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做好人，写坏的小说

阎连科：做好人，写坏的小说

——在挪威比昂松作家节的演讲

在挪威北部这个美丽的小镇，尊敬的比昂松先生的故乡，我知道我的同胞诗人北岛先生已经到过这儿。我不知道他在那次作家节上作了怎样的演讲，受到怎样的欢迎，但我想我的演讲和他的相比是笨拙的、老实的、不那么受你们欢迎的。因为，北岛先生是一只离开土地高飞的孔雀；而我，还只是在那块土地上挣扎着呢喃的麻雀。麻雀不光没有孔雀好看，它的叫声也没有孔雀的叫声嘹亮和动听。因此，我对北岛先生倍加尊敬，这也就注定我的演讲不会像他的到来那样受到欢迎。还因为，他是一位了不起的诗人，他一开口说话就是诗歌的诞生；而我是一位普通的小说家，我一开口说话就是大白话、大实话，如同泥巴掉在土地上一样没有什么值得关注和美丽的。

今天，我选择“做好人，写坏的小说”作为我的演讲题目。之所以选择这个相对浅显又貌似庄重的演说内容，是因为世界上有太多的贫瘠到鸟不拉屎、草不开花的土地，它们不美丽、不富饶、不受人们的喜爱，但毕竟，那儿即便是一块不毛之地，也还是我们人类的一块土地。一块被太多人遗忘、太多人不愿过去脚踏的土地。我不希望在我的演讲中，有欧洲人偏爱的那种幽默和笑声，而希望有如现在一样的安静和安静中被我们遗忘的思考与我们彼此交流的启发。

这是我第二次到达挪威。我已经知道挪威和整个欧洲的许多国家，孩子们在10岁之前都要学习、理解一种被我们称为“公民手册”或“公民须知”的那种庄严的文字，以使自己长大以后，知道自己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有什么权利和义务，明白如何做一个国家称职的公民，享受一个国家公民应有的权利。可是，我已经53岁了——中国有一句老话，叫“人生七十古来稀”，就是说，人活到70岁自古至今都是稀少、稀罕、稀见的事情。那么，53岁的年龄，按中国的老话应该说我已经走完了2/3的人生历程。可在我已经活完大半人生的时候，非常遗憾，也非常悲凉和凄楚，我还从来没有读到过在欧洲五六岁、八九岁的孩子在幼儿园和小学就可以读到的作为一个社会的公民他应该知道、看到的一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那样如法律条款般庄重、神圣的文字和册页。一个公民从来没有见过国家公民的手册和条款，在漫长的人生中不知道他有哪些权利和义务。那么，他就无法去做一个称职的、优秀的国家公民。实事求是地说，在中国我不是一个好公民，因为我从来都不知道如何去做一个好公民。但是，我用我五十几年的人生阅历和三十几年的写作经历，明白了另外一条简单却是神圣的道理，那就是——争取做个最好的人，努力去写最“坏”的小说。

首先，在中国的传统中，做个好人要孝敬父母、尊重妻子、教育好儿女。这一点我在我的朋友和同人中不是做得最好的，但我一定是最努力去做的一个。即便有某些地方做得不够，但在我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时，我也将无愧于心。其次，做个好人，就是在对你最亲近的亲人一好、二好、三好之后，要对与你有血缘关系的那些亲人们努力去做你可能做的一切，帮助他们，支持他们，让他们的人生尽可能地幸福多一些，痛苦少一些。再其次，就是要对你的朋友、邻居和所有你认识的人，友善、和睦和宽容。就算做不到善待所有的熟人、朋友和陌生人，不能对他们个个都好，但有一个起码的准则，就是绝不能对他们使坏，不能对他们冷淡、冷漠、欺骗和尔虞我诈，尤其在有些困难户需要帮助的时候。换言之，你没有能力做到成为一百个人、一千个人的朋友，但一定可以做到不成为那一百个人、一千个人的敌人。这就是我说的做一个好人的第一要求。

