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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文明的精神向度——论雪漠小说与河西宗教信仰

2018-03-02 11:00 来源:www.xuemo.cn 作者:魏欣怡 浏览:4361862

 

农耕文明的精神向度——论雪漠小说与河西宗教信仰

魏欣怡(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摘要:在富有地域特色的河西农耕文化中,多元宗教信仰所形成的潜在心理因素作用于河西人民的行为方式,其对以雪漠为代表的本土作家的创作亦是影响深远。由于受多元宗教信仰的长期浸染,雪漠笔下的众多作品都充溢着感时伤事、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怀,这也进一步强化了其小说的审美艺术风格及思想内涵。因此,从雪漠小说与河西多元宗教景观的互动入手,通过对河西地区儒教、佛教、基督教的具体分梳,对雪漠小说中河西宗教信仰背景下的人民个体文化生命作出深入解读。

 

以农耕文明为主导的河西地区,历来便为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冲要之地。西方宗教诸如佛教、景教等由此传入中原,儒道文明亦经此向西延伸。长期双向的互通、交会与糅合,使得河西地区逐渐形成了兼具数种宗教文化因子的多元信仰。因此,宗教信仰对河西小说作家创作的影响是不容小觑的。以雪漠为代表的河西作家在创作实践中不断地突破,使得河西的乡土小说焕发出勃勃的生机。由于受独特的地理历史环境浸染,河西多元共构的宗教信仰也成为了雪漠小说创作实践的核心。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指出:“宗教的符号不断地变化着,但是根本的原则,符号活动本身,则保持着统一:教义变换,宗教如一。”[1]每一类宗教无论其历史渊源抑或文化属性均具异质属性,但在河西走廊这一特定的地域环境中长期交融糅合后,形成了河西宗教信仰多元共构的图景。雪漠正是通过小说对河西民间所渗透的不同宗教文化的执着书写,构成了其与其他西部作品和而不同的精神内涵。这使得“甘肃文学的特色和独异之处至少不会被强大的所谓主流批评话语所掩埋,我们希望即使处于边缘也是有特色的一块”。[2]

一、游离与回归——雪漠小说中的儒教思想

“儒教”一词早在《史记》中便已出现,在中国本土的历史语境下,其含义长期以来都杂糅着哲学思想、教化功能与宗教外壳。而作为现代宗教学语境下的“儒教”,则是明清以来以西学为背景反观儒学传统所提出的概念。学界普遍认为宋代朱熹礼学的重建,标志了儒家礼法仪式的建设与传播从庙堂走向了民间,并开始普遍渗入百姓的日常生活领域之中。自此,儒家具备了类宗教的功能,与释道二教并立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宗教。儒教思想是小农经济的产物,它长久以来密切渗透于中国本土农民群体潜在的思考、行动与生活方式之中。因此,家族制度、宗法观念、仁义思想、礼仪规则等等儒学的精髓构成了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运转的伦理道德秩序,也是儒学得以发展成为儒教的关键所在。

在以传统农耕为本位的河西地区,历代官方文化价值引导与塑造下的儒教对其亦影响深远。西汉初期,“随着河西归入汉王朝的版图,西汉政府在河西设郡置县、移民实边、派驻军队、大兴屯垦,掀起了河西历史上大规模经营开发的高潮”。[3]经济的开发便为文化的繁盛奠定了基础。由于当朝统治者大力提倡“独尊儒术”,加之大量中原儒生的迁入,其学说在河西地区得到了广泛的普及与发展,建构了河西人民的文化土壤,并持续影响至今。作为古代中国与西方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陆上驿站,河西地区的思想在唐代开元、天宝时期异常繁荣,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儒释道三教合流,为传统的儒教思想注入了新的活力。自此以后,河西地区虽然屡遭战争动荡,但其富有地域特色的儒家传统却历久弥新,并影响至今。

