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名的意义

废名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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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文炳（1901—1967）字蕴促，笔名废名，黄梅镇人，著名文学家、教授。冯文炳幼时在家乡私塾读书，1916年考入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到武昌当小学教员。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并开始文学创作，1929年留校任国文系讲师。抗日战争爆发后，废名先生回到家乡，1939年秋，在县立第二高等小学任教，1940年春到黄梅县立初级中学任教。抗战胜利后，任北大副教授。1952年调任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当选为吉林省作协副主席、吉林省政协常委。1967年9月，病逝于长春。

一九六七年九月四日，废名的遗体被搁置在一辆平板车上，悄悄地离开了吉林大学的校区，送往殡仪馆火化。当时，长春的大街上枪声不断，“文攻武卫”激战正酣。他的死亡日期，直到一九八二年才被推算出来。他的死没有惊动任何人。没有任何形式的告别仪式，没有讣闻。他是如何度过生命的最后岁月的，现在亦无人知晓。只是听说，在他的弥留之际，他住宅的后房被红卫兵的土制炸弹掀去了一角。他晚年的著述、笔记和讲义，包括多年积存的图书资料大多亡佚，据说，他死前对刚刚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百思不得其解，为看不到它的最终结局心有不甘。

废名的一生是寂寞的，他的履历平淡无奇。其文学辞海除了曾与冯至合办过一本杂志（《骆驼草》1930年）之外，基本上以教书为业。杂志既没有什么影响（创办后不到一年即告停刊），其教师生涯也不见得如何成功。他在北大所开设的“李义山诗妇女观”一课终因只有三人选修而被迫停开。据他的学生回忆说，废名也许根本不适合做一名大学教师，他在讲台上常常自问自答，旁若无人，令听者每每不知所云。废名性格内向，不喜与人交接，心悦佛老，时有厌世倾向。

与他过往密切的人，除了俞平伯、熊十力、徐祖正、鹤西等老友之外，就要算是周作人了。早在一九二二年，废名还在武昌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即开始与周作人通信。同年考入北大之后，更是在各方面受到周作人的照拂与提携。他的几乎每一本小说集与评论集都由周作人作序，两人的关系可见一斑。周作人亦公开将废名视为自己的得意门生之一，不仅为他列阅读书目（如李义山诗，《堂·诃德》等），而且一度还将废名接入家中居住。废名对周作人的学问文章亦似乎十分欣赏，赠联所谓“微言欣其知之为诲，道心恻于人不胜天。”曾让周氏大为感怀，认为“废名的赞美虽是过量，但他实在是知道我的意思之一人”，如果废名与周作人的这段交往作为公认的事实，尚无“出格”之处，那么周氏落水当了汉奸之后，废名与周作人的交往则容易引起人们的不解与反感。当废名获悉周作人在北京做了汉奸之后，仍以“君子居之，何陋之有？”送之，并百般为他开脱，简直令人费解（司马长风曾说，对于周氏的沉沦，废名极感痛苦，似乎很难接受这样一个事实）。1946年，他从故乡返京的途中，还专程前往南京老家虎桥监狱探望。建国后，原先与周氏过从甚密的人忙于脱自己犹恐不及，而废名却仍然与他保持往来。在周作人一家难以维持生计时，他还往周家送米送煤。直到现在，周氏的后人谈起此事仍不免动容。1952年废名因院系调整离开北大远赴吉林，他与周作人的执迷不悟，既有传统的投挑送李、知恩图报的思想在作怪，亦有悲天悯人的佛教影响，当然与他性格中的天真与固执、甚至是狷狂密不可分。

废名的性格虽然内向、孤僻，但决不软弱。沈从文有一个观点，认为废名的趣味只不过是周作人的趣味而已，两个人在写作上用的是“同样的眼，同样的心。”这实际上是对废名的误解。废名与周作人尽管有师生之谊，两人在文学观点上或许也有相近之处，但若说废名只会跟在周氏身后亦步亦趋，却也不太符合事实。废名骨子里有一种孤傲的自信，对周作人未必会言听计从，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周作人对废名由儒入佛，渐入玄道不赞一辞，殊感可惜，而废名对周氏的反应亦“大为失望”，依旧我行我素。废名平常对同乡熊十力的道德文章深为服膺，常常与之坐而论道，偶遇意见不合，竟至互相扭打。后来他还专门写了一本《阿赖识论》，对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加以批驳。

