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与《局外人》

加缪与《局外人》

文\徐和瑾

一九五八年，加缪在谈到自己的作品时说：“是的，我开始撰写自己的作品时，有一个确切的计划：我首先想表达否定。用三种形式：小说为《局外人》，戏剧为《卡利古拉》，哲学论为《西西弗的神话》。”这是他作品中的“否定”系列，通常称为“荒诞”系列，代表作为《局外人》。

《局外人》发表于一九四二年，是加缪发表的第一部小说，当时正值大战期间，作者又几乎默默无闻，这部作品很可能迅速被人遗忘，但实际情况却完全相反，小说的读者越来越多，被誉为佳作，作者则被称为创新作家。

《局外人》是加缪最著名的作品，篇幅不长，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是他在枪杀阿拉伯人前的生活，即自由人的生活，以日记的形式来记叙；第二部是他被捕后对自身的回顾和认识，主要以回忆和内省的形式展现。主人公则从第一部中一个无辜者的客观看法，转为一个被告和罪犯的主观看法。

小说的书名“局外人”表示主人公的主要特点，即孤独和独特。默尔索没有突出的个性。加缪像福楼拜那样，使默尔索具有社会职业，介绍他过去的生活，并使他具有某种心理状态和常用口头语。因此，他并不像罗伯-格里耶的某些人物那样抽象，而是有一定厚度。

然而，从心理学角度来看，默尔索的表现前后明显矛盾。例如，他跑到车站想赶上长途汽车时显得十分笨拙，而在水里游泳却像优秀运动员，在追赶卡车时则毫不犹豫，而且一跃而上。同样，默尔索显然不喜欢跟别人接触，但星期天整个下午，他却一直在观察街上的行人。

因此，默尔索一方面是有文化的成年男子，雷蒙和萨拉马诺老头都向他请教，他的老板则要提升他去巴黎工作，但另一方面，他却多少有点幼稚，称自己的母亲为“妈妈”，对巴黎的印象只有：“很脏。有鸽子和阴暗的院子。”

另外，默尔索没有确定的身份，他既是他自己，又像是别人。于是，他就不断提出他身份的问题。例如，在法庭审判时，他担心他们会“错把一个人当做另一人来审讯”，而在年轻的记者对他注视时，他“感到我在被自己观看”。其他人也使默尔索肯定了这种想法。例如，在审判时，检察官把他枪杀阿拉伯人跟第二天将审判的杀父案一视同仁，他的律师则不让他说话，他因此理所当然地作出下列反应：“这又是在把我排除在案件之外，把我完全消除，并在某种程度上对我取而代之。”并提出疑问：“那么，到底谁是被告？重要的是被告。我有话要说！”

虽然如此，默尔索并不要求自己有某种个性，相反，他始终声称他跟大家一样：“我想要对他声明，我跟大家一样，跟大家完全一样。”反之，其他人也都跟他一样：“既然我只会有一种命运，既然成千上万的幸运儿像他一样自称是我的兄弟，［……］其他人也是这样，有朝一日会被判处死刑。他也是，他会被判处死刑。如果他被指控杀人，只因在母亲葬礼上没有哭泣而被处决，这又有什么关系？”

然而，对这个自相矛盾的人物，既不能进行心理学或现实主义的分析，也不能进行象征主义的分析，甚至不能跟现代小说中常见的毫无个性的人物相提并论。因此，这个“局外人”可说是无法分类。

显然，《局外人》建立在自然和社会对立的基础之上。一九五五年，加缪在该书美国版序言中写道：“书中的主人公被判死刑，是因为他不会玩这种游戏。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社会的局外人，他生活在这个社会中，游荡于社会的边缘，游荡在他私人生活的郊区，孤独而又淫荡。”他跟外界社会的关系还在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他不知道社会的准则，甚至还加以拒绝，二是他跟自然环境保持着深厚的关系。正如加缪在上述序言中所说：“《局外人》讲述一个人的故事，此人没有任何英雄姿态，却同意为真实去死，读到这个故事，对这点就不大会看错了。”

