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李鸿章：一对师生的时代悲剧

曾国藩与李鸿章：一对师生的时代悲剧

在跟洋人打交道方面，曾国藩还算当时诸大员中 比较开明的一位，但传统士大夫的那一套，高超的儒学修养，却无法支撑他与洋人的周旋了。正当盛年的李鸿章接替了曾国藩的位置，他比老师更擅长与洋人打交道，他务实，圆滑，手段高明，但悲哀的是，他是在一个完全不对等的情形下与洋人打交道，他再能干，再能糊弄，再能讨价还价，也无法躲过洋人甩过来的耳光。

曾国藩

（一）

曾国藩第一眼看到李鸿章时，就喜欢上他了。

不要误会这“喜欢”二字。曾国藩以相人著称，《清史 稿·曾国藩传》一开头就写曾国藩尚未统兵打仗时，“尤留心天下人材”。如何识人选才？看相。曾国藩长一双招牌式的三角眼，这双眼看人很准很厉害，《清史 稿·曾国藩传》上说他“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竦然，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意思是说会面时，他就这么盯着你看，不说话，被看的人各种表情各种小心思，都被他事后一一记下来，并下判词，时间证明，曾国藩看人很少看走眼。后人将曾国藩的相人之术，传得神乎其神，可惜曾国藩没有留下一部《曾氏相人秘笈》，否则比《曾国藩家书》不知要畅销几许。

根据流传下来的记载，曾国藩相人法主要体现为这几看：“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主意看指爪，风波看脚筋；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譬如，曾国藩在他的笔记中，有大量通过看眼来判 定人品优劣的记载，如“平视无顾”为最佳，“游目为贼眼”，于他人不利，而“痴视伤己”。又如“主意看指爪”，意思是说人有没有主意，主要看手。曾国藩认为，“手心、手掌心当中纹络清晰而浅者，心定”，即有定力，临事不慌乱；“手掌纹络浅而乱者，人心乱、心浮”，这样的人多不靠谱。　　

曾国藩第一次见李鸿章，时为道光25年，公元1845 年，在北京碾儿胡同。可以想象，当时曾国藩的三角眼中，发散何等喜悦的光芒。李鸿章是个美男人，身高一米八，在当时中国，可谓鹤立鸡群了。后来李鸿章带领他的淮军进入上海、开始人生重大转折时，很快得到一个“云中鹤”的绰号。著名摄影家约翰·汤姆逊曾给李鸿章拍照，他回忆说：“他有6英尺高，举止稳健而高贵，相貌极为英俊，眼睛乌黑而又具洞察力，嘴唇上有两撇深棕色的胡子，显示出坚定的决心。”　　

李鸿章拜倒在曾国藩面前时，23岁，尚未蓄须，长身玉立，五官俊美，言谈文雅，举止倜傥，在曾国藩这样阅人高手看来，真是人中龙凤，再加上李鸿章又机灵，记忆力也非常好，更得曾国藩欢心。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李鸿章是以“年家子”的身份来拜他为师的。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与曾国藩同年进士，这种关系过去称为“同年”，“同年”之谊，在当年官场上可不是一般的关系，考中进士即踏入仕途，“同年”是他们的情感纽带，从此结成官场利益共同体。　　

曾李师生情谊，从此开始，至死方休。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做人做事做官，曾国藩都不遗余力帮助李鸿章。学生自立门户后，还不时找老师请教，最有趣的一个例子是，曾国藩用自己的相人法来替李鸿章选将才。　

当时淮军新建，李鸿章带了手下张树声、吴长庆、潘鼎新 和刘铭传四员大将，让曾国藩给看看，谁将来最有出息。这次集体看相颇有戏剧色彩：四大将在寒冬伫立门外，却不见曾国藩接见，三个时辰后，终于有个麻脸年轻人忍耐不住，开始发火了。这时曾国藩出来，让四人离开。四人都很无语，麻脸青年更是愤怒。后来，曾国藩告诉李鸿章：麻脸青年最有出息！原因是：四人等待时，三人屏息肃立，只有那个麻子不一样，出言不逊，“见我走过，昂然而立，眉宇间有不平之色。此人额广面长，钟声铁面，有雄侠威武之气，胆量和才气在诸人之上。好生栽培吧!”　

这个麻脸青年就是刘铭传，不久成为李鸿章麾下第一战将，以收平西捻军的全功而晋爵一等男，后来出任台湾第一任巡抚。　

许多年后，李鸿章的业绩与声名，超过了曾国藩，但是，曾老师的相人之法，他这个学生却始终没能学会。这也成为他人生一大短板。

李鸿章

（二）

曾国藩与李鸿章有诸多共同点，皆在战乱中回乡办团练，都有过狼狈不堪、屡战屡败的草创阶段；他们都很执着，死战不退，终以文人身份成就军功，马上封侯；他们都深谙官场规则与潜规则，有效编织着庞杂而敏感的官场人脉网络，在异族统治下达到了汉人官员能够达到的巅峰。　　

