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小说家是平凡的

大江健三郎：小说家是平凡的

萨拉·费伊 采访

许志强 译

我想在临死之前烧掉所有未完成的手稿和所有笔记本。我要把我想重印的书以及其他一切我不想重印的书都挑选出来

大江健三郎作为日本最著名的作家之一，尽管同样是以一名讨人嫌的活动家而知名，可大江本人却多半是一位快乐的滑稽角色。他身穿运动衫，一贯的谦虚和轻快，极为坐立不安，微笑从容安详。

大江于1936年出生在日本四国岛的一个小村庄，所受的教育让他相信天皇是神。1994年大江领取诺贝尔文学奖，随后却拒绝了日本最高艺术荣誉“文化勋章”，因为它与他的国家过去的天皇崇拜相联结。这个决定让他成为举国极有争议的人物，这是他在写作生活中时常占据的一个位置。

早在1963年，年轻的大江已经赢得令人垂涎的芥川奖。评论界将他誉为三岛由纪夫以来最重要的作家。

萨拉·费伊：在你职业生涯的早期，你采访了许多人。你是一个很好的采访者吗？

大江健三郎：不不不。好采访是把以前从未谈到过的某种主题揭示出来。我没有能力成为好的采访者，因为我根本不能提炼某种新的东西。1960年，我作为入选的五位日本作家代表团成员去访问毛泽东。我们是作为抗议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运动的成员去那儿的。我在五个人当中年纪最小。我们见到他时很晚——凌晨一点钟了。他们把我们带到外面一个漆黑的花园里。黑得都看不见附近有茉莉花，可我们能闻得到它。我们开玩笑说，只要我们循着茉莉花的香味，就会走到毛那儿了。他是个令人难忘的人物——个头非常大，尤其是以亚洲的标准看。他不准我们提问，不直接跟我们谈话，而是跟周恩来总理说。他从他的著作中引用他本人说过的话——逐字逐句——从头到尾都是这样，他有很大一罐香烟，烟抽得很凶。他们说话时，周不断把罐子从毛泽东那里慢慢挪开去——开玩笑地——可毛不断伸手把它慢慢挪回来。次年我采访了萨特。这是我第一次去巴黎。萨特是我生活中的主要人物。像毛一样，他基本上是在重复他已经发表过的那些话，因此我就停下来不做笔记了。他还说人们应该反对核战争，但是他支持中国拥有核武器。我强烈反对任何人拥有核武器，但是我没法让萨特对这一点产生兴趣。

萨拉·费伊：你在政治上的积极行动给你惹来过麻烦吗？

大江健三郎：我对“二战”最重要的记忆，便是使用原子弹和1945年冲绳的大规模自杀。前者我写了《广岛札记》，后者我写了《冲绳札记》。冲绳战役期间，日本军方下令冲绳沿岸两个小岛上的人自杀。他们告诉他们说美国人是那样的残忍，他们会强奸妇女，把男人杀掉。他们说在美国人登陆之前他们自杀是要更好的。每户人家发给两枚手榴弹。在美国人登陆那一天，五百多人自杀身亡。祖父杀死儿孙，丈夫杀死妻子。我的观点是，驻扎在岛上的防守部队的领导人要为这些死亡负责。相比我的书出版的七十年代那个时候，目前的右翼对我的攻击看来国家主义色彩是要浓得多了，具有复活的天皇崇拜的成分。他们宣称说，岛上那些人是死于一种效忠天皇的美丽纯洁的爱国主义情感。

萨拉·费伊：你认为1994年拒绝文化勋章是对天皇崇拜的有效抗议吗？

大江健三郎：就这一点来说它是有效的，让我意识到我的敌人——就“敌人”这个词基本的意义而言——是在何处，意识到他们在日本社会和文化当中是采取何种形式。不过，为将来其他受奖者拒绝领奖而开辟道路，据此而言它是无效的。

萨拉·费伊：你试图在你的小说中传达政治信念吗？

大江健三郎：在我的小说中，我没有想要训诫或是说教。但在我那些关于民主的随笔文章中，我确实想要教导。对我来说，核武器的问题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基本问题。反核的行动主义，简言之，是反对一切现存的核武器装备。在这一点上，事情丝毫都没有改变过——而我作为这场运动的参与者也丝毫没有改变。换句话说，这是一场毫无希望的运动。

萨拉·费伊：你有一些小说是采用了一种知识分子构想——通常是有个诗人，他的作品你读得入迷，然后融入书中。《新人啊，醒来吧！》中是布莱克，《空翻》中是R.S.托马斯，还有《天堂的回声》中是金芝河。这是做什么用的呢？

