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的爱情】雷达散文：韩金菊

 

【60年代的爱情】雷达散文：韩金菊

 

韩金菊的故事藏在心中多年，堵在心口，不写出来难受，但真的一写，几次伤心得写不下去。

1

还得从1956年的除夕夜说起。老师们的孩子都聚到大院子里看放炮。因为是座新组建的学校，老师们来自各方，老师的孩子们也暂不相熟； 但孩子与孩子永远是无隔阂的，很快就黏到一起，甚至不问姓名就玩上了。

暗夜里，我突然发现一双明亮的眸子在闪耀，光芒划过了夜空，与我的眼光如电流一般不时地撞击。她，靠在窗台上观看； 我，在空场子上奔跑着不断“掼炮”。“掼炮”是一种用纸包着的火药炮，只要狠狠地“掼”到地上，就能发一声脆响，溅起火花，并不需要多大胆子。在这双眸子的注视和鼓励下，我摔得更加起劲，跑得更加欢势，像个大英雄似的。她就是刚来到兰州的金菊。她和母亲跟随继父，来到了这所学校。这学校是一座古建筑群改成的，紧贴着小西湖和黄河。她家被安置在坡下河边的一个独院内。我家来得早，在坡上另一所小院。转年我就十四岁了，在上初中。

金菊姓韩，来自甘肃南部的岷县。那时的人一提起岷县觉得很遥远，似是一片神秘之地。那里有滚滚的洮河，高高的太子山，还有二郎山“花儿会”，盛产药材当归。那里当时还保留着一些奇风异俗。我见过来自岷县、被称为“神婆”的中年女人，她们专门看风水，看病，预测吉凶。她们穿着像马王堆出土的古老的黑袍子，挽着高髻，足登船形鞋，鞋尖儿翘起个弯弯钩，高鼻深目，表情凛然，结伴从兰州街上飒然而过，像忽然飘来的一团黑云。所过之处会突然静下来 ，人们目注她们走过，像看怪物。作为孩子的我，吓得不敢出声。

然而，来自岷县的金菊，却双目清澈而流慧，说起话来柔声细气；她身材苗条，皮肤不算白皙，是淡黄的小麦色，却好看，她的眉宇间含有一股英气。她常常挎着篮子，牵着小外甥女，经过我家门前去买菜。那年她十二岁。1956年的兰州七里河，像个大工地，宽阔的石子马路上，日夜穿梭着大卡车，街边大喇叭里放着歌，有一种节日气氛。那时在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从七里河往西，正建设着石油，化工，机械，电力等一连串国家级大型工厂。那时已有了敖包相会这支歌，有一天，我望着金菊婀娜的背影，听着广播里的这支歌，有一种无法形容的感动。我还想起陕北民歌里唱的，干妹子好来实在是好，走起来好像水上飘，她的步态，意绪，与歌里的意境是那样贴合。虽然那时我们都还是孩子，但少年和少女之间会有一种潜隐的心灵萌动，我感应到了，她应该也感应到了。

她家是生柴火灶的，我家是生炭火灶的。她常在湖边捡干树枝，不时蹲下，用布裙子包起来，凑成一堆。我常爱在湖边转，就帮她捡，互相笑一笑，并不说话。湖上起了大风，是捡柴的好机会，她会出来，我也出来，像约好似的，我们在湖边忙活一阵子，她的刘海被风吹起来，现出光洁的额头，背景是正在起浪的黄河。可是，有一天我因事到她家，她一见我立刻转身躲了起来。这一躲，让我无法平静了。我下决心写了一封信，当面交给了她。好长时间没有动静，刮风天她也不出来了，我已绝望；没想到她把回信寄到我上学的西中。她字迹娟秀，说了些互相帮助，共同进步的话。这封信我一直装在棉裤口袋深处，晚上睡觉也不脱棉裤；这反常的举动，终被母亲和姐姐发现。她们趁我熟睡，偷看了信，并没有责怪我。可见她们也是喜欢她的。

有一天，在湖边，我吹笛子，吹的是二小放牛郎，她走过来说，你吹的真好听。这是她和我面对面说的第一句话。后来，她对我说起她的身世。她是个遗腹子，快出生时父亲忽然病逝。她说她的生父聪明好学，人才出众，每天晚上都要给她母亲讲一个故事。说到这里，她显得很自豪，无限神往的样子。她说为了生活母亲才改嫁的，继父待她也很好。

