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梁实秋

我的父亲梁实秋

梁实秋，生于1903年1月6日，辞世于1987年11月3日，现代著名的散文家、学者、文学批评家、翻译家，曾赴美留学，后任教于南京东南大学和暨南大学。曾与徐志摩、闻一多创办新月书店，主编《新月》月刊。后迁至台，历任台北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英语教研所主任、文学院院长、国立编译馆馆长。他用40年的时间，以一己之力，翻译了四百多万字的莎士比亚全部剧作和三卷诗歌，又著成一百万字的《英国文学史》，主编《远东英汉大辞典》及三十多种英文词典和教科书，堪称翻译史上的一个辉煌。而他亦以一系列清新雅致的散文作品，确立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纪念 | 我的父亲梁实秋

口述：梁文蔷

笔录：李菁

少年梁实秋

多少年来，我始终忘不了那一个场景：1982年夏，父亲最后一次到西雅图来探望我，有一天，父亲坐在书桌前，我斜倚在床头，夕阳从白纱窗帘中照进来，屋子里显得很安静，但也不知为什么，我总感觉又有那么一点点凄凉的味道。我当时正处于博士论文的最后阶段，心情有些烦躁。

“我发誓，我写完这篇论文，一辈子再也不写文章了！”我有些发泄性地抱怨。

“不行，你至少还得再写一篇。”父亲很平静地回答我。我有些吃惊地抬头看他，父亲并没有回应我的眼神，好像在凝视很远的一个地方，片刻，他说：“题目已经给你出好了。”

“什么题目？”我有些纳闷地问。

“梁实秋。”父亲把目光从很远的地方移过来，直视着我，慢慢地说出了这三个字。

我立刻明白了父亲的意思，我一时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失声痛哭起来，而父亲，也没有再说一个字，只是默默地与我一起掉泪。

我明白这是父亲对我的最后期待。他并没有告诉我为什么要我写，但我明白，他是希望我这个小女儿来写一个生活中真实的父亲，不是大翻译家，不是大学者，而就是一个普通的“爸爸”。我虽不是文学家，但在父亲故去的这些年来，我努力地用各种方式了解父亲，零零散散写下了不少文字。每每回忆起来，感觉又回到了温暖的父爱中。

1903年父亲出生于北京。祖父梁咸熙是前清秀才，同文馆（注：清朝政府于1862年末在北京设立的用于培养外交和翻译人员的学校，是中国第一所新式学校）英文班第一班学生。1912年，北京发生兵变，梁家被变兵流氓洗劫，从此家道中落。祖父在警察局任职，不愁生活，以读书为乐。

梁家是一个传统的中式大家庭，父亲很小时，祖父便请来一位老先生，在家里教几个孩子，为父亲打下了很好的古文功底。很多读者都喜欢他的《雅舍小品》等作品，我想原因之一就在于他把文言和白话结合在一起，既清新雅致，又有幽幽古意，用典多而不生涩，这都应归功于早期教育赋予的他在中国古典文学上的修养。

父亲14岁那年，祖父的一位朋友劝告他投考清华。虽然同在北京城，但在那时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因为这个学校远在郊外，而父亲是一个老式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从来没有独自在外闯荡过，要捆起铺盖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住，不是一件寻常之事；况且在这个学校经过8年之后便要漂洋过海背井离乡到新大陆去求学，更是难以想象的事。所以祖母知道祖父的决定后，便急得哭起来。

但父亲很顺利地考上清华。我想清华八年对父亲一生的影响是持久而深远的。清华那时叫“清华学校”，这所留美预备学校，完全进行西式教育。在课程安排上也特别重视英文，上午的课，如英文、作文、生物、化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一律用美国出版的教科书，一律用英语讲授——林语堂先生还曾教过父亲英文；下午的课如国文、历史、修辞等都放在下午，毕业时上午的课必须要及格，而下午的成绩则根本不在考虑之列，所以大部分学生都轻视中文课程，但因为父亲一直很喜欢那些中国古典文学，所以下午的课他也从来不掉以轻心。