大江健三郎：我小说中的思想和我当时在读的诗人和哲学家的思想是联结的。这种方法也可以让我告诉人们那些我觉得是重要的作家。我二十来岁的时候，我的导师渡边一夫告诉我说，因为我不打算去做教师或文学教授，我就需要自学。我有两种循环：以某一个作家或思想家为中心，五年一轮；以某一个主题为中心，三年一轮。二十五岁之后我一直那么做。我已经拥有一打以上的三年周期了。在研究某一个主题的时候，我经常是从早到晚都读书。我读那个作家写下的所有东西，还有和那个作家作品有关的一切学术著作。

萨拉·费伊：你怎么挑选研究对象呢？

大江健三郎：有时候这是我阅读的东西带来的自然结果。例如，布莱克引导我去读叶芝，而叶芝引导我读但丁。平时纯属巧合。我在大不列颠参加一个巡回书展时，在威尔士停留了三天，把要读的书读完了。我去当地一家书店，让工作人员推荐一些英文书。他拿出那个地区一个诗人的集子，并且警告我说这书卖得不太好。那个诗人是R.S.托马斯，而我把他们店里有的全都买下了。读他的时候，我意识到他是我人生那个阶段可以读到的最重要的诗人。我觉得他和瓦尔特·本雅明有许多共同之处，虽说他们看起来很不同。这两个人都涉足世俗和玄秘之间的那道门槛。然后我把自己看作是和托马斯、本雅明的那种三角关系中的存在。

萨拉·费伊：听起来，外出旅行时，绝大部分时间你都是在旅馆房间里用来读书了。

大江健三郎：是的，没错。我参加一些观光活动，但是对好菜好饭没有兴趣。我喜欢喝酒，可我不喜欢去酒吧，因为要跟人打架。

萨拉·费伊：你为什么要跟人打架呢？

大江健三郎：至少在日本，不管什么时候碰上那种有天皇崇拜倾向的知识分子，我都要发怒。对这个人的回应势必让我开始惹恼他，然后就开始打架了。自然喽，只是在我喝得太多之后才打起来的。

萨拉·费伊：你的这种描述好像是在说，你是透过作家的棱镜看世界的。你的读者是透过你的棱镜看世界的吗？

大江健三郎：当我为叶芝、奥登或R.S.托马斯感到激动时，我是透过他们看世界的，但我并不认为你可以透过小说家的棱镜看世界。小说家是平凡的。这是一种更为世俗的存在。世俗性是重要的。威廉·布莱克和叶芝——他们是特别的。

萨拉·费伊：你觉得和村上春树、吉本芭娜娜这些作家有竞争吗？

大江健三郎：村上是用一种清澈、朴实的日本风格写作的。他被译成外语，受到广泛阅读，尤其是在美国、英国和中国。他是以三岛由纪夫和我做不到的某种方式在国际文坛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位置。日本文学中这样的情况确实是第一次发生。我的作品被人阅读，但回过头去看，我是否获得了稳固的读者，这我是没有把握的，即便是在日本。这不是竞争，但我想看到我更多的作品被翻译成英语、法语和德语，在那些国家中获得读者。我没有想要为大量读者写作，但我想和人们接触。我想告诉人们那种深深影响了我的文学和思想。作为毕生阅读文学的那种人，我希望去传播那些我认为是重要的作家。我的第一选择会是爱德华·萨义德，尤其是他那些晚期著作。如果我看起来总像是没有在倾听，那我是在考虑萨义德。

萨拉·费伊：你和三岛由纪夫的关系让人发愁。

大江健三郎：他恨我。我的《十七岁》发表时，三岛给我写信说他非常喜欢它。但在另一封信里三岛写道，我是那样的丑陋真让他吃惊，这封信发表在他的书信选中。人们通常是不会发表这样一封侮辱人的信的。例如，在纳博科夫的书信中，那些明显侮辱人的信件并没有发表出来，直到双方都去世为止。可三岛是出版社的上帝，他无论想要出版什么都会得到允许。

萨拉·费伊：你在一篇随笔中写道，只有三类人跟他们交谈是有趣的：对许多事情所知甚多的人；到过一个新世界的人；或是体验过某种奇怪或恐怖事情的人。你是哪一种？

大江健三郎：我有一个密友——一位杰出的批评家——声称和我没有对话。他说，大江不听别人说话；他只讲他脑子里的想法。我不认为事情真是那样，我不觉得我是那种听起来有趣的人。我没见过很多大事情。我没到过新世界。我没体验过很多古怪的东西。我经历过很多小事情。我写那些小小的经验，然后对它们做出修改，通过修改重新体验它们。