1957年夏天，我考上工农速中高中部，要到远郊去上学。母亲的工作也调到城市东头，我们要离开小西湖了。全部家当用两驾大马车就装下了。母亲催我快动身，我迟迟不动，母亲发火了。我找借口拖延着，希望最后能再见她一面，告诉她我要走了。可是那天怎么也等不到她。我只好飞奔到坡下她家院子前，一看，门上挂了一把大锁，她全家人外出了。我怏怏地离开了。未想到，这一别竟有四年多，互相不通音信。因为听说不久她也走了，没有人知道她们到了城市的什么地方。

后来才知，58年肃反，她继父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开除公职，逐出教育界，遣回原籍改造。当时的遣返，除了本人，一般也动员家属跟着下去。虽有些临时优惠政策，但那将意味着失去城市户口，丢掉每月保命的粮票，以及在兰州上学、就业的资格等等。户口，那就是命啊，失去了会一落千丈，失去了是多么可怕啊。于是她和母亲开始了与人事和户籍方面的捉迷藏，在这座城市里不停地迁居，总算熬到了政策松动，她们的户口保留了下来。

韩金菊遗照

2

1960年冬，饥馑年月，人心惶惶，北风瑟瑟，满眼荒凉。兰州的偏僻街巷深处，垃圾堆旁，时有饿殍倒卧，多日无人收尸。市面柜台空空如也，只有极少饭馆营业，凭全国粮票可卖到一碗汤面，需排队，迅即卖完打烊。盘旋路的饭馆门前，一个姑娘，刚端上一碗面，迎头一双黑皴皴的大手，从碗里捧走了全部东西，女孩受惊，空碗掉在地上碎了；一个男子，好不容易买到面，他饿极了，刚要狼吞虎咽，一双污秽的黑爪子从背后袭击他，迅如闪电，污爪呈半合十状，能连汤带面完整地捧走。男子岂肯甘休，追上来拳打脚踢，可任你打得乱滚，乞丐仍不停地狂吞着掌中的面条，一阵拳脚雨后，离披污秽的长发缝中，露出一对小眼睛，闪着怯弱的凶光，阴气森森。路人已司空见惯，漠然地观看着。

1961年春天，我重新与金菊取得了联系，相约某个周日在邓家花园门口见面。她走过我眼前时，我认不出了，俨然是个大姑娘，身材高挑，面容姣好，梳着短辫子，穿一身蓝布的斜襟罩衣，既像个村姑又散发着城里女学生的青春气息。她少了以往的腼腆，羞涩，变得开朗了。她告诉我，她在读高一，就在众所周知的一所名校，后年她将面临高考。她家新搬的地方在自由路某号，她说她妈很想见我。择日，我找去了，是在一座三进深的套院里，她家在尽里头。她妈像对待未来女婿一样欢迎我。

她妈说，缸里快没水了，你们去挑吧。其实是让我们单独多待一会。那时兰州部分街道还没通自来水，吃的是黄河水，挑来倒进水缸，用明矾使之沉淀后食用。那时“水客子”也没绝迹，即专门挑着黄河水，沿街叫卖的一种苦力。我不会用桶打水，差点把水桶滑到河里飘走，金菊夺过扁担钩儿，一甩，就钩住了。她用扁担钩儿打水是一绝。她微笑着说，你真是文绉绉的大学生。我抢着担水，她不争，跟在后面。我转身红着脸说，你笑什么，她不语。我挑得晃晃悠悠，差点歪倒；说实话，肚子饿，身上没劲啊。待挑满了水缸，她妈早切好了两牙青稞面饼摆在桌上，金菊递给我一牙，我们就着开水，默默地吃着。

我这才注意到，她家屋檐下，窗台上，台阶上，摆满了扎成小捆儿的像小树苗样的东西，在晾晒。我问这是什么，她说这是当归。我说这么多啊，哪来的？她说从岷县拉来的；就不再多说什么。她翻晒着药材，不时生嚼半根，看着我笑，说你不懂吧，补血。她倚着砖墙，交叉着腿，嚼够了，就轻轻吐掉。那样子至今我还记得。

