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中国文化与人文修养

钱穆：中国文化与人文修养

人文修养即是讲究做人的道理和方法，懂得如何做人才是最高的知识，学如何做人才是最大的学问。学做人是人最切身的问题，任何一个社会，一个民族，都有其教人做人的道理，生长在这社会里的人，都得接受这社会教我们做人的道理。

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如孔子、耶稣、释迦，他们都教人如何做人。尤其是中国文化的中心思想即为教人如何做人，但孔孟与耶稣、释迦不同，因耶稣、释迦乃教主，而孔孟则不然。

如我们要立志做一科学家、史学家、文学家或教育家，我们首先不能忘记我们是人，必须站在人的立场去获得知识来为人类服务，若脱离了人的立场，则所有一切均成泡影，全无意义。要了解中国的文学，必须了解中国做人的道理，因中国文学的最高理想，要将自己最高的人格溶化在自己的作品中，要使作家与其作品合而为一。故不了解作家，即不易了解其作品最高最深之境界，若只求了解一篇篇的作品，而不去了解作家的人格，那么我们不能洞晓其作品所涵真实的意义，如或有某作家的作品不需通过了解作家本身的人格，而便能予以全部把握，则那些作品中国人眼里至多是第二流的。

如屈原与其作品是溶合为一的，若不了解屈原其人，便不能了解其作品，这种作品才是第一流。至于如宋玉，其作品虽美，可是我们只了解其作品即可，并不必去了解宋玉之为人，故其作品最多只是第二流。又如陶潜、杜甫、欧阳修、苏轼，直至近代如曾国藩等人，其诗文都是基于其人格而成，其人格均能表现在其作品中，我们若不了解他们的人格，就无法了解他们的作品，这才是第一流的作品。如水浒传、红楼梦等书之作家究竟是谁，知与不知，并不影响到我们欣赏这些作品上，所以它们只算是第二流的。中国人常把小说戏曲都列为第二流的文学，就为这个原因。

历史是人事的记载，史实以人物为中心，所以不了解人，即不易了解历史。尤其中国文化，特重人文精神，如廿四史等书皆以人物为中心，其体裁特别重在列传。因人可以支配历史，而历史并不能支配人。我们读历史，必须懂得历史里的人物，能品评其人格之忠佞贤奸，邪正诚伪。若不了解人物，则无法了解到历史。即如岳武穆、文天祥、史可法等，我们当知并不是因他们为国而死，才成为这样的人，而是因为他们是这样的人，才会碰到这样一个死的机遇。

人之生死，只是一个机遇，机遇仍在人之选择。他们之死，才显示出他们的忠直诚正。这是一个主动的表现，他们可以不死，因为机遇可由人自己作选择。故中国人讲历史，主要在人物精神，所以学历史必须知道做人的道理。中国人讲教育，常言身教胜于言教，所以我们与其说孔子是一位教育思想家，不如说他是一位教育家。从这里可以看出身教和言教的分别。身教是以身作则，用人格来教人格。教育家的一切思想言论，只是他人格之表现，他的主要价值不在其思想言论，而更要在其背后的人格。中国之品论文学，不重其文章而重在作者与作品之合一。讲历史不重其事业，而重在其人格与事业之合一。我们不了解一人，亦不能了解其教育精神与目的。如孔子、孟子及宋明诸大儒，他们全是以自身人格来发扬他们的教育精神与目的的。所以不了解中国的做人道理，就不能了解中国的史学、文学、教育、人生、和全部文化精神。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中特殊的地方，所以说教人做人的道理是我们文化的中心思想，这叫做人文修养。

在易经上说：“观于人文以化成天下。”今天所用“文化”“人文”两名词，虽从英文译来，然而这观念中国自古已有，不过与西方有些不同。何谓人文？曰物相杂谓之文，所以文就是一种花样，如黑白相杂便成了花样，若只是纯白或纯黑，则无所谓花样。中国人讲有天文、地文、人文，如男女相杂亦就是花样。因男女相杂才化合成夫妇，为父母，有子女，这就是物相杂，即是一种人文。老一辈人与晚一辈人相杂化合，即可产生新的，今之天下即是经化合而成的天下。大而言之，时空相杂遂形成今日的社会，用中国话说，即一经一纬，而织成了人群相处的文采即谓之人文，人文也可说即是世网。说到空间，人易懂，如这是台北，那是台南，但说到时间，便不易把握，如何时才有此日月潭，此小学和文史年会。虽然今天是在这日月潭的国民小学来举行文史年会，可是这三个形成的时间是不同的。犹如同长在一个园林中的树，也是历史不同，年代不同。在这种各个不同的情形下织成了一个世网。人群社会中之形形色色，因于时间不同，空间不同，复杂多样，我们称之谓文化，这是包括着很多东西的。这即是人文，因复杂而化合。经于复杂之交织化合而又成了新物。

什么是修养？如修剪花朵枝叶，培养泥土等。一颗花种，生出花苗后，须要慢慢培养修剪，才能长出一朵合意的花来，做人亦如此。天地生人，单独的人没有意义，没有价值。于是男女老幼，民众政府交织形成了世网。若把今天这个年会扩大来讲，便可以把整个世界都牵上，换一面讲，若非整个世界的化合，亦无此年会。人一定要进入社会才成人，因此必要在人群中做人，若脱离了社会便不成为人了。故人定要二人以上相杂，才能做人。中国提出“仁”字即二人，所谓人相偶。中国人讲做人道理，最基本的是要人参加进社会，在人文中修养他自己，成为一人文化成的人。西方讲人文乃是针对宗教而言，因宗教最大目标重在死后人可接近上帝因而得救，于是反过来主张人文主义，其所讲重要精神并不与中国相同。中国讲做人的道理，一定要把人与人配合起来才能做人，如果你死了，但在社会上还有因你之化合而所成的新的你保存。所以中国人注重的是后世，不是天国。要言之，脱离了社会的人，不算是一个人。

