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预言者王国维

天才预言者王国维

清帝颁发退位诏之夕，两位传统士大夫郑孝胥、珲毓鼎枯坐书斋，为之痛哭流涕。是日，郑孝胥“昧爽即起，寝不安席，食不过味”，叹息曰：“惟有以遗老终耳！”恽毓鼎则“悲愤交迫，几不聊生”，“自分永作江湖逸民，不复与闻政事。”

早在武昌起义爆发时，另一位遗老罗振玉留下了这样的文字：“武昌变起，都中人心惶惶。时之友王忠悫公亦在部中，予与约各备米盐，誓不去。万一不幸，死耳。”王忠悫公即王国维，当时与罗振玉同在学部任职。从这段记载看，王国维与郑孝胥、罗振玉等人一样下定决心终老林下，以竟遗老之志。

作为近代国学大师与知名遗老，市面上关于王国维的传记已属不少，但多数作品都注重于作为学者或遗老的王国维而忽视了其“公共知识人”的角色，值得庆贺的是，最新出版的《王国维与民国政治》一书在这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索。

在作者周言看来，“以学问家来定义王国维，显然过于狭隘，这位至今依然在学界有着巨大影响的学者，乃是一位天才的预言家。早在一八九八年，王国维便预言了戊戌变法的失败，随后又预言了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民国以后，王国维的诸多预见也颇有见地，如在一战进行中即表示，“欧战不知何时了，战后纽约恐将代伦敦而执天下之牛耳。”只是，王国维的议论多在书信中体现而少有闻者。

无独有偶的是，周锡山在《王国维集》的前记中同样对王国维的天才预见大加褒扬：“王国维对于古代史的卓越史识，已经为世界公认。他对于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发展趋势，亦有令人惊叹的惊人预见……虽然当时的共产党还未成立，但以学者观世，能够如此预见，充分体现了一代历史学家的远见卓识”。

周锡山所说的这个预见，即罗振玉后来追思王国维的所发感慨：“已而俄国果覆亡，公以为祸将及我，与北京某耆宿书言，观中国近况，恐以共和始，而以共产终。”出人意料的是，几乎整个遗老界包括刘廷琛、罗振玉、陈曾矩等人均对俄国十月革命抱有极深的戒备，他们对欧战后共产主义东来的趋势满含忧虑。1924年，王国维在上书溥仪的奏折中即以决然的口吻表示：“我昏不知，乃见他人之落井而辄追于后，争民横夺，处士横议，以共和始者，必以共产终！”其反感可见一斑。

从时间上追溯，王国维的最后十年一直对“俄式革命”持坚决的反对意见。早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王国维竟写信给十余年不同音讯并正处舆论风头浪尖的陆宗舆，提出要在巴黎和会上提出议案，团结世界各国剿灭俄国布尔什维克。1924年国民党联合苏俄拟行北伐，北方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并行逼宫，王国维沉痛的记述了溥仪出宫的过程：“十月九日之变，维等随车驾出宫。白刃炸弹，夹车而行，比至潜邸，守以兵卒，近段、张入都，始行撤去，而革命大憝，行且入都，冯氏军队尚踞禁御。赤化之祸，旦夕不测。”

1927年北伐军兴后，王国维投昆明湖而殉，死前留下一份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关于王国维的自杀原因，历来颇具争议，其中“逼债说”、“剽窃说”均涉及王国维的旧友兼引路人罗振玉，而后者或因投敌为汉奸而声名有所污化，所谓“逼债”、“剽窃”多属无稽甚至不乏诬陷之词。

除王国维外，民国后以身自殉的遗老还有梁济(梁漱溟之父)。梁济自殉于1918年，从各种证据来看，他的死是有意识、有计划的行为。不过，梁济并不希望后人认为他的自杀仅仅是为了殉清，正如他自己所说：殉清，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吾国数千年先圣之诗礼纲常，吾家先祖父先父母之遗传与教训，幼年所闻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梁济自认为，其自殉“非仅眷恋旧也，并将呼唤起新也；唤新国之人尚正义而贱诡谋。”

梁济自殉于积水潭，为了这一跳，他准备了7年时间。从某种迹象来看，王国维的死同样是一种践诺的行为，所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似乎应追溯到辛亥之变时与罗振玉的相约：“万一不幸，死耳”。王国维自沉之后，陈寅恪挽诗中有云“越甲未应公独耻”，即对王国维践诺的由衷表彰，同时也隐含了对罗振玉的微辞。

更有学者认为，王国维遗书中说的“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乃是冯玉祥逼宫及北伐军兴后湖南大儒叶德辉被杀引发的震动所致。梁启超即在家书中说：“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注：其实并未死)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还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棰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

王国维的弟子徐中舒也认为，“先是长沙叶德辉、武昌王葆生，均以宿学为暴徒枪杀于湘鄂。及奉军战败于河南，北京震恐，以为革命军旦夕即至。其平昔与党人政见不合者，皆相率引避。先生……又深鉴于叶、王等之被执受辱，遂于民国十六年六月二日愤而自沉云。”

王国维死后，罗振玉在为其伪造的遗折中痛言：赤化将成，神州荒翳。同为遗老，梁济的死，与其说是对前朝的效忠，倒不如说是对民国的失望。同样，王国维的投水自尽，也可以理解为传统道德与文化日渐沉沦的又一抗议。人固有一死，有人死得沉重，有人死得很轻，至少在梁济与王国维的身上，更多的是一份沉痛的责任感—尽管这种行为看起来是纯属逆流而动，但其中的道德力量与精神情操却令人不敢俯视。（文/金满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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