这时，她家走进来一个甩着膀子，大摇大摆的人。没进门就先嚷，渴的很啊，赶紧泡茶！是一口岷县话。她母亲像迎接贵宾一样把他迎进了门。原来，这是岷县某单位的大卡车司机，专门跑岷、兰一线，是他们的老乡。他看上去比我略大点儿，红脸膛冒着光，微胖，横肉外鼓，一脸得意。自言老师傅病了，车由他一个人开。不管金菊还是她妈，都尽量陪着笑脸。

虽然给他介绍了我是兰大学生，他连正眼都不看一眼，傲气十足，只不断盯着金菊说话。那年月掌方向盘的人还了得。他眉飞色舞的炫耀，说他帮人弄到过多少羊肉和白面。她母亲用赞赏的表情附和他，无形中冷落了我。屋子里的气氛变得莫名的紧张，是我和他之间微妙的紧张。从他们的话里推知，她妈正在做一种转手的小卖买，即从岷县药农手里购进一些低价当归，转手销给兰州的私人或中药铺，从中赚点差价。于是，这个家伙的卡车能“顺便捎货”，就变得十分重要了。我当时想，这不成了投机倒把了吗。书呆子的执拗，不谙世事的清高，加上这家伙的狂妄，燃起我极大的反感。我隐约听出，暑假期间，金菊还要跟他跑一趟岷县，去“进一次货”，就坐在副驾驶座，因为路远，中途还得住店过夜。一想到这有可能发生些什么，一股说不出的无名火攻上心头。这怎么行？这方便吗？这像话吗？我坐不住了，仓皇告辞。金菊送我到门外大街上，我再也忍不住了，高喊着，发泄着，开汽车的有什么了不起，狂什么，狂什么呀！

那年月，大货司机，掌勺的大师傅，卖副食的，粮站过秤的，公安局的，开饭馆的，都是些最厉害的人。谁能捞到这样的岗位，那就肥了。面对着方向盘，盛饭勺子，粮站的秤，粮票、布票、豆腐票，无论男女老少，谁能不低头呢。艾青诗里曾有这样的句子：“饥饿是可怕的，它使年老的失去了仁慈，年幼的学会了憎恨”（《在北方》），真是千古绝唱！其实，失去的何止仁慈，爱心，还有人伦，道德，贞操。大一时我所在的兰州艺术学院，有个学舞蹈的天仙般的女孩，平时挽着高髻，穿着灯笼裤，扭着腰肢，扬着下巴走过人前时，何等傲慢；可她居然和掌大勺的炊事员发生了关系，并且决定嫁给他。这件事轰动了学院，许多男生想不通，直捶脑袋。没办法，肚子饿是硬道理。据说饥荒过后，这女孩后悔死了，想离却离不成。

在这饥饿的年代，社会上的沉渣也泛了起来，听说贩毒的，卖淫的，贪污盗窃的，投机倒把的，转卖人口的，开地下黑工厂的，层出不穷。我的内心深处，对金菊母女甚至都产生了某种怀疑。当然，事后证明，是我想错了。我没有想一想，在这饿死人的年头，她们娘儿俩没有任何经济来源，要活下去，不这样贩点当归，赚点小钱，又能怎样呢。

暑假到了，金菊真要跟这家伙去岷县了，我得知了时间，再也坐不住了，用“目不交睫”来形容我的熬煎，一点也不过分。我吃不下，睡不着，常常走神。家人读不懂我，我也不想对他们说什么。可怜不到二十岁的我，经受着如此无法告人的折磨。此时，我独自作出决定，也到岷县去，跟住他们。长途汽车并不每天有，我只得坐火车先到陇西，然后坐汽车下到岷县，这对从未出过远门的我，充满了冒险。我已无法安顿我那颗无比煎熬的心了。

到岷县时，天下大暴雨，一片昏暗，只记得过了一座木吊桥进入县城。雨如注，愁杀人，我只得就近住到一家茅草小店。所幸店中住了避雨的脚户哥儿，他们见我人地两生，邀我盘腿坐在土坑上，边啃干馍，边喝罐罐茶，边听他们唱了大半夜的“花儿”；听得我如醉如痴，暂时忘了痛苦。这情景我后来写进了我的散文处女作《洮河纪事》。