萨拉·费伊：你所有的作品都是透过你的个人体验折射出来的吗？

大江健三郎：我不是用某种预定的想法开始写一部小说的，要让人物带有什么倾向或是如何创造某种人物。对我来说，这全都是那种阐释行为所要做的事情。在修改和阐释的过程中，产生新的人物和情境。这是和实际生活非常不同的一个层面。在这个层面上，那些人物显现出来而故事自行生长。可我所有的小说都是以某种方式讲述我自己，我作为年轻人、有个残疾儿的中年人和老年人的所思所想。相对于第三人称，我养成了用第一人称的风格。这是一个问题。真正好的小说家是能够用第三人称写作的，但我用第三人称从来都写不好。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个业余小说家。虽说过去我用第三人称写过，人物却不知怎的总是像我本人。原因在于，只有通过第一人称我才能够确定我内在的现实。

萨拉·费伊：大江光经常作为人物出现在你的小说里。

大江健三郎：我和他生活了四十多年了，写他已经成为我文学表达的支柱之一。我写他就是为了表明，残疾人是如何意识到他自己的，那样做有多么困难。在他很小的时候，他就开始通过音乐表达他自己——他的人性。通过音乐他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表达悲哀这样的概念。他进入一个自我实现的过程。他在那条路上一直走了下来。

萨拉·费伊：你获诺贝尔奖时，你家里是怎么反应的？

大江健三郎：我家里对我的评价没有变。我坐在这里读书。光在那儿听音乐。我另一个儿子，东京大学生物化学专业的学生，还有我女儿，索菲亚大学的学生，他们在饭厅里。他们并不希望我获奖。晚上九点左右来了个电话。光接的电话——这是他的一个嗜好，他可以用法语、德语、俄语、汉语和韩语准确地说“喂，哪位？”于是他接了电话，然后用英语说，不，接着又说，不。然后光把话筒递给我。是瑞典学院诺贝尔评委会的号码。他问我说：您是健三郎吗？我问他是不是光代表我拒绝诺贝尔奖了，然后我说，抱歉了——我接受。我把电话放下，回到这张椅子上，坐下来，对我家里宣布说，我获得了这个奖。我的妻子说，没弄错吧？

萨拉·费伊：她就说了这个？

大江健三郎：是的，而我的两个孩子什么都没说。他们只是悄悄走到他们房间里去。光继续听音乐。我从来没有对他说起过诺贝尔奖的事情。

萨拉·费伊：他们的反应让你失望了吧？

大江健三郎：我走回去读我的书，但我忍不住想要知道，是否绝大多数家庭都是这样反应的。然后电话铃开始响起来。五个小时里没有停过。我认识的人。我不认识的人。我的儿女只是想让那些记者回家去。我拉上窗帘，给我们一点隐私。

萨拉·费伊：获这个奖有什么不利方面吗？

大江健三郎：获这个奖没什么特别负面的东西——但是也没什么特别正面的东西。到我获奖那个时候，记者在我家门外集合了三年了。日本媒体往往是过高估计诺贝尔奖候选人的价值。即便是那些并不欣赏我文学作品的人，或是反对我政治立场的人，听说我有可能获奖时，也都对我感兴趣了。诺贝尔奖对你的文学作品几乎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它提高你的形象，你作为社会人物的地位。你获得某种货币，可以在更加广阔的领域里使用。但是对作家而言，什么都没有变。我对我自己的看法没有变。只有几位作家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后继续写出好作品。托马斯·曼是一个，福克纳也是。

萨拉·费伊：在光刚刚出生之后，你对他会活下来是没有把握的。

大江健三郎：医生告诉我，他存活下来的几率是很小的。我觉得他会很快死掉。光出生几周后，我去广岛旅行。我看到很多原子弹幸存者把某个已经死去的人的名字写在灯笼上，让它在河里漂流。他们注视着灯笼流向河对岸——死者的灵魂进入黑暗之中。我想要加入。我把光的名字写在灯笼上，心想，因为他是一个很快就要死去的人了。那个时刻，我都不想活了。稍后我把我做的事情告诉了一个朋友，一个新闻记者，他女儿是在广岛原子弹期间死去的。他说，你不该做那种多愁善感的事情。你得不停地工作。后来，我承认我做的事情是最为糟糕的那种多愁善感。从那以后我改变了态度。