在清华的8年学习中，对父亲影响较大的一位应该是梁启超。那时梁思成是父亲的同班同学，梁思永、梁思忠也都在清华。毕业前一年，他们几个学生商议想请梁启超来演讲。通过梁思成这层关系，父亲他们很顺利地请来了梁启超。当天梁启超上讲台时，开场白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又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样谦逊又自负的话是很难听得到的。演讲的题目是《中国韵文里表现的情感》，父亲回忆说，梁先生情感丰富，记忆力强，“用手一敲秃头便能背诵出一大段诗词”；讲到动情处，他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不能自已。梁启超的激情和文采给父亲留下深刻印象。父亲晚年回忆，他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就是被这一篇演讲所鼓动起来的。

清华对体育特别重视，毕业前照例要考体育，跑步、跳高、跳远、标枪之类的父亲还可以勉强应付及格，对他来说，最难过的一关是游泳。考试那一天，父亲约好了两位同学各持竹竿站在泳池两边，以备万一。他一口气跳进水里之后马上就沉了下去，喝了一大口水之后，人又浮到水面，还没来得及喊救命，又沉了下去……幸亏他有“先见之明”，两位同学用竹竿把他挑了出来，成绩当然是不及格，一个月后补考。虽然苦练了一个月，补考那天或许由于太紧张，他又开始一个劲地往下沉，一直沉到了池底，摸到了滑腻腻的大理石池底，好在这次稍微镇静些，在池底连着爬了几步，喝了几口水之后又露出水面，在接近终点时，从从容容地来了几下子蛙泳，把一旁的马约翰先生笑弯了腰，给了他一个及格。父亲后来回忆，这是他毕业时“极不光荣”的一个插曲。

负笈美国

1923年8月，清华这一级毕业生有60多人从上海浦东登上“杰克逊总统”号远赴美国。

其实父亲对去美国并不是那么热衷，一是因为那时他已经与母亲偷偷地恋爱了；二来对完全陌生的异域生活多多少少会有些恐惧心理。闻一多是父亲在清华时结识的好友兼诗友，未出国时两人还商量，像他们这样的人，到美国那样的汽车王国去，会不会被汽车撞死？结果比父亲早一年去美国的闻一多先生，来信的第一句话便是：“我尚未被汽车撞死！”随后劝他出国开开眼界。

我从小就知道闻一多是父亲的好朋友。因为他老提闻一多，还喜欢说些和闻一多在美国时的趣事。1946年夏，父亲在四川北培的雅舍获悉闻一多遇刺的消息，他当时的悲恸让我终生难忘。

在那艘开往美国的轮船上，除了清华这批学生外，还有来自燕京大学的许地山和谢婉莹（冰心）。冰心当时因为《繁星》与《春水》两部诗集，在全国已经很有名，而父亲此前在《创造周报》上发表评论，认为那些小诗理智多于情感，作者不是一位热情奔放的诗人，只是泰戈尔小诗影响下的一个冷隽的说理者。

结果文章发表后没几天，他们就在甲板上不期而遇。经许地山的介绍，两人寒暄一阵，父亲问冰心：“您修习什么？”“文学。你呢？”父亲回答：“文学批评。”然后两个人就没话说了。

因为旅途漫长，不晕船的几个人，父亲、冰心、许地山等人兴致勃勃地办了一份壁报，张贴在客厅入口处的旁边，三天一换，报名定为“海啸”。冰心的那几首著名的《乡愁》、《惆怅》、《纸船》就是在这时候写的。冰心当初给父亲的印象是“一个不容易亲近的人，冷冷的好像要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但接触多了，父亲逐渐知道，冰心并不是一个恃才傲物的人，不过是对人有几分矜持而已。冰心后来写首小诗戏称父亲为“秋郎”，父亲很喜欢这个名字，还以此为笔名发表过不少作品。

后来成为冰心丈夫的社会学家吴文藻是父亲在清华时的同学，他与冰心、吴文藻的友谊也维持一生。文革中，父亲在台湾听说“冰心与吴文藻双双服毒自杀”，他非常悲痛，写了一篇《忆冰心》一文，回忆两人几十年的友情以悼念。文章见报后，女作家凌叔华给父亲写信，告知这一消息是误传。父亲虽然觉得有些过意不去，但总算由悲转喜。

