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艳茜：路遥创作《人生》前后

张艳茜：路遥创作《人生》前后

　　在21个昼夜里，路遥的精神真正达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每天窑洞里伏案工作18个小时，不分白天和夜晚地写作。

　　1981年春，北京传来了好消息，路遥在28岁时创作的《惊心动魄的一幕》荣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这无疑更增强了路遥创作的自信。去北京参加颁奖会时，恰逢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王维玲向他约稿。路遥答应下来。那时刻，路遥想起了一个题材，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他一直想写出来。那是积淀在内心深处很久的那一段感情经历，由于这是自己压抑已久、刻骨铭心的情绪记忆，一旦打开，情感的波涛就会喷涌而出。路遥意识到这个题材对自己极为重要，必须经过理性的过滤和思想的观照，才可能揭示广阔的意蕴和深邃的哲理，如果随随便便写出来，可能会把一个重要题材糟蹋了。

　　1981年夏天，路遥背上一个军用旅行包，回到陕北，回到黄土地，住在靠近延安的甘泉县招待所，开始了《人生》的写作。

　　当时，甘泉县招待所的客房，只有一排坐北朝南的两层窑洞建筑，一层是石窑，石窑上面是灰砖薄壳窑。全招待所只有一层的石窑有一套两个窑洞组成的甲级房子，也就是现在说的套房，是专门用来招待上级领导和贵宾的。

　　路遥每次来甘泉，县上都安排他住在这套窑洞，食宿全免，还特别要求服务员做好服务，尤其是在路遥晚上创作需要加餐时。

　　原来的招待所服务员谈到路遥时，回忆说，路遥写东西可用心了，可苦了，彻夜不睡觉，前后房子里摆得满是书籍和资料，还有写下的稿子，房子搞得可乱了。他很和气，却一再叮咛我们不要动这些东西，不然他就找不上要用的东西了。可是，当县上的领导来看望路遥，见到房间里乱糟糟的，就训我们不尽责。时间长了，我们感到委屈，路遥知道了就对我们说，你们不动这些东西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不怕，我向领导们解释，这不是你们的错。

　　在21个昼夜里，路遥的精神真正达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每天窑洞里伏案工作18个小时，不分白天和夜晚地写作。路遥感觉浑身如同燃起大火，以致他的五官溃烂，大小便不畅通。有时候，思路不畅，他就短暂休息一下，深更半夜在甘泉县招待所转圈圈走。

　　路遥反常的举止，让招待所白所长犯了疑心，白所长给甘泉县委打去电话，说这个青年人可能神经错乱，怕要寻“无常”。甘泉县委则指示，那人在写书，别惊动他。这是路遥自己后来听说的一段趣事。

　　路遥在甘泉县招待所写作《人生》时，白描正在延安大学工作的妻子那里度假。白描得知路遥也在延安市不远处的甘泉，专程去看望路遥。只见小小屋子里烟雾弥漫，房门后铁簸箕里盛满了烟头，桌子上扔着硬馒头，还有几根麻花，几块酥饼。路遥头发蓬乱，眼角黏红，夜以继日地写作，以致路遥的手臂疼得难以抬起。

　　路遥对白描说，他是憋着劲儿来写这部作品的，说话时牙关紧咬像要和自己，也像要和别人来拼命。

　　全县仅有的两条“凤凰”香烟，带给了路遥。路遥激动地连连感谢，说，有了这两条“救命烟”，这稿子一定能成！

　　曾经担任西安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的张弢，时任陕西甘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馆馆长，与路遥有着很深厚的友谊。张弢对陕北风俗民情了如指掌，又十分善于讲笑话和故事。张弢在政务间隙，不是拉上路遥到家里改善伙食，吃油糕、洋芋檫檫，就是让路遥放松休息，给路遥讲笑话讲故事。其中，刷牙刷得“满嘴里冒着血糊子”，这个故事，路遥实行“拿来主义”，经修改加工，后来出现在《人生》当中。那个痴情的姑娘刘巧珍，为了让心爱的男人喜欢，站在崖畔上刷牙，结果满嘴里冒着血糊子，成为《人生》一个重要情节。路遥虽然讲笑话能笑破人肚皮，但比起张弢来还要逊色几分，路遥总是洗耳恭听。