但他们也有很多的不同之处，譬如，曾国藩是严肃的，自律甚严，李鸿章则是诙谐的，不拘小节；又如，曾国藩很实在，李鸿章则有些不实在，如果说曾国藩宽厚近乎迂，那么李鸿章就是灵巧趋于诈了。后人概括说，曾国藩的性格中，有股湖南人的蛮气，“打掉牙和血吞”，李鸿章则有些江淮人的痞气，“时以诙笑解纷难”。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但相比“授业解惑”，“传道”是最难的。曾国藩一直想把李鸿章打造成跟自己一样的人，他教了这个同年子很多，包括著名的“挺经”，但有些确实教不了。　

京城碾儿胡同一别之后，这对师生再次相见，已是烽火连天之时，老师成了威名赫赫之大帅，学生则在老家安徽混不下去了，投奔过来当了幕僚（秘书）。接下来发生的一桩故事，很能说明两人性格：　

李鸿章爱睡懒觉，而曾国藩给湘军定下死规则：天未明就得吃罢早饭，有仗打仗，无仗操练，他本人也跟湘军士兵一样，每天天未亮时，与幕僚们一起吃早饭，一边吃一边聊天。李鸿章刚进湘军大营时，照例睡懒觉，亲兵敲门叫早，就是不愿起床，连续三天如此，曾国藩看在眼里，也不说什么。第四天天未亮，亲兵又来敲门了，李鸿章烦躁了：“我病了，不吃饭！”亲兵去了，接着其他幕僚轮流来敲门，并告诉他曾大人在等着他去吃早餐，有病也得去。李鸿章慌了，赶紧离开被窝，赶到餐厅。曾国藩瞟了他一眼，端起饭碗吃饭，面色峻厉，一言不发。幕僚们也跟着端碗开始吃。　

吃完饭后，曾国藩放下碗筷，严肃警告李鸿章：既到我这里来，就要遵守我的规则，最后说：“此间所尚的，惟一诚字而已！” 说完，看也不看李鸿章一眼，拂袖而去。李鸿章惊坐原地，羞愧难言，从此睡懒觉的病给治好了－－直到晚年，他还坚持早起，看书习字，午饭后踱步，与曾国藩如出一辙，不仅形似，而且神似。　　

落拓不羁、自由散漫，只是李鸿章表面的缺点，曾国藩所说的“诚”字，才是这个学生最缺的。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不难，但“诚”与“不诚”，就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了。后来李鸿章用计攻下苏州却违诺杀降，可见一斑。　　

性格不同，摩擦就多，但曾李相处很不错，李鸿章直到晚年，还言必称“我老师如何如何”。在师生相处中，李鸿章闹过别扭，玩过小动作，但曾国藩的“实”与“诚”，起了化解作用。长年追随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写过一篇这样的日记：曾国荃攻打南京不下之际，朝廷令李鸿章协助进攻。李鸿章一方面不想夺了曾家兄弟的首功，向曾家邀功买好；另一方面又想把抗旨之责推给曾氏，因此私下到处解释，做了很多小动作。曾国藩的对策是回复给皇帝一道辞气卑约的奏折，坚请派李鸿章前来，不望有功，但求无过，言语恳挚，不温不火。相形之下，李氏的小算盘一目了然。赵烈文评价说，曾国藩的手段，平直无奇，却实高于李数倍。　

幸好一个“巧”，另一个“拙”。

（三）

李鸿章的人生转折，在于曾国藩帮助他组建了自己的武装－－淮军。　

机遇是突然降临的：1860年，咸丰十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猛攻江南豪绅地主避难之地上海，后者向湘军求援，曾国藩想派弟弟曾国荃去，但曾国荃一心要攻下天京，建立首功，而不愿往。随后，曾国藩又函请湘军宿将陈士杰出山，但陈亦以“母老”力辞，曾国藩最后转商于李鸿章，李鸿章高兴坏了。于是曾国藩让他招募淮勇七千人，并为他配齐班子，然后在安庆租了洋轮运兵，“穿贼道二千余里，抵上海，特起一军，是为淮军。”　

李鸿章与曾国藩一样，都是大战略家，他在上海很快风生水起，因为上海不但有大量金钱，还有大量洋人－－他的淮军很快装备了当时最先进的步枪，战斗力可想而知。　

淮军初创，有着浓烈湘军印记，但历史证明，这是一支跟湘军迥异的军队。湘军、淮军，均是招募朴实农民参加，但李鸿章没有兴趣也没有时间像曾国藩一样锲而不舍地用儒家理论来武装湘军那样做淮军的思想政治工作，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湘军是一支多少有些信仰的军队，至少名义上他们为“捍卫名教”而勇猛作战，相比之下，淮军是一支更专业的军队，或者说，更现代化的军队，他们拥有洋人的武器和洋人的训练。

这正是曾国藩与李鸿章的区别：一个多少有些理想主义的老师，一个彻底实用至上的学生打下天京，曾国藩攀上了人生巅峰，接下来就是下坡路了，在历史上，他愈来愈显得缓慢呆板，而李鸿章却如鱼得水。老师老了，学生走到了历史舞台中央。