天亮，雨过天晴，我找到她舅舅的家，某某巷5号，我豁出去了，准备与金菊和那个司机面对面。她舅以前在兰州我们见过。他大惊，说这么远的你怎么来了。我谎称学校组织搞社会调查。他说，太不巧了，金菊坐汽车刚走，回兰州了，不然你跟上车可以省些路费。他哪里知道，我就是跟踪而来的。

且不说我在归途上如何辛苦。我追到兰州的当天黄昏，疲惫不堪，仍跑到她家。她也刚到达不久。她示意有话到外面说。我带着醋意说，怎么样，一路上好吧；跟着那家伙发大财了吧？她听着，忍着，一直不语。不得已，我挑明了说，我都不知道你们晚上怎么睡觉啊。她听着听着，猛地掀起花格衬衣，腰间赫然现出了一条用牛皮带和麻绳紧紧编织的奇怪的“裤带”。她说，刀子都割不开，只有我能解开。我惊极，呆立无语。她徐徐地说，这你放心了吧。说完，低泣，用袖子抹泪。我浑身颤抖，想上去拥抱她，被她一把搡开，差点栽倒。那是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惨淡而炎热的月光洒下来，照着她还没来得及洗去的风尘，蓬头垢面的，我也灰头土脸的，我们就这样对视着，默默无语。她当时并不知道，我跟了她一路。

3

1963年夏天，她高考。她是著名中学的高材生。考后，她约我到她学生宿舍帮她搬东西，算是告别母校。那天她特别兴奋，因为她考得好，话也多了。她还讲起，每晚上女生宿舍都会说“黄话”。我问啥叫“黄话”,她笑着说，就是女生们对男生一个个品头品足。忽然，在雨后泥泞的巷子里，她一滑，我去拉，两人都摔倒了，书撒了一地。她埋怨起我来，说是我把她拉倒的。过去她从来不这样。我吻干了她脸上的泪。我已发现，她的情绪是不稳定的。我们共同感到，有个巨大的阴影在头顶盘旋，它是什么，不明确，但肯定存在。所以才有了她的忽啼忽笑。

那个暑假，她母亲去给她姐带孩子了，白天家里就她一个。这给我们留出了空间。我们在靠窗的方桌上喝水聊天。每天她给我泡杯劣质花茶，我已学会了抽烟，也是劣质的。聊着聊着，我会站起来绕到对面她的身后，轻抚她的头发，耳朵，她立刻弹跳起来，把我推回到对面的椅子上，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最终，是两个年轻的身体紧紧缠绕在一起。有时我们吻得喘不过气来。但最后一道关，是万万不敢突破的，不管怎样难以克制，甚至两人头上都出汗了。那个年代，未婚先孕，“不正当”男女关系，一旦发现了是要出人命的，听说过卧轨的，喝滴滴畏的，私自处理大出血而亡的，极恐怖。何况我们尚处在懵懵懂懂阶段。我们每天继续着那样的功课，有个阴影一直跟着我们。有时候会想起，她的远在乡下劳动改造的继父，但又觉得那远得很，根本不会影响什么。

却无任何消息。整个夏天极其沉闷。有一天我一进她家，见她呜咽着说，你怎么才来？我说，你昨天不是不让我再来了吗。她抱着头，疼痛地喊叫着说，我头疼得快炸了，活不成了，你赶紧给我买几片止痛片去。她从没这么失态过，平时是矜持的。止痛片？我都没注意是啥样子，嘴里念叨着“止痛片”，赶快冲到大街上。那年那月那天，要是有人注意的话，定会看到，一个小伙子穿行奔跑在南关什子，喘着气，四处找药店。等我捏着药片回来，一推门，见她泪流满面。她说，你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我说这边我不熟，半天找不着药店。她吃了两片药后说，你回去吧，我要一个人歇歇。

发放录取通知的时间到了，结果也出来了，任何学校都没有她的名字。后来有人传出考分，她排在靠前的位置，那绝对可以进一、二等高校的，但没有她，比她成绩差很多的都考上了。这对她的打击实在是致命的。这个心强的女子，今后该怎么活。我不敢去看她。几天后我们见面，我不停地说，不要紧，不要紧，抓紧复习，明年再考。她说，明年也考不上。一语未终，我俩眼圈都红了。