请问跑进社会以后如何做人呢？当然，如做老师，做公务员等，不能一些花样都不做而单独说要做个人。所以要做人，便须做社会上的人，进而做历史上的人。天地所生之人只是一“自然人”，入了社会以后做的人，才是社会的人，历史的人，才是文化人，即是人文修养之人。

但是要怎样做社会的人？历史的人呢？我国文化主要精神就是要教人如何做人。我们今天讲讲做人的道理，并非说别人要做个什么样的人，我要做个什么样的人，这不能分开讲，现在所讲，只是全人类做人的道理，只是讲人如何做人，便该在人以外更没有条件，这一切是无条件的。与教育程度的高低，人的贫富贵贱等都无关。而只是就全人类中每一人如何来做一个人讲的。只要他是一个人，就应该在社会上做一个人，也就可在社会上做一个人，不须任何条件的。有知识的要做一个人，无知识的也要做一个人，富贵的要做一个人，贫穷的也要做一个人，不管男女老幼，富贵贫贱，只要是生而为人，就要做一个人。而且人格是要一贯下来的。从幼到老，从生到死，因此不能说到待我到某阶段了，才来讲做人。我们要讲做人，是要每一个人都要做的，通贯古今，在每一个地区和环境下都要做，不受时空限制。而这一个理想又是人人须做而又永远做不到十全的。就因为永远做不到十全，所以要人不断地去做。这就是中庸所说：“极高明而道中庸，致广大而尽精微。”

试问我们做人应从何处开始呢？孔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弟子就是青年人。孔子这番话就是要我们在一切条件下做人，从头一开始便讲究做人。人总有父母，总有社会，做人惟一的条件，便是要在你以外再有人，其他便无条件了。但是为何要这样去做呢？就借孔子那句话中“泛爱众而亲仁”的“亲爱”二字来看，你有一个亲人、爱人，你心里一定喜悦。你能以亲爱之心待人，你自己一定很高兴，人家以亲爱待你，你也会很高兴，所以亲爱是人心之所欲。难道天下有不要人亲爱的人吗？孝弟只是亲爱的别名而已。这既然是人心之所欲，人为何不去做呢？苟非人人心之所欲，又如何能勉强人人去做呢？故中国人教做人，开始只要能“从心所欲”，做到家，仍还是“从心所欲”，再没有更易的功夫，更高的境界了。故孔子曰：“七十而从心所欲……。”孔子一生修养到最高境界即为此从心所欲。然而“从心所欲”是一件最容易而又最困难，最浅近而又最高深的事，同时也最普遍，而又最个别的事。

但一个人每为要“从心所欲”而走上不能“从心所欲”的路，到处碰壁，不开心。这是因为不知“从心所欲”的方法所致。什么是“从心所欲”的方法呢？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曾子释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朱子注：“尽己之心之为忠，推己及人之为恕。”尽自己的心，如要睡则尽心的睡，要吃则尽心的吃，只有自己的心能替自己做主，自己才能把握住自己，自己的心才是自己的主人。我们进入社会，到了一个复杂的世网中，我们应该“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天乎”，你不要在一切外在的条件上怨天尤人，你要从最根本处做起，从你初生做小孩时的那一颗心的根本处做起，才可上达到最高的境界，这时则只有天知了。所以学做人，须从自己的心上做。孔子是“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要“从心所欲”而“不踰矩”才是，若“踰矩”则不能“从心所欲”了。这个“矩”还是在我们心里，做事违背自己的良心还是不能有矩。因“规矩”在人心中，故“心之矩”即“天之则”。照宋儒讲这是天理的流行，用宗教语言来讲，这是上帝所给的心的法则，即是上帝的法则。这法则给了我们就是“心矩”，就是“天德”。下学而上达，是要从根本处学起而直上达天德。宋人称之为“天理”，与“天理”相反的是人欲。“天理”的内容只是人心所欲而不踰矩，“人欲”亦是人心所欲而踰矩了。人心之欲，想这又想那，但必须有一矩。所欲只在“矩”中，就是天理了，故人欲和天理并不是相违背的，而且是一体的，只要不踰矩就行。

人总有一死，若想长生不死，这固然是“踰矩之欲”；但若如读书过火，吃饭过火，休息过火，寻乐过火，亦都是踰矩，结果因过火而生了病，终生愁死，反而早死，都是违背天理所致。所以要“从心所欲不踰矩”。矩在心中，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人皆可以为尧舜，满街都是圣人，能做到矩在心中时，也就是天人合一之时了。

今试问如何认识此心矩呢？这也很浅近，只自己心下觉得快乐即合心矩了，若心下不快乐则总有毛病。凡一切事皆不能过分，不用求快乐，只要求合理，合理则自然快乐，才能理得心安。这不是讲思想，也不是讲人生哲学，只是学做人的道理，这道理只在于躬践实行，只在学。

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岳飞，文天祥都死了，其所欲之义则至今尚存。人的生命是总要丢掉的，但须要选择一丢不掉的东西。眼前有很多路，但得你自己挑一条去走。故人须要立志，用自己的心去选择一下。取舍之间尤见志。人之求学相同，但“志”不一定相同。在一取一舍之间，建立起自己的志，然后再从志去学。孔子曰：“吾十五而有志于学……。”这“志于学”就是孔子立志去学做人的道理，这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中心，希望诸位能立志求学，做一个中国理想的标准人。

选自《历史与文化论丛》，东大图书公司，民国七十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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