年能够重新开始写作时，巴金已经73岁。他给自己订了一个写作计划：一、每年写一本《随想录》；二、写两部反映知识分子在“文革”中遭遇的小说；三、写一本《创作回忆录》；四，把一百几十万字的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翻译完。侄子李致对巴金的计划有些不同看法，他劝巴老，应该抓紧时间创作，翻译的事情可以往后放放，甚至让别人去做。巴金很少争辩，却依旧没有放松翻译。直到后来李致看到巴金的《一封信》，里边提到他每天翻译几百字，“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19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我像赫尔岑诅咒尼古拉一世那样咒骂‘四人帮’横行的法西斯专政，我相信他们横行的日子不会太久……”在《〈往事与随想〉（第一册）译后记》中，巴金说道：“我的经历虽然简单，但是我的心里也有一团火，它也在燃烧。我有感情要发泄，有爱憎需要倾吐。我也有血有泪，它们要通过纸笔化成一行、一段的文字。”

与外表的温和寡言相比，巴金的内心仿佛有一锅烧热的油，随时就要泼泄出来。他重新提笔之后第一篇文章就写道：“我即使饿死，也不会出卖灵魂，要求他们开恩，给我一条生路。”年老的巴金，仍然生活在政治斗争的噩梦中。研究者陈思和原以为所谓噩梦只是老人的一种文学修辞手法，但是后来才从巴金家人那里得知，老人真的时常噩梦缠身。“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仿佛我又遇到50年前的事情。‘写吧，写吧。’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叫。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我不愿意空着双手离开人世，我要写，我决不停止我的笔，让它点燃火狠狠地烧我自己，到了我烧成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恨也不会在人间消失。”

在比巴金晚一辈的诗人邵燕祥看来，“后来回想起来，其实当时内心真正痛苦的，是受过近现代启蒙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有基本的民主、自由、法制的观念，‘文革’中让他们违心地表态是非常痛苦的”。巴金一直没有否认他的思想由爱国主义、人道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三部分组成。早年的思想启蒙使他一直梦想着：“在我的心灵中有一个愿望：我愿每个人都有住房，每张口都有饱饭，每颗心都得到温暖。我要揩干每个人的眼泪，不让任何人落掉别人的一根头发。”侄子李致向本刊分析说，这些超越党派之上的大同理想，其实几乎是空想社会，巴金自知这样的社会很难实现，但是他仍然觉得需要付出一生的努力，来接近自己的理想。虽然经历了“文革”，不管对朋友怎样看待，巴金在任何时候都真诚地帮助他们，彭新琪评价道：“巴金一直很有威望，他那么长时间的威望建立在真诚、厚道上，对任何人都是帮助的态度，有作品来就想发表，没有成见，从不在背后讲别人的坏话，全身就是一个‘爱’字，朋友们于是都很尊重他。”

巴金晚年照片

《随想录》最初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时，编辑潘际垌经常拿到稿子后，激动地给好友黄苗子看。“那时候基本上是‘伤痕文学’，大家回忆在半步桥、在秦城监狱里受难的遭遇，突然之间看到巴老这种正气凛然，掏心底说的话，和我们想说又没有说出来的话一样，我们是边看边流泪。”巴金敢于说话，“但不是凭感觉说话，而是冷静地经过思索和实践后说出来的话，所以非常有分量”。

晚年的巴金更加以托尔斯泰为自己的榜样，毕生追求一个讲真话的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想。对于自我忏悔式的《随想录》，他曾说：“我不把它们倾吐出来，清除干净，就无法不做噩梦，就不能平静地度过我晚年的最后日子，甚至可以说我永远闭不了眼睛。”巴金生前一直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希望后人不要忘记这段脱离正轨的历史。