在生命的最后岁月，曾国藩疲惫不堪，长时间陷入对人生的思考。而李鸿章正一步步走向权力巅峰。但老师的宿命，学生也无法避免，曾国藩去世29年后，李鸿章也迎来了死亡，在生命最后岁月，他同样疲惫不堪，却连思考人生的时间都很少。　

《清史稿》对曾国藩与李鸿章是这么盖棺定论的：

“国籓事功本於学问，善以礼运。公诚之心，尤足格众。 其治军行政，务求蹈实。凡规画天下事，久无不验，世皆称之，至谓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何其盛欤！国籓又尝取古今圣哲三十三人，画像赞记，以为师资，其平生志学大端，具见於此。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荐举人才为己任，疆臣阃帅，几遍海内。以人事君，皆能不负所知。呜呼！中兴以来，一人而已。”

“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　

应该说，这是比较公允的评价。曾国藩资质中等，但自己刻苦，更擅长用人，且以德服人，当年麾下，一时多少豪杰？可以说，“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相比之下，李鸿章要聪明得多，也简单粗暴得多，不跟属下讲什么理想信念、人生修养，“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至少在凝聚优秀人才方面，学生要输老师一筹。　

此外，曾国藩的“拙”与“诚”，赢得了他那个时代诸多实力派的友谊，至死不渝，像以臭脾气著称的左宗棠，也能彼此维系一份不咸不淡的情谊；李鸿章则树敌太多，且不论与左宗棠的尖锐矛盾，他与两朝帝师翁同龢在平定太平天国时期结下的私人恩怨，始终未能化解，终于在甲午战争时结出恶果。

（四）

读曾国藩与李鸿章这对师生的故事，恍然有悟：曾国藩是古典的结尾，李鸿章是现代的开篇。无论结尾还开篇，都是浓得让后人难以释然的悲哀。　

他们都是满人统治下的汉人文官，却先后执掌着那个年代最精锐的军队，瓜田李下，左右为难，他们一方面在艰难修补着大清这座溃败不堪的金字塔，另外一方面，还要忍受来自金字塔顶端的侮辱。他们位极人臣，却也不过是位极人臣的家奴。　

但是，他们遭遇的终极侮辱，却是来自洋人。　

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时，遭遇了人生的滑铁卢，夹在闭塞暴躁的国民与狂傲自大的洋人中间，他战战兢兢，仍然完败。洋人不满，国民愤怒，他瞬间从中兴名臣，变成了民族败类。对于一个好名节与脸面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这个打击更大？这记响亮耳光之下，曾国藩哀叹“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他的身体彻底垮了。　　

在跟洋人打交道方面，曾国藩还算当时诸大员中比较开明的一位，但传统士大夫的那一套，高超的儒学修养，却无法支撑他与洋人的周旋了。那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来自西方的侮辱，惊涛拍岸一般一遍遍撞击着庞大而又虚弱的大清王朝，曾国藩已灯枯油干，已无法代表朝廷却承受这侮辱。　　

正当盛年的李鸿章接替了曾国藩的位置，他比老师更擅长与洋人打交道，他务实，圆滑，手段高明，但悲哀的是，他是在一个完全不对等的情形下与洋人打交道，他再能干，再能糊弄，再能讨价还价，也无法躲过洋人甩过来的耳光，他能做的，勉强使这打耳光的声音，略微轻一些。据统计，李鸿章一生代表清政府签订了30多个条约，绝大多数是不平等条约。这一记记响亮的耳光， 打不到皇帝太后的脸上，也打不到清朝权贵的脸上，只有他，李鸿章，伸过脸去挨，打完左脸，再打右脸。　

李鸿章挨的最大一记耳光，来自日本人。他一手缔造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耻辱的是，日军舰队，居然一艘未沉。他被这记耳光打得从此缓不过劲来，但他的政敌，包括赞誉他“再造玄黄”的慈禧太后，又会有多少遗憾呢？或许他们还在暗中庆幸：外人终于帮我们抽了他一记大耳光，这个掌握太多兵权的汉人！　

在著名的“宁予外人，不予家奴”的价值取向中，一个颟顸自私的满族女人，可以一手遮天，但无论是曾国藩还是李鸿章，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汉族男子，又如何能够一手撑天？

前去谈判的李鸿章，1900年于英国驻华使馆。　

1901年11月7日，李鸿章临死前，还被俄国公使在病榻前逼他签字。他的沮丧，可想而知，或许他会感叹：幸亏老师没有活到这耻辱的一天。　

跟曾国藩相比，李鸿章死后遭受骂名更盛，也陆续有人为他叫屈，说他只是历史的“替罪羊”，替历史“背黑锅”。其实，很难站在道德高地去批判或颂扬这对师生，他们不是历史局外人，他们被推上历史的风口浪尖，他们成为历史的重要部分，又何来“替罪羊”“背黑锅”之说？　

翻开历史，面对明知不可为却竭尽全力去支撑已经坍塌的天空的那支青筋暴露的手，只能一声长叹。　

好在，这一页沉重如此，也已翻过去。今天，我们在《曾国藩家书》中感受曾国藩的苦口婆心，我们在李鸿章的诗句“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重温他的雄心壮志。 

历史如此令人感慨，又让人迷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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