为孔子立庙祀孔子,是将其推向莲台并将儒学宗教化的重要造神活动。在祭孔作为文庙的首要职能之外,儒学院于孔庙之侧的设置则可以看出儒教历来所重视的传授儒家思想的文教功能。“庙学合一”所呈现出的是当地百姓崇尚文化的思想观念。雪漠便在新作《匈奴的子孙》中提到:“几乎所有的西部人都敬重孔子,不光是民勤人,武威人也是这样。在武威的古建筑中,以孔子庙最好、最大、最完备。在西部,包括那些没有文庙的地区,当地民俗中也渗透了对孔子的尊重。所以,西部人很敬重文化,这是西部文化一个很独特的地方”。[4]中国社会历史的特殊性决定了儒教没有局限于一个狭义的制度化宗教模式,它建构于道德伦理的维度之上,并包涵了更多信众的宗教情怀,而这一情感的核心便是敬畏感。在《大漠祭》中,憨头在生命最后坚持去文庙的选择便格外耐人寻味:“这里陈列着人类的历史,凉州的历史,但灵官知道在憨头眼里这都是稀罕物品:木人,稀罕。木头车马,稀罕。锈刀,石斧,瓷花瓶,像钢丝床那样的盔甲,布画,佛像……一切都好,都稀罕。在那几个巨大的铜人前,憨头立了许久。灵官怀疑他错将他们当成了佛像而祈祷”。[5]武威文庙中的纪念性建筑连同其陈列的乡贤、忠烈及书画、牌匾等儒家文化精神产物,共同勾勒出了凉州的历史脉络,将历史、土地与文化相联结。在生命极限之时,憨头也正是借此完成了对凉州历史的溯源。不断涌动的宗教情怀令其沉浸于外界感知与自我体察,在二者的共同推动下他开始找寻存在过的意义。

相较于西方社会浓厚的宗教氛围,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朴素的人本与理性主义基调使得汉民族的宗教信仰形成了热衷利用、讲求实用、重视现世的强烈倾向,儒教思想亦不例外。因此,由儒教信仰而衍生出各类习俗活动融入日常,结合形成了诸如婚嫁礼俗、祭鬼发丧、耕种狩猎等民俗图景。但是在高速运行的商品经济社会中,河西乡土的民间礼俗开始在现代化大潮的冲击下逐步走向衰落甚至终结,也渐渐成为了传统农耕文化困境中的一曲挽歌。因此,正如雪漠在自述中所言,他的书写意在重现“许许多多消失或正在消失的农业文明的一些东西,小说中的描写又有着风俗画或写生的意义”。[6]

以“大漠三部曲”中雪漠笔下所呈现的河西婚嫁礼俗为例。在农耕文明及儒教思想的影响下,河西婚俗呈现出了具有特色的样态。凉州婚俗以传统儒教仪礼——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 作为其仪式的主要样态。此外,由此所衍生出的诸如歌舞、饮食、宗教、工艺以及伦理观念等,也渐渐被糅合进入婚俗仪式,成为河西婚俗景观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譬如猛子参加花球婚礼时的闹洞房烘托出了河西婚俗中轻松戏谑的热闹氛围;而莹儿二嫁时在新房门口跨火盆的风俗,则可以看出河西人趋福避祸的宗教心理。当地传统的婚俗,体现了儒教所宣扬的优良品德,如夫妻和睦、敬老爱幼等等。但在现代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河西婚俗在嬗变中开始面临新的困境。一方面,由于日常生活资源的极度匮乏,换亲的现象屡见不鲜。“大漠三部曲”中的主要女性人物兰兰、莹儿的悲剧命运就是由换亲所引发的。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外来思潮及拜金等不良风气的影响,现代婚俗仪式中金钱权利的成分被刻意加重扩大,这种物质的功利化追求给传统儒教婚俗的健康接续带来一定程度的困难。现实生活中仍有无数的“老顺一家”面对高昂的礼钱,为了孩子能“拴个母的”,用一把老骨头仍在拼命攒钱、借债,心力交瘁。