无论是品评人物，议论时事，探讨学术，废名所依据的往往是他口中念念不忘、多少带有一点神秘色彩的所谓“道”，而不在乎人物的身份、时常流俗与学术成规，常常出语惊人。比如他对韩愈、王安石的文章深恶痛绝，认为将《送董邵南序》、《读孟君传》选入教材简直是误人子弟，他对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怀有敬意，但对胡适的“扬元、白抑温、李”的白话诗论则不以为然，并撰文批评；他对鲁迅的《呐喊》击节赞赏，读之如饥似渴，而对《彷徨》则没有多少好感，对鲁迅某些小说中“做题目”的倾向颇多微词，但对他的散文，尤其是《野草》，则深为叹服。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废名所发出的声音尽管微弱，所留下的痕迹淡而又淡，但仍不失为一个具有独立精神人格的作家和学者。朱光潜先生说他虽少“入世”意态，却不倚门户，淡泊自守，虽一度为“语丝”中人，却与社团冲突甚多的文坛瓜葛最少；卞之琳说他从不真切时媚俗，哗众取宠，从不知投机为何物，应当都是十分中肯的评价。

二

废名虽自称为哲学家，但在相当长的几乎没有阐述过他的哲学思想、文化观念。社会的重大政治、现实矛盾在其作品中亦少露面。除了诗歌与小说之外，他虽然也写过一些随笔，但大多局限在诗论、文论及修辞学的范围之内。直到《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问世，我们才能大致了解到废名对于时事与传统、中西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等重大问题的看法。这些看法往往是源于作者对生活中具体现象的观察，近乎即兴的随想和杂感，很难构成一个逻辑严密的系统。

如果说，废名的诗歌与小说由于修辞文体的复杂多变，别出心裁，长期以来一直为一般读者甚至学术界所冷落、忽略，那么他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则更少为人关注。这些思想观念虽说是即兴的感想，但它决不是凭空产生的，从中或多或少可以窥测到作者对现实、历史、文化的基本态度。

废名从小受过比较规范的私塾教育，入北大之后学的却是英文系，他对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哈代等西方作家的作品曾作过深入的研究，后来又大量地阅读佛经，其知识系统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又有西学和印度文化的熏染。然而，西学背景至多为废名打开了一个了解异域文明、从整体上反观自身文化的窗口，西方的价值准则并没有在废名的思想、创作中留下明显的印记。相对而言，中国传统的文化对废名的影响深厚得多。

自晚清以来，中国学术界关于中西文化的争论就已开始，五四以后，论战日趋激烈和白热化，并导致了“激进”与“保守”两大阵营的出现，一派主张全盘西化，甚至连汉字都要废除，另一派则以整理国故为名，主张以中学为主体，对于西方的价值观念涌入采取警惕、抵制和反对的立场。废名既不是陈独秀、胡适那样激进派，也不属于“学衡”阵营的保守派，甚至与梁漱溟、杜亚泉那样的中西文化调和论者也判然有别，这就使得他的文化处境极为尴尬。

在废名看来，旧与新，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没有旧就无所谓新，没有传统，现代也无从谈起；割断了历史，现实必将无意义。“故是历史，新是今日，历史与今日都是世界，都是人生，岂有一个对，一个不对吗？”“人生如果不接受历史，人是决无意义的。”全盘西方、废除汉字，即失掉了一个中国人的根本，所谓的现代化亦成空中楼阁，梦幻泡影。西方的价值观念若不加选择地移入中国，中国千百年的文化积累将毁于一旦，从这个意义上说，废名对于五四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现代性”的“反动”，并不意味着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肯定。就儒家文化而言，废名认为，孔孟的教训原本没有错，只不过他们的学说被“知识阶层”人为地曲解了，传统文化中充斥了空洞的说教，八股式的官样文章以巧言令色的虚亡与自欺。他曾说，“中国后来如果不是受了一点佛教影响，文艺里的空气恐怕更陈腐，文章里恐怕更好损失好些好看的字面。”他又说，“中国人没有法律，只有八股。”要寻找中国文化的真谛，恢复它的生命力，只有返回民间，因为所谓的历史就是世道人心的历史，因为中国文化的精髓是通过民间的日常生活，礼俗习惯得以存留。和沈从文一样，废名的思想与创作带有强烈的民本倾向和“反智”特征，所不同的是，沈从文偏于理性，而废名则更具强烈的个人情感色彩。