1981年，我第一次回大陆。临行前，父亲嘱咐我替他找三位朋友——冰心、季羡林和李长之。我如愿地找到了前两位，但最后一位一直下落不明。是一直留在北京的大姐梁文茜带我见的冰心，当时正在医院住院，虽然一直躺在那儿，但仍能感觉得到她的风度和优雅。冰心见到我非常高兴。我交给她父亲叫我带给她的一本书，我说：“爸爸让我带句话：‘他没变。’”冰心很开心地笑了，然后说：“我也没变。”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传达的是什么意思，但我相信，他们彼此都明白那份友谊的力量，是足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没有几个人能有机会知道，别人会在自己死后评价些什么，所以对于父亲写文章“悼念”她一事，虽然有点不吉利，冰心可能觉得颇为有趣，也并不介意。

在科罗拉多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后，1924年秋，父亲进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那时候在哈佛和麻省理工有许多中国留学生，经常走动。父亲性格温和，朋友很多，他的公寓也成了中国学生活动的中心之一。有一次父亲正在厨房作炸酱面，锅里的酱正噗哧噗哧地冒泡，潘光旦带着三个人闯了进来，他一进门就闻到炸酱的香味，非要讨顿面吃，父亲慷慨应允，暗地里却往小碗炸酱里加了四勺盐，吃得大家皱眉瞪眼的，然后拼命找水喝。父亲敢这样恶作剧，也是因为他和潘光旦在清华时就是互相熟识的好朋友。

1925年，中国学生会要演一出英语的中国戏，招待外国师友，筹划的责任落到父亲和顾一樵身上。父亲平时就喜欢话剧，他经常和顾一樵省吃俭用跑到波士顿市内的一个戏院里看剧。顾一樵选了明朝高则诚写的《琵琶记》编成话剧，剧本则由父亲译成英文。对于戏中男主角蔡伯喈的人选，一时竟然竞争颇为激烈，争来争去之下，顾一樵干脆让父亲自己来演。冰心在里面演丞相之女。

上演之前，父亲他们还特地请来波士顿音乐学院专任导演的一位教授前来指导。这位教授很是认真，演到父亲扮演的蔡伯喈和赵五娘团圆时，这位导演大叫：“走过去，亲吻她，亲吻她！”女演员站在那里微笑，但父亲无论如何鼓不起勇气走过去，只好告诉那位尽职的导演，中国自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习惯，导演只好摇头叹息。演出那天十分成功，其实外国人并不懂得他们究竟在演了些什么，只是觉得那些红红绿绿的服装和正冠捋须甩袖迈步等的姿态很有趣，当时还有这样一个插曲：他们让演赵五娘的那位中国留学生抱着琵琶，选个词阙自弹自唱，结果“赵五娘”唱的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要知道这是唐朝贺知章的诗，而唱的人“赵五娘”却是东汉时期的人，不过好在也没有人注意到这个。

动荡岁月

父亲在美国呆了三年，奖学金还没有用完就回国了。他急着回国，是因为我的母亲。母亲自幼丧父，和她的叔叔们住在一起，在那个时代，不经媒妁之言而自由恋爱可是件惊世骇俗之事。眼看着年纪一天天大了，又不敢说自己已经有了意中人，家里的叔父张罗要给她定亲，父亲在美国着了急，学习一结束就赶紧回国了。1927年2月11日，父亲与母亲在北平南河沿的欧美同学会举行了婚礼。

结婚后，父亲与母亲在上海生活了三年，父亲以教书为生。在上海时，他们与罗隆基、张舜琴夫妇为邻，这对夫妇时常在午夜爆发“战争”，张舜琴经常哭着跑到我父母那里诉苦，每次都是母亲将她劝了回去。

那一段时间，父亲与胡适、徐志摩等过从甚密，他们都是“新月派”的人，父亲与徐志摩管胡适叫“胡大哥”。后来各自忙各自的事情，来往不多。父亲也是在那段时间，与鲁迅先生爆发了著名的“论战”。

父亲生前不大提他与鲁迅的是是非非，那时我们在台湾，鲁迅与毛泽东的书一样，都属禁书，所以年轻时我并不知道他们有什么“过节”。直到后来到了美国我才陆陆续续读到他们当年的文章。有一次我问父亲：“你当年和鲁迅都吵些什么？”父亲回答地很平静，他说，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仇恨，只不过两个人对一个问题的看法不同，其实他还是很欣赏鲁迅的文学的。鲁迅认为文学是有阶级性的，而父亲更强调文学作品的人性，比如母爱，穷人有，富人也有，不论阶级，不管穷富，文学不是政治的工具，它是写永恒的人性，这就是父亲的信念。现在关于那场论战，已经有书把他们的文章全部都收集起来，现在的读者也有阅读所有这些文章的自由，我想，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吧。

