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伟大的人学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伟大的人学家

文\万海松

伟大的俄国作家、思想家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虽然早已在俄国文化的复兴时期亦称白银时代（1890-1917）开端之前的三十年就已经去世，但是可以说，在思想史意义上他直接促成了俄国文化的白银时代的繁荣，特别是其中研究人及其本性的宗教文化或宗教哲学。故而，有一种说法认为，俄国文学的白银时代恰恰构成了俄国哲学的黄金时代。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39年8月16日给哥哥的信中表示，他自己通过阅读与写作在完成着既认识自己也破解社会之谜的同构任务：“我对自己有信心。人是一个秘密。应该解开它，如果你一生都在破解这个秘密，那也别说你在浪费时间；我正在研究这个秘密，因为我想成为一个人。”这说明“成为一个人”和研究“人成其为人”的秘密，既是一个作家或思想家毕生的事业，也是认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学”思想和“人学主义”的关键所在。

“人学”与“人学主义”

白银时代著名的思想家、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1874-1948）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他的精神导师。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关于人的启示》一文中，对比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时，提出了“人学家”这一概念：“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是一位伟大的人学家，人性、人性的深度和秘密的研究者。他的全部创作——都是人学的体验与实验。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一位作为现实主义者的艺术家，而是一位实验家、一位人性本质的经验形而上学的创立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整个艺术，无非是人学探索和发现的手段。”别尔嘉耶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人学研究的推崇，其理由是：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任何人都从未曾有过那样一种对人的主题的绝对关注。而且，谁也没有这样的天才去揭示人性本质的秘密”。

那么，“人学”或“人学主义”这个词，与现有的汉语词汇中为大家熟知的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有何区别呢？概而言之，人学研究虽包括人道主义研究，并在价值观意义上对人道主义加以某种肯定，但两者毕竟不同：人学研究完整的人及其本质、存在和历史发展规律，是一门学科，而人道主义是对人的本质和人的存在的关系的一种评价，是一种价值观；人学包括人道主义，但不归结为人道主义。根据俄国哲学家谢尔盖·霍鲁日的看法，当今的学术界所要建立的人学，就是希望通过对人的完整科学理解来克服抽象人道主义对人加以片面错误理解的局限。众所周知，humanism这个词在汉语里至少有三种译法——“人文主义”、“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在中文语境里，后两种译法有时候又可以用作别的指代：“人本主义”有时也用来“人学主义”，“人道主义”有时也用于翻译人道主义行为和精神。另外，“人文主义”更多地是指文艺复兴时期彰显人性的文学艺术精神。

如果说，我们习惯于用humanism来指在现当代思潮里那些把人看作一个既定且完整的统一体，进而阐述关于人的道德伦理、政治经济以及权利义务的思想理论。比如，法国文艺理论家和思想家弗朗索瓦·利奥塔（1924-1998）就在《非人：漫谈时间》这本书里追问对于humanism来说最根本、最不应该被忽略的问题：何为人？人性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因此，该书中译者夏小燕就认为，用“人道主义”作为humanism的译名，可以体现出利奥塔探究“人之道”，亦即人之性或者人之本的初衷。那么，我们就此可以看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语境中，别尔嘉耶夫所说的“人学”和“人学主义”，在人的定义的否定面（即“非人〈inhuman〉”）上，与现当代的人道主义（humanism）思想具有较多的通约之处，因为利奥塔在谈论humanism时，往往隐含着一些思想预设，如：人道主义意义上所说的人是否在以窘迫的方式变成“非人（l’inhumain）”？人之“本”是否就意味着在人身上住着“非人”？由此不难发现，“非人”的影子不同程度地存活在陀氏笔下的瓦尔科夫斯基、拉斯柯尔尼科夫、伊凡·卡拉马佐夫、宗教大法官以及荒唐人等人物形象身上。

的确，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借伊万·卡拉马佐夫之口对三弟阿辽沙说出了人之容纳万物、无所不包的本质：“不，人是宽广的，甚至是过于宽广，我恨不得要把他弄狭窄些。鬼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真是的！理智上认为可耻，心里却以为很美。所多玛城里有美吗？请相信，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美确实存在于所多玛城里，——你知道这个秘密吗？让人痛心的是：美不仅是可怕的，还是一个神秘莫测的东西。魔鬼跟上帝在搏斗，而战场就是人的内心。”人的本质，特别是良善等品质，完全需要借助于展现“非人”的过程才能形象地表现出来，而这或许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人学”和“人学主义”的文学形态，也可以视为他独特的人学辩证法。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学辩证法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学主义思想，既是对他之前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反思和回应，又是对他之后的发展中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呼唤和期盼，它既包含启蒙运动以来欧洲人道主义、人文主义、人本主义等思想传统的因素，也有俄国东正教的影响和他自己赋予人学主义思想的新内容。其人学主义思想就实质而言是一种独特的人学（hominology）或人学主义精神（anthropologism），亦即对待一个处于发展中的完整的人和作为具有多面性的人性的态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道主义思想经历了从推崇小人物到批判人神再到辩证看待凡人的过程，但对人和人类社会的信、望、爱始终是其民族主义情绪和普世主义情结的内在本质和原始动力。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东正教人道主义思想所凸显出的若干悖论，既反映出他渴望用宗教来解决道德问题的理想，也彰显了其无法单独克服的人道主义的危机。