可以看出,儒教思想之所以在长期的传播过程中经久不衰,一方面是由于其在历史中经由主流文化价值取向的不断统合、塑造,完成了它在中国社会功能中的教化意义。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区别于中原丰饶之地的河西走廊位置偏远,气候、地理等自然条件恶劣,农民生活格外艰辛落后,娱乐活动匮乏。与日常生活各方面紧密契合的宗教活动扩展了他们的视野、减轻了他们的苦痛、肯定了他们的信仰,因此格外受到当地百姓的喜爱。这或许可以发掘雪漠在小说作品之中所展现出的儒教信仰与河西农民间更深层次的联系:老顺等深受儒家文化浸染的河西人借此转移困窘生活的现状,调适个体心灵的重担,通过宗教活动希求灵魂的慰藉与满足。

二、噶举派与大手印——雪漠小说中的佛教思想

东汉末期,佛教开始传入中国。这其中经过嬗变融合后形成了具有地域民族色彩的藏传佛教,分为大乘佛教以及小乘佛教。西夏时期,藏传佛教东传至河西地区,在凉州、瓜州、甘州等地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并在漫长的时间中逐渐在儒释道三教中起到了主导的地位。作为主要的藏传佛教之一,噶举派中的琼波南觉开创了香巴噶举,这一派别主修大手印法,分为实相大手印、和合大手印和光明大手印等。“大手印”代表宇宙中的一切现象的姿态与运动,即“大风吹白月,清光满虚空。扫除物与悟,便是大手印”。[7]

雪漠与佛教结缘,一方面来源于当地宗教文化和家庭氛围的熏陶:“我们一家信仰佛教……很小的时候,父亲(雪漠) 就信佛……他十七岁时就已经拜了松涛寺的吴乃旦师父为师”。[8]另一方面,雪漠自身悲悯敏感、善良聪慧的性格也促成了他的开悟:“ 大手印文化则完成了西部文化的超越。……这两种文化思想融入了我的血液, 渗透了我所向往的文学精神, 供给了足以让我们灵魂安宁、大气、慈悲、和平、博爱的养分。”[9]正是怀揣着这样的信仰,令雪漠在其小说的书写中,“如同觉世的苦行僧,在领悟、超越、升华后关照世人的心灵和现实社会。”[10]

在“大漠三部曲”中,《大漠祭》作为雪漠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力作,其遵循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获得了一致好评。作者“二十年磨一剑”,用冷静的笔触描摹了以老顺一家为代表的凉州大地上农民们苦难、苍凉、坚韧的生命轨迹。在书中,常常充斥着佛教的感伤情绪与悲悯情怀。及至《猎原》写作时,作者以“猎”与“被猎”展开主线,突出了人与自然日益冲突的大漠中生与死的主题:“来者为生,去者为死。生者何来,死者何去。”[11]作者“深掘一口井”,创作重心较前一部作品更具宗教意味与认知深度。在最后一部小说《白虎关》中,现代商业化的大举入侵已使得这片大漠由“抗争”变成了一曲“挽歌”。从莹儿的自尽、月儿的涅槃、兰兰的“打七”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困境中人类的解脱途径的探讨与思考,也可看出作者对实践解脱道的重视,即“修持”。

如果说“大漠三部曲”中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令其本身所具有的佛教意味尚不明朗,那么在“灵魂三部曲”中,作者则开始了真正超越精神的探索写作时期。有学者曾指出:“ 《西夏咒》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就是把宗教,或者更准确的说,是把宗教传说、地狱秘闻与拉美的魔幻结合的手法,故而它的艺术表现十分另类。这里面,宗教意识是它叙事底蕴,也是它能走的很远,能够僭越的内在动力。”[12]而在《西夏的苍狼》中,作者首次尝试将城市纳入写作的范围,通过苍狼这一充满阳刚凛然的物象隐喻出都市人的萎靡与懦弱。在“灵魂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无死的金刚心》中,作者再一次尝试突破,开始追求更具宗教意味的写作方式,其主轴以“我”和噶举派创始人琼波浪觉的问答体的形式展开,以其修行故事作为内容填充。因此,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作家对于宗教体裁小说书写的不断追求与超越。“雪漠从现实主义转向神性写作,进而升华至现实与神性有机融合后再对现实进行反观,这是雪漠写作手法上的两次转型,更是雪漠精神的两次超越。”[13]