4

天无绝人之路。原以为她要长期在家闲呆下去，不料当年冬天，她就考取了西郊一所大工厂的学徒工，成为一名青工；原以为她会因出身问题吃过苦头，从此远离政治，然而事情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她在另一条线路上迈进。她具体怎么优秀，我不了解，在我看来，她是柔弱的，内向的，淡泊的人。好几个周日我去她家，都没等到人，只能偶见一面。当时的她，每天提着李玉和式的那种月牙形铝饭盒，穿着深蓝粗布工作服，把辫子盘在头顶压进工帽里，走起路来一阵风，匆匆登上西去的通勤火车，快半夜才能回到城里的家。后来干脆住在厂子里。只听说她特别能吃苦，任劳任怨，能承受高强度劳动，善良且乐于助人，得到上下一致的好评。1963年到1965年间，她焕发出惊人的能量。柔弱的她，内蕴着不屈服命运的顽强。

那时“困难时期”尚未过去，“苏修”背信弃义，国家内忧外患，低迷，饥饿，混乱，于是迫切需要一种精神来振奋。1963年3月5日，毛主席为雷锋题了词，全国掀起了学雷锋热潮。金菊作为“出身不好”却表现突出的“典型”得到了肯定。简直难以相信，短短几年间，她不但入了团，而且当上了大车间的团总支书记，文革前，成了车间领导成员。她正在进一步争取入党。过去我看不出她有多少政治细胞，现在却成了单位里的政治新星，可见时势和政治的力量多么大，在重新塑造着人。

现在回忆，那时事情多，见面少。我搞四清就搞了快一年，她更忙。只记得，有次她难得地约我在五泉山东龙口见面。我们一起吃了些零食，天近黄昏。她忽来了兴致，指着路边一片假山和园林说，我藏起来，你找我，咱们赌输赢。我说好啊。可我怎么也找不见她，渐失去兴趣，看见路边有弹三弦唱道情的，就去围观，看得入神，忘了再找她。过了好久，她拍着我的后背说，你走不走，不走我走了。我就跟她一起下山。她一路沉默。我说你藏那了，那么难找的。她低头不语，竟流泪了。到三爱堂门口，我要送她回家，遭拒，我们郁郁地各回各家。

果然，我们中间发生了一次很大的误会。她听信人言，说我母亲完全不认可她这个学徒工，说她身体多么差，这门婚事怎么可能呢。她说，你是孝子，你是大学生，我是学徒工，你什么都听你妈的，我配不上你，咱们分手吧。她约我在下西园火车站见面。那是大雪后的一个下午。她从东面来，我从西面来，寒风料峭，白光刺眼，在铁道边的斜坡下，我们站定了。她像背书一样冷冷地说了以上的话。我说，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我把你看得比我自己还高。她仍摇头，含泪登上郊线的班车。

1965年夏，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工作，离兰那天，她因为加班，没来送我，事后写了一封长信，还另寄了三十块钱，说怕我初到北京，人地生疏，吃不好。当年的三十块钱不是小数，那是她的血汗钱，我赶紧寄还了。

那时，她常给我写信，每封信都是教训加鼓励，总是说，阶级斗争复杂，你一定要站稳立场，一定要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例如这封信：

“来信收悉。对你独游时的狼狈相感到既可怜又可笑，我似乎看到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今天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形势太不相调了，难道你不觉得这种感情已远远落后于时代了吗，达学，你应该是坚决抛弃非无产阶级思想，争当时代的先锋的时候了……，现在我的政治嗅觉比以前大大提高了，无产阶级的观点，立场也基本形成了。我觉得我们以前的日子都白白渡过了，太无意思了，假若我的思想以前就象现在一样觉悟，我绝对不会得脑子病，那几年自己心胸太狭，想不开事。现在脑子灵是还灵，就是不能久用，而且健忘，尤其天热了，下午经常昏头涨脑的，对工作有一定的不利。还好，今年以来，体子强了，还不至于躺在床上，但总归不如脑子健康的人……"

这封信所表达的观点，情感，思想，很能代表六十年代前期一个积极向上的青年的精神面貌。像她这样温和淡然的人，也在频频谈论无产阶级的立场是否成形，政治嗅觉是否提高，是否坚决抛弃了非无产阶级思想，她把一些政治术语运用得很熟。不过，到了1966下半年，就再也不见她的来信了。