1930年，父亲又带着家人到青岛教书。我就是1933年在青岛出生的，1岁多时，因为父亲被胡适先生邀请到北大教书，我们一家又回到了北京。其实我对青岛没有任何印象，但1999年我特地回到青岛，寻访我的出生地、当年我们生活过的地方时，一看石碑上刻着的“梁实秋故居”几个字，我还是忍不住潸然泪下。

北京的生活没有安定多久，1937年7月抗战爆发，父亲听说自己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单”，当即写下遗嘱，孤身逃离北京。父亲也是第一批从北京逃出来的学者之一。在天津的罗隆基家借住几天后，父亲又辗转到了南京、重庆，自此与我们分离了7年之久。

1944年，母亲只身一人，带着我们三个孩子11件行李，从北京南下，借助于各种交通工具，一路跋涉到了重庆北碚，与父亲团聚。我还能记起我们团圆的那一天，母亲带着我们站在屋子里，有人去办公室喊父亲，父亲进门后跟母亲说了句什么，然后父亲紧盯着我们三个孩子，“这就是我的孩子！”他一个个指着我们，连说了三次。

在很多人眼里，父亲也许是个“洋派”的人，这可能归根于父亲在美国留学时养成的一些习惯。他们当时一半时间住在美国白人家庭里，一起吃饭，就要遵守美国传统家庭的规矩：吃饭要打领带，正襟危坐。但骨子里，父亲绝对是一个有很深中国文化情怀的人。他从美国回来立即抛开钢笔用起了毛笔，一直到抗战结束后，才不得不又用起钢笔。很多人问我：“你父亲英文那么好，是不是在家里整天和你说英文？”恰恰相反，父亲在家从来不跟我说一句英文，他只说北京话，穿那种手纳的千层底布鞋。从美国回来教书时，他口操英语，却总是穿中式长袍，千层底布鞋，叠裆裤子还要绑上腿带子，很土。经常引得时髦男女窃笑，父亲也不以为意。

抗战结束后，我们一家又回到了北京。但战火并没有就此熄灭，1948年底，形势已经开始不稳，父亲带我和哥哥二人先从北京赶赴天津，想抢购船票去广东。母亲留在北京处理亲戚的房产，准备第二天去天津与我们会合同行。不料当天晚上铁路中断，我们父子三人进退维谷。母亲急电，嘱我们立即南下，不要迟疑。第二天，我们三人惶恐不安地登上了轮船，却不知以后会怎么样。

当我们漂泊了16天到达广州后，得知母亲成了北京城最后起飞的两架客机上的乘客之一。那时北京还没有天安门广场，就是把东长安街上的树砍倒，作为临时跑道，母亲乘坐的飞机擦着树枝尖起飞。我们一家人在广州又团聚。

当时大姐文茜已结婚，没有同我们一起走。哥哥文骐正在北大读书，到了广州后，觉得台湾没有什么好的大学，最后决定回北京继续上北大。结果我们自此与哥哥姐姐生死不明地分隔了几十载。当时没有人会预料到分隔得那么久，如果预料到那种结果，我想我们一家死也不会分开的。

漂泊

初到台湾时，我们可以说是“无立锥之地”。离开大陆时，母亲让我们每个人准备一个小箱子，怕兵荒马乱时一家人一旦分散，只要抓住这个小箱子就还能有一点点生存的资本。那个小箱子除了几身换洗衣服，几本破书外，别无它物。

我们初到台湾时，对还不知道已经发生了“2·28”事件不甚清楚，只知道，大陆人与台湾人的关系十分紧张。当时台湾有个很有名的房地产商叫林挺生先生，是台湾属一属二的富商工业家兼教育家，由朋友介绍借我们初到台湾时租住他的房子，他不收租金，但他对父亲十分景仰，某年过节时包了个红包，把父亲给他的房租悉数退了回来。父亲很过意不去，林先生就请父亲到他办的工业学校的公司里为员工教课，或是教的是初中生孩子们。，中文、历史、英文，哪门老师找不到，他就让父亲教哪门课。林先生本人也非常注重学习，父亲的课他都坐在最后一排旁听，并且记笔记，非常认真。每隔一段时间，他都来向父亲请教问题，每次来都毕恭毕敬地向父亲鞠躬，他们的谈话绝对不涉及个人闲谈，全部都是为人处事之类的大道理。有林挺生的帮助，我们渡过了在台湾最初的艰难时期。