雪漠小说中所体现的悲悯之心历来为人所称道。大乘佛教的基本前提便是发菩提心,即利益众生,通过修行普渡众生。雪漠通过如实地关照这片河西大地上的芸芸众生,以一颗“慈悲与乐,悲悯拔苦”之心,提升着自己的慈悲心以及智慧力,希望将众生从苦难中解救出来。与许多人追求的出世悟禅不同,雪漠及其小说作品以强烈的入世态度无疑更具智慧。佛家有言:“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从去”。因而可知,慈悲为怀正是因感念芸芸众生而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西部农民的底层书写层出不穷,但是能够看出在许多作品身后夹杂着作者一定程度的自得心理。这样以知识分子的优越心态自视甚高,用一种高姿态俯身观察写作对象的作品自然缺乏震撼人心的原始力量。而在雪漠的作品中,他没有丝毫的优越感,没有任何的居高临下,没有一点点戏谑嘲讽的心态。他同情每个受难的农民,就像在同情他本身;他尊重笔下每个人的喜怒哀惧。是以,他才真正达到了心生悲悯。

佛家论及慈悲,将其分为三境界,一为众生缘慈。这里的众生,是实实在在的千万个个体生命所汇聚而成的。“大漠三部曲”中雪漠的慈悲之心便属此类。他对于笔下的男人们、女人们、孩童们、甚至诸如狼、骆驼、老山狗等的动物们,无不倾注了深切的慈悲之心。及至“灵魂三部曲”,作者的慈悲之心已然达到了第二境界:法缘慈。看上去小说描述了苦行僧琼、空行母雪羽儿、紫晓、黑歌手……众生依旧是众生、生死依旧是生死,然而作者其实已经体悟到了无我的真理。这里的众生,已不是一个一个实在的个体,而只是诸法因缘和合的假我。众生虽无我,假象却依旧存在。最后一类也是最高深的慈悲,便是“无缘慈”。这一层次上的慈悲认为,众生连同一切法都是由因缘假合,那么也就无所谓众生与法。但是即使在这样的幻化之中,齐飞卿、陆富基、木鱼妹、大嘴哥、巴特尔、骆驼等等灵魂依旧在愉悦亦或痛苦中活过,依旧作善作恶抑或升天、堕落。他们在生与死的无尽轮回之中不得解脱。雪漠在这个境界中而起的,便是无缘慈。

三、死亡与救赎——雪漠小说中的基督教义

关于河西传统民间信仰的特点,雪漠曾在自述中提及:“它像太阳光一样,能随缘呈现出多种色彩。佛教、道教、巫术、萨满教、伊斯兰教、儒学、原始宗教、基督教等所有能被称为文化的东西,一旦进入西部,就可能会背离其本有的原始的纯粹的特征,跟当地土著文化相融杂交,变成一种异化的文化现象”。[14]基督教起源于公元1世纪。贞观年间,唐太宗第一次迎景教(基督教分支聂斯托利派) 入长安,促成了基督教于中国的第一次大规模传播。有学者论证,作为内地与西域商贸、文化、宗教等互通有无的必经之路,河西走廊在景教东传中起到了重要的枢纽作用。由此可见,河西地区的民间信仰很早便吸纳了基督教的众多原始教义与思想。中晚唐时期以后,内地景教由于受到灭佛运动的牵连而中断传播,但河西地区因其地理位置较为偏远且受到吐蕃等少数民族的控制而免于波及,能够在宋元时期仍有延续。元代的基督教在华可谓盛极一时,《马可波罗游记》中便提及了元代河西地区基督教传播的盛况。其遍及地区之广、信众之多,在敦煌文书中亦有记载。清末以后,基督教教徒由海路进入中国进行传教活动,河西地区的传播以武威、张掖等地为中心。通过溯源可知,经过近千年的融合与嬗变,河西地区的民间信仰早已深深烙上了基督教的教义与精神,雪漠的写作与思考便是在这样杂融的民间宗教氛围之中展开的。