重新提笔后，巴金写了80多万字。李致告诉本刊，巴老患帕金森症，几次骨折，举笔似有千斤重，可是每个字都要自己来写。如果目睹巴金写字的艰辛，便会理解这些字句都是他内心的呼喊，直到生命最后一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巴老和他散步时曾提到，如果自己身体不行了，希望能够安乐死。95岁后他无法自主控制的身体和清醒的头脑，对老人实际上是个折磨，他已经很难表达自我了。病痛中的巴金曾经艰难地说，“我为你们而活”。华东医院成立了保巴金百岁小组，躺在病床上的巴老在101岁之后再次病危，家属和医院都希望放弃抢救，最终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的同意。一直到老人去世前，家人还在替他用“李尧棠”的本名捐款。光是最后十来年老人家给“希望工程”的捐款，就超过50万元。

1958年“大跃进”高潮中，巴金又一次走上街头散发传单

无政府主义者的被改造

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巴金基本上是在谨慎地沉默。巴金早年反封建的激情作品曾把无数年轻人带进了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但他并不隶属于某个政党。新中国成立后巴金没有领过工资，靠稿费生活，他仍旧希望做一个独立的写作者，保持“人的独立思考”。但是在起伏的政治运动中，身处其中的巴金既超脱不了当时的环境，又不愿陷得太深。他超越政党之上的爱国主义，最初试图对新政权保持局外者的冷静，却终于被各种改造运动深深地拽了进去。

新政权刚开始并不完全信任他。据说，巴金和胡风是上海最晚接到首届文代会邀请通知的人，他当时担任的是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委员、上海文联副主席等虚职。但他的旧作并不是像沈从文那样被通知毁版，相反却在他与兄弟办的出版社中大量再版。与那些争着表态批判自己的人相比，40多岁的巴金只是不痛不痒地做了有限的一点自我批评：“时代是大步地前进了，而我个人却还在缓慢地走着。在这个新的时代面前，我的过去作品显得多么的软弱，失色！”

上海巴金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周立民分析道，别有意味的是，巴金在新政权中第一次公开发出声音，是把自己界定为一个局外者的。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巴金说，“我是来学习的”。巴金的单位是作家协会，但是他放弃领工资，他与朋友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终因相互矛盾而退出，另与兄弟办平明出版社。出版社必须公私合营，巴金1952年到北京的时候，感受到这种气氛，几次写信与萧珊讨论生计问题。他谢绝了工资，也许是希望自己能保持一个单纯文人的位置。

但是丁玲向他发难了。这位以《沙菲女士的日记》而闻名于上世纪20年代末上海文坛的女作家，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担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作协党组书记兼副主席，她有意识地清理巴金、冰心等当时年轻人十分喜爱的作家作品的影响。

书斋已经不再是可以逃避的地方了，巴金于是必须从他希望的清净中走出来。巴金对自身和作品的信心被急风暴雨般的革命运动逐步打击。在全国文联组织的“朝鲜战地访问团”赴朝之前，他在家书中表现出分外想家。巴金研究者李辉提到，巴金当时其实并不像其他革命者那样热情高涨，对于前景，他的内心惶惑不安。在给萧珊的家信中，他屡次提到对家的分外留恋，“我的确想家，我真不愿意离开‘家’，离开你们。我一生一直在跟我自己战斗。我是一个最大的温情主义者，我对什么地方都留恋。我最愿意待在一个地方，可是我却到处跑过了。我最愿意安安稳稳地在上海工作，可是我却要放弃一切到朝鲜去。我知道我有相当深的惰性，所以我努力跟我自己战斗，想使自己成为一个更有用的人”。

很快，巴金责无旁贷写起了歌功颂德的文章，《大欢乐的日子》、《团圆》（即后来被改编成的《英雄儿女》），热烈的赞美与表态，是巴金创作世界和平题材作品的一个特色。他觉得新社会对共产主义的宣传，没有失业，没有痛苦，也让他真心地激动。巴金是要坚持写作，但他不要求入党，不以政治活动家为自己的目标。而研究者周立民分析说，读巴金写朝鲜战场的文章，除了万丈热情外，却找不到他自己的身影，这也是“换笔”后的巴金比较重要的变化。过去巴金在文章中敞开心扉，显得坦诚真挚，可是现在的他总是吞吞吐吐，好像尽量不触及自己的内心世界。及至到了“文革”中，人们不得不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表态，追求说真话的巴金，陷入了精神上的极大痛苦。当他再次能敞开心扉写作，是在“文革”结束后。晚年巴金在《随想录》里剖析的，也正是这种在时局的压迫下“由人变兽”的悲哀。

