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欧梵：卡夫卡在中国

李欧梵：卡夫卡在中国

编者按：7月21日，香港书展落幕，华人世界规模最大的文化盛事告一段落。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知名文化学者李欧梵被评为年度作家。

2014年10月，李欧梵先生接受香港歌德学院院长Gabriele Gauler的访问，谈论“卡夫卡在中国”。“观察中国”刊登此文，以飨读者。

提问者：Gabriele Gauler（香港歌德学院院长）

问：中国的学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研究弗朗茨·卡夫卡的？

李欧梵：我会说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当时他们——或者说我们，因为我也是这文学团体的一份子——在台湾读到了他短篇小说的英译。

1960年我们外文系的一些同学创办了《现代文学》这份刊物，首刊着重介绍的，就是《乡村医生》和《审判》。这些创刊者日后都成了著名作家，而杂志本身，如今也已是文学史上的一个传奇了。

大陆学界对卡夫卡的发现相对迟些，是到了80年代早期，伴随后毛泽东时代的文学“解冻”开始的。当时有学者把他的一些作品和其它现代派作品一道介绍过来，登载在《世界文学》这些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旗下的杂志上，而新一代的中国先锋作家立即就发现了他。

问：是卡夫卡的什么特质让这些研究者产生了兴趣？

李欧梵：在我读过的几种学术性介绍里，卡夫卡的形象是被统一化了的，他只是单纯地被视为一位欧洲现代主义文学的革新者——其人自身的背景却被忽略了。

但对后毛泽东时代涌现出来的那批中国作家来说，卡夫卡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比如余华，他以卡夫卡的奇幻世界为真实，将其笔下迫害约瑟夫•K那巨大而无法指称的官僚体系，视作对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政府的一个隐晦或不那么隐晦的象征。阎连科则紧随其后，有时写得更荒谬。

值得一提的是，现在国内已经有了弗朗茨•卡夫卡中译文全集，是直接从德文译过来的，并没有经过英文的转译。

问：对您个人而言，卡夫卡作品的迷人之处是在哪里？

李欧梵：卡夫卡最吸引我的地方，是他清简的文字风格，以及他将奇幻融入现实，糅合出一个虚拟世界的那种方式。我现在正开始从歌德学院学习初级德语，而要达到直接从德文原文阅读卡夫卡这个目标，还有一段漫长的距离。

除此之外，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位真正的大师，是欧洲现代主义文学真正的奠基者。他本身已经属于世界“无形”财富的一部分了。

问：当今的中国学生对卡夫卡所知有多少？

答：恐怕现如今的我的学生对卡夫卡所知无几。据我了解，大学的通识课程甚至文学研究课程都没有教授卡夫卡——唯一的例外是在为研究生开设的高级课程里，比如近来我所讲的这门“现代经典”，卡夫卡就被选取出来，与其他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如塞万提斯、爱伦•坡、博尔赫斯以及鲁迅等并列。即便如此，我这门课也是个例外，并不是教学大纲所规定的。

香港的年轻一辈——尤其是作家和戏剧工作者——则对卡夫卡非常着迷，在我看来，是因为卡夫卡的人物所在的那种荒诞处境，不经意间契合了当下香港社会的情状。

香港艾丽斯剧院团队《卡夫卡的七个箱子》的演绎，表明正是家庭冲突和居处拥塞这两个显然的因素，将《变形记》中的人物和其香港模仿者联结在了一起。我没想到这部话剧会大获成功。与我的悲观预测正相反，卡夫卡的名字在香港文坛其实已经家喻户晓。

问：卡夫卡与中国：两者存在何种样的联系？

李欧梵：以我所知，除一些学者外，还没有人探讨过“卡夫卡与中国”这个话题。看来似乎不可思议，卡夫卡那篇著名的《中国长城》并未激起中国读者的多少好奇心。

如果从学术方面来定义这两者的关系，那么卡夫卡在中国是被视作当代德国文学的一部分的，尽管他并未像布莱希特那样被深入研究。但更为广义地说，我认为卡夫卡笔下人类的普遍命运把他和当今世界上所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联结到了一处。卡夫卡的小说“实体化”了疏异、孤独、荒诞等种种体验，因而拥有“普世”的文学价值。

卡夫卡通过阅读对中国所知甚多；而当代中国读者对他的了解——尤其是最近的几十年——并不是像在德国那样通过课堂学习，而多半是机缘巧合，或是因了作品在中国大行其道的米兰·昆德拉的鼓吹。

昆德拉析疑匡谬，让卡夫卡重归捷克人的身份、中欧作家的身份。我是通过他才开始对捷克文化感兴趣，并在上世纪80年代就前往布拉格——只是为了寻找布拉格的卡夫卡。不过这又是另一个话题了。

问：今年中国作家阎连科荣获卡夫卡文学奖，您认为评审委员会选择他的原因是什么？

李欧梵：当然我只能靠猜测。

第一是因为阎连科的作品已经有了英译本，也许还有捷克语译本。阎连科的小说世界所具有的那种喜剧性的荒诞几乎就是卡夫卡小说世界的精确影像，只是背景置换成了中国。

第二，我认为在中国持不同政见的作家——尽管阎连科并未声称自己是其中之一——与捷克作家、及批评家之间，自哈维尔时代以来就建立起了某种默契。在我看来，只有两个中国作家配得上卡夫卡文学奖的殊荣，那就是阎连科和余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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