社会准则产生了一系列人人都要遵守的礼仪，不管是葬礼和审判都是如此，甚至连言语也有准则可依。检察长的话是陈词滥调，根本不考虑被告的具体情况。至于默尔索的母亲死后大家对他的慰问，似乎大多是为了尊重社会习俗，而不是出自内心的真实感情。

由此可见，这个社会看待事物，只是依据社会的准则，有时还会毫不犹豫地违背这种准则。例如，在法庭上，门房指责默尔索不想跟他母亲的遗体告别，但实际情况却是：“我想马上看到妈妈。但门房对我说，我先得去见院长。”两者一对照，这社会的真实面貌也就暴露无遗。

默尔索跟社会的关系总是有点不大顺畅，相反，他跟自然环境却是十分融洽，特别是跟水，因为水跟愉悦和爱情联系在一起：“海水凉快，我游泳开心。我跟玛丽一起游得很远，我们都感到两人动作协调，心满意足。” 即使是常常使他感到无法忍受的阳光，有时也使他感到十分舒服：“她［玛丽］靠着我躺了下来，她的身体和太阳所散发的这两种热气，使我睡着了一会儿。”因此，加缪在这部小说美国版的序言中说：“默尔索［……］贫穷而又不加掩饰，喜欢不留下阴影的太阳。他并非缺乏敏感，而是因执着而有一种深沉的爱，喜爱完美和真实。”正因为如此，有人把他称为“追求真实的殉道者”，读者特别是当时的读者也把他视为“反英雄”。

加缪在这部小说中对司法机关进行尖锐的批评。但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对审判的叙述缺乏真实性。例如，默尔索的老板不可能不出庭作证，另外，在当时的情况下，杀死一个阿拉伯人，也不可能被判死刑。

然而，整部小说的逻辑基础，恰恰就是这种非真实性及其真实效果的结合，而加缪的计划，也是对司法机关及其运行的一种审问。从这个角度来看，加缪妙就妙在塑造了这样一个人物，这个人物有罪是无可争议的，但被判死刑却理由不够充分。这首先是因为他被判死刑并不是因为杀人，而是因为他没有在母亲下葬时哭过。法庭的审判通过默尔索的视角来描写。一方面，他在众人眼里是被告，但另一方面，他虽说被排除在外，“感到自己在此多余”，却是庭审的叙述者，从外部来观察对自己的审判。作者正是通过对庭审的这种描写，来对司法机关进行讽刺和批判。

从字面上看，理解这部小说易如反掌。《局外人》中没有深奥的历史知识和文化知识，使用的是日常用语，有时还有儿童语言，没有罕见或疑难词语，句子往往借用口语体。然而，这种看来简单的语言，却引起众多不同的评论。法国文学批评家热拉尔·热奈特在界定这部作品时也感到十分为难，认为它是一种“外聚焦的同故事叙述”（《叙事的新话语》），也就是说读者因书中使用第一人称而处于人物的意识内部，同时又因为人物无个性而处于其意识外部。因此，他只好得出结论：“那我们就不作任何解释，让这种叙事含糊不清。”

对《局外人》无法进行分类，是因为它跟传统的文学准则都不相符，它一方面偏离这些准则，另一方面却又以矛盾的方式将这些通常互不相容的准则结合在一起，小说的叙述形式就是如此。

这部小说的叙述形式，一眼就能看出前后不一致：第一部主要是用日记的形式，而第二部则是在回顾往事。这两种叙述形式的结合不仅使人感到意外，而且还显得更加复杂。第一部的日记形式，使人感到并不可信。如默尔索在小说开头说：“我要乘两点钟的长途汽车去，下午即可到达。”但在几行后又说：“我乘上两点钟的长途汽车。”他的日记是否是先写前几行，然后等到第二天晚上回去后再续写？但他回去后已是筋疲力尽，想“睡上十二个小时”，怎么还会有精力写出这二十几页日记？因此《局外人》不可能是撰写的日记或回忆录，而是内心独白的一种特殊形式。

由此可见，《局外人》可说是各种文学倾向的交汇点，因此是一种终结和一种过渡。这部作品的主人公宣告了小说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认识和危机。因此，这部小说就不仅是对默尔索的审判，而且也是对小说体裁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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