台湾那时也有“白色恐怖”，报纸、杂志都是被控制的，父亲在台湾时，交游不广，为了谋生，专心教书、写稿。有一天，突然来了三五位便衣，声称亲眼看见窃贼逃到我家，要入室搜查。其实抓贼是假，这几个人最后竟直接翻阅父亲的文稿和书籍，想知道父亲是否有“思想问题”。父亲颇为震怒，要求当局调查此事，但最后当然不了了之。

我到美国留学后，与父母保持每周一次的通信。有一次父亲遇到一位朋友，对方竟然说出父亲给我信中的一些内容，父亲大惊，才知道往来的信件也会被偷偷地检查。查私人信件、将内容外传、又传回写信人，我们当时除了觉得滑稽，也只有无奈。

在台湾时，父母还遭遇过这样一件事。那一年我的假期结束马上准备返美，母亲特地作鳝鱼给我吃。突然听到有人按门铃，有一男子身穿军装戴着墨镜，自称是父亲的学生。父亲正准备起身迎接时，男子突然掏出手枪，对准父亲的心脏，还把枪膛中的子弹退出来给父亲看，表示是真刀真枪，不是开玩笑的。父亲镇静地拍了拍来人的肩头，让他坐下来。那人真的坐下来，但仍以枪指着父亲。我冒险从边门溜出，跑到邻居家借电话报警。

待我回来时，强盗已经离去。他向父亲要去了“欧米伽”手表、母亲的假首饰和一些买菜钱。强盗临走时曾威胁父亲不可报警，否则会回来灭门。见我已报了警，大家心神不定地过了一晚，连电灯都不敢开，还把窗帘都拉起来，请求警察保护。结果警察在我家客厅守了一夜。

那个“欧米伽”是父亲过生日时，30位朋友联合送的，父亲很是喜欢，好在我之前有心，把手表的出厂号码抄下来，记在父亲的记事本上。结果第二天警察就在当铺找到了那块表，立即人赃俱获。父亲去警局办手续时正巧遇到那个强盗，他停下来对父亲说：“梁先生，对不起您！”父亲也有些难过。后来我们知道在当时的戒严法下持械行劫，无论赃物多少，都一律死刑，何况他又是现役军人，虽然母亲后来替他求情，但也无助于事。

不尽的思念

到了台湾，父亲又重新开始了他翻译莎士比亚的工作。

父亲翻译莎士比亚剧本始于抗战前，那时我只有3岁。后来因为抗战，颠沛流离，只译了十本，便停顿下来，因为翻译莎士比亚是没有钱的，为了我们一家，父亲必须谋生，教书、写文章。生活相对安定下来之后，他又开始有计划地翻译。父亲给自己规定，每天要译两千字。台湾的天气很热，那时也没有冷气，父亲这个北方人对台湾的气候颇不适应，他又很胖，非常怕热。但无论天气多热，他都要完成自定的工作量，经常是挥汗如雨地坐在那翻译，非常有毅力。如果因为有事未能完成预计的工作，他第二天加班也要把拖下的工作补上。

翻译莎士比亚，是胡适先生建议父亲做的一件事。最初是父亲与另外两个人一起翻译，但其余两位后来中途退出，只剩下父亲一人在坚持。翻译莎士比亚是件很苦的事，因为他全部是用古英文写的，首先很难读懂，再“信达雅”地翻译出来，更不是一件容易之事。我曾经向父亲抱怨说，我根本看不下去莎士比亚的原文，父亲笑着说：“你若能看懂的话，那就不是莎士比亚了。”

翻译的后期对父亲来说尤其艰苦，因为他喜欢的剧本已先译完了，剩下的都是那些比较枯燥艰涩的。这时就更需要靠毅力才能坚持下来。

父亲每译完一剧，就将手稿交给母亲装订。母亲用古老的纳鞋底的锥子在稿纸边上打洞，然后用线订缝成线装书的样子。没有母亲的支持，父亲是无法完成这一浩大工程的。翻译莎士比亚没有收入，母亲不在乎，她没有逼迫丈夫去赚钱，而是全力以赴地支持父亲。这一点，在我小的时候并没有深深体会，而在长大结婚，有了家庭后，才能理解母亲当年的不易。