　　之前说过，路遥嗜烟如命，而且在一段时期，固定一个牌子。在路遥创作《人生》时，路遥自己带的“凤凰”牌香烟抽完了，急得路遥团团转，热锅上蚂蚁一般。如今已经退休的杨子民，是当时甘泉县委宣传部通讯员，就帮助路遥在县城到处找这种牌子的香烟，找了多家，就是没有，办法都想到了甘泉县农副公司库房，仍然没有。最后，杨子民鼓足勇气向当时的县委书记乔尚法“求救”，终于找到了当时全县仅有的两条“凤凰”香烟，带给了路遥。路遥激动地连连感谢，说，有了这两条“救命烟”，这稿子一定能成！

　　13万字的《人生》，路遥用二十多天就完稿了。但是人已经累得仿佛大病一场，他面颊泛黄、浮肿，两条腿僵硬得行走困难。尽管身体极度疲惫，但是，心里却轻松了许多，毕竟了却了多年的一桩心事。他不顾身体不适，将初稿装进包里，背在身上，先没有南下回家，而是再北上千里，来到陕北的榆林。路遥向来看望他的榆林文联的作家霍如璧提出，他打算去佳县白云山转转。

　　白云山位于榆林市佳县城南5公里处的黄河之滨，这里山水相映，白云缭绕，松柏参天，庙宇林立，是全国著名的道教名山，白云山因终年白云缭绕，而称白云山，庙也因“山门无锁白云封”而叫白云观。

　　但凡来榆林旅游的客人，大都要到白云山去看看，都说白云山上白云观的签很灵验。路遥之前曾经去过，但这次他去白云山，却不只是想看看玩玩，而是特意走向正殿抽了一签。他抽到了令他满意的一支好签——上上签，签语是“鹤鸣九霄”。一抽出这一签，道士就说，啊！你这人要出名呀！出大名呀！

　　在陕北高原行走了半个月。回西安途中，路过铜川，路遥把小说一字一句念给在铜川矿务局鸭口煤矿采煤四区工作的弟弟王天乐听了一遍。路遥念完小说，流下了热泪。路遥对王天乐说：“弟弟，你想作品首先能如此感动我，我相信她一定能感动上帝。”

　　回到西安，路遥和妻子林达一同来到作家李小巴家里。路遥向李小巴讲述了农村“分田到户”的情况，之后他说，他用了不到一个月写出了一部13万字的小说，他感觉较以前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和《在困难的日子里》都好。林达说，她读原稿时都哭了。

　　隔了几天，路遥把原稿拿给李小巴看。李小巴看后，认为这是路遥在小说创作中跨出的很大一步。小说的最初标题是 《你得到了什么？》，李小巴说，这个题目不合适，指要和涵盖都不够，但一时也想不出合适的题目。

　　交谈中，路遥说起李小巴的一部作品的主人公名字时，笑着说，像个外国人的名字。接着，路遥又说，自己这部中篇里主人公“高加林”的名字，是取了苏联第一位宇航员加加林的后两个字。

　　1981年秋，路遥将稿子寄给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王维玲。不久，便收到王维玲热情洋溢的回信，对这篇小说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年底，又专门把路遥约到北京修改作品。

　　“人生”这个题目，就是王维玲和路遥一起商量确定的。之后，王维玲又将《人生》转给《收获》杂志，这样这篇小说就可以在杂志上与出版的单行本同时发表、出版。

　　《收获》1982年3期发表了路遥创作的酝酿两年、21天写完的中篇小说——《人生》。与此同时，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这部小说的单行本《人生》。

　　“也许当时好多人羡慕我的风光，但说实话，我恨不能地上裂出一条缝赶快钻进去。”