1966年夏天，文革狂潮来了，我母亲在学校里被打，打得重，精神也不正常了，多日不食，僵卧在床。她听说了，虽对我母亲有意见，还是在我家门口徘徊再三，走进去看望。我家是学校家属院最破的一间半。她来后收拾屋子，准备做饭。这时学校打人最凶的造反派头子何某某突然闯了进来，带着一帮人。质问她是什么人，好大的胆子，敢给牛鬼蛇神做饭，不说清楚是什么关系，你今天休想走。

那是个闷热的傍晚，忽然下起阵雨，何某某把她推搡到院子里淋雨。不料她大声说，我是某某工厂某某车间的革委会副主任，说着亮出了红袖标。一个女造反队员尖叫道，噢，那我知道你，我叔叔常说你。问你叔叫什么，一说，金菊说那是我师傅呀。女造反队员遂亲热地把她从雨地拉进屋。何某某仍用阴沉的怀疑的目光看着她，但不再吱声了。

这一幕，远在北京的我，很久才听说，心中无限感动。在那个年头，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那时，全民族陷入狂热，没有人不被政治绑架，除了斗争，还是斗争；要么跟着走，要么推着走；要么触礁沉没，要么失去航向。任何地方都是好几派林立，每一派都说自己一派最革命，对方是反革命，就是神仙也拉不住，辨不清。我人在北京，也能感知，金菊正被两种力量苦苦夹击着，一个是政治斗争的暴风骤雨，一个是疾病的苦苦纠缠。这个曾经的学雷锋模范，五好职工，团总支书记，被混乱的政治潮流裹挟，无所适从。听说她很快就作为保皇派的骨干被打下去了，险些被斗。

1966年冬天，全国大串连，我们刚毕业参加工作的65级同学中，有人搞起“返校闹革命”，成立了“莽昆仑65兵团”，回来的人都住在大教室里，白天写大字报，吃饭就在学校灶上白吃。我也从北京请了假回来，想借此机会回家探望老母，同时见见她。却怎么也联系不上她。有人说，她两次晕倒在车间，被人救起。

有一天，兰大操场举行批斗原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大会，搭了高台。汪是著名老革命，我也是头一次见，方头方脸的，穿着件旧绿军大衣，被几个红卫兵架定在台子上坐喷气式。观者如堵，举起的拳头如森林，口号声震荡着天空。忽然在人群中，我发现了金菊，她也发现了我，她的面色在一瞬间惨白如纸，不知是什么原因。我们挤出人群，退到离操场很远的地方。她说她早不上班了，请了长病假。她问我住哪，我说我只能住到学校。那个造反头子何某某，有天我差点在我家撞上。我出门后回望，确实看见一个戴黑边眼镜的大汉，向我追来。我一拐弯，又不见了。运动开始时，我曾写信要家里清理“四旧”，这信被何某搜出，他不仅给我北京的单位写材料，还扬言要抓我。

我们缓缓走到大街上。斗争大会结束了，马路两侧人挤人，水泄不通。红三司的车队开过来了，前面是一支军乐队开路，吹奏的是“造反有理”，节奏强劲而有力，后面是十几辆卡车，车头架着重机枪，每辆车上站满了男女红三司战士，一律着军装。“黑帮分子”分列车两旁，挂着打红叉的牌子，被揪着头发，仰着面，供路人观看。这比北京造反派的声势还要大。人们奔走相告，说一会儿“革联”的车队还要来呢，他们更厉害啊。人们齐说，不走了，等着看热闹。

我和她的身旁是无尽的人流。我们一会被挤散，一会又找到一起。到了前面一个十字路口。她说她必须得回家了，而且说，你也早点回北京吧，我们再联系吧。然后转过身来，向我摆了摆手。我忽然发现，她的背“驼”了，人显得轻飘飘的，浅色的棉袄淡得快消融到人群里，人衰弱得好像一阵风来就能吹走。在这喧嚣声中，我感到万分凄凉，不祥之感悄然爬上了心头。我们就这样告别了，在1967年1月混乱的兰州街头，背景是沉默的皋兰山。我也认为我们还会不止一次地见面。然而，没有想到，这不是告别，而是诀别，永远的诀别！