《收获》的坚持

文学始终是巴金表达自我和实现社会理想的承载物。1957年，章靳以拉着好友巴金一起创办《收获》杂志，在“双百方针”的指导下创刊的大型文学刊物让文学界激动不已。作为章靳以的学生，从1957年《收获》创刊开始就任编辑的彭新琪记得，“章靳以开会的时候踌躇满志地告诉我们，《收获》与哪些名作家在通信，联系稿子的事情，也提倡发掘新人，希望作品先在刊物发表，听读者意见，然后反馈给作者，改了之后再出书，达到读者和作者的双重收获”。

巴金多是被外向的章靳以拉着给予工作帮助，他对政治并无太大兴趣，只希望用写作反映生活、表达理想。“他们都是对人特别真诚的人，那时有不知名的年轻作者上门来，有的诉说自己的困难，他们都会送钱给人家。”赵长天感慨，巴金这样接受“五四”思想影响的文人，内心有着非常深刻的民主和平等的思想。巴金一直说读者是自己的衣食父母，不管对待读者还是年轻作者，都非常平等宽厚。

除去主编章靳以和巴金，还有编辑部主任、理论、诗歌等共6个编辑，章靳以赞成“人少好办事，没有人事关系，也没有严密分工”。很快作家们以能在《收获》上发表自己作品为荣，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本专门发表中长篇文学作品的大型刊物。当时《收获》强调作家有自己的风格，编辑不要轻易修改，有意见写信给作家，让作家自己改。而且考虑到作家往往清贫，稿子刚刚上版，就开出稿费了，所以往往刊物出来之前，作家就已经拿到稿费了。

可是好景不长，《收获》办到第二期就开始“反右”，政治运动就使《收获》大伤元气，有些作品编辑拿到后觉得烫手，因为政治原因或者新样式，不敢发。迫于形势，第二期又写了一个《写在〈收获〉创刊的时候》，表明态度，拥护党的领导，不是自由化。当时迫于形势，每期要发表哪个作家作品，都得写信到当地党委征求意见，因为一个进步作家很有可能第二天就被看成反动作家了。于是真正的自由做不到，往往不是按照文学性来看作品，而是按照政治性来看作品。

而一向为人谦和的巴金，并不是一个温吞的“老好人”。李致说，年轻时巴金信奉无政府主义，他的作品被一些评论家批评，巴金回答评论家的文章措辞非常尖锐，从中能让人感受到他强烈的个性。随着时光的打磨，性情忠厚的巴金很少外露地表达自己的情绪，但并不代表他没有明确的爱憎。

中年时的巴金，已经痛苦地感受到文学和作家被政治的扭曲。在一连串痛苦的思索后，1962年5月，上海第二次文代会，巴金在会上做了《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的讲话。在当时严密的政治控制下，巴金直言不讳的发言即使在今天看来，也让人惊诧。巴金当众说：“我觉得作为作家，我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我一直把时间花在各种各样的事情上面，我仍然讲得多，写得少，而且写得很差……我常常责备自己缺乏勇气，责任心不强，但有时我又会替自己辩解，因为像我这样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人并不太少……”这篇发言在当时引起不小的反响，大家都体会到了巴金作为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

1979年《收获》复刊，两三年的时间内发行量从10万册跃进到110万册，作为编辑的巴金极力推动一大批年轻作家的新作品。丛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谌容《人到中年》等等，这些在当时引起不小争议的小说，得到了巴金的全力支持。冯骥才、谌容、路遥、叶辛、张抗抗、张辛欣、贾平凹、王安忆为代表的一大批年轻作家，通过《收获》走上了文坛。