　　《人生》发表后，立即轰动了整个中国文坛，被视为当代文学一部具有开拓性意义的力作。因为小说所塑造人物的真实，因为“高加林”这样的农村青年所面临的艰难选择，因为所反映的城乡差异带来的种种矛盾正是中国的现实……《人生》不仅在文学界产生了非常大的反响，更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广泛关注，它由文坛走向了知识界、走向了大学校园、走向了工厂农村，更走进了千千万万各行各业读者的心中。

　　全国各地报刊短时间内，发表了大量的评论文章，其中，专论“高加林“的文章就有三十多篇，文学界形成了路遥研究的第一个高潮。一时间，关于“高加林”，关于“高加林与刘巧珍的爱情悲剧”，在全社会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讨论。对“高加林”的是非评判，不同层次的读者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激烈交锋，理解的声音、肯定的声音，和完全对立的谴责的声音、批判的声音，沸沸扬扬，热闹非凡，成为当代文化生活中的一个奇特景观。

　　著名作家陈忠实在后来谈到自己创作的心理历程时坦言，当时，就在他整理自己的短篇小说集，准备出版的时候，路遥的《人生》发表了：

　　“我读了《人生》之后，就一下子从自信中又跌入自卑，因为路遥的《人生》在我感觉来(路遥比我年轻七八岁)，一下子就把他和我的距离拉得很远。因为路遥离我太近了，路遥的《人生》 对我的冲击远远超过了那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对我的冲击，因为这个人就在你的面前呀！就那个胖乎乎的，整天和你一起说闲话，还说他跟哪个女的好过……就这么生动的一个人，一部《人生》一下子就把你拉得很远。……《人生》一发表，我就感觉到了什么是表层的艺术，什么是深层的艺术，在这一点上我感觉路遥《人生》上的突破，不是路遥个人的突破，而是文学回归文学的本身，摆脱强加给文学要承载而承载不了的东西。所以，这种突破，路遥显然就获得了一种很大的自信。”(陈忠实《有关写作的三个话题》)

　　《人生》的巨大成功，令作者路遥始料未及。路遥后来与评论家王愚在《谈获奖中篇小说〈人生〉的创作》里坦言：原来在写这部作品的时候，他确实没有想到会有什么反响。因为他写农村题材，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也不是突然想起要写它，这部作品的雏形在他内心酝酿的时间比较长，从1979年就想到写这个题材。但总觉得准备不充分，还有很多问题没有想通，几次动笔都搁了下来。然而不写出来，总觉得那些人物冲击着他。1981年，下了狠心把它写出来。他说只想到把这段生活尽可能地表现出来。

　　“小说《人生》发表之后，我的生活完全乱了套。无数的信件从全国四面八方蜂拥而来，来信的内容五花八门。除过谈论阅读小说后的感想和种种生活问题文学问题，许多人还把我当成了掌握人生奥妙的 ‘导师’，纷纷向我求教：‘人应该怎样生活’，叫我哭笑不得。更有一些遭受挫折的失意青年，规定我必须赶几月几日前写信开导他们，否则就要死给你看。与此同时，陌生的登门拜访者接踵而来，要和我讨论或‘切磋’各种问题。一些熟人也免不了乱中添忙。刊物约稿，许多剧团电视台电影制片厂要改编作品，电报电话接连不断，常常半夜三更把我从被窝里惊醒。一年后，电影上映，全国舆论愈加沸腾，我感到自己完全被淹没了。另外，我已经成了‘名人’，亲戚朋友纷纷上门，不是要钱，就是让我说情安排他们子女的工作，似乎我不仅腰缠万贯，而且有权有势，无所不能。更有甚者，一些当时分文不带而周游列国的文学浪人，衣衫褴褛，却带着一脸破败的傲气庄严地上门来让我为他们开路费，以资助他们神圣的嗜好，这无异于趁火打劫。

　　也许当时好多人羡慕我的风光，但说实话，我恨不能地上裂出一条缝赶快钻进去。

我深切地感到，尽管创造的过程无比艰辛而成功的结果无比荣耀；尽管一切艰辛都是为了成功，但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也许在于创造的过程，而不在于那个结果。”(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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