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陈晓明：无条件大学与大学精神

 

学者陈晓明：无条件大学与大学精神

触发我思考这个问题的缘由，来自最近网络上的一则报道：上海华东政法大学，一位教古汉语的杨师群老师，在课堂上批判传统文学和政府，有学生将其言检举到公安局。校方找杨谈话，告知公安局已经立案侦察。在此我并不想评价这件事情，也不想辨析其真假是非。我想这件事在网络上引发如此强烈的反响，至少表明中国公众在思考大学的言论限度，而它所思考的问题最终要指向更为根本的问题，那就是当今大学的精神。

大学的精神当然主要是指大学在长期发展中所形成的能体现大学这一独特的社会群体的共同的精神品质、理想追求、价值取向、行为理念和文化氛围，它是大学活在人们心中的灵魂。当然，从广义上来说，通常都认为大学精神包含：大学的自治精神、学术自由精神、人文精神和批判精神。仔细辨析这些“精神”在当今中国大学的显现、或偏离，非这则短文所能凑效。90年代初，一批搞文学研究的人大声疾呼：人文精神衰落，现今，人们对中国的大学提出了各式各样的批判。但我们要回过头来看看，今天中国大学的问题，不只是它内里空虚，同样严重的在于它所承载的东西太多。大学被外在的各种功利所牵引，被各种力量所牵制，它不能回到自身。它不能纯粹，不能守住自己的精气神。

说大学的“纯粹性”，在这样的时代肯定是被认为痴人说梦，确实，所有的理想性都是痴人说梦，但没有理想性，就永远不会有一种精神的存在，精神的存在本身就是理想性的守望，就是对它的不存在，对它的未来可能到来的期望。这使我想起德里达的关于“无条件大学”的思想。

德里达于2001年到中国做过题为《Profession的未来或无条件大学》，先后在北京三联书店、上海复旦大学作了关于这个论题的讲演。他所说的“无条件大学”，即是说起源于欧洲模式的“现代大学”在其根本意义上是一种无条件大学。这种大学也许会自许除了承认所谓的学术自由外，还承认提问、命题的无条件自由，甚至承认公开发表关于真理的探索、学问与思想所要求的一切的那种权利。这种大学公开信仰真理并以之为志业，它宣称无限制地投向真理。通过进一步把真理的问题限定为关于人的问题，并使之具有当今时代的国际性和世界化的含意，德里达认为，这个概念只能在新型的人文科学的空间中才能如其所是地、无条件地得以讨论或再诠释。总之，所有关于真理性的问题，原则上应当在大学中，最为典型地在人文科学中找到其无条件讨论的场所，找到其劳动与重新阐述的合法空间。德里达的意思即是说：大学与所有类型的研究机构不同，它原则上（当然实际上不完全是）是真理、人的本质、人类、人的形态的历史等等问题应该独立、无条件被提出的地方，即应该无条件提出不同意见的地方。这就是大学的主权，即是其精神，“无条件”就是大学的精神。

显然，这样的“无条件大学”是一种关于大学的理想性，德里达也深知这一点，他的笔锋一转又指出：“这种无条件的大学事实上并不存在。可是它应该是批判性——比批判性更批判性——地抵抗一切规定了教育习惯占有权的最终场所，而这原则上符合其宣称的使命及公开场合信仰（profession）的本质。”德里达显然把无条件大学理解为具有“解构权”的大学，所谓“解构权”就是无条件提出批判性问题的权利。