关注人的命运就是关注人的自由的问题。别尔嘉耶夫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注重考察处于自由之中的人的命运，自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的核心。而人学主义研究人的前提，就是认为人的个性具有绝对的意义和价值。而传统的人道主义思想无法穷尽人及人性悲剧的根源，其实就在于人自身具有的复杂性、多面性、矛盾性或辩证性。这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学主义对发展中的人道主义思想的补充和独到贡献。也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认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跟尼采一样都经历了新旧人道主义两个时期，前者所继承的俄罗斯文学的旧人道主义传统，是指“俄罗斯对所有被欺骗、被欺侮和堕落的人的同情”，即“俄罗斯的仁慈之心的价值观”，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克服了旧人道主义天真、肤浅的原则，他揭示了一种完全崭新的悲剧的人道主义。在这一方面，只有尼采可以和他相比。在尼采那里，旧的欧洲人道主义结束了，人的悲剧性问题被以新的方式提出。人们已经多次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预见了尼采的思想。两个人都宣告了关于人的新发现，都首先是伟大的人学家，他们的人学都是启示录式的，指向极限、终点和末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人和尼采关于超人所讲的，都是关于人的启示录思想。”而传统的人道主义思想之所以完全不能囊括尽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之洞察的深度，不管是唯物主义人道主义还是基督教人道主义，因为这些人道主义思想过于自满和乐观。在现实生活中，人性的现实面更多地体现出悲剧性，“其中包含着比人道主义意识所能想象的要巨大得多、要多得多的矛盾”。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继承者的别尔嘉耶夫，甚至预见到了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时代的悲剧，这主要是指人和社会在丧失理想主义后的精神悲剧。

人学的辩证法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东正教思想的精华，它是逐渐形成的：起始于《地下室手记》，完成于《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关于宗教大法官的传说》一章。陀思妥耶夫斯基“彻底否定人在本质上是追逐利益、追求幸福、寻求满足的，否定人的本性是理性的。在人身上隐藏的是对为所欲为的需求，对无限的、高于一切幸福的自由的需求”。因此，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人——是一个非理性的动物”。恰如《地下室手记》所宣示的：我们“最主要和最珍贵的东西，亦即我们的人格和我们的个性”。

从“抽象的人”到“全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学思想的演变历程表明，他始终人道主义地对待作为个体的人，亦即把身边人当普通的兄弟姐妹看，同时又警惕那些偷换人道主义精神的“抽象的人”，并在晚年翘首期盼“全人”的出现。因此，别尔嘉耶夫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之所以是研究人学的作品，就在于他描绘了人在经受阿波罗式的迷狂和癫狂状态的洗礼后的结果：在通向存在最深处的神秘主义之路上，人和人形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最终得以完整保存。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общечеловек一般有两层意思：平凡的人、俗人，或者抽象的人、讲究虚幻价值观的人，并且他基本上是混用这两层意思的，对于后者中出现的贬义意味有时候需要仔细鉴别。但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这个词还出现过第三个意思，即普世之人、拥有普世情怀的人，这是他唯一一次用在一个德裔大夫金坚堡身上。

在《作家日记》1877年3月号里，陀思妥耶夫斯基连续关注了金坚堡去世和葬礼的情况，因为这个信奉基督教新教的俄国医生对信奉其他宗教的病人一视同仁，经常为贫穷的病患，特别是犹太教徒免费治病，甚至倒贴腰包去救济他们的贫困生活，因此，在他死后，给他送葬的路上和葬礼上，远近闻讯而来的不同信仰的人们，不管有没有被他治过病，都来不约而同地感激他、纪念他、颂扬他的伟大人格。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个“普世之人”的葬礼》一文中，把金坚堡医生既看作一个平凡的人、普通人，又看作是“普世之人”；在《一件罕见的事》一文中，他则进一步认为，像金坚堡大夫这样不问出身而一心致力于救病行善的人，就是那些即将征服世界、让世人团结一致的“平凡者”，拯救世界之路就是由这些个别的平凡人开始的，尽管到目前这只是“一件罕见的事”：“确凿无疑的是：没有这些单个个体的存在，就永远休想凑成整数，现在是一盘散沙，但是这些个体却能团结一切。……根本用不着等待所有的人或者是期盼很多的人都变成像他们这些个体一样好的人。他们是如此强大，以致为了拯救世界，这样的好人无须太多。既然如此，怎能不寄予希望呢？”可以说，在这个语境中，“普世之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80年发表的“普希金”演说中所提到的他的理想之人——“全人”概念的初版或雏形。

所以，只要人继续存在、人的潜在性还在继续发展，那么对人及人的本性的研究也将是无法穷尽的。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及人性的思考，对处于不断变化的社会中、发展着的我们来说，以人为本的价值定位才应该是我们认知的永恒的标准起点，更对以人为出发点和旨归的文学和文艺创作具有经久不衰的启示意义。我们在阅读和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候，更应当重视他对人和人性的真知灼见并反思自己，才不负作为“天地之精华、万物之灵长”（莎士比亚语）的人这一值得骄傲的称号！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