做个好人的第二要求是，你不明白如何做一个好公民，但要努力做一个对社会、对他人、对那些你不认识的人，无论是谁，无论在什么地方、在什么环境中，都无损于人、无害于人的人；如同一个人没有能力让路边的野草开花，但绝不应该经过那株野草时，再踏上一脚，把那株小草踩倒或踩死。一句话：不能利人，绝不害人！

在我的国度，我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像比昂松那样以热烈、赤诚、勇敢的方式表达我对我的祖国的热爱，做个伟大的好人，但我作为一个作家，应该也必须做到如下一点：那就是作为作家的这个好人，我决不去写堕落腐败的作品，为腐败和堕落而歌唱。在中国，官员腐败之多之严重，我不知道该如何去说去形容，而随着这种腐败所衍生铺开的是教育中的学术腐败，科研中的技术腐败，知识分子中的人格堕落和腐败，工薪阶层对社会不抱希望、对产品不负责任的伪劣腐败。即便是农民种地、牧民放牧，也要在农产品中大量使用对人体有害的催化剂，如大家听说过的毒奶粉和苏丹红等——如此说来，腐败如巨大无比的蝗虫天灾，当蝗虫飞来，世界上的百草千花，都不得不枯萎凋谢。如此，在文坛，在作家的写作中，有没有腐败写作呢？有，当然有！还相当普遍。普遍得如春来花开，秋来落叶。它们主要表现为：

一、为权力和权贵的阿谀式写作。

二、为了金钱而欺骗读者的瞒骗式写作。

三、为名利借用媒体的恶炒、爆炒式写作。

四、不求艺术探索和个性的那种彼此雷同的模仿式写作。

五、以得奖为目的的迎合奖项标准和贿赂评委的堕落式写作……

凡此种种，都是写作之腐败。一个作家要做个好人，也必须起码要戒除以上写作中的堕落与腐败。

在做一个好人的基础上，要写出“坏”的或“最坏”的小说，这是一个更高、更难以做到达到的真正作家的标准。我对“坏”的小说有如下的要求：

一、你的小说要有破坏性。破坏传统和现有社会业已形成的好小说的标准，比如说传统习惯中说的那种庸俗的诗意、煽情的感动和催人泪下，粉饰生活的温暖、温情和善良；还有业已形成的叙述秩序，诸如大家都已习惯的小说的开头、发展、结尾、语言、结构、情节和思维等。

二、你的小说要有背叛性。背叛你固有的写作模式与习惯；背叛传统的经典和外来的尤其是20世纪西方的写作经验；背叛你写作中可以料断的叫好、叫卖的声响和结局，从顺畅的写作中叛逆出来，走向一种写作的孤单和危险。

三、你的小说要有摧毁性。摧毁读者在传统阅读中形成的那种观念、思想和期待，摧毁社会意识的规定和要求你在写作中的遵守和承诺，摧毁批评家业已形成的评判小说的理论和认识以及文学史判断小说优劣、经典和流传的那种渴望与要求。

对于“坏小说”的理解，我的认识大体就是这样。“好小说”在建立中巩固；“坏小说”在建立中背叛、破坏和摧毁。而在实际的生活和写作过程中，做个好人不易，写出“坏”的小说更难。正因为不易和困难，这两点也就成为我的理想与追求，正如易卜生的戏剧《玩偶之家》中娜拉出走，背叛和离开那个冠冕堂皇的家庭一样，如大画家爱德华•蒙克的名画《呐喊》和《圣母》对于当时画风的背叛、破坏和在摧毁中的建立一样。而我，知道自己没有能力在我的国度真正、彻底地在“破坏和摧毁中”形成新的写作，但我将会努力做个好人——而不是你们理解的那种优秀公民——首先一定要做个好人；其次，努力写出那种“坏”的小说，这就是我在中国做人与写作的要求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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