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我损失了作家最好的十年

阎连科：我损失了作家最好的十年

“到了我这个年纪，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再也不会自我管理了。”岁月成就了阎连科的作品，也磨砺了阎连科的性情。56岁的阎连科将什么都看得很淡，获得卡夫卡奖，他最大的欣慰是自己的生存空间会变得大一点，在此之前《四书》未能出版，阎连科已为今后的写作做好打算，不为出版只为写得洒脱。往后十年的事他都看开了，唯独对过去的“十年”耿耿于怀，因为《为人民服务》和《丁庄梦》不能发表，阎连科蹉跎了十年的写作生命，而40岁至50岁的十年正是作家创作的黄金时期，“它给我带来的伤害可能是读者无法想像的。”阎连科几次说到这句话，这是他的痛处。

下周，阎连科将前往捷克出席第14届卡夫卡奖颁奖礼，行前接受腾讯网文化频道独家专访，以下为第二辑：

获奖拓宽生存空间

腾讯文化：作为“最具争议的作家”，您的作品常常出版受阻，最为严重的是2011年的《四书》被大陆十几家出版社拒绝，只能在港台出版。您曾说，“《四书》不能出版，只因为作者是阎连科，如果这本书是另一个作家写的就不会有问题。”获奖之后，周遭的反应是否透露出改观的迹象？

阎连科：我想对于出版，至少目前看来不会持乐观的态度。但是这次获奖让我清晰地看到，也许给我的生存空间会变得大一点。

比如说，在这之前大家对最新出版的《炸裂志》持有争议，读者所不熟悉的、埋伏的、暗暗要爆炸的某种东西，以及对这部小说和作者本人要爆炸的那些东西，都因为这次获奖熄灭掉了。这次获奖对我来说，最大的改变就是生存空间会变得大一点点，但是再出版《四书》？我想是这不太可能的事情。

写作已与出版无关

腾讯文化：您之前生存空间较狭窄时，屡次被拒绝出版，会影响到您的写作吗？比如写作时潜意识里会有更强的自我管理或者自我审查？

阎连科：早期，比如《丁庄梦》的写作是受到一些自我管理或者自我审查的影响，但是在此之后基本再没有这种情况，因为你非常清晰地意识到一个问题，一个作家可以写15、20部长篇，但无论你讲多少故事，真正适合你写作的好故事不会有多少个。我认为《丁庄梦》是非常适合我写的，但是却被我自己自我管理、自我审查写成了今天这样的，我认为是被唯美或者被审美过分约束的一次写作。无论这部小说在世界上有多大的影响，翻译了多少语言，对我个人来说是不那么满意的。

当然我也非常清楚的知道，我们的民族是向前走的，无论走得多么慢也是向前的。我们的写作环境是有相当包容性的，绝对不是30年前、35年前的时代。

基于这样的认识和《丁庄梦》的教训，我也到了五十几岁的年龄，年龄越来越大，已经到了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时候。别人对我的管理，我再也不可能有什么顾及，或者说最重要的是不管别人管理你，首先是自己不再管理自己了。

所以之后我写的《四书》，包括现在开始写新的长篇小说，都不会考虑这些问题。因为出版或不出版和我的写作已经没有直接联系了，我最重要的是要把它写出来。

腾讯文化：您对《丁庄梦》现在这个版本不满意，我知道您最初是想将这个题材写成两部作品，一部非常具想象力的小说和一部纪实作品。现在这页就翻过去了，不再写了吗？

阎连科：我最初的计划是想写一部类似田野性调查那种作品，5万字、8万字、10万字，要把自己听到的、看到的以几乎是100%真实度记录下来。再另外写一本更具想象力和文学性的小说，将一种疯狂的东西更加张扬的写出来。但是因为《为人民服务》的出现，使得二者合一了，成为了今天《丁庄梦》这部小说。写作就是这样的情况，某一阶段你的创作焦点全部关注在某一点，而过一段时期这个创作激情过去了。或者说你有太多需要讲的故事，那些更新鲜的，更值得你讲的故事总在后面等着你。那么那一页掀过去的时候，很难再回到过去了。