1962年在家中，巴金兴致勃勃地与儿子对弈

家的温暖

早年逃离封建家庭的巴金，说过自己“鞭挞的是制度，而不是人”。研究者陈思和向本刊提到，巴金写《家》的时候，最初是在上海一家小报连载的，“为了适合上海市民的阅读欲望，用的是反思自己家庭的故事，从效果和阅读面上反响很好。但《家》里头的高太爷与巴金的祖父又是很不一样的，巴金晚年提到，其实祖父是相当慈爱善良的”。

父母也给了他无私的爱，巴金三兄弟出生在封建大家庭，他们却从自己的母亲和“下人”那儿学到“爱”。巴金曾说：“我的第一个先生就是我的母亲。……使我认识‘爱’字的就是她。”“她很完满地体现了一个‘爱’字。她使我知道人间的温暖；她使我知道爱与被爱的幸福。”内心感情丰富的巴金，等到自己有了家庭之后，对家的眷恋使他甚至不愿意远行。巴金感慨到，自己40岁才结婚，等到有了家庭才知道家的温暖，原本晚婚是因为深感家的责任重大和温暖。萧珊听到别人转述的这段话时，曾感动得流泪。

巴金年轻时的选择，虽然有对封建家庭的逃离，兄弟亲人间却满是真情。在追求“自由和民主”的过程中，巴金所感受到的亲情既使他怅然也温暖。三兄弟都深受“五四”精神的感化，对理想中的新社会充满向往，既喜欢音乐又懂英语。年轻的三哥和巴金逃离出家庭试图为国家的命运去抗争，大哥内心也有着高远的梦想，却必须担负着一大家子的生计。巴金去了上海之后，大哥在信上对巴金说：

“弟弟，你对现代社会失之过冷，我对于现代社会失之过热，所以我们俩都不是合于现代社会的。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是虚伪的心情，无价的黄金，这两项都是我俩所不要的，不喜的。我俩的外表各是各的，但是志向却是同的。但是，我俩究竟如何呢？（在你的《灭亡》的序言，你说得有我俩的异同，但是我俩对于人类的爱是很坚的。）其实呢，我两个没娘没老子的孩子，各秉着他父母给他的一点良心，向前乱碰罢了。但是结果究竟如何呢？只好听上帝吩咐罢了。冷与热又有什么区别呢？”

面对旧社会，大哥处处委曲求全，走投无路。巴金把大哥当成“家”。“在故乡的家里还有我们的大哥。他爱我们，我们也爱他。他是我们和那个‘家’的唯一的连锁。他常常把我们的心拉出去又送回来。每个星期他至少有一封信来，我们至少也有一封信寄去。那些可祝福的信使我们的心不知跑了多少路程。”

三哥李尧林只比巴金大一岁，两人住在一个屋子里长大。燕京大学毕业以后，在天津南开中学教英语。他深受学生爱戴，作家黄裳、戏剧家黄宗江等，至今对他充满深情。1931年大哥自杀以后，全家十一人的生活重担落在三哥的肩上。他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他担心不能给未来的妻子带来幸福，甚至没有结婚。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离开天津到了上海，靠翻译维持最低的生活。好不容易抗战胜利，却因贫病交加，在1945年逝世，年仅42岁。巴金说三哥像“一根火柴，给一些人带来光与热，自己却卑微地毁去”。晚年巴金多次对李致说，他们三兄弟的共同之处，都是愿意多为别人着想，多付出一点。与自己抱有同样理想的大哥和三哥，早早离开了人间，巴金说他希望他们不要被人忘记。垂垂老矣的巴金内心里，没有忘却早年追寻的社会理想，大哥和三哥未竟的心愿，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他必须承担的使命。101岁的巴金，仍旧是那个践行讲真话的人、期望社会大同的理想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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