作者也毫不吝惜自己对于托尔斯泰以及俄罗斯文学的赞颂之情:“傲昂白首于世界文学顶端的是那位最不像作家的托尔斯泰……他的痛苦是大彻大悟前的迷惘,他的精神危机是时代的困惑……我常常为俄罗斯文学吃惊:是什么使这个民族诞生了这么多的文化巨人?这无疑是一种文化奇观”。[5]而任何一位文学巨匠在对于民族灵魂的挖掘铸就中,都不可能与其所处的历史环境、文化土壤相仳离。作为一个极富宗教品格的国家,俄罗斯民族的信教民众中有超过百分之九十的东正教信徒。因此,东正教对于俄罗斯人民日常生活与传统思想的影响可见一斑。19世纪,伴随着一部部充溢着宗教哲理的现实主义杰作的涌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里、列夫•托尔斯泰等俄罗斯巨匠透过其作品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具有独特宗教品格的俄罗斯民族灵魂:不满于这个荒蛮、冷漠的由贵族地主阶级掌权的不平等社会,对因触碰原罪的道德底线而堕落的人充满慈悲,尽一切可能寻找救赎自我与他人的道路,向往弥赛亚思想中对于纯粹的乌托邦式天国的向往。《旧约•创世记》中记载,始祖被蛇所诱惑,违背主命偷食禁果,受到了耶和华的诅咒:“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获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至你归了土。”[15]此即被视为“原罪”。在《圣经》中,七宗罪(thesevendeadlysins)被列为:傲慢(Lucifer),贪欲(Mammon),好色(Asmodeus),愤怒(Satan),暴食(Beelzebul),懒惰(Berial),嫉妒(Leviathan)。通过基督教所定义的七大“原罪”中可以看出,它们均来源于人类多种形式、不同程度的自利心理。虽然作者在自述中没有明确提出其思想中所受到的基督教影响,但是透过众多文本,我们还是能够发掘出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受俄罗斯文学启发而书写的两大主题:死亡与救赎。

关于死亡主题,作者的创作动机主要来源于胞弟早逝的精神冲击以及对托尔斯泰存在主义式死亡的借鉴。雪漠曾在自述中提到:“弟弟在二十七岁那年,患了肝癌……我亲眼看着他从一个健壮的青年,渐渐衰竭消瘦,步步走进坟墓。我亲手扬起一锨锨黄土,掩埋了他。我经历了一个生命从旺盛到死亡的全部过程。”[5]因此可以看到,在雪漠的作品中,死亡成为了不可规避的主题。突破了中国传统小说“福利果报”的写作程式,作者笔下那些淳朴善良、木讷信善甚至于些许卑微的人物的死亡,无疑更具震撼与回响。在这一点上,作者对待死亡的态度更接近于托尔斯泰的终极目标论:即“既然所有的生命,哪怕是最高尚的人生最终都通向死亡。那么,生命就不会是终极目标。对终极目标的探索应该从死亡入手,而这却是任何活着的人所无法做到的”。[16]作者笔下的众多人物终其一生不过围绕于“驯兔鹰、捉野兔、吃山药、喧谎儿、打狐子、劳作、偷情、吵架、捉鬼、祭神、发丧”[25]等生活琐事,但是在迎接即将来临的死亡之际,他们无疑都是冷静睿智的,庸庸碌碌的日常生活开始如过往之云烟,他们开始真正观照生命中的个体存在,寻求精神的最高寄托,并获得对于人生的终极性思考。无论是憨头的病逝、莹儿的服毒自尽、抑或是猛子的突遭意外、月儿的自焚等等均是如此。而这其中最具象征意味的,莫过于月儿大漠自焚的震撼场景。正如陈思和所言:“当肉体败下阵的时候,她的精神还是摆脱了肉体,升华了,那就是火,也就是凤凰涅槃……这个生命展示就是涅槃,涅槃就是火”。[17]月儿的死亡,不是消极悲观情绪下的自弃,而是在积极努力的尝试各种治疗却仍诸法无效之后,通过凤凰式的涅槃,沉入对生的渴望的恒久幻境,以面对死的姿态重塑生的价值。向死而生,这或许便是作者借笔下众多人物的死亡引起的深沉思考。