废名价值观的基础是融儒道释于一炉的所谓“道”，但这个“道”往往源于日常经验的有感而发，而非经由学理的逻辑论证而来，因此不免显得简单而随意。比如说，他认为佛家的“真知”即是孔子的中庸，孔子、庄子，佛陀的思想都可以由“格物致辞知”融合、统一在一起，他还认为遵从《论语》所记孔子言行，人人可以成佛，尽管如此，我认为，废名价值观的内核依然隐约可见，那就是“诚笃”与“真实”。所谓不自欺即为道。

《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中曾写到这么一件事：有一次莫须有先生下乡，看见一家石灰铺子写有“石灰出卖，日本必败”两行字，即生出无穷的感慨：店主的目的只是为了卖石灰，“日本必败”只是为了应景，一旦碰到政府征兵抗日，店主立即会令他的儿子逃得无影无踪，但仍不妨碍他在墙上写下“日本必败”这样的口号。在这里，废名痛切地感受到名与实的分离，他进而认为，中国社会溃败与文化的式微都是从“诚信观念”的丧失开始的。政府（包括读书人）不能取信于民，百姓开始尚能忍受，几经反复，则唯有一已之私可以顾念：“秉国者不能使民信，于是人民自私其家了”。因此，废名认为，中国人最没有“孝”，而非国家观念的所谓“忠”。因此，废名认为木兰从军正是反从军。更令废名感到悲哀的是，中国的陈腐、八股式的教育观念，仍然在助长这种名实分离。他由此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但出发点与鲁迅并不完全相同。

应当说，废名的思想观念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毕竟与当时的主流话语相去甚远，废名所谓的“道”更多地停留在个人感悟的层面上，漫漶无涯，难以方类。而体现在具体的作品中，则带有庄禅趣味与玄学色彩，由于他性格中的悲观厌世，加入对现实政治的冷漠与绝望，与社会生活的隔绝，其人生理想亦只能托付给梦与想象了。

三

废名的个人经历和伤口似乎游离于时代生活之外，无论是题材的选择还是写作风格，都与现代文学的主流格格不入。世人尊他为“文体家”，也许并无多少褒扬或赞许之意，它只不过是其作品晦涩难解，奇僻生辣的较为委婉的说法而已。长期以来，废名正如他被自己废掉的名字一样，不仅为一般读者所冷落和忽略，也为学术界渐渐淡忘。时下通行的几本现代文学史教材，对废名要么只字不提，即使偶尔提及，也只是寥寥数语，一闪而过。早在1936年，文学评论家刘西渭（李健吾）即预言了废名作品“像海岛一样永久孤绝的命运”。不过他又说，“无论如何，一般人视为隐晦，有时正相反，却是少数人的星光。”

我最初知道废名这个名字，大约是在1985前后。当时我最喜欢的中国现代作家除了鲁迅之外，就要算是沈从文和汪曾祺了，我记得曾读过汪曾祺的一篇题为《谈风格》的文章，声称他的风格形成受到废名的影响，读后颇受到一些震动。后来又听说了一些废名的奇闻异事，比如他与人讨论学术问题，一语不合，便互相扭打在一起；比如他有用毛笔写英文的习惯，当然也包括他的小说如何像天书一般难懂。这些道听途说无疑激发了我的好奇心，找来他的几篇小说一看，似乎也并不怎么难懂，如《柚子》、《竹林的故事》这样的作品，在风格上大致可以看出鲁迅乡土地小说的影子。后来读到他的《桥》，虽然不能说完全读懂，仍觉得清新自然，饶有意趣。真正令我对废名的小说感到畏惧的是《莫须有先生传》，这部作品果真诘屈聱牙，深奥难解，屡次尝试，竟未能卒读。刚刚有一点对废名小说的兴趣，亦随之烟散。除了一些朦朦胧胧的感觉之外，剩下的只有一个疑问：曾经写出《竹林的故事》这样的格调清新朴素作品的废名是如何走到《莫须有先生传》那条神秘不可解的路上去的？