就是说，大学应该享有无条件的自由，这似乎就是现代大学的本质。当然，德里达说这样的大学似乎从来就不存在。现代大学从基督教世界演化而来，它与教会的密切关系就表明它从来不是“无条件的”。12世纪的法国巴黎大学与教会的关系，现代大学就是僧侣学校，由修道院不断向现代大学靠拢，不断加入世俗化的内容。英国的大学可以在牛津大学那里找到源头，那得益于英王亨利二世的一纸命令，要求英国的僧侣都回到国内，这使英国的僧侣短时期内只能聚集在牛津。不过，历史学家也认为，关于1350年以前的牛津大学的所有材料，都具有神话性质，这些神话真真假假地插入了国王与这些大学的联系。后来牛津发生学生杀死当地居民的事情（1209年），国王下令绞死二三名学生，导致牛津的师生离开，这才使剑桥大学有了生长空间。剑桥大学得益于国王学院的设立，这似乎也是它兴起的条件之一，但在14世纪末期，也就是经院哲学没落前，剑桥大学一直是一个三流大学。现代大学的兴盛得益于文艺复兴运动，说到底也是现代性的世俗化进程，以及科学研究和历史学的兴起。从12世纪现代大学的滥觞直到18世纪，现代大学都与教权和皇权有密切关系。直到1801年，洪堡上书德皇成立柏林大学，现代大学的自由精神才开始确立。现代大学显然也得益于世俗社会，以及现代文明的兴盛。

大学要脱离当然不可能，大学既然在社会中，社会当然也就会施加条件给予大学，世俗社会是大学生长的土壤。但大学总是有一种理念，大学总是要把自己定义为具有超越社会的精神性存在。可以说，这个社会的文化是大学创造的，大学是现代文明的产物，也可以反过来说，现代文明就是大学产物。大学培养了社会的楷模，大学一直为此作为理念；社会也一直以此作为理念，社会对大学的唯一的期待，也就是根本的条件就是培养社会的楷模。大学唯一的条件，就是社会对它的无条件。这里面的逻辑关系并不是直接对应的，但终归在这一点上它们达成了悖论，也就是在这一点上，它们可以达成一致。

大学只有在无条件时可以树立起自己的精神标竿，大学的“无条件”并不是外在赐予的，并不是等待来的宽松。那是它自己的始终的坚持，坚持它的“无条件”存在的权利，即是坚持它的主权。现代中国的大学，例如，北京大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之所以为人所称道，那就是它的“无条件性”，它的存在，在很多方面都是无条件的。这点毋须我多言。

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大学的“无条件”，也同样是大学的存在之非主权状态的表述。它几乎是无条件的，除了自己的精神性，它没有别的条件。因而，“精神性”也就是一座空城，一座孤零零的城池，是裸露的城堡。谁都可以攻击它，它无力抵抗，它没有条件抵抗。大学经受着八面来风，它要无条件地面对一切。既然它要无条件地存在，它就无条件抵抗一切侵犯。它只有无条件地抵抗，它才能抵抗。它才能保持住它的无条件性。

德里达说：“思想、解构、公正、人文科学、大学等的某种无条件独立，大概得与对任何主权、主权控制的幻象分离开来。”

大学就这样成为一座孤城，在任何时代都显出一种无条件的沉默的尊严。

无条件的大学既是对大学过去的历史想象，也是对未来的期许。如德里达所说的那是面向未来的到来。无条件始终是一个即将到来的事件，因为这样的期待，它才能始终生活于无条件的自我坚守中。

艾伦·布鲁姆（allon bloom）在描写他的母校芝加哥大学时说道：“组成芝加哥大学的是一群仿哥特式的建筑物，……它们指向一条路，这条路通向伟人会面的地方。……这是一个最沉溺于实际生活的民族向沉思生活表达的敬意。……由于这些殿堂被赋予了先知与圣人的精神，因而有别于其他的处所。如果不计其精神的话，这些殿堂具有与普通房舍相同的许多功能，然而由于信仰之故，它们至今还是圣殿。一旦信仰消逝，先哲与圣人传播的经典成为无稽之谈时，即使房舍中活动不断，圣殿也不再成其为殿堂了。它会因此而走向死亡，至多成为一种纪念碑，悠闲的游客将永远不会领略它的内在生命……。”这段话或许也可以用以描述今日的北京大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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