父亲喜欢吃，他不做，但喜欢品。到了台湾、美国以后，他时常念叨北京的小吃，什么爆肚、炒肝、糖葫芦之类的，后来也有朋友从大陆带一些老北京的小吃给他，父亲尝了后，总是摇头叹气：“不一样，不一样！”

我在台湾与父母一起生活了十年，因为哥哥姐姐的失散，我成了“独生女”。饭后，我们经常坐在客厅里，喝茶闲聊，话题多半是“吃”。从当天的菜肴说起，有何得失，再谈改进之道，最后，总是怀念在故乡北京时的道地做法，然后慨叹一声，一家人陷于惆怅的乡思之情。

1972年，父母搬到美国西雅图与我同住。1974年4月30日上午，他们到附近市场购物，市场门口的一个梯子突然倒下，正好击中了母亲。母亲被送到医院进行抢救，因伤势很重，需要动大手术。临进手术前，母亲以一惯的自我克制力控制自己，既不抱怨，也不呻吟。在进手术室前，她似乎已有所预感，对父亲说：“你不要着急，治华（注：梁实秋的学名为梁治华），你要好好照料自己。”到手术室门口，母亲还应医师之请微笑了一下。几个小时之后，护士出来通知，母亲已不治。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刻，父亲坐在医院的长椅上开始啜泣，浑身发抖……

中山公园的四宜轩是他们当初定情之地。1987年，我借到北京开会之机，专程到中山公园拍了许多四宜轩的照片，带回给父亲。但父亲还是不满足，说想要一张带匾额的全景。可惜四宜轩房屋尚在，匾额早已无影无踪。后来大姐文茜又去照了许多，托人带给父亲。父亲一见照片就忍不住落泪，只好偷偷藏起来，不敢多看。

虽然父亲后来与韩菁清女士又结了婚，但我没有与他们生活在一起，详细的生活情形我不是很了解。他还是像以前那样给我写信，我知道他的心情有好有坏，他仍然时常陷于对母亲的思念里不能自拔，几乎每年在母亲的祭日那天他都会写一首诗纪念，而且几乎在每一封信里，他都会写“汝母”，他都会很沉痛地怀念母亲。

父母在世时，他们尽量不提哥哥姐姐的事情，尽管他们心里都明白对方的痛苦和思念。母亲信佛，每天诵经焚香祈祷，这样她的精神才能支撑下去。就在去世后一个月，父亲终于辗转得到哥哥姐姐仍然在世的消息。他特地跑到西雅图母亲的墓地前，告慰母亲。

1981年夏，我第一次回大陆探亲，回到了儿时居住的庭院，却已物是人非。临行前，大姐文茜折了一小枝枣树叶，上面还有一个小青枣，让我带回台湾，送给父亲。这棵枣树是我们在北平时老枣树的后代，老树早已被砍去。我小心翼翼地把枣叶包好。回到台湾后，把在大陆的见闻一五一十地向父亲汇报，其中包括姐姐文茜、哥哥文骐33年的经历，讲到激动处，时常与父亲相顾而泣。那个枣和树叶后来都枯萎了，父亲把叶子留下来，放在书里，珍存着。

1986年，我最后一次赴台探望父亲。临时前与父亲在客厅中道别，父亲穿着一件蓝布棉外衣，略弯着腰，全身在发抖。他用沙哑的声音不厌其烦地告诉我怎么叫出租车，怎么办出境手续等，那一刻，他又把我当作他的没出过门的小女儿。那一次离家，我充满了不祥之感。

1987年11月3日，父亲因突发心脏病住院。当时，小量的输氧已经不够。父亲窒息，最后，父亲扯开小氧气罩，大叫：“我要死了！”“我就这样死了！”此时，医生终于同意给予大量输氧，却发现床头墙上大量输氧的气源不能用，于是索性拔下小量输氧的管子，换床。七手八脚忙乱了5分钟。就在这完全中断输氧的5分钟里，父亲死了。父亲强烈的求生欲望一直支持他到心脏停止，他留下的最后五句绝笔之一是：“我还需更多的氧。”父亲的手一生中写了不知几万万字，没想到，留在人间最后的字迹，竟然是这样的求生呼号。每思及此，肝肠寸断。

（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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