1997年底，笔者与几位来访的日本作家聊到中国的现代文学，言谈间屡次提到了废名。当时我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研究计划，选题是中国现代的抒情小说，选择这个题目的初衷与我自己创作上遇到的困难有关。我自己的写作一度受西方的小说，尤其是现代小说影响较大，随着写作的深入，重新审视中国的传统文学，寻找汉语叙事新的可能性的愿望也日益迫切。列入研究范围的作家包括沈从文、萧红、汪曾祺等人。这次谈话的结果之一是我想当然地把废名列入研究计划，并立即搜集了所能找到的有关废名的全部资料。重读废名，感觉上与十多年前的记忆竟大不相同，我渐渐意识到要研究中国现代的抒情小说，废名是不可或缺的。这不仅因为废名的整个创作都根植于中国的诗性叙事传统，而且他明确地把诗歌的意境引入小说，在小说的抒情性方面比沈从文和汪曾祺走得更远。对于文学史的作者而言，废名的地位如何尽可见仁见智，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废名长期以来遭受冷落似乎亦在情理之中，但废名将诗歌的表现方式引入小说的尝试，他在文体、叙事方式上所进行多方面的探试，无疑构成了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重要资源之一。我以为，这一资源的意义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考察：

（一）废名与中国小说的叙事传统的关系

我以为中国的小说叙事除了史传与笔记小说的传统之外，还有一个诗性的传统。这个传统在中国的小说上若隐若现，至《红楼梦》终成蔚为大观，五四之后，又得以延续、演变和进一步的发展。废名虽然自称受到了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等西方作家的影响，但更多得益于中国传统叙事资源的陶冶与滋养，如他所喜欢的庄子、陶渊明、庾信和李商隐，无不对他的写作构成重要影响。废名借鉴诗歌的表现手法来丰富自己的叙事方式，他的作品着力于整体性的意境营造，淡化故事；崇尚心灵的溢露，淡化因果关系和戏剧冲突；重视感觉的自然联通，“让字与字、句与句互相生长，有如梦之不可捉摸”，轻情节的发展与铺陈。与西方的叙事的因果关系传统相比，一重写意，一重写实，一重模糊混沌，一重具体清晰；一重简洁含蓄，一重繁复与完整。废名在继承中国文化和叙事的特点的同时，他的多少有点极端化的尝试与探索，也丰富了这一传统。

（二）废名与现实和时代的关系

废名被认为是李商隐之后，现代能找到的第一个朦胧派（朱光潜语）。废名的作品与传统的“现实主义”表现方法有很大的不同，既没有典型化的人物处理，也没有对写作材料加以抽象，从而提炼出足以反映“时代精神”的重大主题，他所选择的题材也大都远离当时社会现实的主要矛盾，叙事手法多变，表现形式隐晦深奥，其创作历来被认为置身于社会与现实之外。但是，任何一个严肃的作家，不管其选择何种题材，采取何种叙事方式，总是或多或少地反映出个人与特定现实或时代的联系。废名的作品固然很少直接表现社会现实，但他的作品仍然与现实本身构成了重要的隐喻和象征关系，他力图将现实生活归入个人心灵的统摄之下，通过记忆与“反刍”从整体上表现社会现实。因此，我认为，废名的作品侧重于表现，而不是简单复制或再现，这对于我们重新考察写作与现实或时代精神的关系，摆脱机械反映论的束缚，避免作品的简单化和功利性，具有相当的启迪作用。

（三）废名文体与汉语写作

废名的叙事风格和文体形式都相当复杂，从叙事方式上来说，他通过作者、叙事者、人物三者之间互相渗入与缠绕，瓦解了作品外表的真实幻觉，从而建立一种内的真实感，并唤醒了写作的想象力。从结构上来说，它打破了传统线性叙事的陈规，采用“共时性”的表现方法，变“历险的叙述”为“叙述的历险”，从而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叙事的时空观。他的文体带有浓烈的“互文”特点，大量的采用空白与省略，他的语言丰富杂糅，叙事简洁，不肯浪费文字。废名所有这些方面的探索，尽管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它无疑为丰富汉语写作的形式表现技法、修辞手段，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来源：2001年01期《文艺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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