《为人民服务》不是偶然

腾讯文化：您提到《为人民服务》，这篇小说在国际上影响很大，让大家都认识了您。另一方面又给您、您的朋友和杂志社带来了大麻烦。您是因此离开了部队吗？您曾经说对个小说不是特别满意，是因为这些原因吗？

阎连科：《为人民服务》这部小说首先不满意的一点在于，凭心而论，这部小说写作不是精心准备的。2003年写完《受活》之后脑子里一片空白，因为朋友一年多前就约稿说：“给我一个中篇，给我一个中篇。”最后朋友再三的打电话催我，他已经不太高兴了。《为人民服务》这部小说是为了应付朋友这一次约稿而写的。

为什么不满意？最重要的一点是这部小说的故事与《坚硬如水》极其相似。作为一个艺术家来说，如果没有《坚硬如水》的存在，《为人民服务》是一部很好的小说，如果有《坚硬如水》，它也就充其量是《坚硬如水》的小弟弟、小妹妹，因此不满意。

离开部队和《为人民服务》没有关系，是因为写作《受活》离开部队的。也恰恰是因为写了《受活》离开部队，有了解放感和自由感，终于把某一种约束拿下去了，随心所欲地写了《为人民服务》。

我想我和《为人民服务》是这样的关系，阎连科必须承认你今天在国际上的影响也好，非议也好，最终都是收获，而带来最大影响的是《为人民服务》。无论是歪打正着，还是种种原因造成，写作一定是在长期的积累下最终在某一点上爆发，《为人民服务》不能发表不是偶然产生的，在《为人民服务》之前的十年，1994年你的另外一部小说《夏日落》就不能发表，之后写的《坚硬如水》已经有巨大的争议，更不应该发表，种种原因被包容下来了，《受活》仍然是这种情况，是否公开发表让那些管理文学的人非常为难。

我想之所以《受活》最后能出版，是很多批评家朋友为这部小说讲了很多实在是让人肯定的话，最终被留下来了。作品是否发表是这样一步步走下来，《为人民服务》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即使《为人民服务》不爆发，也会到另外一部小说爆发。也不是你非要写一篇《为人民服务》这样的小说，而是你的创作激情、世界观、文学观、包括你的愤怒之情，所有的积累到了那个时候必然有那个结果。

损失了作家最好的十年

腾讯文化：这个爆发点也是您命运的转折点，您认为这个转折是好是坏呢？

阎连科：表面看好像是很好，给你带来国际影响，也帮你带出去很多翻译作品，但是事实上不是这种情况。最初真正被介绍出去的是《受活》，长篇小说《受活》还没有来得及翻译完成，这期间《为人民服务》出现了，因为《为人民服务》篇幅短，为了市场考虑，大家纷纷丢掉《受活》，而翻译了《为人民服务》。

大家知道《为人民服务》之后我写了《丁庄梦》，我认为《丁庄梦》无论从审美层面、文学层面，等各个层面都是不会出现问题，如果有问题，上海文艺出版社也不会为争这部小说那么爽快地在合同上不断修改，答应你的一切条件。上海文艺社也是一个老牌的出版社，它对政治的把握或者对敏感的把握是非常有经验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结果仍是适得其反，《丁庄梦》再次不能出版。

无法说，它给我带来的伤害可能是读者无法想像的。从年龄上算，一个作家一生的写作没有太多黄金时期，40多岁到50岁是最好的创作阶段，我是恰恰在最好的10年，因为不可公开出版把10年的写作生命丢掉的。这些损失，可能读者不会注意，自己却有深刻体会。

之后写的《风雅颂》也没有恢复到最好的创作时期，中间又写了《我与父辈》，一直到《四书》才令我满意，有了一部小说能够和之前的创作接续，又能够重新上一个台阶。

丢了这十年时间对我来说远远比丢掉一部书重要的多。如果不是《为人民服务》和《丁庄梦》发表困难，这10年里，我想我一定会在《坚硬如水》《日光流年》《受活》这些小说的基础上，一点一点的往上走，而不会是下滑，或者说是原地踏步，至少我认为这10年的写作没有往上走。这10年的损失，可能是读者和其他人无法体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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