5

回到北京后，大约是1967年3月，接她一信，她直接提出，请我考虑结婚问题。她说“那些游戏早没意思了，早该结束了，要么结婚，要么分手”。这有点一反常态。她的内心是很骄傲的。她从一个先锋模范，风口浪尖人物，再到倏忽万变下的一败涂地，由造反派而保皇派，疾病与罪名交加，只能躲到一旁自己舔伤口。我是她寄托希望的亲人。她把我在北京的环境也理想化了。

当时，结婚于我根本不可能。我所在单位，是一座破旧的小楼，据说曾是日本某特务机关驻地，另一说法是，曾是梅兰芳的公馆。仅有的几个文革前结了婚的人，每人一间极小屋子，磕磕绊绊，夹道里生着煤球炉子，烟气狼呛。这单位不可能为我腾出一间小屋，或者说，这单位根本就没有房。我即使提出来，也是痴心妄想。其它几个大学生，都比我大，都还没条件结婚。

更重要的是，我是一个秘密的受审查对象。罪名是因为言论。现在看来都是非常正确的话，应该表扬才对。比如，“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是以势压人，破坏双百方针”，“既然对万事万物都可以一分为二，哪为什么不能对…….”如此等等。但在当时，按军宣队长的话是：“可以判你无期徒刑，可惜是‘单证’，没法判，只能先挂起来”。事情的起因，是兰州的一个我并不熟悉的“朋友”的揭发，因外调所致。单位里的人也奇怪，为什么晚上开会总不通知我。在他们眼里，我是最单纯的大学生，能有什么问题呢。我采取了沉默，不解释。

后来还发生过这样的情形：我的一个侄子，年龄比我大，偶然到北京参加一项工程，找到我原先的单位。其时我已经下放到五七干校，只有留守的专案组在。一个女专案人员，我曾经的同事，尽情地戏耍了我的侄子。她先是说，他呀，他不在这里，我劝你不要找他了，你找不到他的，他也不一定能回到这里。又说，即使你找去了也不见得能见到他本人。我的侄子是个八级钳工，老实而木讷，嗫嚅着问她，他有什么问题吗，那女人仰天尖笑，说，那就得问问他本人喽。多少年后，我的侄子回忆当时奚落他的那个“北京女人”，还心有余悸。 试想，如此寒冰般的处境，谈何结婚。

1969年深秋，林彪一号命令下来，我们被下放到河北怀来黑土洼。我打前站，押运行李，迎着秋风站立在行李车上，心头一片惘然。国庆假日没处去，干校学员就一齐到就近的官厅水库玩，看秋风萧瑟，洪波涌起，各想心事。有人捎来了北京的一堆信，其中也有我一封，一看是姐姐从陕西寄来的。那时我最怕姐姐的信，几乎都是坏消息。更怕她打长途电话，那一定是母亲又有什么事。这封信亦然。就在要收起信时，发现信的边角上补写了一行极小的字：“听某某说，金菊已于68年因心脏病死了”。这一语几乎轰倒了我。这行字我看了又看，先是麻木得没一点反映，继而泪水从眼角渗出，眼前是秋风中疯狂摇晃的小树。这个消息既真又不确，后来才知，她人早在1967年5月就去世了。我竟完全不知，联系她多次也无回音。她已埋骨地下近三年了。

6

1980年，我作为文艺报第一个建国以来只身进新疆的记者，在新疆盘桓数日，结识了一批朋友，并以本报记者名义写了报道《天山寄语》。归途上，我特意在兰州下车。我已整整十三年未到过兰州了。原想拜望金菊的母亲，向她老人家表达我的悲痛和悔恨，不巧她去了岷县；于是找到金兰姐和老石姐夫。金兰姐哽咽着讲述了金菊去世的情景。说主要还是心脏病，看不出迹象，发病突然，而那时医院混乱，也没有认真抢救。我的泪水一直在眼眶打转。我要求到她坟上看看。他们告诉了我详细的路线和走法。

一张旧风光照片，恰好把金菊家住过的小院拍进去了

 