原罪与救赎是雪漠小说中渗透着基督教教义精神的又一大文学主题。但是与基督教传统的依靠上帝的爱与宽恕不同,列夫•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长期的创作探索中,对“救赎”这一概念在原教义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造,更加强调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地位,认为自我救赎或自我惩罚的道路是获得灵魂安宁的唯一途径。这一思想在雪漠笔下得到了继承与延伸。作品中的众多人物伊始便背负着原罪的枷锁,在寻求着自我救赎与个体解脱的道路上踽踽独行。如何通过灵肉的折磨、苦痛的忏悔、原罪的救赎从而完成精神复活、获取宁静,成为了盘桓在每一个罪恶主体的生命中不可避免的进程。灵官在背负着道德与伦理双重枷锁下的自我忏悔、瘸五爷以亲手弑子的自我牺牲换取村民的安稳、兰兰选择以金刚亥母为信仰获得平静……就这样,一个个生命主体在犯罪、惩罚、忏悔、复活的进程中被赋予价值。

作家笔下西部乡村的农民,历来被视为现代化社会进程中的“边缘人”。而作为边缘人中的弱势群体,农村女性的多重边缘化身份尤为注目。原罪禁锢下的女性,为追求自身幸福向传统伦理道德发起的挑战无疑是悲壮的。“当外部的生存条件改变,暂时的平衡被打破时,她们的生命载体往往最终走向消亡。”[18]“大漠三部曲”中莹儿的生命轨迹便是如此。作为农村“换亲”这一传统风俗下的牺牲品,“花儿仙子”莹儿不得不为了哥哥——赌棍白福的幸福嫁给老实木讷的憨头。于她而言,一场既无爱又无性的婚姻无异于流逝着她全部的青春与希望。而家中的小叔子灵官,有文化有思想,能听懂她的花儿读懂她的心事,他们一起向往着这个沙湾湾以外的世界,他无疑是莹儿心中理想伴侣的化身。但是这样偷食禁果的感情从孳生起便背负着原始的罪恶。就这样,两人一边享受着爱情带来的精神满足,另一边又各自怀揣着对憨头的同情与忏悔。但是伴随外部环境的遽变——憨头的病逝与灵官的出走,这样短暂的忧愁与甜蜜被打破,娃儿和“冤家”灵官成为了莹儿生活中唯一的“盼头”。虽然最终的结局令人唏嘘,但是我们能够通过莹儿为了追求爱情信念,在经济、道德、家庭、社会等多重胁迫之下表现出的坚定、果敢、决断中,感受到女性生命力量的旺盛与自由意志的复苏。

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雪漠便是从自身的感知特点出发,在积极感悟与书写河西宗教信仰的同时,也在用自己的本土化的言说方式逐步瓦解并重新诠释着固有的话语权力体系,他在多年的创作实践中,不断地打碎以及突破着自我,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推动着相对滞后的中国西部文学创作。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一名有思想深度有宗教情怀与历史责任感的成熟作家,他未来的创作定会为中国文坛不断带来惊喜。“西部小说一直沉默着,它的崛起是必然的,真正的本土化的现代派文学将是它的未来,非理性文化的复兴和建设是它唯一的选择。”[19]

——刊于《天水师范学院学报》第37 卷第5 2017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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