萨拉·费伊：为什么你不把光作为小说的主要人物了呢？

大江健三郎：大约十年前，我就不以直截了当的方式写光了，但他一直是露面的。他变成为最重要的小角色。正因为光一直是我生活的组成部分，所以我喜欢让残疾人一直出现在我小说中。他是作为我生活的支柱——不是作为一种实验起作用的，这一点很重要。我总是在想，他将如何接受和拥抱这个我正在变老的事实。大约是五六年前，我的忧郁症发作了一回。每隔两三年我都要发作一回——通常是由于担心核武器，或是冲绳，或是我这一代当中有什么人过世了，或是我的小说看来是否不再有必要了。我通过每天听同一张CD唱片克服它。去年，我想要努力在小说中描述这种体验。我能够记得的是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第23号，可我记不得是谁演奏的。当时我问光，我听的那个演奏家是谁，他记得：弗里德里希·古尔达。我问，1967年？而光说道，1958年。总而言之，大概我人生的三分之一是致力于阅读，三分之一是致力于写小说，而三分之一是致力于和光一起生活。

萨拉·费伊：你遵守哪一类写作时间表？

大江健三郎：一旦我开始写小说，我每天都写，直到结束为止。通常我早晨七点醒来，工作到大约十一点钟。我不吃早饭。我只喝一杯水。我觉得那样对写作是最好。

萨拉·费伊：你说过，对你来说写小说就是回到你成长的那个森林村庄的一种途径。

大江健三郎：两者是重叠的——我虚构的森林和我儿时的家园。我的童年时代我已经写过很多次了。真实的和想象的全都混杂了起来。有一度我在森林里画那些树木的速写，想要学习它们的名字。我患了感冒。我躺在床上，看起来我好像活不长了。我会死吗？我问道。我母亲说，即便你死了，我也会把你再生出来的。我问，那会不会是另一个孩子呢？而她说道，我会把你知道的所有事情，你读过的所有书都教给那个孩子的。

萨拉·费伊：回顾你的人生，你觉得你选择的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吗？

大江健三郎：我在家里度过我的生活，吃我妻子煮的食物，听音乐，和光在一起。我觉得我是选择了一个好职业——一个有趣的职业。每天早晨，我醒过来意识到，要读的书我根本就读不完。这是我的生活。我想要在完成一部作品之后死去——这个时候我已经写完了，刚好可以读了。小说家夏目漱石的职业生涯非常短，是从1905年到1916年。有关他的著名故事是，就在临死之前他说，我这会儿死掉的话就成问题了。他根本就不打算死。在日本，如果作家死了，留下未完成的手稿，有人就会将它出版的。我想在临死之前烧掉所有未完成的手稿和所有笔记本。我要把我想重印的书以及其他一切我不想重印的书都挑选出来。

萨拉·费伊：你觉得对一个作家来说拥有信仰是一种负担吗？

大江健三郎：日语中，负担这个词有“重”这个字在里头。我并不认为宗教——信仰——是一种“重”负，我觉得有亲缘关系的那些作家和思想家，他们和我分享我那种和信仰有关的思想和情感。我把向他们学习弄成了一种习惯。其他有些作家我觉得不亲近，因为我没有和他们分享与信仰有关的思想和情感。例如，托尔斯泰就不是一个我觉得亲近的作家。我并没有信仰，我也不觉得将来我会有，但我不是一个无神论者。我的信仰是一个俗世之人的信仰。你可以把它叫做“道义”。一生中我获得了某些智慧，可一向只是通过理性、思考和经验。我是一个理性的人，我只是通过我自己的经验工作。我的生活方式是一个俗世之人的生活方式，而我就是那样来了解人类的。如果有一个区域，通过它我遭遇那种超凡的存在，那就是过去四十多年里我和光的共同生活。通过我和光的那种关系，通过我对他音乐的理解，我瞥见了那种超凡的存在。我不祈祷，但是有两件事情我每天都要做。一是阅读我信任的思想家和作家——这件事情我每天早晨至少做两小时。二是关心光。每天晚上，我把光叫醒到洗澡间去。他回来睡觉的时候，出于某些原因他没把毯子盖在身上，于是我用毯子把他给盖上。把光带到洗澡间去是一种仪式，而对我来说是具有一种宗教的调子。然后我服下夜酒，上床去睡觉。

萨拉·费伊为《巴黎评论》记者，许志强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选自财新《新世纪》 2012年11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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