第二天，过了黄河铁桥，我一站站打听，沿着去宁夏的公路，进入了大沙沟。看见路的左边出现坟冢时，我的心顿时收紧了。我内心的声音是：金菊妹，我快要看见你了。公墓区有个叫王爷的守墓老人，蹲在小屋前，我递上了烟，问他67年去世的人埋在何处，他指了指方向，冷淡的不再说什么。我一个人转上山坡，进入坟区，好凄凉啊，有的坟被挖，棺木板乱扔着，硕大的黄鼠在丘墓间奔跳，益增恐怖与寂寞，我的心狂跳起来。原先还有个上坟的年轻人，转眼不见了，茫茫墓区只我一人。但我不怕，给自己壮胆。我按老石姐夫指示的方位寻找着，找了很久，转过三个山头，仍不见你的碑。也许是心发怯，人太慌了。我一排排数着，还是没有，渐失去信心，呆呆地站在坡上。

突然，像幽灵一样，南面坡上先是冒出一个人头，再一看，王爷佝着腰上来了。他手里拿着一本“录鬼薄”，在我面前一翻，一下子就翻到你的名字。天哪，年龄是二十二岁！我闭上眼睛，阵阵晕眩。我肯定地向王爷点了点头。老人丈量着，绕了一圈又一圈，又走回到我的脚前，最后肯定地指着我脚下的一座坟。我低头一看，岷县人韩金菊之墓，落款没有长辈，都是些外男谁谁谁。以下字迹就湮没了。奇怪，我怎么硬是看不见呢。我的腿一软，蹲了下来，几乎失去了知觉。没有地方去买纸钱，向你叩了三个头，我轻抚着坟上的白石头，头脑乱得像一团麻。你的坟夹在中间，可以免却雨水的冲刷，头顶是一座叫墩墩山的山峰，脚下是一条小河，河边是一条公路，不时有卷着尘埃的汽车掠过。坟头上的青草在微风中摇摆，是不是你在向我招手？在你旁边，是个北京老太太，右边是个柴姓的老太太，你们会互相照应的吧。

我慢慢走下山坡，不断回望着你，想永远把这场景记住，我多么希望从那里站起一个人，颀长的身子，秀丽的面容，微笑着向我走来。过去我不信有鬼，此刻我希望有鬼。过去我怕坟场，现在竟有些依恋坟场。

2006年，我在兰大兼职带博士生期间，又去六公里墓区几次。因韩的墓碑已风化残破，且有一大半陷埋地下，我缴过一笔钱，写好碑文，请刻碑的师傅代刻代立。他当时说，你放心去北京吧，我负责给你刻好埋好。他是李师傅，仍在露天下不紧不慢地刻着碑。说起去年事，他起先记不起了，忽然连拍脑袋说，想起来了，“挚友”、“挚友”。他深深叹息道，太年轻了，太可惜了，我在碑的顶部还特意刻了两只凤凰呢。他讨好地、憨厚地笑着对我说。

我遂与好友王作人，李师傅，沿山前行去看。上午，坟场空寂无人，远处山下的公路上，去白银的汽车依然扬尘飞过，那是人的世界：而山的这边，静极，坟冢累累，碑石层层，一片森然，蔓草间有小动物窜动，看那一块块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短命，有的长寿，甘人，河北人，山西人，陕西人，内蒙人，哪儿的都有又是另一个世界。两个世界紧紧相邻，相隔并不远。

我们又找不到她的墓了，慌慌的来回走着。最后还是李师傅，猛回头，一指，坟就在脚边，不觉悚然，怎么总是看不见呢。新碑显得比较高大，贴着旧的小碑亭亭而立。碑上刻着：岷县人（1945—1967）；韩金菊长眠于此；挚友雷达立。不知现在这碑尚完好否。当时没有拍照意识，连个相片也没留下。

7

韩金菊的故事藏在心中多年，堵在心口，不写出来难受，但真的一写，几次伤心得写不下去。我还担心老伴是否会不高兴，便对她委婉地说了。没想到，她平静地说，你能不忘五十年前美好的感情，珍藏于心，这是好的；但人的生活总会变化，又会有新的感情，这也很正常，既不要死抱住以前不放，也不要把以前丢得一干二净。再说了，你写出来，让今天的年轻人看看，你们那一辈人，曾经怎样生活过，恋爱过，思考过，度过了怎样的青年时代，也有价值啊。

她的话让我惊讶，让我敬佩，里面包含着多么崭新的观念。

她叹了口气说，她要活到现在，该有70岁了吧？我说不，应该72岁了。

2017年4月4日清明节，改定于北京华威北里

（原载《作家》2017年第6期）

 

 

 

附：雪漠亲子阅读，伴您一年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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